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徐霞客游记》与谈迁《北游录》
高健行
（一）游记双璧
徐霞客同时代，比他小7岁的史学家谈迁（1594.11.23～1658），在其十多种史志著作外，另有《北游录》八卷，旧有北京图书馆所藏抄本及平湖葛氏传朴堂所藏抄本等。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汪北平校点的铅字排印本，系据邓之诚藏本和北京图书馆所藏本互校断句排印，凡九卷。（铅印本附有邓之诚跋及吴晗所作的《爱国的历史家谈迁》与《谈迁和国榷》两文。）《西游录》二卷。未见。《海宁州志稿》引陈莱孝语云：“曾见谈孺木杂稿二册，写本。凡北游记咏一卷，北游录一卷，晋游录一卷，杂文一卷，共八卷。”（又引陆宏定《定远堂诗》自注：许志（按：即康熙《海宁县志》作北游晋游集，无卷。海宁徐开业孝廉曾藏有写本《西游录》二卷，皆杂记所闻见之事，已佚。）
这些明清两朝交替历史时代的游记，十分完整真实地描绘了彼时代最可信的中华大地南北面貌。又因为徐霞客和谈迁都不是政治体制内的人物，所以他们落墨着笔，比较客观，较少偏见。并且他俩生命的历史时间空间同在长江三角地域。一位出身于长江下游的江阴，而另一位出生于杭嘉湖地段的海宁。徐霞客的旅游，大都从杭州正式出发，又多次取道钱塘江或者反复渡江去天台临海再长征西行。而这些钱塘地区正是谈迁居处的祖籍故土。两位全都是主食大米渔米之乡的历史人物，草根性特强的游记文笔，有许多近似的描写。尤其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徐学已成显学，研究愈益深入，开崛出众多徐霞客身前接触的文人雅士。而这些名人名著，也正是谈迁《北游录》、《西游录》成稿前后接访联络的大批历史人物或者他们的亲朋友好，甚或彼此传世著述中间互相印证的事物、人事。也许是历史的因缘，徐霞客是1633年始北游五台山、恒山。而谈迁也是差不多同时起步遍历长三角地域，再直至北上京城游学考察，作出专业的史志校核外，都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游记作品。如今拙稿为精简文字起见，先大略地介绍谈迁其人及其著作。然后罗列他生平接交采访过的人事，再稍作比较历史学侧面行状史迹，进行初步探索，以期学界深入研讨。
（二）谈迁及其游记
谈迁原名以训，字观若，后改名迁，字孺木，最后自署“江左遗民”。盐官（今浙江海宁）地方人。他在《枣林杂俎》中说：“吾上世以宋靖康（公元1126年）之难，自汴徙于杭者四传。德祐末（1275年），避兵徙盐官之枣林。”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卒于清顺治十四年（1658年），享年六十四岁。关于他的生卒年，史书无明确记载，大多根据他自己所作《北游录·纪文·六十自寿序》推算，因而常有一岁之差。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学家，但其一生则是生活在穷困潦倒的环境中。贫困的生活，造就了他那耿介廉直的性格，培养了他那高风亮节的品德。正如《海宁县志·隐逸传》所称颂的那样：“处士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他的书斋曰“容膝轩”，状见这个书斋很小。《北游录·纪邮》里就记载了他多次拒绝别人赠送的礼物，更拒绝拿钱买他的文章。甚至1656年游北京返回时，也不肯请人家写封信予以方便。《北游录·后纪程》后记曰：“余北游倦矣，得返为幸。……在燕时，或修贽广谒，略可自润，而余不能也。别居停竟长揖出门，不更求他牍。道中蹑一敝屣，殆于决踵。余岂不忧日后耶，忧日后又不如忍目前。余归计决矣。担簦而往，亦担簦而回。箧中录本，殆千百纸，余之北游幸哉！余之北游幸哉！”。
我国古代，外出游学访书乃是常事，就如藏书近数万卷的黄宗羲，尚且每天带着书童，四处访书，晚上归来，总是肩挑一担书而回，看完送还。谈迁当时条件显然比不上黄宗羲，家境既贫，又无声望，因而借书之中往往遇上许多不顺心的事情。尽管如此，为了能看到书，还是卑词恳请，耐心等候。他在《北游录》中，还为我们留下在北京寻访故迹、登门借书遇到的不愉快的片段。在《北游录·后纪程》序中说：“盖追访旧事，稍非其人，则不敢置喙。至于贷书则余交寡，市书则余槖耻。”在给友人李楚柔的信中，讲得更具体了：“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人门，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晨趋午俟，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所堪，于是杜门永昼。而借人书重于卞氏璧，不可复得，主人邺架，颇同故纸，目翳不开五步之外，飞埃袭人，时塞口鼻。”（《北游录·纪文·寄李楚柔书》）
又如《上吴骏公太史书》中说：
“迁自恨绳枢瓮牖，志浮于晨。肠肥脑满，妄薄流览。尤其本朝，欲海盐（郑晓）、丰城（雷礼）、武进（薛应旂）之后，尝鼎血指。而家本担石，饥梨渴枣，遂市阅户录，尝重趼百里之外，苦不堪述。条积匦藏，稍次年月，矻矻成编。”（《北游录·纪文》）1653这年，正是谈迁花甲之年。居丧在家的义乌友人朱之锡，是清朝弘文院编修，服满欲进京供职，聘谈迁做书记。从而使谈迁获得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去北京的机会。这年闰六月，便担着简单行李和潜心著作的明史《国榷》书稿，随朱之锡从嘉兴坐船沿运河北上。在北京朱家住了两年半，除了替朱之锡办些文墨工作外，便将全部精力用于搜集史料和访问有关史事的人物，对史著《国榷》进行补充和修改，遍游燕云涉及三晋。留下精详日记。
在北京期间，他跑得最多的自然是那些藏书家，而去的次数最多的那就是秀水曹溶、太仓吴伟业、武功霍达辈。曹溶因算是同乡，自然容易交往，后两人可能是通过曹溶介绍而认识的。这三个人都是崇祯进士，也都是藏书家，均熟识晚明掌故，当时复又都在清朝做官。从《北游录·纪邮》中可以看出，他几乎每隔几天就要与此三人彼此来往，讨论有关史事。他还四处访问明朝的降官、贵族子孙、官僚、太监、门客、城市和乡村有关居民，只要有点线索，他都从不放过。还亲自访问察看历史遗迹，如景泰帝和崇祯的坟墓、金山明代皇族丛葬地区，香山和西山的古寺庙等等，凡是和写史有关的，那怕是断墙残碑，也要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并跟有关人员进行详细交谈，然后将看到的和听到的都详细作了记录。朱之锡在《北游录序》中如实地叙述了谈迁访求遗闻轶事的辛劳情况：“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北京），每登跋蹑屩，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及坐穷村。”正因为他不怕穷困，才能实事求是地不放过一切细微末节地收集到真景实情的史料。例如他曾经在另一种撰述的史稿《枣林杂俎》中，除了重大历史事件，还在“食盐”条目中记载揭露那时代的苛政实况。晚明时“官吏食盐，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纳钞一贯，乡民每人二斤二两五钱。每斤纳米五升三合二勺二秒五撮。景泰中，官纳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成化二年，官定十五口，夷七口为率，又永乐二年，大口钞十二贯，小口六贯，盖以盐给民，故征钞，今官不给盐，而钞征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唐昇元初，赋正苗一斛，别输三斗，授盐二斤，曰盐米，元宗交泰初，淮甸盐场入于周，遂不支盐，而输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论，而全盛如今日，何流弊至不复问也？”再另外如《富春谣》更反映了富阳人民的哭诉：“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吁戏！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按察佥事朝邑韩邦奇疏载之，削籍。”像这样真实详尽地记录细节，非但一般历史文献中鲜见，更是一般游记文体中也不太可能出现的。对于后来的历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究其特质，也许正是当代新历史学观念中的口述历史之萌芽。
（三）同代时空的文化氛围及傲骨之气
历史上江浙文人辈出，有人借助《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书不完全统计，凡姓名见诸各文史条目或系书，合计约六千八百五十一人，浙江就占一千一百七十名左右，为总数的百分之七。到明清交会之际，因商品经济繁荣，加之沿海市贸海舶活跃，明清江南社会经济文化渐趋繁盛。此中著名的人物，如陈与郊、冯梦龙、凌濛初、张岱、潘季驯、刘宗周、张煌言、戚继光、李渔、董说、毛奇龄、朱彝尊、黄宗羲、吕留良、洪升、万斯同、查慎行等等，各领风骚。这些人继承、创导、发展了一种浓烈的文化氛围。
自从1594年（万历癸巳）谈迁诞生，便有数十位与他同时代著名人物纷纷出世。而且大都忠于故国，具有民族气节。如《石匮书》、《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便降生（1679年卒）在海宁对江。后以《罪惟录》与谈氏齐名的同邑查继佐（伊璜，号东山，生于1601年）。我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家、余姚黄宗羲（梨洲，1695年卒）。弘光朝任少詹事的太仓吴伟业，桐乡张杨园（履祥，字考夫）同岁生。1611年，如皋那位明亡不仕的冒襄（辟疆，1693年卒）生。同年同乡戏曲家陈与郊（禺阳）卒。1613年桐乡孙子度和《水浒后传》作者乌程陈忱诞生。1615年黄宗炎（晦木）生。归有光曾孙、抗清失败后僧装亡命的归庄和亭林思想家顾炎武（1682年卒）同岁诞生。1616年客籍南京的《板桥杂记》作者余怀生。1918年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1655年卒）等纷纷诞生。宣城施闰章（愚山）参修明史的长洲尤侗均于是年诞生。1619年思想家王夫之（船山）诞生。1620年南明大臣张煌言（苍水）、乌程董说、明亡不仕的钱塘毛先舒同年出生。至1621年谈迁自己二十八岁，即为《国榷》史稿草创开始。回顾一下，他从童年开始全包围在这群历史名人群星灿烂的光辉之中。难怪频繁出入取道浙北出游的徐霞客，与浙籍名士也多有酬答往还。（详见《徐霞客研究》第25辑）。
徐霞客和谈迁所处的历史环境，除了上节文字所录诸多历史名人与他同时成长外，还有许多在文史、社会学科范畴及社会生活斗争之中，又将起作用的新一代人物，也纷纷来到人世。如吕留良（1629）、朱彝尊、陆稼书（1630）、夏完淳、吴太冲（1631）、吴农祥（1632）、吴之振（1640）、陈诜（1642）等等。总而言之，在浙北周遭的知识分子活动频繁，更加又有许多精英降生。安阳许三礼（酉三）任海宁知县时，并多次礼聘黄宗羲前来海宁进学，这对于促进海宁学术思想的发展，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也表明了：作为徐霞客与谈迁生活时代背景的地缘文化更其浓重地加强了。
当代史学家吴晗生前也非常重视实地史迹的调查。吴晗多次津津乐道谈迁怎样跋山涉水去寻访故明的遗迹，北上十三陵寻访崇祯故陵和明皇室诸墓后写成的《思陵记》、《游西山记》，认为这是很感人的两篇游记。而且谈迁在采访史迹过程中的不辞辛苦的认真精神。吴晗本人在学习先贤过程中也曾有过这么一次“寻陵”，那是在1951年前后，吴晗和郑振铎先生，为找寻景帝的坟墓，在北京西郊、南郊跑了整整一天，后在颐和园附近找到了（见《学习集》《忆西谛先生》）。这种追求真理的积极治学精神，不是和谈迁、徐霞客很相象，而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吗？
吴晗又十分赞许谈迁不畏强暴、不向权势低头的硬骨头精神。谈迁生当明末，晚年生活在清初，对清朝统治者始终没有好感，尤其是对他们残害人民的行为尤为痛恶。他在《北游录·纪闻》中引了一首当时人的诗，揭露了一家姊妹姑嫂全都遭到清兵蹂躏的情况，因为谈迁用十分同情与愤慨的笔调写道：“读者尚不堪，况遭其时乎？”在自己的历史著作和游记中，不顾清廷的禁令，如实书写了早期满族的曾经如杨州十日、江阴屠城历史。尤其在清王朝统治时期，他敢于到昌平去哭明朝的皇陵，是相当大胆的举动，说明对清王朝是有反抗情绪的。他对仗势压人的豪绅，也从不卑躬屈膝。《北游录·纪邮》中有一则日记说，有一个姓杨的进士，倚势强迫谈迁给他写文，还派差役逼他，谈迁十分恼火地说：“杨氏虽邑子，旧无半面，而数役我，挟进士相加耳。余发种种矣，自贵自贱，了不相及。此后愿勿以腐鼠吓也”。一六五六年从北京南归时，他也不肯求人写介绍信给以方便，“担簦而往，亦担簦而回”。吴晗对谈迁这一点极为欣赏，评论说：“可以看出他性格的耿介，是一个有骨头的老穷汉”这句话放在徐霞客身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四）明清易代之浮世绘
由于谈迁家贫且又大器晚成，故其学术成就出得晚些，游记著述也同样后了些岁月。不幸中大幸的是其寿命较长，享年64岁，徐霞客年长7岁，可惜阳寿仅55岁，所以徐霞客生前的许多友人，对于谈迁来说大都可算作“学长”辈人。然而生命文脉的延续，仍成为他们在游记文体的范畴中，并世而相辅相成。可以互补明清两朝交会的真实历史，是我国文化史上十分可以珍贵的。更应该使我们重视的是，徐霞客除了最主要的著作《游记》之外，也有游历北中国的几种著作，如《游五台山日记》及《游恒山日记》、《游嵩山日记》、《游太华山日记》等。刘瑞升先生论著中录出了《重去霞客路8次出行一览表》，详尽罗列了徐霞客在北方的旅行踪迹，自天津开始包罗了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山东、苏北、皖北诸地域。更令我们称奇的是，刘先生追墓先贤重走了这些跨省数千里的霞客之路，写下了十分珍贵的当代实况。这就不由笔者设想，除此之外，我们是否也应从人文史料的角度，疏理一下徐霞客当年一路上接触过的历史人物。当然这是项大工程，好在近些年来，徐学已成为显学，例如李宝根先生他们对于《晴山堂石刻》、《观秋圃晨机图诗》以及早在1995年薛仲良先生编纂的《徐霞客家集》等宏篇巨著中，早就开掘出许许多多徐学研究的内证、旁证、外证的宝贵史料，涉及了许多历史人物。而笔者则单就同时代北游记作者谈迁，在其文献中记录的人事史资背景，初步疏理一下，以期望更多学者深入比较，开挖和论说。
为叙说方便，这里的时间节点采在徐霞客北游五台山、恒山诸地之始的1633年。因为这样也许谈千的游历轨迹中，能出现许多两者交游半径的交集圈。这时稍前几年，谈迁用谈以训之名，已为修邑志《宁志备考》列名同邑名儒朱道行、许令瑜、郭浚、吴维熊、徐而荐之中，也必相与交往，故从甚密。后来则屡涉吴江，崇祯十五年元旦始，寓金陵（南京）始谒张慎言（藐山）、张履旋（伯坦）父子，从此受知于阳城张慎言、胶东高弘图（硁斋）这些南明王朝的天下之望，相与为布衣交。并也已通过秀州（嘉兴）李明径（李楚柔）结识泌水张司隶张道浚，彼此诗文往还。故而名人新建喻应益为谈撰序文。附存《上钱塞庵相国书》，可见与南明朝廷诸贤交往十分密切。张慎言当高弘图、史可法面，推荐谈迁作高弘图记室之职。所以南京朱由崧被拥立监国即帝位成立弘光朝之初，谈迁便入高弘图幕。指陈新政得失，且参与迎銮。福王政权时事日非后，秋八月陪高相国迎皇太后于广陵驿。再后又接谈高弘图弟光禄寺署丞高弘商。高相国解组时同宿石城门。高僦居姑苏，谈迁至常熟。汲古阁主人毛晋（子晋）邀高弘图游虎丘，谈亦往陪。至张慎言乞归，使命孙子向谈迁执弟子礼。又约游芜湖、牛首山旬日。乙酉兵变，五月高弘图闻警至杭州北关，偕谈迁几渡钱塘江，宿西陵再返杭，次日冒雨共与逃难至绍兴。高弘图临死以幼子托孤给谈迁。再与原户部纪春晓（腾蛟）别钱塘，终归海宁麻泾之故宅。从此谈迁远避明清鼎革兵灾归游之地，潜心史著。也留下不少游记诗文。直到谈迁六十岁时，他的友人义乌人朱之锡（梅麓）被朝庭聘为弘文院编修，礼聘谈迁为记室。初会于杭州西湖畔，约其檇李（嘉兴）稍待，一道北游进京。从此之后，谈迁的毕生著作和日记，对于北游作出了许许多多具体的记载，特摘录如下：
顺治十年癸巳闰六月初一日谈迁至嘉兴。因朱之锡未至，连续数夕宿海盐甪里街东偏、门人包令孺（瑢昭）家。初八日，先一日朱之锡柬至，遂告别李楚柔等友好，至嘉兴北门，登泊于运河之舟。十一日，抵苏州。阅书肆，收书四十余部。十二日，随朱之锡游虎丘。后数日又同游寒山寺等处。至廿二日始发舟。廿四日，与朱之锡同游无锡惠山。三十日，游镇江北固山等处。七月初二日，陪朱之锡游镇江金山。初七日，泊扬州。寻访胜迹。十二日，谒史可法墓，不胜饮恨。八月初三日，至淮阴旧治。廿九日，途中值洪承畴督师南下，舳舻衔接不绝，停舟待其经过。策蹇至北京骡马市寓舍。小饮。总计行程四千馀里，因严寒中肺，得咳疾，兼旬方愈。
1654年正月初一，朱之锡太史午出朝。晨入宣武门，至天主堂，访英人汤若望，初知教堂、教会情况，见洋时钟、远镜（望远镜）、天琴（钢琴）等物。同邑陈之遴送以单帖，谈迁亦如之。
又如：同年三月初二日，中午，再访吴梅村，谈其近作诗并记录之。初三日，曹溶过访，晤谈良久，许借王元之（小畜集）、顾玉山《倡和集》。十一日，吴梅村示以《流寇辑略》。夜读陈百史《石云居集》。十三日，《石云居集》阅竟。十七日，过曹溶处，自云收宋诸家集一百二十余种。十八日，至吴梅村处，遇金坛王有三选部，追语江左旧事。廿二日，会友人。知浙西斗米三钱，颇忧。四月初四日，访曹溶。听其畅谈明诗。初八日，还过吴梅村，剧论二十刻，并出其诗文四帙。因携归夜读，烛未跋而竟。十八日，吴梅村借给旧邸报若干，邀阅，悉携以归。十九日，展抄邸报。因其纷如乱丝，略加整理。廿六日，午后，还过吴梅村，极论旧事。廿九日，早访吴梅村，多异闻。
再如当年八月初一，徒步往谒思陵。鸡二啼即起，御重裘至宣武门待启。食粥二碗。直走中逵以及德胜门。出五里土城，经清河桥、清河集、回龙观、安济桥，至沙河行宫。因疲极，改乘螺，至德陵果园、白浮山、青龙桥、演武场，入昌平之南门，宿于逆旅。初二日，闻崇祯思陵在银泉山，徒步出发。道途甚遥，屡迷屡问。至西红门，黄屋在望。越黄屋，始知即思陵。旋遇守陵宦官许氏，告以来意。许感其诚，允为启陵户钥，导入其内。谈迁泣拜一过，并听许氏详述崇祯临变情景及发陵之事，即拱手而别，循原路返。先后三十里，倦卧逆旅中。初三日，晨起，策蹇而南。自昌平距都城七十里。至清河，改为步行，墓抵寓所。原拟再访长陵，因惧于师，不敢留。事后，谈迁曾函告其子朴云：“余北来志愿毕矣！”初十日，访曹溶，相与畅谈。知其新近又购书五十种。十六日，又访吴梅村。……
（五）落叶归心南返去
顺治十三年丙申1956年正月初二日，赵公简赠以杯币，辞谢之。又访吴梅村，未遇。初七日，吴梅村家人至，告知吴昨被召入南海子，奉命纂修《孝经衍义》。初八日，清晨，踏雪送同里沈仲嘉去平阳赴任。十八日，吴梅村昨自南海子归，约谈迁相会。十九日，早饭后访吴梅村，同饮。廿一日，为敕修《通鑑全书》，宴总裁及纂修诸臣。文渊阁藏书已无存，则修书已无所依据矣！廿八日，访宋俊伯，约归棹。廿九日，阅神宗（万历）实录竟。
二月初二日，宋俊伯约定于七日同附漕艘南归。初四日，晚于周子俶处遇咸大咸（默），谈弘光间史事甚详。初五日，还候咸大咸。返寓即整顿行装。霍达招饮，辞不赴。晚与宋俊伯等共饮，则朱之锡太史送别之酒也。此时仍再三挽留，谈迁则坚辞之。初六日，凌晨，告别朱之锡。至宋俊伯处。吴梅村因远值南苑，不及面辞，仅以书信致谢。策蹇出东便门。（见《寄吴骏公书》及《北游录·后纪程》。）初七日，步行十五里。食粥两碗。又策蹇，三十里登舟。宋俊州湾之漕舟，至则褊陋，然已无法更易矣。沿河皆坚冰，夜大风。初八日，宋俊伯来。十三日，船始启程。十八日，午泊天津。知其地产鱼盐，购鲍鱼一石，费二金。廿二日，经唐官屯，产盐地也。因其价廉，从众置盐一石。廿四日，至沧州。
三月初一日，至桑园驿。初三日，经故城县，有鬻灯芯者，驿卒诱入庙中闭之，以供挽为记其事，不胜慨叹：“谚云：‘三月三，九月九，无事不向江边走’。”初十日，至武城县。城西逼运河。十四日，泊真武庙。十六日，登永寿寺塔。十七日，午，入临清上闸。廿六日，至东昌城。廿七、廿八日，进城访光岳楼、隆兴寺等胜迹。
四月十二日，经济宁州下闸，去年徐道力卒处。夜不能酒，寄悼四首。十五日，经新店闸，至南阳镇。十六日，经南阳镇闸。居民三千余家。十九日，泊微山河西岸。廿七日，出黄河。逆风，倒退二十里，泊宿迁县。三十日，出淮河。泊通济闸南岸。
五月初一日，晚登陆，访韩信城、韩信母冢及漂母家。晚至清江浦。初四日，经宝应县。初六日，经高邮界首驿，又六合镇、高邮、露筋庙、邵伯，至扬州钞关。非风利不及此。初七日，抵瓜州下闸。初十日，渡江。经丹徒县新丰镇、泊陆公桥。十二日，经奔牛。泊戚家堰。十三日，至无锡县北门。游慧（惠）山。十六日，至浒墅，泊北桥。十七日，泊枫桥。十八日，泊胥门。二十日，泊八尺镇。廿一日，经平望镇。廿二日，经王江泾至嘉兴。宋俊伯另雇去杭之舟。廿三日，告别宋俊伯，改乘小船。晚抵海宁家中。一路顺风详述游记之。
谈迁的北游日记既清晰又具体地把徐霞客北游未竟或留下的少量文本，作了最详尽真实的补遗和真实可信的游记续篇。因此可以成为研究徐霞客一宗比较历史学的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