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与吴文化
陈 弼
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徐霞客为什么能成为杰出的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文学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在诸多因素中，决不能忽视他出生地的区域文化——吴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徐霞客家乡江阴是吴文化发源地
本文所说的吴文化，是泛指吴地自有人类以来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即吴地区域文化。关于吴地区域范围，当今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带，打个比喻，即以太湖为腹心，上海、南京作首尾，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为节肢，旁及南通、扬州的一个地区。而从历史上看，吴文化的中心地带是位于太湖平原的苏锡常地区。徐霞客家乡江阴，春秋时期就属延陵（常州最早的古名），此后长时间由常州管辖，1949年解放初期属常州专区，现属无锡市，位于吴文化的中心地带。
据《常州日报》2000年3月22日报道，2000年2月24旧和3月1日，江苏省联合考古队对江阴佘城古城遗址先后两次发掘，发现出土的陶片等遗存均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马桥文化时期；3月5日考古人员在2号探沟第五层文化层中发现保存完好的青铜锛一把，结合1998年底在佘城附近的花山马桥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块分析，早在夏商时期长江流域确已进入了青铜文明时代。
全国考古泰斗、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俞伟超于2000年2月对佘城进行全面调查后曾指出：江阴佘城遗址是江苏境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城，如果遗址年代经过发掘确定为马桥文化时期，那占地20万平方米的佘城遗址和占地40万平方米的花山马桥文化遗址就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与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关于解开吴文化发源地之谜的一种新说，值得重视。
又据报载，从江阴石庄镇高城墩考古发掘获悉，在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存下发现了崧泽文化的房址、生活区，并发掘出一批已炭化的稻谷。这说明，早在距今5500—6000年的原始社会，江阴的经济生活已进入了稻作农业时期。
2000年6月26日，在’9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表彰会上，国家文物局授予江阴市人民政府“文物保护突出贡献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江阴多年来成功保护的古遗址等文物具有极高科学价值。
上述考古新成果和有关信息充分表明，徐霞客家乡江阴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源远流长。根深才能叶茂，江阴历来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到明末终于出了一位驰名世界的文化名人徐霞客决非偶然。
吴文化的特色
在探讨吴文化对徐霞客的影响这个问题前，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中华文化与吴文化的关系以及吴文化有哪些特色。
吴文化是中华文化大系统下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它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即特色。中华文化最突出的共性是什么?就是具有极其强大的凝聚力，这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中华文明同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等一起，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汉代到明代初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一直领先长达十四个世纪以上，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中断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年来，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国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向心力。它强调为国家、民族尽忠，注重气节，勇于反抗异族入侵，“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它倡导信义，“人无信不立”，“一诺千金”，“舍身取义”；它讲究亲和、中和、中道，反对民族仇恨；它重视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忧时如疾痛”；它崇尚刚健有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事业追求上百折不挠，始终向着胜利的目标顽强挺进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精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占主导地位的优质基因。
上述优质基因，在作为中华文化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吴文化中，可以找出许多例证。单以吴人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来说，有南宋末年文天祥领导的江南抗元斗争，李庭芝、姜才领导的扬州抗元斗争等。这方面的优良传统，也为江阴徐氏家族所继承和发扬。徐霞客的五世祖千十一，宋亡后与子孙相约“俱誓不仕元”；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霞客九世祖徐麒白衣应诏，奉命出使西蜀，招抚羌人立下功勋；霞客十世祖徐忞兄弟，曾两次“上粟公庾”，并“进鞍马助边”，抗击蒙古部贵族南侵；霞客曾祖父徐洽和霞客祖父徐衍芳，嘉靖倭乱时在乡积极发动抗倭斗争，修复城池，训练乡兵，并热情颂扬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和江阴抗倭知县钱钅享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吴文化的个性（特色）是什么?这要从吴文化的由来说起。商代晚期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让国，由中原奔荆蛮（江南），自号句吴，这是吴国的肇始，也是吴文化的开始，此前吴地的古文化称先吴文化。史书记载和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铭文都告诉我们，吴国从建立起就是周人和当地土著相结合的。两个不同民族相结合，决定了吴国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相互交流融会的特性。太伯、仲雍来江南后，“文身断发”，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当地土著的文化习俗，这和周代的其它诸侯国不同．所以有的学者说，吴文化是复合的，来源是多元的。这是符合实际的。吴文化的直接渊源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同时中原文化也是促进吴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中原文化与江南土著文化融合，开启了东南文明，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一是北方蒙古型（周人）的人种与南方马来亚型（荆蛮、古越族）的混合，产生了智商较高、聪明灵秀的新吴人；二是北方的物质文化与南方物质文化的融合，产生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物质文化（以水为特色的物质文化）；三是中原精神文化的传入与本土精神文化的结合形成了善于融合、吸纳和创造、辐射的品性。此外，江河湖海的结合地域，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培养了吴人的开放性和敢开风气之先、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以上四点，可看作吴文化发祥地的四个特点。
吴文化的特色或特征有表象的，有内蕴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其根本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它发展的主线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刚柔并济。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六朝为界，这条主线可分为两个阶段。六朝前以刚为主，以柔为辅，外刚而内柔；其时吴地有“尚武”之风，“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但内在阴柔的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又时有表现。六朝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吴文化发生转型，价值取向由尚武趋于尚文。自六朝始，吴文化表现为外柔而内刚，外貌温文儒雅，柔情似水，内蕴吴越气势、壮烈豪情。刚柔并济是人们文化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因此可以说，吴文化的特征集中表现在人才素质上，因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载体，人才素质状况是文化层次的反映。
刚柔并济作为吴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吴人文化心态核心层的表现。在吴人与社会及自然接触的过程中，这种核心层的心态又衍展为吴文化的一般特征，包括开放善纳的胸怀，开拓创新的精神，注重工商的风气，尚文重教的传统，经世致用的学风，理想人格的追求，隐逸淡泊的心态等方面。再进一步具体化为物的形态，就构成了吴文化最外层的具体特征其范围甚广，包括诗文的空灵纯朴，书画的文人气息，园林的隐逸内涵，苏绣的精细雅洁，吴语的温柔婉转，等等。
徐霞客受吴文化熏陶，为吴文化增光
吴文化为吴地区域内的人民世代传承其特质浸漫在一代代人的生命历程中，流淌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徐霞客家乡江阴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因此，他深受吴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吴文化的个性在徐霞客身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山水人生，外柔内刚。六朝时期吴文化发生转型，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政治。吴国灭亡后，江南士族被视为“亡国之余”，政治上受到北方士族的严厉压制。北方士族几度避乱南移，欺压南方人，造成南方人隐逸不竟、独善其身的心态。这种情况在宋明时期依然存在。明初朱元璋因痛恨割据苏州的张士诚而残酷惩罚江南士大夫。明末天启年问（162-1627），江南士大夫再遭厄运，阉党魏忠贤诬陷编造的《东林党人榜》上被削籍、追杀、禁锢的309人中，大都是江南籍文士。晚明的腐朽政治和科举弊端，使有识之士摈绝仕途，将政治上的追逐转化为精神上的执著，倡导在文化领域坚持个性自由，实现人生价值。徐霞客就是在这样动荡变革的年代，受吴文化影响，选择了追求真知、献身科学、间接济世的山水人生之路。
徐霞客少时对进入科举仕途就甚少兴趣，厌读“四书”“五经”，而“特好奇书，侈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从而大开眼界，萌发了登攀五岳的愿望。徐霞客走山水人生之路，可不纠缠于官场纷争，也可不当死守田园的传统隐士。他由最初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发展到“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欲“自成一家言”。因此，他游山览水，外表温柔潇洒，其实胸怀坚忍不拔的大志。他远游西南期间，湘江遇盗，行囊被洗劫一空，一时借贷无门，有人劝说不如归去，以备行囊，他却坚定地回答：“不欲变余去志”，“吾荷一锸来，何处不可埋吾骨耶”。为了实现宏愿，不论是传说中的“神龙精怪”（湖南茶陵麻叶洞），还是不见首尾的巨蟒（广西融县真仙岩），都阻挡不住他继续奋进的脚步。
二、热爱祖国，忧时怜民。前面说过，吴文化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徐霞客在这方面深受影响．加上他辛勤考察社会，刻苦探索自然规律，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终于成为明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热爱祖国壮丽河山，钟情华夏人文景观。徐霞客在旅游考察中，每每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倾倒，他那成为古今日记体游记散文之最的《徐霞客游记》，处处反映出对祖国山山水水由衷的喜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被赋予了灵气与生命。《游记》还涉及许多人文古迹，单是记载碑碣石刻就达240方之多，充分表达了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无限珍爱。他倡导对文物古迹名胜的悉心保护，还主张风景区应注意保护环境，不受污染。
主张维护祖国统一，竭力反对外来侵略。徐霞客对安南莫彝（又称交彝）乘西南土司纷争战乱之机入侵中国云南、广西进行强烈谴责；对归顺土目黄达抗击安南莫彝的举动予以热情颂扬；对西南边疆地区危害一方的土司叛乱主张坚决镇压。但同时，也赞扬了促进祖国统一、提倡民族团结的土司。他对云南边陲进行考察后写成的《永昌志略》、《近腾诸彝说略》，也表达了靖边卫国的主张。他将少数民族看作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有明确、完整的国家疆域观念并希望边疆发展，有力抗御外来侵略。
关心民间疾苦，同情百姓遭遇。徐霞客到湖南，见久旱下雨，虽旅行不便，但他由衷为农民高兴。他在西游中目睹社会战乱和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使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即在《游记》中对造成人民苦难的罪魁祸首进行严厉批判。天启年间，徐霞客家乡发生饥荒水灾，他多次出谷救济百姓。他还十分敬仰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常州同知张宗琏，捐资重修江阴君山张公庙；西游途中曾到江西吉水专访张宗琏后裔。（张宗琏，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进士，曾由况钟荐举任南京大理丞）他对海瑞、况钟、周忱等著名清官均有褒词。
三、开拓进取，重视实践．吴地先祖一开始就在荆蛮之地斩荆棘，兴农业，创蚕桑，修水利，开创了一方文明。春秋战国以后，吴文化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形成许多特色，如重工商、重教育、重农业水利、注重开放等等。具有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精神的吴文化，对江苏的历史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江苏经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明代中期开始，随着手工业的专业化及地区间分工，商品生产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在太湖之滨崛起，地处吴文化中心地带的苏锡常人在市场竞争中拼搏，开拓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徐霞客继承和弘扬吴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毅然冲破当时政治和学术界的窒息状态，摆脱传统的治学方法，走出书斋，从事实地考察，成为我国迈出科学考察长江江源征程的第一人（比西方传教士探长江正源早约半个世纪），开辟我国系统考察自然、探索自然规律新方向的首创者。
徐霞客是世界最早的岩溶学家，时代比前苏联和西欧的学者要早1-2个世纪。他对岩溶形成过程（岩溶作用）有许多创见。他首创的“峰林”（热带岩溶山峰）的名词，如今不仅在国内广为使用，在国际岩溶论文中也常被引用。他的许多科学性结论都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当代伟人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徐霞客经过实地考察敢于否定原有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的创新求实精神。
四、胸怀开放，善于吸纳。吴地有着悠久的开放史，太伯奔荆蛮即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热情相待，反映了古代先祖们坦荡的胸怀和广纳百川的精神。追溯我国的开放历史，对外交流的第一艘航船是在吴地扬帆的。徐霞客受吴文化开放精神的影响，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过程中，广交游，善吸纳，虚心拜能者为师，博取众长。
徐霞客友人中，年岁有老有少，地位有显有微，地域有江南、福建、西南等地，但他一概以诚相待。他喜结交刚直方正、博学多才之士，往往在虚心求教的基础上建立深厚的友谊可谓“亦师亦友”。如松江华亭的陈继儒，是身在林泉、名震朝野的大学者、书画家，比徐霞客年长29岁，徐霞客曾多次造访求教。西南游前，徐霞客特偕行伴静闻乘舟来到松江佘山，向陈继儒拜别。陈继儒主动为他写了多封信札，分别给西南友人，这些信札使徐霞客在远游途中获得种种方便。地理学者陈函辉、王思任等，曾与徐霞客一起探讨过地理学，批评传统地理学的积弊，使徐霞客受到教益与启示。徐霞客友人中，还有多位与西方传教士有直接关系者。因此，竺可桢在40年代初就说：“……知霞客必已博览当时西洋人所翻译舆地诸书矣”。开放意识强烈，是徐霞客成才与成就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温文儒雅，追求高洁。吴地有尚文重教的传统，因此，“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文荟萃，群星璀璨。吴人注重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执著追求，宋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实质上是对先秦儒家“民本”“仁政”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明东林志士发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号召，倡导实学，重视社会，关注民瘼。徐霞客深受吴文化这种思想的影响，关心时政，爱憎分明。这些思想在《徐霞客游记》中时有流露。如在旅行探险途中受困时拒绝了魏党余孽后人何公子的邀请和馈赠，并在《徐霞客游记》中直呼魏忠贤为“魏珰”，可见其爱憎鲜明的政治态度。正由于怀着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他才能“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百折不挠，排除万难，去开创科学的伟业。徐霞客科学创造的黄金时代，正是神学迷雾弥漫中国大地之时。他遵循墨子、苟子、王充、刘禹锡、柳宗元等的哲学思想，冲破神学迷雾，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解释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徐霞客博览群书，佛家、道家思想对他也有一定影响。
徐霞客淡泊名利，鄙薄仕途，以旅行探险、科学考察、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探察和认识祖国大好河山为自己的崇高目的。他的理想和志向是高洁的。他热爱祖国、尊重实践、献身科学的光辉一生，实现了他所主张的“人与梅花一样清”的理想人格的追求。
综上所述，徐霞客光辉的一生，从绚丽多彩、个性鲜明的吴文化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同时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伟大精神，而徐霞客对人类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及其崇高精神，又为吴文化和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弘扬和发展增添了新的光彩。
（作者系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会长，常州日报社原副总编辑、主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