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阴民间俗话“三月三，游青山”说起
何公慰
在霞客故里——江阴民间，有句老古话叫做“三月三，游青山”。据查，江阴号称有山33座半，确有青山为其一，但并不高大，更谈不上雄险奇伟，有什麽好游的呢？
仔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其意并不在“山”，而在“青”。古人们不过是借春暖花开时节结伴到野外踏春，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有山登山、无山涉野，望望远、舒散舒散身心而已。这是春耕大忙季节来临前的一次认可面比较广泛的群体性放松、休闲活动。尔今这座青山已基本采伐平了，目前正在建设纪念性公园，相信不久的将来，依然会是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去处。这一方农民朋友们的“三月三，游青山”的意愿和实践，是很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的。起码说“三月初三”时节，是适宜于人们踏青出游的好时节。
恰逢当今许多人在议论中国要不要设“旅游节”，以及设什么日子为“旅游节”，于是我也想来议一议，所谈内容当与不当是另一回事，见仁见智，想谈就谈总比想了不谈好。
中国应该有个“旅游节”啦
自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相比从前，是丰富得多了。每年有不少的法定节假日不说，实际上还有早就存在着的许多并非法定的类群体性节假日，加上众多旅游景区景点的开辟与建设，旅游工具设施的完备与进步，人们的旅游水平得以大幅提升，生活质量也水涨船高。同国际上许多发达的和中等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家庭的人均收入还很低，其间人均旅游消费比率还根本谈不上高，但30年来年旅游者的绝对数字增长惊人，旅游事业的长足发展是举世瞩目的。更何况“人均旅游消费比率不高”，正说明了在“生活质量水涨船高”的当代中国，旅游业市场的巨大和开发前景的利好。无论中国外国，在世界金融危机阴影下，旅游业能推动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愈益显著。可以说，21世纪注定是旅游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甚至或许是“龙头”产业）的世纪。放眼未来中国旅游事业的成功转型、中外旅游事业的互融发展，在已经有了“世界旅游日”的情态下，及早设立一个中国“旅游节”，具有标志性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不仅很有必要，也是完全能够办到的。
从理论上说，国家“旅游节”的设立，是对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旅游事业长足发展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旅游事业必将成为支柱产业的一种合理前瞻。同国际接轨，同步发展国内、国际旅游事业，以促进各国间文化艺术、贸易经济乃至观念意识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推动和平、和谐世界的形成、发展和进步，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之一。
国家命名“旅游节”，是国家意志集中性强力化的一种体现；国家在可预测的持久蓬勃发展期到来之前命名“旅游节”，是国家管理前瞻性科学化的一种体现；国家在充分吸纳合理民意、注意民族文化内涵特色基础上命名“旅游节”，是国家理念开放性人本化的一种体现。同时，国家设立“旅游节”，展示的是国家对旅游业发展现状与未来的高度重视与提倡，这也是对人民群众在古今旅游业发展历史中举足轻重作用的一种认可，一种尊重。从坚持科学发展观看，这是进一步提升民族自强、自豪、自信意识的重要举措之一。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如此，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目前正当其时，行动要快，千万不要让此类动议自生自灭。研究民意，顺应民意，择善而从，国家是有义务的。
中国“旅游节”以农历的日子设定比较好
在中国众多的节假日中，包括法定的和民间传统的在内，大多是以农历的日子设定的。如春节（正月初一），元宵节（正月十五）也有地方叫花灯节的，端午节（五月初五）也有叫端阳节、雄黄节的，七巧节（七月初七）也有叫乞巧节、织女节甚至称鬼节的，中秋节（八月十五）或称团圆节，重阳节（九月初九）或称登高节，以及腊八节（十二月初八）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性“节日”、“集场”，基本上都是农历的日子。少数民族也多以民族历设民族性节日。我们注意到，这些历千百年而不衰的节日，其民族文化植根史堪称悠久，有些已被国家所认定，确是顺民意、重传统之举。更有在世界上影响渐增的，如春节在国外虽有华人主办，但许多外国人一样参与其中，甚至政府官员。可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是有点道理的。
我国现行的16个法定节假日中，当然也有不以农历日子而设的。其中部分实属引进，如“国际妇女节”、“国际劳动节”、“国际儿童节”、“国际护士节”；部分则是特定纪念日，如“青年节”、“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国庆节”等。两者间含义也不尽相同，如后者就是中国所特有的节日。我认为，特定的、历史性的、公历节日的存在，并不能够也不应该藉此否定传统意义上的农历节日的议设和择定。在当今风雨世界中，立足中国国情、保持中国特色，还是很要紧的。我们以古老的华夏历法来设定现当代的节日，正可看作是对悠久中华文化历史与传统的一种反映，一种继承，一种彰显，一种守护。
其实，域外的许多国家，也正是这样做的。
中国“旅游节”设定在春季比较好
中国的“旅游节”还是设定在春季比较好。 旅游和旅游业，于我可能是外行。但我总认为“旅游节”的设定是要合乎科学性原则的。要具备宜于出游的时段条件（如季节及其气候状况等），恐怕就可算作是科学性原则的体现之一了。人们出游首先考虑的就是这时候适合不适合出游？我们一般都是以季节论的。所谓适合，在目前还无法做到“人定胜天”的时代，就要考虑到是否具备良好的天气、物候等条件。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旅游组织的代表大会就曾决定在东西半球气候冷热交换时节的9月间，设定一个“世界旅游日”。这样的思路是可资借鉴的。凡能适应人们生活节律的，就是具备着科学性的。人们一年的生活节律，大的高潮不外乎四个季节的变换，大冷大热季节略去不论，即使春秋，也还有别。在经过了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之后“脱单出来”，人们就有种“活络活络筋骨”的心理渴望，以便从此轻装上阵去面对一个繁忙季节的到来。春之于物界，是个复、生长的时段；春之于人类，是个播种希望的时段。丽日和风扑面，百花次第开放，春是活力四射的。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就热衷于踏青游春，赏心悦目一番，同大自然交谈沟通一番，有激励向上的意念升腾胸臆之间，然后集中精力开始一年的奋斗。“一年之计在于春”早就成为了人们生活不疑的信条，可旁证首选春季的重要。
再说，从来只听人们有“春城”“四季如春”之赞，不闻人们有“秋城”“四季如秋”之誉，反倒有将“秋色好”说成“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可见“春”已成“美好”、“靓丽”等的代名词了。而且人们热衷于“春游”的实践历数千年而不稍褪，几乎为所有的人所企盼。“秋游”不过是“春游”后的另一个高潮而已。而且秋季，已有一个“世界旅游日”了，自然各国都会动作的，我们不必以“中国旅游日”去轧闹猛；即使中国式的也已有“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密度稍大，还是不去挤在一块儿的好。至于春季，除了冠以“国际”字样的“三八”、“劳动”两个洋为中用的节日外，中国式的就“植树”和“清明”节了，密度相对要小一些，利于安排新的节日。
考虑气候条件时，我们心中都会有个大体的基准区域。我国疆域辽阔，过于偏同面面俱到一样不可取，也做不到的。大体上可以居中的长江流域为思考的基准区域。这一区域的春季，大致在3月下旬到6月上旬，跨时约60到70天左右，由春寒料峭到风和日丽、到阴雨连绵、再到出梅入盛夏前，平均气温约在10到25摄氏度之间，日出时间大致在5点到6点间，日照约12个小时左右。由长江流域向南，或者向北，气候条件会有一些变化，但由于我国大部地区处亚热带、温带，受季风性湿润气候调节，春季这一时段气候的南北（极偏地区除外）差异性不特别大，比较适合南北各地人们出游。而此一区域的秋季，各项指标虽然大体上与春季类似，但那一时段的气候主要受西伯利亚大气压的影响，有变化无定的特点，向北向西变化更显强烈。相比之下，春季出游的选择应该说是最佳的。
科学性原则的另一种体现，恐怕就是要具备出游的地域条件，即在同一时段，要能动员尽可能广大的地域来提供出游和接纳出游。如上节所说，由于春季出游的气候条件最佳、有农耕起始时点相对齐整的社会特色、及人群的从众心理，如果有国家“旅游节”的规定可依，加上当代人们家庭经济基础日渐富裕和追求生活质量提高的愿望不断增强等等因素，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出游目的地的比例相对广大，是可以想见的。至于接纳出游，前文已谈到众多旅游景区景点的开辟与建设、旅游工具设施的完备与进步，出游接纳地的比例日见扩大，也是可以想见的。
还有就是要具备出游的人气条件，即在同一时段，要能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员出游。这也是科学性原则的体现之一，而且是国家设立“旅游节”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元素。旅游作为一种事业，虽从不摈弃单枪匹马的“独行侠”，但总是以人员“多多益善”为追求的。春季，由于经过一冬的休整，大事小情基本处理完毕，利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和以工作单位为单元的群体性出游。而秋季，因处年度工作与生活的“进行时”之中，大事小情处理程度同春季开始时是不好比的。在我们的周围，乐于春游和陪同家人春游的人群明显要比乐于秋游和陪同家人秋游的人群多。春季仅是新学期的开始而秋季正是新学年的开始，陪同游者的惜时观也大不相同。此说大体上是合乎实际的。
在出游群体问题上，我一直认为要考虑农村、农民，要通过种种努力去动员、去吸引、去惠及农村、农民，这不仅是旅游业扩大市场谋求事业发展的问题，而且是国家设立“旅游节”的根本性目的之一。“圣诞”这个洋节，影响仅限于城市，也有人斥其有“媚宠”之意，虽经商家滥施炒作，广大农民可并不看好。“情人”这个洋节，除了能蛊惑一部分青年人和那些“有了钱不知如何花的款儿、腕儿们”之外，任凭你商家如何炒作，到农村市场中去发展的能量也极有限，至少相当一段时期内情况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国家对此现象应当有所思考。此话看似离题，其实并不，因为有此同感的人并不在少数。把农村、农民的旅游积极性调动起来，绝非易事。它考验着国家的决心与智慧，也正是旅游业者报国的用武之地。
另外，如果可能，中国“旅游节”的设立，还要注意象征性、纪念性意义的原则，如端午节的与屈原、中秋节的与抵御外侮传说有关等。这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好处。
中国“旅游节”设定在“五一”长假后有些欠妥
“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不管“黄金周长假”是否存续，作为春节后几个月中的一次休闲高潮，在国家推动下似乎已形成了节律。如果国家将“旅游节”设立于其后的同一月间，便会有种种纷扰产生。其一，从农村、农民的角度考虑，自古有“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诗句，虽然这“五月”已是公历6月，但此前的公历5月当是“农田管理重要时”，大抵不错的。其二，公历5、6月间还有个雨水见多的问题，月平均降水量多时可达100毫米左右，秦岭以东以南广大区域即将跨入1个月左右长时间的“梅雨季”时段，雨氵蒙氵蒙、湿漉漉的压抑感自不用说，远近出游都有所不便是相对明显的事。特别是这其三，就家庭而言，若有“小皇帝”的，这公历5月、6月就有备战中考、高考之虞，牵肠挂肚的是其监护人们。一个旅游节的设立，到明知无法吸引重要潜在人气的时段中去择定，至少其科学性是要大打折扣的了。
因此我认为，在这个公历的5月中定个“旅游节”，插一杠子，总有些欠妥。同样是春季，在“五一”节前考虑，就比较好。
中国“旅游节”设定在农历三月为好
农历三月，大致跨度在公历3月下旬到5月上旬前后，正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春暖花开”时节，气候、物候条件相当诱人，尤以3月末、4月初的各类综合条件为最佳 —— 平均气温大致在15到20摄氏度左右，雨日仍不多，月平均雨量50、60毫米左右，6点钟左右日出，日照11到12小时，气候异常日子亦少见。此时人们出游不仅能轻装，摆脱一些如衣服、雨具之类的额外负重。从身体状况看，经一冬调理后亦是处于良好状态的时期，加上扬柳吐绿、银杏展叶、竹笋出土、桃花盛开、油菜及其它节令花种次第开放，再加上春燕乱飞，实在教人赏心悦目得可以。这种时节，唐人就有“烟花三月下扬州”之说，再古些时候的孔圣人，就带着他的弟子们到郊外河边去踏青，问问答答，为我们后人留下了研究儒学思想的宝贵资料。至于农历二月，民间就有“二八月，乱穿衣”之说，因为这是由寒冬转向新春的时段，气温、降水、日照的变数都很大，几无规律，不太适宜人们出游。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孩子们。传统的春节过后不久就开学了，他们的学习节律大致3、4个星期就会有一次较大的低潮，需要调节放松一下。到公历3、4月交替日前后，他们已经过了长达7周左右时间的努力学习。此时，若能利用国家的“旅游节”，名正言顺地让他们跟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出外踏青、赏春一番，面对大自然春机勃发的美好景象，会产生性情的放松、荡涤与陶冶，其心理理疗的作用还真不可以低估呢！从某种角度上说，还能体现出国家对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的关注，岂非好事一桩？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国内短线游春的绝佳时机,如果有一个“国家的旅游节”，能动员、积聚包括广大青少年在内的旅游人气，对发掘与推进各地区自身及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当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进入农历三月之前，靠得最近的有个“三八”节，依例只有“半爿天”的女同志有权享受出游，另“半爿天”是要继续工作的，孩子们也不能辍学而休。农历三月当中则有个“清明”节，除适逢双休日外，也基本上只是部分大人们的“例行公事”，孩子们同样不能尽兴。所以说这个农历三月间，就国家规定的利于全民动员的节日而言，基本上类似于空白。若想在这期间设立一个专利旅游的“节日”，客观条件是具备的，而且可以说是最佳时段，有望能积聚大量春游人气。
中国“旅游节”设定在农历“三月初三”是合适的、有意义的
“三月初三”所处时段，正是如上文所说是具有最佳出游条件的好时段。中国“旅游节”设在“三月初三”是合适的，也是有意义的。只要国家正式设立此节日，就会如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可达动员尽可能广大的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人民群众投入“春疗自我”的大潮中去之目的。
前文我提出过要注意象征性、纪念性意义的原则。我注意到了江苏和浙江的徐学研究人士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我首先，是看到了分歧方之间有着很重要的共同点，即同属长江流域的各方都力推与徐霞客相关的日子为中国“旅游节”的倡议首选日期。这是极其可贵的共同点。它充分说明这一地区广大的徐学研究者，已经确确实实地认识到了徐霞客作为中华文化名人（包括他的《游记》已成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一）的形象，在“从江阴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首先是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越来越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将此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作为考虑设中国“旅游节”的重大依据性条件，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反复强调、反复认识清楚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这就是各方在此一问题上的“大同”，有战略性意义。其它一些具体日子的提议、分析、比较、争论、选择，对苏、浙两省而言可能以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但放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只是些战术性的研讨，或只是战术性意义。我们不能只是宏扬江苏的徐霞客或浙江的徐霞客，而只能是宏扬中国的徐霞客、世界的徐霞客及其精神。相信大家都不会本末倒置的。
在提出“中国‘旅游节’的设立最好要同‘中华游圣’徐霞客相关、以彰显中华民族科学传统精神”的动议时或动议后，对可提供的与徐霞客有关的各类时日作些分析比较，甚至争议，是必要的，无可厚非，它可提供国家相关部门决策时参考。
徐霞客出游的日子何止千个万个，所涉地域何止百个千个。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游赏了故乡江阴的山水庵寺，20周岁即走出江阴，开始了邑外世界的游历考察，经33年踏遍了祖国19个省区，终于成就了一代地理科学大家，连同他不懈笔录的《游记》，被誉为“千古奇人”、“千古奇书。”从理论上讲，任选1处、1个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其中有的日子对某个地方来说，意义也许非同一般。比如他经过宁海的日子，他湘江遇盗的日子，他点评金华八洞的日子，他为木公子辅导汉学的日子，他撰修《鸡足山志》的日子，他落笔《溯江纪源》的日子，甚至他的生日、出邑游日、悲壮东归日以及忌日等等，都是意义重大的。倘若大家都由此争执起来，即使再过个十年八年，也不一定能争出个结果来。因此，我才于上文中化了许许多多笔墨，详述了以科学性原则为基础的种种条件，将“择日”的外延加以必要的控制，提议在“农历三月”的时段中，选择中国的“旅游节”。
而且我还注意到，在“象征性、纪念性意义”原则下、在“春季择日”范围内、在“农历三月”的时段中选择中国“旅游节”的热潮中，并不见有闽、粤、湘、赣、桂、滇、川及北方诸地的人们出来倡议与他们当地有关的日子作“旅游节”。在他们那里，并不缺乏有意义的日子，有的同样可借之大打“徐霞客品牌”以发展本地区的旅游事业的。只是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标准的。“为地方旅游日可以，为中国旅游日欠妥”。这种认识，实在就是种大局意识。我是十分赞赏的。
至于“公历的5月19日”和“农历三月初三日”的选择，因1613年“5月19日”正是农历“三月晦日”即“三月三十日”，尚在我所议的“农历三月为好”范围内，所以只好再对同一月内的两个日子再比较一番。
关于“公历5月19日”。宁海为代表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是：（1）这个日子是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首篇日记的记述日，可称“徐霞客的开游日”。（2）宁海地方党和政府部门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举办过多次规模盛大的“徐霞客开游节”，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致有过过往人士以为“徐霞客是宁海人”的笑谈。（3）目前宁海以至浙江，正在举全省之力在全国政协抑或全国人大这样的层面上推动将“5．19”这个日子采纳为中国的“旅游日”。
仔细分析起来，这些理由与条件中，有一个最大的不足，即“5月19日”并不是“徐霞客的开游日”。
徐霞客是江苏江阴人氏。江阴及其周边地区苏锡常一带，自古就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游青山”的话（均指农历）。“二月二”一般就要开始准备动了，“二月初八”起各地就陆陆续续地开设起“集场”（大体有如北方的“赶庙会”、“赶大集”）来了。但从“二月二”到“三月三”间天气状况还并不理想，正如古话“二八月乱穿衣”说的那样，气温降水还都不太稳定。所以梧塍徐氏家族就有条规矩，将徐氏宗族祭祖的日子改延至稍后的“二月廿八”，持续三天。“三月三”各支系族人就远近不等地出门踏青赏春了，此时春色已定，风和日丽，花草飘香，怡悦身心，几成定例。据霞客祖居地祝塘镇大宅里一带的传说，这个日子，还是徐霞客的先祖接受了他的好友、当时寄居在此教授蒙学的施耐庵的意见才改定的。虽然这仅是传说，但徐氏家族的这个规矩，却是一直延续下来的，避开前此半个月间冬春交替时节雨水无定带来的不便，还真是有些合乎科学的意味呢！
“徐霞客开游日”，从乡邑游的角度讲，是其少年时代的某日，依上所说，他经常在农历三月三出游。但是，少年邑游，虽曾使徐霞客萌发了欲求江源的意向，却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邑外大出游。所以也可以不予计议。然而，当徐霞客20周岁成婚，那年（1607）三月三的出邑游，临太湖、探林屋洞等，就应该称作为出游了。因为他从此“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一发而不可收拾，穷毕生而成游圣。这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出游日，或称开游日。这个日子要比1613年5月19日，即万历四十一年的农历三月三十日早6年多一点。另外我还注意到，这篇现存的《游天台山日记》自身，其中就有“一溪从东阳来，势甚急，大若曹娥”的句子，可见徐霞客在“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之前就已经游历过曹娥江了，并且印象也深，才能对其后所见之水有所比较。所以“1613年5月19日开游说”有明显不妥之处。
再说1607至1613年的这6年间，徐霞客是不可能什么地方都不去的，而且也不能说他什么都没有记载。因为据徐学专家学者们考证，徐霞客亲自留下的文稿估计百万字以上，决非现在我们大家所见到的《徐霞客游记》本的60余万字。徐霞客故去后由于徐氏家族遭遇了“奴变”，连人都被杀了好几个，文稿资料的被劫掠、毁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如果说现有的《徐霞客游记》是个残本，也并不为过。另据资料反映，当今江苏徐学界正在努力挖掘搜集徐霞客在江苏游踪的史料。由此我想，即使一时间江苏的这种努力难以奏效，也并不能说明“1613年5月19日”就是“徐霞客的开游日”。假设来日找到了新发现的史料，那又置宁海缺乏科学性的“开游日”之说于何地呢？再重新举办个“徐霞客过宁海日”活动以正视听吗？显然无法想象。与其将来被非议，不如尔今吃个痛苦，现在就予以纠偏的好。其实，“徐霞客在宁海”同“徐霞客在丽江”、“徐霞客在贵州”一样，打好“霞客牌”，都会促进当地旅游业大发展的，只要运作得当、尊重史实、讲求科学，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也都会乐于认可的。
关于农历“三月三”。江苏无锡及江阴徐学研究者的主要理由是：（1）被誉为中华“游圣”的徐霞客是江阴人氏，出生于斯，故去于斯，安葬于斯，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极为明确的属地认同基础。（2）徐霞客的出游日，以他出邑游开始的时日计是比较合理的。“胜水桥头舟发杰瑞，鸡足山前舆归功臣”，在这长征式途程中任选一个日期，同他首次出邑太湖考察、从此科学探险毕身许之的发端相比，象征性意味要弱得多，整体性意义也弱得多。选择出游日，不是为了突出某个地方如江阴或无锡，而是为突出徐霞客伟大的起始点，或称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可取。（3）为将来的徐霞客更多史料的发现留有必要的余地。这种史料的未来发现，无疑只有邑内游与邑外游范围的区别。邑内游史料基本上可推测出来，如可能会有些应对诗词、往来函札等，可归入另类，专写乡邑内游记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较小，即使会有，也可以邑内游归类。而邑外游史料的出现则完全可以补入《徐霞客游记》，并不存在“出游日的变更”，不存在给当地带来巨大麻烦的问题。（4）1613年“5月19日”正是农历“三月晦日”即“三月三十日”，虽尚在“农历三月”，但已是公历5月中下旬，正如前文所述，局限性即不利因素也是相当明显的。两者相权取其轻，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国家真的希望，并愿意对“选择一个恰当的日期，设定为中国的‘旅游节’”这一动议有所接纳，有所思谋，肯付诸实施的话，我还是竭力主张：中国“旅游节”设在“农历三月初三”好！
（作者系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