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建文遗迹，徐霞客西游不可言说的秘密
畅朝晖
徐霞客，世界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博物学家，被尊称为“游圣”。他二十二岁青春年少之时开始出门游历，三十多年间东游普陀，往北到了山西、河北、北京一带，向南抵达福建、广东，西南远至广西、云南和贵州，足迹遍及大半中国。他将游历的所见、见闻、所得，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下来，后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徐霞客西游广西、云贵等地，不仅仅是赏自然美景、探山川形胜，找寻建文皇帝遗迹，是他游历当中一个不可言说、不可明说的秘密，因为当时人们“犹讳言之也”。
一、建文失帝号，历史存迷案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在他还是皇太孙的时候，他就开始参与朝政，《明史》中记载：“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礼记》）正象他的号一样，建文帝以文建国，重礼尚德。《明史》其本纪赞曰：“践祚之初，亲贤好学。”但随后发生了靖难之役，叔父燕王朱棣起兵，双方陆陆续续打了四年，最终，朱棣取得了胜利。“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有明一代，甚至到清初，江南一带百姓始终怀念建文帝。一百多年后的弘治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之心若此者矣。”朱棣大军到的时候，老百姓“哭声震天”，建文的属下战死的战死，自杀的自杀，归隐的归隐。最后概括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亡国之君，有像建文皇帝这样得民心的。
建文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中国四大历史迷案之一。《明史》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也就是说，建文皇帝可能从地道中逃走了，而且很可能削发为僧当了和尚。民间也一直流传着建文皇帝往来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一带的故事和遗迹。
徐霞客也在游记中写道，“帝遁后，先入蜀，未几，入滇，尝往来浙东、天台、广西、云贵诸寺中。”（《滇游日记》）云南武定县的狮子山上的“龙凤柏”传说是建文帝亲手种植的，山上还有供奉他塑像的祠堂，大门上有一幅对联：“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对于朱允炆、朱棣颇多感慨。徐霞客曾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十一日抵达武定，停留数日，访问狮子山，可惜这段时间的日记已散失。想来，徐霞客是想以亲身实践揭秘、探秘的。
二、桂黔留遗迹，霞客细探寻
徐霞客游历广西横县的时候，在《粤西游日记二》中写道，横州（今横县）城“南十五里曰宝华，在城东南隅。宝华山有寿佛寺，乃建文君遁迹之地。”“其寺西向，寺门颇整，题额曰‘万山第一’。字甚古劲，初望之，余忆为建文君旧题，及趋视之，乃万历末年里人施怡所立。盖施怡建门而新其额，第书己名而并设建文之迹。后询之僧，而知果建文手迹也。余谓‘宜表章之。’僧‘唯唯。’”寺门“万山第一”的题额，霞客判断是建文手迹，后从寺中僧人那里得到证实。徐霞客接着探访，继续深入“寺后冈上，见积砖累累。还问之，僧曰：‘此里人杨姓者，将建建文帝庙，故庀（pǐ，备具）材以待耳。’吁！施怡最新而掩其迹，此人追远而创其祠，里阈之间，知愚之相去何霄壤哉！”霞客在寺后的山岗上，看到堆积着许多砖块，询问僧人后得知，是一位姓杨的当地人准备修建建文帝庙。徐霞客对此感叹道：施怡翻新寺门掩盖建文帝遗迹，杨姓乡民追念历史，准备建建文帝祠庙，同一乡里之间，智者和愚者的差距真是天地之别啊！此后，徐霞客登舟向南宁方向进发，“舟转北行，又十里抵陈步江（今沙坪河）。在江南岸，通小舟。内有陈步江寺，亦建文君所栖。”这是关于建文帝的又一记述。
游历贵州黔南州长顺县白云山，霞客看到、听到了很多有关建文的遗迹和传说故事。《徐霞客游记》中写到贵州的部分有三十二万字，其中考证建文帝在长顺白云山出家修行的记述就有三千二百余字，占到了十分之一，比较而言着墨最多。
其一，太子桥。“止贵州（指贵州布政司和宣慰司治所，在今贵阳市区），寓吴慎所家。晨饮于吴，遂出司南门，度西溪桥，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黔游日记一》）这里，徐霞客对“太子桥”的名称提出了质疑，指出建文帝实为“太孙”（明太祖朱元璋病逝，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依祖父遗诏即皇帝位，为惠帝，年号建文）而非“太子”，体现了其严谨的考证态度。
其二，巨杉。“一里，逾其脊，是为永丰庄北岭，即白云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东西坞。有村在南山下，与北岭对，是为永丰庄。从坞中东向行二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转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树深丛，石级迤邐。有巨杉二株，夹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
其三，白云寺。“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白云寺以建文帝为开山之祖，因建文帝看到山顶白云而登山所以命名。
其四，跪勺泉。“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楹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双金鲤出没云。”“跪勺泉”景观现在被称为“跪井”，由于位置特殊，人难以站立取水，只有俯身下跪，才能舀起井中泉水。
第五，流米洞。“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傍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
第六，潜龙胜迹阁。“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徐霞客对建文帝可能的遁迹之地与民间传说，没有盲目听信，采取的是一种严谨审慎的态度。“皆神其迹者所托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霞客的记述既保留民间传说，又对其真实性持有一定的怀疑。
第七，唐帽山。“西望三峰攒列，外又有峰绕之，心以为异……其北崖中断，忽露顶上之峰，盘穹矗竖，是为唐帽山。盖即前望三峰，至是又转形变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自然（僧人名）言建文君先驻唐帽，后驻白云。《志》言其处可以避兵，亦幽閟之区矣。”
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徐霞客还几次提及南京井、南京僧和北京僧。“逾而北，开坪甚敞，皆层篁耸木，亏蔽日月，列径分区，结静庐数处。而南京井当其中，石脊平伏岭头，中裂一隙，南北横不及三尺，东西阔约五尺，深尺许，南北通窍不可测；停水其间，清冽异常，而不减不溢；静室僧置瓢勺之。”至于南京井的得名，霞客解释道，“以其侧有南京僧结庐住静，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犹仍其旧也。”“是日下午，抵白云庵。主僧自然供餐后，即导余登潜龙阁，憩流米洞。命阁中僧导余北逾脊，观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第二天，霞客“欲往探龙潭”，见龙潭“水中深不可测，而南透穴弥深……直西南透为南京井，东南透为跪勺泉者也。”徐霞客正是凭借着这种孜孜以求、朝夕不倦的精气神，为我们寻到了“跪勺泉”和“南京井”的源头活水。此后，霞客“循旧径返”，“还逾潜龙阁”。
围绕“潜龙阁”“流米洞”“跪勺泉”，霞客的笔触多次提到“南京井”，还有“南京僧”和“北京僧”。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定金陵为国都,称南京；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帝宝座，将北平改称北京。联系徐霞客这段日记中建文遗迹颇为详细的点点滴滴，“南京井”“南京僧”“北京僧”，不由地让人浮想联翩，这只是平常文字，还是另有深意，春秋笔法？
三、理念感同身，文字遗后人
可以说，徐霞客西游探寻建文皇帝遗迹，收获颇丰，不虚此行。徐霞客亲身的探访、如实的记录，为研究建文帝下落提供了重要的实地考察资料，这些文字具有极其重要的佐证意义和历史价值。
霞客称建文为“君”，甚至直接用“帝”字，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读出他对建文的尊重以及深深的同情与怀念。
霞客的家乡江阴，与曾经的都城南京近在咫尺，史实与传说相交织的建文事迹不可能不深深影响到霞客。尤其身处明末乱世，便更加怀念建文帝以文治天下的功德。霞客会不会这样设想，如果没有靖难之役，明朝是否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我想，建文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思想，应该是与霞客心目中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更为接近，这是一种理念的认同。霞客追寻建文遗迹，更是对心中理想的追寻。
尊敬的《徐学研究》编辑老师：
作者系 上海松江徐霞客文化中心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