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释李介立《历代兵鉴》的写作时间、散佚及其意图
李介立一生可谓著作等身，而其耗时之长，花费精力之深，除了他的诗歌创作外，要数为其父遗作《徐霞客游记》的整理，以及他的《历代兵鉴》一书的撰写了。因为《历代兵鉴》（以下简称《兵鉴》）所涉及的时间，上自春秋，下至元明，跨时2400多年。其内容又非常浩瀚，据亲自读过其书的徐恪所称，其书“卷秩浩繁”，并称其书有120卷，田柳先生在《李寄生平年表》一文中称其还撰有《历代兵鉴随笔》16卷，与之配套的《舆图集要》40卷，这176卷的军事著作，其字数以百万计实不为过。从题目可知，其书是一部军事著作，其中蕴含了许多用兵之道及他的诸多军事思想，由此看来，对《兵鉴》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一、《兵鉴》的写作时间
《兵鉴》一书早已散佚，现仅存《历代兵鉴自序》（原文见《徐学研究》第三十九期缪幸龙：〈桑梓见闻〉收录的李寄两篇遗文》，此文称《历代兵鉴序略》，而光绪《江阴县志》称《历代兵鉴自序》以下称《自序》），其写作时间只能据《自序》中撰写此书的依据来考证。《自序》中称《兵鉴》一书“准之《春秋》以定其邪正，本之《通鉴》以识其后先，采之《二十一史》以备其得失，旁及稗官杂记以罗其巨细，凡可以准古而鉴后者，无乎不载焉。”也就是说撰此书主要是依据《春秋左氏》、《资治通鉴》、《二十一史》以及稗官杂记。所谓《二十一史》即现在所称的《二十五史》除去《明史》、《清史稿》、《旧唐书》、《旧五代史》的二十一种史书，终明之世，皆用此名。由此可知，《兵鉴》一书应始写于清顺治八年（1651），因为这年李介立参加了常州府试，“郡守祖星岳拔第一”。祖知府一为鼓励其今后更加努力，二为爱才，故亲赠其《二十一史》。《二十一史》卷帙浩繁，且弥足珍贵，当时只有两种版，一为宋元明三朝刊明南京国子监递修印本，一为明万历中北京国子监刊本，这两种版书都是“国家级版书”，非一般印书家所能刊印，由此可知其价格之昂贵，民间一般很难将其全套购买，所以这《二十一史》绝非为民间借阅所得，而是祖知府所赠。
另一方面，李介立自参加府试前热衷于科举事业，府试后忽而绝念功名，不再习举子业了，以后他除偶尔出游，偶尔访友外，剩下的时间正是深刻研习史书的大好时机。由此徐恪称李介立“学无所不窥，尤长于史”（《题昆仑山樵传后》）。可惜的是这样一部花了许多心血的兵家巨著不久就消失于人间！
二、《兵鉴》的散佚
《兵鉴》是消失于何人之手？又如何消失的呢？据现有一点资料考证，它很大可能消失于徐恪之手。
徐恪，字昔民，生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卒于雍正二年（1724）除夕，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拔贡生出任知县，据《光绪江阴县志·文苑·徐恪传》称，他开始任直隶枣强县令，到任不久，亲人突然去世，他只能离任丁忧，守孝三年。“后令广西罗城县，以劳卒。”并称“恪见闻博洽（学识广博）”。据徐恪自己称，李介立逝世后“是孝子陈其忠为其岁时上墓。遗书皆藏其家”（徐恪：《题昆伦山樵传后》），陈其忠是李介立的学生，是他与其他友人一起殓葬介立，并年年清明为其扫墓，由此可以看出，陈是李最可以信赖、且可托其后事的人，所以李的等身著作皆托藏于陈。又据崇曜刻印《<天香阁随笔>跋》称：“（《天香阁随笔》）卷首有‘同邑徐恪题识’，亦不知何许人，谓‘从陈孝子丹忱借阅其《兵鉴》一书，卷帙浩繁，难以摘录，然亦宇宙间不可少之书。’”从此可知徐恪自己承认从陈其忠（丹忱为陈其忠字）处借走了《兵鉴》一书。徐恪比李介立小42岁，李介立逝世时，徐30岁，由此可知徐应该见过李介立，徐看到了先辈有这样的“宇宙间不可少之书”，开口向陈其忠借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末，徐恪大概在什么时间借书的呢？这应该是徐回家丁忧期间，三年丁忧，时间漫长，巨著借阅，适得其时。他不仅借阅了一部《兵鉴》，而且还顺便借走了《天香阁随笔》，如是这样则当在李介立逝世后不久就借走了这些书。
徐恪借了《天香阁随笔》不仅阅读，而且还动手删削其文，另抄成本，这是他自己说的，“予稍删其仙释迂诞之说，录存若干页，亦可见先生大概”。这位徐知县读书真是认真，还敢对别人的著作动其手脚，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天香阁随笔》不是原本，而是徐知县“稍删”后的“洁本”。我这里说徐恪删削《天香阁随笔》不是扯远了，而是要想说明，徐借到《兵鉴》一书也要想动其手足，即要“摘录”。因为“卷帙浩繁”，一时难以读完。 “摘录其要”也是件好事，但是“摘录”也不是件易事，要花时间。于是他就将两书一起带往任所——广西罗城县。自此《兵鉴》一书离开江阴就消失在外了，再也没有回到江阴了，因为徐恪“以劳卒”在罗成县。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啊！
那末有什么依据徐将其带往任所而流失在外的呢？这又可以《天香阁随笔》一书的“流亡”历程中可知。
《天香阁随笔》一书，能流传至今，全靠南海伍崇曜，是他“偶得于羊城书肆”，（《〈天香阁随笔〉跋》），也就是说伍崇曜偶然在书店里看到后，觉得它是本好本，就随手拾得，收藏其家。伍崇曜字紫垣，其父秉鉴是当时广州十三洋行的老板，他中过乡举，又爱刻书，一生刻印了很多书。他将介立之书收入《粤雅堂丛书》中，所以能流传至今为世人所见。此书刊印于“咸丰壬子（1852），也就是李介立逝世后162年。162年后就能流传到广州，这应该是从广西罗城县流传出去的。试想，如果从江阴流到广州，这要经过千山万水，又何其艰难？再想，如果没有伍举人有心地收藏刻印，它不也就湮没了吗？由此可知与《随笔》一起借到罗城县的《兵鉴》也应该从罗城流失了，可惜的是自此后再无有心人收藏且刊印于世，而湮灭于尘世了！
三、《兵鉴》的写作背景及其意图
那么，李介立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这样长的时间来撰写这部鸿幅巨制的《兵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从他的经历及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意识谈起。李介立所处的时代是晚明鼎革的时代，其中两件大事引起李介立对农民起义及对清统治者强烈的仇恨。一件是明朝的覆亡，另一件是江阴被清人屠城。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朱明王朝覆灭，李介立闻讯，徒步走留 都，上《平贼十策》。但“留都”南京的官员们却对之不以为然，他便拂袖返回江阴，登上山顶，仰天大哭。江阴抗清最后被清兵屠城，十多万人被杀，尸体堆塞街衢，血雨腥风，惨不忍睹，所有这些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激起他对清人的民族仇恨。
清顺治八年（1651），满清统治者虽然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就整个中国而言，还有不少的反清力量在积极活动，归纳起来，大至有三大反清力量，一是东南的张煌言、郑成功的抗清力量，二是西南永历帝的李定国、孙可望的反清力量，还有“夔东十三家”的抗清力量。监国鲁王自舟山之役失败后，向南退却至福建厦门，与厦门的郑成功相结合，势力大振。顺治十一年（1654），张煌言、张名振发动了“三入长江”之役，他们的船队自厦门出发北上，直至长江口的崇明县，将崇明县前后包围达八个月之久。十六年（1659）三月，郑成功、张煌言又从厦门出发率船队大举进攻南京，六月初一日，进至江阴。这时的江阴已被清统治者镇压了14年，所以既无力援助他们，也无力反抗他们，只是闭门坚守，张、郑以为攻之无益，放之无忧，于是绕过江阴直捣镇江，紧逼南京城下，前锋到达安徽芜湖，可惜指挥失误，最终又经江阴败退回厦门。直至康熙三年（1664）七月十七日，张煌言才被捕失败。
永历帝与李定国、孙可望的大西政权也积极反清，其势力一度进至湖南长沙附近，最终因孙可定的徘徊不进等内外矛盾而失败。由云南而退至缅甸境内。顺治十八年（1669）十二月初一日，缅甸国王被迫将永历帝交给吴三桂，大西政权才最终失败。所谓“夔东十三家”即处于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的原李自成大顺军的余部，李自成败退北京后，其余部郝摇旗、袁宗第等人率部一路边退边反抗，至川鄂交界处继续反清，至康熙三年（1664）十月十二日，他们相继被捕被杀， 夔东抗清势力最后灭亡。
面对这众多的反清力量，作为明的遗民的李介立，孤忠之心尚存，他将反清复明的希望寄托于这些反清力量身上，他与当时其他许多“遗民”一样转向著述，为反清复明作好军事、思想等方面的理论准备。如黄宗羲（1610-1695）著有《留书》、《明夷待访录》，他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中国通史》第18册·p392）。昆山的顾炎武（1613-1682），虽然看到明朝覆灭，而清朝统治日趋稳固，但他仍心有不甘，大有“ 楚虽三户能亡秦”的坚定信念，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希望，定居于陕西华阴，寓有观察时变、待机而动的深意。他周游河北、陕西等地，著有《日知录》一书，其中意思据他自己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本其中所论，同于先生（即指黄宗羲）者十之六七。”（见《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也就是说，顾的《日知录》与黄的《明夷待访录》的反清复明的意见大多数是一致的。而李介立的《兵鉴》一书则是从军事理论方面为反清复明作准备。田柳先生也说，“随着岁月的推移，明王朝的彻底垮台，清政府的日益强盛，李寄只能像明末清初那个特定年代许多怀着复明思想的读书人，诸如顾炎武、黄宗羲、顾祖禹那样，通过著书立说来寄托各自的情操和期盼。”（《田柳《李寄年谱》）
综上所述，李介立想通过自己对历代兵事的研究，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写成著作，供给许多反清力量的将领们，让能正确运用，正确指挥，在军事上取得许多胜利，最终能实现其反清复明大业的成功！这就是他著述《兵鉴》的用意所在。
刘徐昌
2018年2月27日
附：
《天香阁随笔》跋
右《天香阁随笔》二卷，集一卷附焉，明李介立撰。按，介，字介立，江阴人。事迹仅见，卷首附录自撰《昆仑山樵传》，俟考。原本玉生广文。偶得于羊城书肆，卷首有“同邑徐恪题识”，亦不知何许人，谓“从陈孝子丹忱借阅其《兵鉴》一书，卷帙浩繁，难以摘录，然亦宇宙间不可少之书也。《随笔》八卷，杂记鼎革间琐事及遗闻佚诗。予稍删其仙释迂诞之说，录存若干页，亦可以见先生大概”云云。无卷数，兹厘为二卷刻焉。内如备载《万元吉筹军录序》全文，暨《将赴滁阳上疏》、《疆事不堪再坏疏》等，均足补史乘之缺。其他野史，亦未详载。又如纪吴三桂伎（妓）陈元事，与钮玉樵觚腾及各说部互异，亦足以备参考。又如痛诋洪文襄，不遗余力，亦无怪其然。至如史阁部将略或非所长，而身骑箕尾，气壮山河，论古者作恕词焉可耳。
咸丰壬子小雪后三日，南海伍崇曜谨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