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滇粤地区移风易俗研究 ——以《徐霞客游记》为中心
黄姣龙
摘要：本文以《徐霞客游记》为主要文 本，通过分析游记文本中记载详实的西南地 区少数民族衣食住行，尝试探讨明末西南地 区风俗与社会风貌，及其在清代的演变过程。 以《徐霞客游记》粤西、滇、黔三篇为基点， 结合清代方志与流官文书，考察17-18 世 纪西南边疆衣食住行变迁。通过比对崇祯年 间原始记录与康雍乾三朝改土归流政策实施 后的社会变革，揭示国家权力渗透对少数民 族地区日常生活模式的改造机制，从而深化 对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解。
关键词：徐霞客游记；西南地区；移风 易俗
基于《徐霞客游记》(以下简称《游记》), 学界己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视角进行了 深入的研宄，成果涵盖了地质、地理、水文、 气候、动植物、历史、旅游等学科，形成了 系统性研究徐霞客本人及其《游记》的新兴 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徐学”。现存《游 记》中，《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和《滇 游日记》几乎占《游记》总篇幅的90%,成 为“徐学”研究的重点。本篇所涉及西南地 区无疑是三篇游记所记载地区，因此将其行 程简单概括如下。自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至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三月， 徐霞客历时350天在广西境内考察。他首先 抵达全州，后到兴安、灵川，沿漓江、经桂林， 到阳朔；经永福、洛容，沿黔江的支流—— 柳江，从柳州，到融县，再返柳州，经象州、 武宣，到浔州；并陆路考察郁林、北流、容 县，返浔州，沿郁江，经贵县、横州、永淳， 到南宁；沿左江，从南宁，经新宁州，抵太平， 经太平州、安平州、恩城州、龙英州、下雷 州、向武州、结伦州、都结州，沿右江，到 隆安，最后回到南宁；过昆仑关，经上林(南 丹卫)、忻城、庆远，河池、南丹，前往贵州。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二十七日至同年 五月初九日，徐霞客在贵州考察四十多天， 他由南丹北行经独山，从都匀、到麻哈、福 泉，之后向西，经贵定、到龙里、贵阳、安 顺、镇宁、永宁，最后抵达普安。徐霞客于 崇祯十一年(1638年)五月初九，到了云南 考察。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再次来到贵州至 兴义，经碧峒，于八月二十九日再次进入云 南。徐霞客在滇东、滇南的珠江中上游考察 长达4个月，崇祯十一年(1638年)五月初 十日至九月二十九日，游历富源县、沾益县 后，沿南盘江游历曲靖、陆良、昆明、呈贡、 晋宁、江川，考察通海、建水、开远、弥勒、泸西、富源、沾益、寻甸、嵩明等。
一、游记中的西南饮食及其变化
徐霞客在西南地区的游历历时多年，足 迹遍及云南、贵州、广西多地。他深入偏远 山区，考察了诸少数民族聚居区，详细记录 了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和自然资源。 在游记中，徐霞客不仅描述了西南地区独特 的喀斯特地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还特 别关注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和文化习 俗。其中，饮食是日常记载中最常出现也最 有地域特点的生活范式，且与气候、农作技 术、饮食习惯等紧密联系，是了解区域文化 不可错失的切入点。
游记所记载主食显示其地域性。平坝地 区仍是以水稻、小麦、黍、薯类、豆等为主， 山区杂粮较多。徐霞客游经云贵坝子地区， 多有以“稻畔溢水”、“稻禾盈塍”、“炙 稻而舂”形容之情况。“晚稻香风，盈川被 陇”(云南保山大寨)、“川中田禾丰美， 甲于诸郡”(云南宾川)、“所出米谷甚盛， 剑川州皆来取足焉”(云南剑川沙溪)、 “饶稻更饶麦”(云南弥度川中)、“冯密 之麦甲于诸郡”(云南鹤庆)等均是此中见 证。更有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十三日， 徐霞客在广西思恩府的三里城考察记录道： “土膏腴懿，生物茁茂，非他处可及。所艺 禾穑特大，恒种一郭，长倍之，性柔嘉，亦 异庶土一般地方所植。”①而到了崇祯十一 年(1638年)四月初一日，经过贵州都匀府 独山州的农田时，“越隘北下坞中，被垄盈坞，小麦青青荞麦熟，粉花翠浪”,②提及小麦、 荞麦两种作物，展现出此地套作技术的同时 可以看到种植主粮的粮种变动。“荞地旱谷， 垦遍山头”(云南柯河峡南岭)之记载，除 对此地人地关系有所展现外，更多展现了水 热资源形成的粮食品种分布差异。更为直接 的记载当属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初五 日，经过云南曲靖府的水槽村，“但冈头无田， 其上皆耕厘即崖锄陇，只湛种粟”。③在这 段材料中更为直接的表明山地与平坝地区种 植作物差异。
因徐霞客好攀山越岭，游经山地数不胜 数，中转途径平原更是常态，因此所记载的 平坝与山地种植作物差异化是很显著的。这 些记载同王士性所认为：“僮人所种止山衡 水田，十至一二耳，又多不知种麦粟，地之 遗力可惜也”相去甚远。④徐霞客以他实地 游览的见闻展现了明末云贵地区已在地理位 置上叠加民族，将民族分布、地理位置与种 植作物联系在了一起。在明末这一汉族移民 进入云南地区在明代相较于清中后期是小规 模的状态下，以水稻、小麦耕种于河谷及山 间坝子的肥沃土地，以荞麦等种植于山头水 热条件较差之地。至于耕种人群的族群难以 界定，在小股汉民进入的背景下，常记载汉 人耕种贫瘠的山坡地而少数民族耕种坝子， 唯有军事意义的卫所能够保障良田。
主食的种植差别带来的是饮食习惯差 别，此二种记录还能帮助了解美洲高产作物 未进入西南山区的农业状态。需要鉴别的是因此时战乱频仍且缺乏清前期大量涌入的人 口，平坝地区人地矛盾较为和缓，山区粮食 种植有所懈怠且集中在水热条件较为优越的 山地地区。此类山地丘陵地区虽足够种植稻 作农业，但仅一年一熟，采用“刀耕火耨” 的耕作方式，“峒丁种畚，刻木刈草，火焚 地以种”。⑤故种植杂粮，如粟、粝、豆等 以补稻谷产量不足。《游记》中主要以粮食“上 午始得粝饭二盂，无蔬可下”⑥、“备餐加 豆”、⑦“种豆为蔬”、⑧“煮芋煨栗以饷”、 ⑨“炊黄粱以待”⑩等均是对此情景的表述， 而主粮食用方式主要还是粥、饭、面、胡饼、 肉馒。在游记中不难看到，位于山地之时住 宿之家能提供的更多为杂粮，在苗瑶侗等少 数民族地区更多食用荞麦、黍、豆、芋等。 至于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实际是清 中后期才大规模推广的，在云南山区推广颇 多，到道光十六年(1836)所记载：“云南 地方辽阔，深山密菁未经开发之区，多有湖 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寮栅居住， 斫树烧山，艺种苞谷之类，此等流民，于开化、 广南、普洱三府为最多。”⑪
考量山地饮食资源极为重要的一环是采 集，山地少数民族对现有动植物资源的时令 利用不同于现代概念的野趣，是生活资源极 为重要的补充。徐霞客作为旅客进入这一区 域时同样记载了此类资源，如“而静闻采得 竹荪数枚，玉菌一颗，黄白俱可爱，余亦采 菌数枚”①;“盖山中三小珍：黄鼠(盘薯鼠)、 柿狐(果子狸)、竹豚，惟竹豚未尝，而无奈其活而不能携。”⑬这“竹豚”一物据清 代屈大均《广东新语 ·兽语》中所提：“竹鼠， 穴地食竹根，毛松，肉肥美亦松。肉一二脔 可盈盘，色紫，味如甜笋。血鲜饮之益人。 徭中以为上馔，谓之竹豚。”直接点明其与 徭人的联系。此外还有对于植物引入路线的 旁证，如“余乡食冬瓜，每不解其命名之意， 谓瓜皆夏熟，而独以‘冬’称，何也?至此 地而食者、收者，皆以为时物，始知余地之种， 当从此去，故仍其名耳。”展现了冬瓜的传 播路径有可能是从西南地区逐渐向北的路线 方向。
二、西南地区行路方式
徐霞客在广西的旅行生活中，从水坐船 多于行路，黔游全为陆行，滇游除在滇池和 洱海水系有乘船的经历外，其余均为从陆。 从水上交通看，他曾在融水亲身经历主舟两 侧附四独木舟的习俗。亦有观察“时巨舫鳞 次，以箔竹帘子阻水，俟水稍厚，则去箔放 舟焉”的民家行舟技巧。《游记》中对山地 行走方式多有详细的描述：“拄杖而行”、“拾 级而上”、“四肢攀爬”、“蛇行”或者“驴 驮人抬”,足见其行路之难。
除山势高峻鲜有人迹的自然条件外，亦 有明末西南地区土司争斗不断、匪患不停的 影响。虽有“陆公自饯余且以厚赐为馈，并 马牌荐书相界”的协助，但实际征调役夫过 程中，有少见的妇人代舆、童子代舆记载， 实为此地人群流失不得不采用妇人、童子代 役。崇祯十年(1637年)十一月初二日，在奈其活而不能携。”⑬这“竹豚”一物据清 代屈大均《广东新语 ·兽语》中所提：“竹鼠， 穴地食竹根，毛松，肉肥美亦松。肉一二脔 可盈盘，色紫，味如甜笋。血鲜饮之益人。 徭中以为上馔，谓之竹豚。”直接点明其与 徭人的联系。此外还有对于植物引入路线的 旁证，如“余乡食冬瓜，每不解其命名之意， 谓瓜皆夏熟，而独以‘冬’称，何也?至此 地而食者、收者，皆以为时物，始知余地之种， 当从此去，故仍其名耳。”展现了冬瓜的传 播路径有可能是从西南地区逐渐向北的路线 方向。
宿相对于行一体两面，徐霞客常住宿的 是寺庙道观等宗教场所、友人公寓或者暂居 民居，到这一时期较为少见的提及的是“安 碌营有营兵数十家，以宿客为业”。在展露 明代旅游风行之外，营兵生计方式的展现是 更为少见的。清代营兵大量继承明代，成为 清中后期云南地区外来人口的重要来源。如 道光《广南府志》卷二所述： “楚、蜀、黔、 之民，携絮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 乐土。所有新居人户，主要为汛塘兵丁及内 地人民远走谋生者”。⑩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 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在 “以夷制夷”观念的指导下，为实现中央王 朝边疆治理的利益最大化，向来把土司作为 防守边圉的有效手段，如腾越土司于明末初 设之时即为防御缅甸与“野夷”,嗣后清朝 历任州镇均对“各土司加以格外之恩，于各 抚夷待以不次之惠”。①明末土司受中央王 朝管辖松散，土司自主管理土地更多，内部 争斗频繁。如丽江木氏土司，设军民总管府， 采用“大兵临，则俯首受绁，师返则夜郎自 雄”的策略，既得以世袭丽江知府，又能够“设关于岭嵴以严出入”,建立起“出入者 非木公之命不得擅行”的国中之国。亦有土 官与州县长官之争斗之记载：“其地田塍中辟， 道路四达，人民颇集，可建一县；而土司恐 夺其权，州官恐分其利，故莫为举者。”土 司治下人群所过生活全赖土司治理方式，崇 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二十七日《游记》 载贵州独山州丰宁上、下二司治理情况就大 不同于木氏，“今上司为杨柚，强而有制， 道路开治，盗贼屏息。下司为杨国贤，地乱 不能辖，民皆剽掠，三里之内，靡非贼窟”。 ⑧ 徐霞客对治下百姓生活颇有怜惜的感慨： “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 第势为所压，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恋主思旧
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乐于反侧者，不 过是遗孽煽动。其人不习汉语，而素昵彝风， 故勾引为易。而遗孽亦非果有殷之顽、田横 之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众，以行 其狡猾耳”。⑨对当地百姓生活的影响使得 流匪盗贼颇多，在粤西游历时就有“当午有 王孙五人入舟强丐乞讨焉，与之升米而去”, 更有“未几，闻平塘街小儿呼噪声，已而有 数十人呼山下者，声甚急，余初不知其为余， 迨获伞下面后知之。下至古庙侧，则其人俱 执枪挟矢，疑余为伏莽潜匿的盗匪而询之者” 的经历。
除此之外，徐霞客在云贵山区行走时将 发生的腹痛以为瘴气，“计明日抵驮朴，望 登陆行，惟虑路险，而顾奴旧病未痊。不意 中夜腹痛顿发，至晨遂胀满如鼓”,多有身体不适之症。其所提瘴气在不同时段甚至有 不同的瘴，“广右石山分气……岚烟岫霧, 中之人谓之瘴瘾，春有青草瘴，夏有黄梅瘴， 秋有黄茅瘴，秋后稍可尔”。2在与土人的 交往中习得了瘴气的应对措施，《游记》记 载的防“瘴”办法，避开夏秋最严重的时候 出行，渡江河前先饮酒，“土人言瘴疠，指 疟疾痛毒甚毒，必饮酒乃渡，夏秋不可行”。
三、西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徐霞客的西南之行不仅是一次地理考 察，也是一次文化交流的历程。他在游历过 程中，通过与当地居民的深入交流，记载了 当地风土人情。如其所见“自九疑瑶峒，俱 以取拐为务”,将少数民族对青蛙的特殊关 注记入游记。因其游历时常遇年节，亦记载 少数民族地区风俗。记载端午时节“时方禁 龙舟，舟人各以小艇私棹于山下，鼍鼓雷殷， 回波雪涌，殊方同俗，聊资凭吊，不觉再热”, 在异地他乡感受到家乡同俗的抚慰。②崇祯 十年(1637年)七月初七日，徐霞客记录了 在广西融县过七夕节，当地的苗族“是日七 夕，此方人即以当中元，益不知乞巧，只知 报先，亦一方之厚道也”。②在其旅行过程 中也会碰到不同俗的祭祀，如“入其洞，则 隙裂成龛，香烟纸雾，氤氲其间，而中无神像， 外竖竿标旗，而不辨其为何洞何神也。下山， 而好食犬，时有犬骨满洞中”,“市犬肉，极 肥白，从来所无者”。②
同时，徐霞客的游记也为后世研究西南 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他详细记录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和 生活方式，为后人了解明末西南地区的社会 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记载不仅具有历 史价值，也为今天研究民族文化、促进民族 团结提供了重要启示。
明代中央政府以卫所介入西南地区，“据 其巢，耕其土……盖贼之所穴，皆美田肥土， 我兵无不愿得之者”加重了对少数民族民众 的剥削，致使当地人地关系紧张。又进行食 盐封锁，“广西素不产盐，而两江尤为难得， 宜严立私贩之禁，量为功次等则，以为赏劳 士兵之资”。因此汉族与少数民族、土人与 客人矛盾不断。洪武八年(1375年), “浔 州大藤峡瑶贼窃发，柳州卫官军擒捕之”。 官方在此基础上会采取发展农业、修城镇、 建学校、建庙宇等措施，特别重视在该地区 通过人为建构方式，建立或修葺民间信仰的 庙宇。如在平定思恩府反抗后“嗣后续增其 祭祀廪忾之用，则地方可安，文教可兴”。 两汉的伏波将军路博德与马援的伏波庙是广 西最早在战争后所立的神祠之一，但此后逐 渐演变为马援的专庙。嘉靖《广西通志》记 载：“伏波庙，在城东伏波山下，祀汉将军 马援。”伏波将军因平定岭南，即“镇服蛮 夷，其功甚大”,官府通过将其传奇化，从 人转化为神，而受到当地人祭祀，成为镇夷 的文化象征。徐霞客游历太平府时曾记载， “铜鼓在郡城内城隍庙，为马伏波遗物，声 如吼虎，而状甚异”就是此类行为的遗存。
官方难以通过州县进入时，土司是推行教化的重要媒介，如：“是日下午，辄闭诸 城门，以靖蒲燔灵也。先是，数日前先礼忏、 演剧于藩城后，又架三木台于府门前。有父、 母及妃三灵，故三台。至是夜二鼓，遍悬白 莲灯于台之四旁，置火炮花霰于台上，奉灵 主于中，是名‘升天台’。司道官吉服奠觞 敬酒，王麻冕拜，复易吉服再拜，后乃传火 引线发炮，花焰交作，声震城谷。时合城士 女喧观，诧为不数见之盛举。促余往寓目， 余僵卧不起，而得之静闻者如此。”④通过官 方的祭祀仪式强调淫祀与正祀之别。“镇蛮”、 教化等功能的民间信仰，反映当时广西的民 族矛盾。最重要的是统治者通过掌控民间信 仰，建构出有益于社会的信仰文化。但统治 者对民间信仰的创造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植 入民间之后，又被民间所改造，民间信仰神 灵不断被赋予新的社会功能，逐渐发展为“一 神多功能”的模式。如伏波将军马援，原本 是作为庇护国家边疆的民间信仰，但是随着 时间推移，马援的功能逐渐增加。“兹土之人， 岁时伏腊必祷焉，雨旱札瘥必祷焉”,马 援被赋予了祈雨的功能。
此外，徐霞客在粤西滇黔等地对女性的 记载形象更为丰满。有“迨晚餐后，出坐当衢 明月下，而清风徐来，洒然众峰间，听诸村 妇蛮歌谑浪，亦是群玉峰头一异境也”, 亦有“手执纨扇，嫣然在前，后有一老妇随之， 携牲盒纸锭，将扫墓郊外。此间重十月朝祭 扫。家贫不及者，至月终亦不免也。南中所 见妇女，纤足姣好，无逾此者”,此类属于能介入家中祭扫而裸足之女子。还有“初 八日饮后，与黄沂水出西门，稍北过阳城堡， 即所谓古土城也。其西北为明惠夫人庙，庙 祀晋宁州刺史李毅女。夫人功见《一统志》。 有元碑，首句云： ‘夫人姓杨氏，名秀娘， 李毅之女也’”,此属于罕见有名有姓但不 可避免的夫姓替代父姓之将女。民间亦有狡 黠如“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恶，见渡舟者 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先索钱而后授餐， 餐又恶而鲜，且嫚亵轻慢余，盖与诸少狎而 笑余之老也。此妇奸肠毒手，必是冯文所所 记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为所中耳” 之女。此类妇女各有性格，各有生活轨迹， 并不同于贞洁教化治下的刻板，颇为生动可 爱。
四、结论
通过对《徐霞客游记》中西南地区衣食 住行放面移风易俗变化过程的研究，不难看 到，明末作为中央王朝控制能力虚弱之时， 呈现出王朝教化与区域特色并存甚至区域特 色更胜一筹的社会文化。徐霞客对此的记载 为研究清以前西南地区情况提供了详实而生 动的资料基础，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明末西南 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解，也为今天如何在 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提供 了历史借鉴。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促进 文化交流的同时保持文化多样性，仍然是一 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作者系云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注释
①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91页。
②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66 页。
③(明)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朱 慧荣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第207页。
④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5页。
⑤万历《太平府志》卷2《风俗》,《日 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 出版社，1990年，第205页。
⑥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98页。
⑦(明)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朱 慧荣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第188页。
⑧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71页。
⑨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854页。
⑩(明)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朱 慧荣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第198页。
⑪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徐文德， 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昆明：云南大学出版 社，2001.09,第265页。
⑫(明)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朱 慧荣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第163页。
⑬(明)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朱 慧荣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第164页。
⑭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34页。
⑮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37页。
⑯何愚：《广南府志》,卷二《风俗 ·移 民》,出自《广南府志校注》2010版，第3册， 第112页。
⑰何自恺：《腾越边务得失论》,载李根 源辑，杨文虎、陆卫先主编校注《永昌府文 征 · 文录》,第3423页。
⑱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50页。
⑲(明)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朱 慧荣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第228 页。
⑳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6页。
(明)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朱 慧荣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第178 页。
2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93页。
23(明)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朱 慧荣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第208页。
②(明)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朱 慧荣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192页。
25(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卷四十三 《坛庙》,蒋山卿《伏波庙碑记》,南宁：广 西人民出版社，1988,289页。
6(明)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 朱慧荣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2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