在游记的绿地上，建构宏伟的散文大厦
——《徐霞客游记》文学论之二
蔡 崇 武
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与之相应的独特的表现形式。作为中国游记文学的一座高峰——《徐霞客游记》问世后，许多专家、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到这个问题。著名学者钱谦益称其为“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真、大、奇三个字，不仅从内容上对《徐霞客游记》作出了高度评价，而且对其文学体式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朱东润先生也关注到了这一点，他在《〈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一文中指出：“这样的写法，是前人所没有的，……在游记之中，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但这是怎样一条新的出路，他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梅新林、俞樟华在《中国游记文学史》中，恰好补充解读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徐霞客游记》象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一样，是对郦道元《水经注》所创造的“一种综合型游记新范型”的继承。这种综合型游记新范型的特点的是，融科学考察、史地辨证、山水描摹、风情笔录、古迹考证等于一炉。著名的地理学家、徐学研究专家丁文江先生，则以严谨的科学的眼光，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观志目知先生之志，纯系创作，与其他山志迥异。”这里的“创作”，实际上是指创造与创新，当然丁文江先生绝不是否认文学的继承关系。他只是强调了《徐霞客游记》是一部创新之作。由此可见，众多专家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徐霞客与以往的山水游记作者截然不同，他的游记别开新界，创造了一种游记写作的新范型、新体式。这种新范型、新体式，由于当时的散文分类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细化，大家只是敏锐地感觉到了，但无法给以确切地判别。其实，徐霞客所创造的这种文学新范型、新体式，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游记大散文。正是这种大散文的新范型、新体式，成就了徐霞客百科全书式的游记，并把他推上了晚明游记文学的高峰。
那么，徐霞客是怎样在继承古代游记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建构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游记大散文的呢？
一
中国的散文历来讲究“形散神不散”。1961年《人民日报》萧云儒在“笔谈散文”栏目中，发表了《形散神不散》的短论后，得到广大文艺理论家与散文作家的赞同。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是什么创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歌咏声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征圣”篇中，也有过论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意思说：“思想深刻而语言漂亮，感情真实而辞句巧妙”，并强调说，这是写文章的全科玉律。这里的思想和感情，就是指一篇文章的“神”。这种“神”，就是文章的灵魂。试想一下，一篇散文没有这样的不散之“神”，没有灵魂，文章何以能成功建构，又怎能去感动读者呢？一篇短小的散文尚且如此，那么，大散文呢？大散文由于篇幅较长，没有不散之“神”加以贯串，大散文创作，将是一盘散沙，绝对不会成功的！
《徐霞客游记》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游记的每一篇，乃至洋洋六十余万字的整个游记中，始终凝聚着一个不散之“神”，那就是徐霞客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艰险，“问奇于名山大川”的执着追求精神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精神。正因为这样，这一游记大散文有了灵魂，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作品蕴藏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处处闪耀着高尚的人性之光。
我们知道，《徐霞客游记》有别于当时风行的明人小品，他采用了日记体记载了“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经历。日记体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活泼，可以随时抒写个人的主体情感，真实地记录自己的亲历亲为。他正是利用了日记体这一文学样式的优点，巧妙地从不同的侧面，把这一不散之“神”，贯串到整个游记之中。
一是在记游中不时挥入表述自己志向的文字，从而向读者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文人雅士的即兴而游，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文化考察之旅。如《游嵩山日记》一开头，就这样写道：“余髫年蓄五岳志，而玄岳出五岳上，慕尤切”。又如《游九鲤湖日记》中这样表述：“余志在蜀之峨嵋，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若罗浮，衡岳次也；至越之五泄，又次也”。这些记述，充分说明徐霞客的行游，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即使临时改道，也都是蓄志已久，如《滇游日记十三》中有这样一段记叙：“初九日，霁甚。晨饭，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苍山，洱海之兴。”这表明，苍山、洱海早就是他决定考察的对象。这些文字，不是作者有意的自我张扬，而是信手拈来，十分自然真切，然而，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叙述，使作者“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理想之光，穿透了整个游记。
二是作者在游记中，真实地记述了旅途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有的时候，甚至命悬一线。如《楚游日记》中，作者游麻叶洞时，游记中如是记载：“既逾洞左急流，即当伏水而入，道者只供炬艹热火，无肯为前驱者。余乃解衣伏水，蛇行以进，石隙既低而復隘，且水没其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火炬，平出水上，乃得入”。又如《游黄山日记》中，作者雪后登光明顶、石笋矼时，因雪后石级被积雪掩埋，无路可登攀，只能凿雪而上：“数里，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着趾。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请想一想，这是多么惊险的一幕。更不要说，当时社会的治安状况不好，时有盗贼出没，兵燹之灾呢。这些真实的描述，使徐霞客矢志不渝，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精神，在游记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三是通过一些典型事例，突出了徐霞客的高尚的品格和对朋友，对贫苦者的博爱精神。这里最突出的就是游记中对徐霞客与静闻的深厚情谊的描写。当他听到顾仆说，静闻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尸骨葬于鸡足山后，他念念不忘，准备亲自把静闻的遗骨带往鸡足山。但当他再次来到静闻寄骨的南宁崇善寺时，遭到了宝檀、云白两个和尚的勒索、刁难，为此，他毅然放弃索取静闻留下的钱物，“止索戒衣、册叶，竹撞，其他可易价者，悉不问”，从而求得云白和尚的同意，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取出静闻的遗骨，然后亲自把它装入骨瓶，带到鸡足山安装，了却了静闻的遗愿。这种重情义、守承诺的传奇式的壮举，叫人读了谁能不为之动容？另外，游记中还真实记载了其他一些事例，无不带上他独特的人性光芒，如《黔游日记一》中，记载了一个无赖王贵，他几次三番欺骗徐霞客，然而，徐霞客仍是“余纳而憐之，途中即以供应共给之”；等到游南山再次碰到王贵，徐霞客不计较王贵不辞而别之前嫌，而是继续收用他，并给他“每日工价予一分，若遇负担处，每日与工价三分半”。乃至麻哈，王贵“逐渐傲慢，以凳伤予足”，徐霞客仍然“复用之”，直到王贵偷了他的钱，逃之夭夭，他只是感叹“蛮烟虺毒”之烈，也没有去追究王贵。这充分说明，徐霞客心胸之宽广，对贫苦者有着深厚的同情之心。
此外，游记中处处突现了他坚持真理，不懈求索的精神。这样的例子，在游记中比比皆是。例如在《游雁岩山日记（浙江温州府）》一篇中，当他决定去山顶寻觅雁湖时发现：“已而山愈高，脊愈狭，两边夹立，如行刀背，又石片稜稜怒起，每过一脊，即一峭峰，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这时他对志书中记载的：“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发生了怀疑，并根据自己的考察，作出否定性的结论：“但见境不容足，安能容湖？”这虽然是个小小的细节，但徐霞客也没放过。就这样，徐霞客通过这些多侧面的记述。让这一不散之“神”——徐霞客精神，贯串到了整个游记中。而游记中的每一篇日记，正因为有这样的不散之“神”，顿时有了生气，象一粒粒闪光的珍珠，被串连了起来，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二
中国的游记文学，是随着文学散文一起，在魏晋时代同时诞生的。由于文学散文与古代的书、诗、赋、序等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因此，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精短简洁，清新华丽“以情披文”。但游记大散文不是这样，它是钱谦益所说的“大文字”。《中国游记文学史》作了进一步的解析：“所谓‘大文字’，即大容量、大气象，具体来说大致表现在内容的博大和景象的大气上”。当然，他们只是从内容上概括了“大文字”的特点，其实，与此相应的文学体式上，也有其特点，那就是体制宏伟、篇幅较长、独自成篇，我认为，这才是游记大散文区别一般的文学散文，或者说常规的游记散文的基本特征。那么《徐霞客游记》又是怎样体现大散文这一基本特征的呢？
我们不妨把《徐霞客游记》逐篇作一剖析，就可以发现，除去《盘江考》、《溯江纪源》和《滇游日记一》中两则单篇游记外，其余三十八篇都是大容量、大气象而且体制宏伟，篇幅较长的游记大散文。在这三十八篇游记中《游白岳山日记》和《游黄山日记续》相对简短些，其余都在三、四千字以上，一般都在万余字，甚至几万字以上。当然《盘江考》、《溯江纪源》等也须臾不能忽视，因为它们是“游记大散文外的专记，是游记的补充及延伸。
综观这些游记大散文，都具备下列几个特点：
一是容量大，气势恢宏。每一篇游记都包含了山水风光、社会风情、古迹考证，科学考察等内容，体现了大散文的特有的综合性与包容性。如篇幅不算太长的《闽游日记前》，从三月十一日江山之青湖，登上入闽之道起，一直到四月五日访其叔官漳州司理者于南靖为止，这短短的二十多天中，游记就记述了徐霞客所经过的仙霞嶺、丹枫嶺、仙阳嶺、蒲城、永安、建宁、顺昌、将乐、漳平、华封、漳州等地的沿途风光，其中还真实地插入了“闽中以雪为奇”的民俗风情的描写。对途中的重点胜景——玉华洞进行了详细考察。最为可贵的是徐霞客在漳平时，对建溪与沙溪的源流及入海流程进行了科学的考证，从而得出了“建、沙二溪之夷峻相较，而知两嶺之高相等，而马嶺至海近，黎嶺至海远，故宁洋溪流急于建溪”的结论，这一发现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它揭示了水的流速与水的流程相关性的原理。在一篇文章中能涵盖这么多内容，这在一般的文学散文中是完全不可能的。《闽游日记前》是如此，那些比《闽游日记前》长的游记，更是容量博大，气势宏伟，读来让人震撼。
二是游记大散文虽然容量大，气象万千，但它的散文的各种元素俱备，不仅没有削弱其文学性，相反更加色彩斑斓。如《楚游日记》中，徐霞客来到一个叫“五雷池”的地方，对美不胜收的雪景，作了如下描述：“而庵中山环水夹，竹树蒙茸，萦雾成冰，玲珑满树，如琼花瑶谷，朔风摇之，如步摇玉珮，声叶金石。偶振堕地，如玉山之颓，有积高二、三尺者，途为之阻，闻其上登陟更难”。这里，作者没有刻意地用华丽的词藻去铺叙、描摹，他只是对途中所见所感，信手写来，但让我们读了，如亲历其境，产生无限的美感，特别是诗一般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比喻，超现实的想象，使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文学修养之深厚！象这样的文字，在游记中几乎俯拾皆是。如在《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中，徐霞客所写的“龙鼻水”的景象：“龙鼻之穴，从石罅直上，似灵峰洞而小，穴内白色俱黄紫，独罅口石纹一缕，青绀润泽，颇有鳞爪之状，自顶贯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内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只寥寥数语，就把“龙鼻水”之逼真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游记大散文，不管它规制有多宏伟，篇幅有多长，它始终是散文百花园中一株不可分割，然而又是同类异构的奇葩。
三是游记大散文为了适应其内容之博大的需要，其文章篇幅都比较长，框架都比较大。为了建构这样的大散文，徐霞客在游记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章结构方式，那就是围绕一个旅游考察对象，以足迹为线索，排日记事，然后按旅游考察对象，考察的起始与结束的日期，排成一个“时段”，再利用这一完整时段内的日记，单独组合成篇。简言之，就是“对象统一，排日记事，时段立篇。”我们可以从相对单一的名山游记入手，作一个简单的剖析。如《游黄山日记（徽州府）》，这是徐霞客在三十一岁时，与浔阳叔翁一同前往游览与考察的。时间是1616年阴历二月初二至二月十一日，共计10天。这10天中，每天都有日记，日记的主要内容，都围绕着一点而展开，那就是“游黄山”，正因为这样，这10天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时段。这10天前虽然徐霞客也在徽州府，但他在游白岳山，与游黄山无关，二月十一日后，则去福建游武彝山了。因此游黄山的日记，虽然单独“排日记事”，但日记的内容则是相互衔接的，如果去掉日期，实际上就是单独成篇的《游黄山记》。因此，把这10篇日记，组合成一篇游记，既合乎当时的实际，又使独立分散的日记联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建构了一篇游记大散文。这种建构游记的方法，对于一山一水的游览与考察，容易理解，特别是游记中前十七篇，几乎都是这样建构而成。但在《徐霞客游记》中，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从第十八篇开始，徐霞客改为以一个“地域”作为综合游览与考察的对象，这些游记大散文又是怎样建构的呢？我认为，基本方法还是“对象统一，排日记事，时段立篇”，特别是《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与前边十七篇名山游记如出一辙，只是规制更宏伟，篇幅更长大，记述的内容更丰富而已。如《浙游日记》就是集中了徐霞客“丙子（1636年）九月十九日自家起身，由锡邑、姑苏、昆山、青浦至浙江杭州，历余杭、临安、桐庐、金华、兰溪、西安、衢州、常山诸郡县”的28天的日记（见《徐霞客游记》校勘记），而整篇游记就是这28天为一个时段组合而成的。到《粤西游日记》开始，游记建构的方法又有了些新的变化，同一篇大散文分成了若干个片断，编排成日记一、日记二、日记三、日记四等等，如《滇游日记》分成了十三则日记。但我认为，不管分成多少则日记，这只是《徐霞客游记》整理者、编辑者考虑到这些游记大散文，规制太庞大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而人为的分隔处理。每一个“地域”游记，实际上还是遵循着“对象统一，排日记事，时段立篇”的原则在进行，只是把原来几个月，甚至一、二年中若干个小时段，合成了一个大时段而已，而一个大时段内形成的日记，还是相互衔接，构成了一篇规制特别宏伟的大散文，如《粤西游日记》，尽管分成了四则日记，但总的仍然是一篇独立的游记大散文，它就叫《粤西游日记》。这里，最好的证据，就是分成日记一、日记二的《黔游日记》，据该篇游记的《校勘记》注释：“黔游日记，徐本在第六册，题曰‘黔’，不分一、二”。这充分说明《徐霞客游记》按地域记游的日记，原来就是个整体，不管它是几千字，甚至几万字，那怕十几万字，它是不可分割的单独成篇的游记大散文。
三
大散文与一般的文学散文之区别，不仅仅在于篇幅上的长大，气象上的恢宏，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显现出来的特有的文化属性。大散文注重于历史的反思和文化的批判，这是建构大散文的核心要素。这里的历史的反思和文化的批判，不能简单地、机械地把它割裂起来理解，而是指大散文中必然对历史的、现实的各种社会事件或现象，从文化层面上给予解读和批评。从而使作品保持着历史的沉重感，同时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徐霞客充分关注到了这一点，他凭借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厚的文学修养，在这方面作出了独特的探索，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集中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徐霞客摈弃仕途、寄情山水，以自身的实践，张扬对时代的叛逆。徐霞客出身于“南州高士”家庭，“据《后汉书》所载，被称谓南州高士者是江西南昌人徐稚，他生于恒帝之世，面对朝政腐败，宦官专权，正直放废，便决心隐迹山林，过耕读生活。”（见薛仲良《徐霞客家集》）。徐稚为徐霞客的祖辈。徐稚之后，被称为“梧塍徐氏一世组的徐锢，四世祖徐守诚，五世祖千十一，皆继承了徐稚的“高士遗风”。九世祖徐麒，虽然白衣应诏，出使西蜀，招抚羌人，立功异域，但当功成名退后，仍稳居梧塍。到了徐麒的长子徐景南的时代，因其出谷赈灾，出鞍马助边等义举，被明王朝旌为“义民”。于是他萌发了追求功名利禄、报效朝廷的思想，从此，徐家开始了五代人的科场角逐。然而，由于社会的腐败、科场的黑暗，均未取得成功，有的甚至招致牢狱之灾。生长在这样家庭中的徐霞客，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承祖上的“南州高士遗风”，避世隐居；要么象前几代祖辈一样去追求功名利禄，逐鹿科场。但徐霞客最后两者都未选择，而是在晚明“实学”思潮的影响下，走上了一条“寄情山水”，开展旅游考察之路。因此，徐霞客的选择，实际上是他对朝廷科举之弊和家族历史的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当时时代的一种叛逆。洋洋六十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就是他寄情山水，开展旅游考察的实录，整部游记也就成了他叛逆时代的最有力的佐证。在游记的不少篇章中，也时时显露出他这种叛逆精神的光芒。如在《浙游日记》中，有一段记载他在金星峰头月光下的独特感受的文字，极其发人深思：“夕阳已坠，皓魄继辉，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另一是静闻）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嘶啸、酾酒临江，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巅，经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这一段文字，表述了徐霞客脱离尘世，独游万山之巅，达到了形神合一，天人相应的境界，因此“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这种境界，表明了他摈弃科场，寄情山水的无怨无悔，同时也表达了他决不与世俗合流，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的决心。因此，钱谦益称徐霞客为“千古奇人”，其实，徐霞客之“奇”，就奇在这一对时代的可贵的叛逆上，“千古奇人”的评价，真是名至实归。
二是徐霞客在游记中，对历史的、现实的各种社会现象，能从文化的层面上，给予深刻地解读与判析。徐霞客在西游途中，经常来回于中国的边界上，因此，有较多篇章记述了国家的边患问题。在《粤西游日记三》中，徐霞客先是用较多笔墨揭露了当地州府官员勾结异族，争权夺利，相互掠杀的历史真相，然后用其独到的观点，对这种勾结异族、出卖国家利益的现象，作了深入的剖析，揭露了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真正原因。在《黔游日记一》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沙营东北为郎岱土酋，东北与水西接界，与安孽表里为乱，攻掠邻境，上官惟加衔饵，不敢一问也。”这充分说明，严重的边患，上级官府也是知道的，但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放任自流，“惟加衔饵”，从而使得边疆无一日安宁，边患越来越严重。那么，州府官员为何敢如此恣意妄为呢？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三》的一条夹注中，把矛头直指当朝执政者：“当道亦有时差官往语莫酋者，彼则厚赂之，回报云：彼以仇閧，无关中国事。岂踞地不吐，狎主齐盟，尚云与中国无与乎？”很显然，问题的根子还是当朝者昏庸无能，那些差官，受了异族的贿赂，竟然以谎言欺骗朝廷，朝廷亦不追究。因此徐霞客愤慨之极，发出了“岂踞地不吐，狎主齐盟，尚云与中国无与乎？”的严厉斥责。徐霞客这种坚持正义，敢于直面批评当朝执政者的大无畏精神，不仅为我们全面理解徐霞客精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为游记这一“千古奇书”增加了浓重的时代色彩。
此外，徐霞客在游记中，多方面对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如《粤西游日记二》，记载了徐霞客亲见的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夜半，复有探者扣扉，入与主人宿，言麻兵者，即土司汛守之兵，夙皆与贼相熟，今奉调而至，辄先与二骑往探，私语之曰：‘今大兵已至，汝早为计’。故群贼縻遵者一人斩之，以首级畀麻兵为功，而贼俱夜走入山，遂以‘荡平’入报”。这里，揭露了兵匪一家，通风报信，假斩一人，放走盗匪的真相。又如，徐霞客在粤西游途中，因雨投宿于“勾漏庵”中，老道外出未归，老道去了哪里，文中作了交代：“既而雨止，时已暮，道人始归。乃县令摄以当道，欲索洞中遗丹及仙人米，故勾摄而去”。请看，作为一县的父母官，连一个道士也不放过，竟然向他勒索“洞中遗丹及仙人米”。这里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但对当时社会之黑暗，官府之腐败，真是揭露得入木三分。
我们知道，晚明时期，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在当时大批文人，在写作小品式的“才人游记”，专事抒写个人性灵之际，徐霞客能关注国计民生，抒发其忧国忧民之情，并以其独到的见解，对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现象作出深入的剖析，这不仅把他的游记提升到了一定的历史的高度，而且充分彰显了他的游记大散文的文化属性，这一点在中国游记文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肯定。
三是徐霞客不迷信权威，在旅游的过程中对所见所闻，始终以科学的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重新审视。这里，对徐霞客在旅游考察途中，在科学上的发现及取得的成就，许多徐学专家早已有了定论，不少人因此把游记称之为“科学考察游记”。但我认为，徐霞客毕生“问奇于名山大川”，从文学的层面上来看，实际上他是一次对祖国名山大川及有关地域的文化考察之旅，而不是纯粹的科学考察之旅。他许多新的科学发现，只是他在文化之旅的过程中，对新奇见闻的记载；而对某些经典著作中错误的纠正，那是他文化之旅的过程中，科学思维的结果。这最突出的就是纠正《禹贡》中的“岷山导江”之说。这本身就是一次文化实践。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徐霞客游记》科学上的成就，而否定其文学上的光辉。实际上，从广义上来看，文化考察之旅，包容了科学考察之旅，两者是一致的，不矛盾的。在这部巨著中，文学性与科学性是交叉融合的。在有的篇章中，文学性还比科学性显得更为突出、鲜明。我们只要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就可以发现，他对山水名胜、文物古迹的鉴赏及考证，远远多于科学的考察，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纠正方志和民间传说的错误，这几乎遍及各个游记。如《粤西游日记二》，共有日记七十一篇，在这七十多天中徐霞客游历了数十处名胜古迹，其中八处提出了质疑。如在丁丑（1637）六月十六日，他过唐二贤祠，发现由其内西转为柳侯庙，庙后还有“柳墓”，这时他就用专条提出疑问：“余按一统志，柳州止有刘蕡墓而不及子厚，何也？容考之。”但他没有立即否定，而是“容考之”，说明其科学态度之严谨。又如在七月二十三日，他参观大寺圆珠池时，联想到《西事珥》和《百粤风土记》中有山北漱玉泉“暮闻钟鼓则沸溢而起”的传说，他经过实地考察后，给予纠正：“余谓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侯泉而鸣钟鼓，非泉之闻声而而为沸寂也。”这种解释，就显得科学合理。因此，这种文化的批判精神，正是《徐霞客游记》这一大散文的亮点。没有这种文化的批判精神，无论是文学还是科学，都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当然，大散文的概念才提出不久，其理论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但我坚信，《徐霞客游记》作为中国第一部游记大散文的代表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它一定会列入我国文学经典名著之林！
2014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