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游记》未能载入中国文学史之原因初探
——《徐霞客游记》文学论之一
蔡 崇 武
【摘要】集中探索了《徐霞客游记》未能载入中国文学史的原因。对众多徐学专家提出的原因进行了质疑与讨论。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述了三个新的观点：徐霞客之奇人、奇游、奇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影响了对作品的文学研判；狭隘的传统的文学散文观，对《徐霞客游记》的排异；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研究不够，徐霞客及其游记在文学上的贡献不能得到到充分的肯定。
【关键词】《徐霞客游记》 未载入 文学史 原因
《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伟大的科学著作，同时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历代名贤在肯定其在科学上的贡献的同时，对其文学上的成就也赞赏备至。徐霞客的挚友，当过明朝翰林院编修的钱谦益称其游记为“千古奇书”，是世间的“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清朝学者奚又溥把《徐霞客游记》称之为“盖古今一大奇著作也”，说“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民国期间，为徐学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丁文江，在《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中，称徐霞客为盛行于清初的“朴学之真祖”。1958年1月28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称《徐霞客游记》“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更有一些徐学专家，把其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永放光辉的又一座丰碑”。应该说，《徐霞客游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游记文学著作，是不该再有争议的，它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据冯乃康先生考证，除了解放前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用简单的几行字，对徐霞客及其游记作了一点介绍外，其余的中国文学史都没有把徐霞客及其游记载入其中，甚至“文革”后，作为“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项目的《中华文学通史》，长达550余万字，几乎囊括了中国历代的所有文学家及文学著作，但对徐霞客及其游记却只字未提。这种反常现象，在我们对徐学研究越来越深入的今天，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与关注吗？
一
其实，这个问题，1997年在中国江阴徐霞客学术研究会上，众多徐学专家已经开展了初步的探讨，认为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三个：一是《徐霞客游记》的地理研究色彩较浓，掩盖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二是《徐霞客游记》的每篇日记篇幅较长，不如传统的山水佳作短小精悍，主题集中，难免影响其传诵效果；三是明末散文门户纷争，散文作家大多以流派名义出现，而徐霞客的个体创作难以聚集研究者的注意力（见盛祖宏<97中国江阴徐霞客学术研究会——从文学角度探讨游记>的文学价值）（光明日报）1997年10月20日）
针对这些观点，冯乃康先生在《从<徐霞客游记>入选语文教材所想起的》（见《徐霞客研究》第7辑）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里的第三点“不完全符合史实”，因为当时“士大夫由于疏于空说而转向注重实践，出现了一批治学有素、影响深远的学者群。”而徐霞客正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在他的周围聚结了一些学者，并在多年的交往和探索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命题：“这可否也算一个流派？”从而证明“徐霞客个体创作难以聚集研究者的注意力”这一论断是不能成立的。冯乃康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十分赞同。因为编著文学史的专家们，确实从来不以流派作为编史的选判标准，晚明的散文史中，就把一生未做官，明亡后又隐居著书，既不是“公安派”，又不是“竟陵派”的张岱载入其中，这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至于第一，第二个原因，冯乃康先生在肯定了其“不无道理”后，也展开了“讨论”。他认为因为《徐霞客游记》篇幅长而否定其文学意义，这是站不住脚的。他指出《左传》、《史记》、《水经注》等都篇幅较长，但都载入了文学史，这说明篇幅长短不是衡量一个作品文学意义的标准。毫无疑问，冯乃康先生这一观点也是正确的。而且，冯乃康先生还把《水经注》与《徐霞客游记》作了对比，他认为“二书都具有地理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但《水经注》的文学意义得到了肯定，这是因为《水经注》早于《徐霞客游记》一千余年，“所以其山水的描写就显得更加可贵，对后世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从而造成了两者待遇上的差别。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值得商榷，因为，一则《徐霞客游记》从其诞生，流传至今已有300余年，阅读，研究者众多，游记的影响不能算不深远；二则，徐霞客以后，有些影响远不及他的文学家，如晚于徐霞客九十多年的姚鼐及其《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等，不少文学史也时作选载，这充分说明，作品产生时间是否久远，不是文学史家选载的标准，也不是《徐霞客游记》遭冷落的原因。
冯乃康先生在讨论了《徐霞客游记》不能载入文学史的三点原因，并分别提出了质疑后，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两个不同观点。一是传统的狭隘文学观念的影响。他认为历代的作家和评论家，都把孔子的“兴观群怨”奉为经典，并以此作为一切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要求文学作品都应“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要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道德责任，要为礼教，为社会斗争，为安邦治国服务”。而“《徐霞客游记》恰恰就不写自己的人生坎坷，也少写国家的兴衰存亡，而仅是把自己的笔触对准奇异的山水草木，抒发其纯粹性的观赏之情。这不但有悖于传统的礼教和道德标准，而且与柳宗元、袁宏道等人多寄寓仕途感慨的同类山水文字也相去很远，以致长期以来遭到正统文学史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冷落”。这里，我们暂且不对《徐霞客游记》与柳宗元，袁宏道等人的山水散文之优劣作比较，关键是，有个原则问题必须商榷。那就是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到底是否为评价一切文学作品的标准。我们知道，孔子的这段话，出自《论语阳货》篇，他是在教育弟子要学习诗，并讲了学诗的好处时讲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的意思是说，诗可以激发自己美好的感情，可以观察到社会的风土人情，可以与别人进行心理沟通，可以发发牢骚，讽刺时事。近的可以知道如何孝敬父母，远的可以知道如何忠于国君，还可以学到许多关于鸟兽草木的名称的论述。显然，这是讲学诗的好处，并非是评价一切文艺作品的标准，即使有人把它作为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标准也在不断的变化，几乎是一个时代，一个标准，更何况，散文与诗歌不同，有着自身的艺术审美特点与标准，因此认为是这样一个“标准”阻碍了《徐霞客游记》载入文学史，这一结论缺少说服力。另外，《徐霞客游记》也不是像冯乃康先生说的那样，“仅仅把自己的笔触对准奇异的山水草木，抒发其纯粹的观赏之情”，相反，对照“兴观群怨”，《徐霞客游记》恰恰实践了这个标准，徐霞客不仅用游记中的山水美景激发了人们的美好情感；还通过对各地的民俗风情的描写，让人们了解了祖国十几个省、市的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真性情，与读者进行了真正的心理沟通；他还在游记中抨击了社会的陋习，揭露了土司的糜烂、官员鱼肉百姓，迷信成风的事实，更不要说描写了多少奇异的鸟兽草木！按照这个标准，《徐霞客游记》哪有半点理由不载入文学史呢？二是冯乃康先生认为，《徐霞客游记》不能进入文学史，是受传统四部分分类法的影响。我认为冯乃康先生的这一论断，相当有道理，但是冯先生在说明这一观点时，只是从《徐霞客游记》地理研究色彩较浓着眼，也即是游记的科研成果着眼，这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是讨论《徐霞客游记》的文学性问题，我们应该从文学的层面上来探讨《徐霞客游记》为何被《四库全书》分到了史部地理类的原由，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认清《徐霞客游记》是优秀的文学著作的本来面目。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作进一步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二
那么，《徐霞客游记》未能载入文学史，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集中起来，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徐霞客之奇人、奇游、奇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影响了人们
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研判。徐霞客及其游记，最早的推介者是他的挚友，明朝翰林院编修钱谦益。钱谦益在《嘱徐仲昭刻游记书》中，第一个提出了《徐霞客游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又是他在《嘱毛子晋刻游记书》一文中，指出“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那么，徐霞客及其游记“奇”在何处？他在《徐霞客传》中作出了详细的诠释。传记一开篇，着重写了徐霞客志游之奇，行游之奇，走笔之奇，然后，详写了徐霞客旅游、考察的经过，简要地记述了徐霞客科学考察的成果，最后写了徐霞客面对死亡时的侠义豪情。很显然，钱谦益给徐霞客及其游记，已经定下了基调，他认为徐霞客及其游记之所以值得推崇，就是因为“人之奇，游之奇，事之奇。总起来说，钱谦益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一个 “奇”字上。至于《徐霞客游记》在文学上的成就只有“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笼统地说了一下，并没有具体涉及，因此，《徐霞客游记》的文学光华，一开始就被悄然掩盖掉了。
我们不妨再看看自称为徐霞客的“石友”的陈函辉，在他所写的《霞客
徐先生的墓志铭》中，又是怎样称誉徐霞客及其游记的。陈函辉在《墓志铭》中，除了象钱谦益一样，通过徐霞客的自述和徐仲昭的旁述，叙写了徐霞客的行游各地的奇异经过外，还描述了徐霞客少年时的生活，突出了徐霞客的出生之奇，是“以异梦诞生”，从小聪明过人，“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并少有奇志，“欲问于名山大川”，从而使徐霞客这“千古奇人”更带上了神奇色彩。不仅如此，他还以游雁山为例，说明徐霞客游志之坚，游兴之浓，游踪之奇。他只是问了徐霞客一句：“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徐霞客一听，就在第二天拂晓毅然而往，十日后，回到陈函辉那里，说他已经游过雁山回来了，并细说了雁顶见闻。后来徐仲昭说燕地“可窥塞外”，徐霞客又为之心动，“裹三日糗竟行”。通过这些记述，陈函辉实际上和钱谦益一样，只是突出了徐霞客的人之奇，游之奇与事之奇。虽然，他也在墓志铭的最后，提及“霞客工诗，工古文词，更长于游记。”但也同样缺少具体的论析，没有能把《徐霞客游记》的艺术成就写入其墓志铭中。
诚然，钱谦益也好，陈函辉也好，他们毕竟是徐霞客的同时代人，可能来不及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成就精磨细研。那么，后来的文人，学士在传抄，整理，编辑，出版《徐霞客游记》时，是不是也一样忽视了对游记的文学判断呢？我认为，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徐霞客之奇人，奇游，奇事上，未能对游记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知道，《徐霞客游记》的版本最早的是季会明抄本，季会明曾为该抄本写过一序，很简略，未对游记作出评价，更不要说肯定《徐霞客游记》的文学性了。此后，最重要的就是曹骏甫、史夏隆抄本，在这一抄本前有史夏隆作的序。史夏隆在序言中对徐霞客及其游记作出了具体评价，他如是写道：“霞客徐子，畸人也。钱宗伯牧斋为之立传，传其人，因传其事，而人与事之畸皆在《游记》一书”。在这里，史夏隆也强调徐霞客是个奇人，其“奇”之表现，是“事之奇”“游之奇”而人与事之畸皆在《游记》一书中。然后，集中介绍了徐霞客的“游之奇”；“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遇名胜，必披奇抉奥；一山川，必寻源探脉；身无旷咎，路有确程，以至沿革方隅，土宜物异——详志记中。其济胜如有天授，危峦绝壑，险道长途，如猿升，如鹤举，如骏足，有兼程无倦色，加以寒暑不侵，饥渴无害，而霞客之畸，畸于天矣。更值王途坦荡，边缴晏宁，一囊一仆，徜徉潇洒于人迹不到之境，声教难通之域；耳不闻金革，目不睹荒残，而霞客更畸于世矣。”由此可见，史夏隆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兴趣，还是在奇人，奇游，奇事上，而对其文学上的成就也没有给予多少肯定性的评述。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许多文人，学士都像史夏隆等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徐霞客之奇人，奇游，奇事上，有的人甚至把《徐霞客游记》看作是自己神游祖国山水的“臥游”之作。卢文弨 在《书<徐霞客游记>后》一文中这样写道：“余老矣，无能遍游宇内名山大川，聊以此作臥游，是不可以不读。“由此可见，当人们普遍把注意力集中到徐霞客之奇人，奇游，奇事中的时候，《徐霞客游记》的文学属性已经被人们忽略了。对此，有的徐学专家已经发现，谢觉民先生在《徐霞客与丁文江》一文中，就这样写道：“徐霞客同时代的友人推崇霞客，既作诗，也作唁文，更写墓志铭，称他千古奇人，其日记为亘古奇书，都只是爱其文字，或惊其游迹，对于霞客的旅行事业，尚不能定其价值。”这种情况，在文学界时有发生。这是一种文学眩晕现象。中国有句成语叫“洛阳纸贵”，说的是晋代左思写了篇《三都赋》，结果引起了轰动，大家争着传抄，闹得洛阳的纸也涨价了。其实，这些传抄的人只知道诵读，很少有人去关注《三都赋》到底在文学上有多高成就。《徐霞客游记》文学属性被忽略，就象“洛阳纸贵”一样，正是这种“文学眩晕现象”的表现。
第二，受中国的传统的狭隘的文学散文观念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徐霞客创造的游记大散文实行排异，抹煞《徐霞客游记》的文学性质。中国的散文，是文学的一大样式。中国自六朝以来，为区别于韵文和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统称散文，因此古代散文范围较广，什么铭、记、书、序、诔、传、诰、奏议、颂赞等等，都属于散文的“大家庭”。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散文从内容到体式上不断变化，特别是当文学散文出现后，使散文摆脱了“治化”散文的桎梏，得到了长足的自由发展。魏晋开始，作为文学散文的一个分枝——游记文学，又以其鲜明的艺术风貌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式诞生。这一文学样式一经诞生，就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也即是写作这类文章必须具备的三个要素：“第一，所至，即作者游程；第二，所见，包括作者耳闻目睹的山水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现实生活等；第三，所感，即作者观感，由所见所闻引发的所思所想”（见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游记文学这一特点，形成了游记文学的一种特殊的形态。由于游记的写作者所见所闻，常常是一时一地一景，因此游记文学总是单独成篇，比较精短，其审美观照常常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其文字比较优美，抒情。这种来源于文学散文的游记文学的理念，逐渐成了研判游记文学的优劣的标尺，而且以其正宗与传统，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活动。到了明代，整个散文开始走向衰落，但晚明时期，游记文学却出现了名家辈出，名作荟萃的繁荣局面。这时的作品以小品化和集成化为其主要特征。所谓“小品”，即指短小精悍，文笔优美的文体。“大致晚明人所说的小品，其体制通常比较短小，文字喜好轻灵，隽永，多表现活泼新鲜的感受”（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小品化，即指当时写这样的游记文学作品已蔚然成风。所谓“集成化”，是指许多人，把这些游记小品，纷纷编辑出版，形成了一种时尚。这种时尚从明中期就已开始，一直延续到晚明。
徐霞客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写了《徐霞客游记》。按理来说，徐霞客完全有机会、有实力进行这样的游记小品创作，但他没有随波逐流，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游记文学的体式，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与创新，创造了一种独立于世的新体式——游记大散文，写下了洋洋六十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这种新体式的特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采用了一般游记文学不常用的日记体。徐霞客用日记体记游，既能适应其长途旅游，考察的需要，可随行随记，又能自由抒发自己的旅途感怀，更重要的是还能增加文章的真实性和真切感，应该说这是很好的选择。二是规制宏伟。据徐学专家冯岁平考证，徐霞客其出外旅游1427天，而留下的日记有1057天，有的日记当时记过，后来散佚了。但光1057天的日记，就十分宏博，它分开可以单独成篇，合在一起是一部巨著。这种有分有合的游记文学结构，既巧妙，又合理，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三是在整部游记中体例多样。《徐霞客游记》主要由《名山游记》和《徐霞客西游记》两大部分组成。但除此以外，日记的载体还包括多种形式，在有关内容需说明时用小字加注，对正文的内容补充时用了“专条”，正文内容扩展时加了综述。此外还有随笔，志书等形式，从而构成了包括众多体例的综合性的游记大散文。因此徐学专家朱钧侃、潘凤英、顾永芝在他们合著的《徐霞客评传》中，称“《徐霞客游记》既是游记，又是日记，而且创造性把游记和日记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独创的体裁”。中国现代从余秋雨《文化苦旅》和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开始，盛行大散文，其实，大散文古代就有，《徐霞客游记》就是一部游记大散文，虽不能说徐霞客是大散文的鼻祖，至少他是一个大散文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徐霞客这样的大胆革新，在当时一批固守传统的狭隘的文学散文理念的学士、文人看来，是一个文学上的异端，既使是他的挚友，名噪一时的钱谦益，在肯定《徐霞客游记》为“千古奇书”的同时，却又在《嘱徐仲昭刻游记书》中，说了几句带有些许质疑的话：“闻其文字质直，不事雕饰，又多载米盐琐屑，如甲乙帐簿”。当然，钱谦益在这里不是否定《徐霞客游记》，他是在肯定了徐霞客人之奇，游之奇，事之奇的基础上，质疑其篇幅可否繁杂冗长了些？但他又很矛盾，认为“此所以为世间真文字，万万不可改换窜易，失却本来面目也”。他担心文字或篇幅上的修改、删节，又会失去“真文字”的本来面目，因而又补了一句：“知先生自有卓识，并与子玉昆仲具眼者识之”。从而把是否修改的决定权推给了徐仲昭。由此可见，徐霞客虽然对游记文学大胆进行了创新，但一些人出于排异心理的需要，对《徐霞客游记》是否属于文学散文或者说优秀的游记文学作品存在着疑虑，甚至持否定态度。在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中，有一个生动的事例可以佐证。明朝的王振卿曾经编纂过一部《古今游名山记》》17卷，凡写游历名山大泽，园林幽胜的文章都收罗在内。后来王凤洲又增加了内容，扩充到46卷。可是到了清朝时，吴秋士有感于“何振卿伤于丛杂”，将王凤洲《古今游名山记》中所收的赋体、书信体、日记体游记及论园林幽趣的文章全部删掉，只留下单纯记山水名胜的散文体游记，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连日记体游记也统统删掉。这些固守文学散文传统的学者、文人，多么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也正因为这样，《四库全书》的采编者们，在收录《徐霞客游记》时，他们知道，这是部了不起的著作，但认为，《徐霞客游记》不是儒家经典，不是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也不是他们常见的文学性的诗文集，而是排日记事，联缀成篇的新体式的大散文，不符合他们的文学散文的理念，况且如专家们所说“地理研究色彩较浓”，因此就顺理成章地把它放在“史部地理类”。但在总目提要中肯定其为“游记之夥，莫过于斯编。”然而尽管这样，由于《四库全书》是清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使后来许多人都认为《徐霞客游记》是纯粹的地理学著作，忽视了《徐霞客游记》的文学性质，更没有把它作为一部优秀的游记文学著作看待，因此文学史家把它拒之文学史门外，这是毫不奇怪的。那么，有人会问，同为地理学著作的《水经注》又怎被载入多部文学史呢？《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不同，它是产生于北魏时的地志游记。那时正是学术散文转向文学散文的时代，《水经注》不仅有学术性，符合那个时代对学术散文的要求，而且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时，以水为纲，写尽与水相关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神话传说，历史掌故，十分形象生动。因此，虽然多达40卷，对1200多条江河作了“注”，堪称旷世巨著，但它每注篇幅精短，可单独成文，语言幽丽清绝，切合文学散文的要求。这样，忠实于传统文学观念的文学史家怎么会把它遗忘呢？
第三，对《徐霞客游记》从文学层面上的研究十分不够，有的方面甚至没有展开。因此，虽然它是中国游记文学之最，但未能引起文学史家们的关注。目前，关于《徐霞客游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地理学及其他科学成果的研究；二是旅游学方面的考证与研究；三是徐霞客精神的研究；四是徐霞客的生平，家世及《徐霞客游记》版本等资料研究。关于《徐霞客游记》文学研究，虽然时有所见，但与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比较起来，不仅数量偏少，而且总体上没有这几方面的研究水平高。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徐学专家已经引起了重视，有一部分徐学专家在他的徐学专著中，不仅肯定了徐霞客文学家的地位，而且辟出专章，对《徐霞客游记》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特色进行分析评价。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这些专著毕竟数量不多，而且在这些专著中，大多是在充分肯定了徐霞客是地理学家，旅游学家，并在倾情称赞徐霞客精神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才对徐霞客文学上的成就，作出兼及性的评价，而且在内容上，与一些对《徐霞客游记》进行艺术评价的单篇论文，大同小异，无多新见。因此不可能对读者产生真正的冲击力，也不太可能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文学史家也不可能据此就把《徐霞客游记》载入文学史。
三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进一步展开讨论，就是“97中国江阴徐霞客学术研究会”上，关于《徐霞客游记》未能载入文学史的第一个原因，即“地理学研究气氛较浓，掩盖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冯乃康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对这个问题未能提出具体的意见。我的理解，他是默认这个观点的。但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除了观赏奇山异水外，确实大量记载了他的地理考察活动，他的旅游几乎就是地理考察，他的地理考察几乎就是旅游，因此，他整个行游的过程实际上是他地理考察的过程，所以说“地理研究气氛较浓”，完全符合实际。然而，这种较浓的“地理研究气氛”是否会掩盖作品的艺术魅力呢？我认为，不是这样，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一部学术性的注本，但它的艺术魅力，并没有被其对地理水文的研究而掩盖。又如，与郦道元同时代的杨衒 之，写过一部融佛学、建筑学、风俗学、历史学于一体的《洛阳伽蓝记》，这部作品载入了多种文学史中。在该书中，作者对洛阳城内及城之东、南、西、北五个区域的各个寺庙，进行了详尽的形象描述，并以寺庙为中心穿插了当时的政治大事，社会习俗，传说异闻，因此它是一部寺庙建筑的实录，又是一部历史笔记。就是这样一本书，由于其处处闪烁着文学的光芒，被《四库全书》收录，并备加称赞，说“其文瑰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这同样可以说明不论是地理研究，还是建筑实录，甚至是历史记载，只要作品有真正的艺术魅力，就会得到人们的承认，谁也不能把它的艺术魅力掩盖掉。毫无疑问，《徐霞客游记》是游记文学的一座丰碑，之所以未能载入文学史，如我在前文所说的那样，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对其作品的文学研究没有到位，还有前文所说的其他一些原因，因而使它的艺术光芒没有得到充分的辉耀，决不是“地理研究色彩较浓”使之然。
相反，我们应该坚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文学的观念也会不断变化，文学的样式也会越来越丰富，在当代文学史家的视野里，他们已把包括科幻小说、科学散文、科学童话在内的科普文学收入其中。这种新的视野肯定会影响到对从古至今的整个中国文学的研判，那么《徐霞客游记》具有地理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能否作为古代的科普文学作品看待呢？这样，“地理研究色彩较浓”就不该把它与《徐霞客游记》的艺术魅力对立起来，甚至担心被地理研究色彩掩盖了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反，它恰恰成为《徐霞客游记》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从而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载入各种文学史中。我深信，随着对《徐霞客游记》在文学层面上的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2014年5月8日
[参考文献]
1、诸绍康、吴应寿 徐霞客游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朱惠荣等 徐霞客游记全译 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3、孙宜康 宇文斯安 剑桥中国文学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2
4、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5、章培恒 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 上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6、梅新林 俞樟华 中国游记文学史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7、陈柱 中国散文史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8、徐兴华 徐尚衡 居万荣 中国古代文体总揽 辽宁 沈阳出版社 1994
9、孟森 明史讲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0、谢莹 细说明朝 安徽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
11、吕锡生 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
12、张秉忠 徐和明 旷世游圣徐霞客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
13、薛仲良 徐霞客家集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14、朱钧侃 潘凤英 顾永芝 徐霞客评传 江苏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5、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史教研室冯其庸等 历代文选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
16、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