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旅游考察途中撰写日记场址概述
田柳
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编撰《徐霞客先生年谱》时，对霞客于崇祯十年（1637）在广西南宁考察期间，缺失一个月《游记》的记载不仅扼腕叹息，而且感慨良多。评述说：“是年《游记》缺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日，然已共有八万字之多。每日平均为二百余字，而其实中途疾病、休息、及道经城市无可记者，又居其半，故游时每日作文在四百字以上。······《游记》详尽忠实，非同日所记，决不能如此。以五十二岁之人，冒风雨寒暑，步行终日，晚复操管作字千余，非身历其境者，不足于以语其难也。”①
丁先生所论十分正确、公允 。正如徐霞客先生许多同时代人介绍、评述霞翁远行天下的文字那样，其游历考察途中的艰辛奔波，居住地点和环境不断变换，却依然坚持记写日记，得以留下今洋洋数十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如徐霞客先生前好友陈函辉、钱谦益分别在《徐霞客先生墓志铭》、《徐霞客传》中写道：“或丛箐悬崖，计程将百里，夜就破壁枯树下，即然脂拾穗记之。”②“行游约数百里，就破壁枯树，然松拾穗，走笔为记。”③他30余年间，始终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而且边行边看，走笔为记，为后人留下数十万字日记体考察游记。他遵循《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④的治学精神和态度，边观察，边分析，边记录，按日系事，排日记程，撰就一部皇皇巨著，这足以证明徐霞客坚持撰写日记的决心和毅力。
不过，徐霞客平日撰写日记，并非完全如“铭传”所述那样，多是在“破壁枯树，然松拾穗”之下写成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学专家郑祖安对徐霞客旅行途中如何写日记做过专门研究。他在《徐霞客游记途中的“夜生活”》一文中写道：“人们也许会按常情想象，日记体的《徐霞客游记》······必是日有所行，夜有所记，直录快写，以至不忘。但实际情况却一般不是这样的。”⑤郑祖安先生又在《徐霞客是如何写日记的》一文中说：“我们回看以日记形式的巨作《徐霞客游记》，却发现大旅行家徐霞客的日记，基本不是在每日的晚间写的······徐霞客受制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时间等，难以在夜间写作，于是只能将其放在日间。”⑥
那么，徐霞客遐征途中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条件、环境之下撰写千古奇书——日记体《游记》的呢？总的说，徐霞客是根据流动、变化特点，采取“因时因地制宜，随遇而安写记”的灵活机动方法，抓住适合地点，抓紧时间，追忆补述旅行途中亲见、亲历、亲闻资料，写入日记体《游记》之中。主要是：
（1）在旅店、农舍、山民家里补述日记。我们在《游记》中时而读到徐霞客在城乡旅店、农舍中抓紧时间追忆、补写日记的记载。如崇祯十年（1637）四月末徐霞客抵桂林后第二天，就住在城内都司前赵时雨旅店中，他于五月十六日日记中写道：“余暂息赵寓，作寄衡州金祥甫书，补纪游之未尽者。”同年六月十五日在广西柳州城内一铺肆小楼上，徐霞客追忆补述前些天日记，写道：“静闻犹卧庙中。初拟令顾仆出候，并携囊同入，而顾仆亦卧不能起，余竟日坐楼头俟之······因两病人僵卧两处，忧心忡忡，进退未知所适从，聊追忆两三日桂西程纪，迨晚而卧。”当时正是徐霞客湘江遇盗之后不久，游侣、随仆相继患病，这也可以从他白天在旅店小楼写的日记中反映出来了。此外，徐霞客在贵州平坝和云南右甸、顺宁等地旅店里也有写作日记的记载和内容。尤其在顺宁一葛姓旅店里，因店主市侩习气严重，不但不帮助觅夫，反讥笑客人。所以，徐霞客连续两天在日记中写有“郁郁作记寓中竟日”和“坐邸楼郁郁作记竟日”的实录。
徐霞客西征途中大多数跋涉在广裘农村和大山深处，有时要借住在农民、山民家里，他往往趁便赶写日记也是常有的事。如崇祯十一年八月，徐霞客在云贵交界的黄草坝一带旅行考察，曾借住在一吴姓汉人家里，主人非常敬重客人，蔬醴相待。徐在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晨起，雨犹不止，既而霁，泥泞犹甚。姑少息一日，询盘江曲折，为明日行计，乃匡坐作记”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三十日，徐霞客在云南永昌一带考察山川形势和温泉，到了一处名叫小膜彝的山村，因该村地处深山，前不着村，后无止宿，他当日走了不少山路，询问目的地还将五六十里；虽然时馋过午，也只得借住在一杨姓山民家里。在当天的日记中，徐霞客这样写道：“幸主人杨姓者，知江流之原委，道路之曲折，询之无不实。且知溢盘温泉，不在亦登，而在鸡飞，乃止而作纪，抵暮而卧。”当日日记也是白天在山民家里写的。
（2）在寺庙、道观、崖隙僧舍中追忆写作日记。徐霞客曾先后两次登临宾川鸡足山。第一次是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二十日登上鸡足，至次年正月二十二日离开。期间正月十三、十四、十七三天均在悉檀寺东楼追忆赶写日记。如十三日日记云：“余追忆日记于东楼。下午，云净天皎。”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二日，徐霞客再次登上鸡足，依旧住宿在悉檀寺。自九月初二、初三、初四和初八四天，都有“在悉檀作记北楼”的记载。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二十五日，徐霞客自贵州向盘江行进途中，路过一处叫作白基观的道观，他便留下取出笔墨撰写日记：“五里，过白基观。观前奉真武，后奉西方圣人，中颇整洁。时尚未午，驼骑方放牧在后，余乃入后殿，就净几，以所携纸墨，记连日所游，盖以店肆杂沓，不若此之净而幽也。”崇祯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徐霞客离丽江经鹤庆府至剑川州途中，十五日在攀援金华山间，发现玉皇阁附近崖隙有一僧舍，他感到幽险奇绝，询问后知僧阁禅师为南都人，便留下作记。是日日记写道：“留余待之，余爱其幽险，为憩阁中作记者半日。”因此，徐霞客的《游记》，不少篇章是在山野古刹、僧阁、道观中写成的。
（3）在野外舟中、亭阁、崖边抢写日记。徐霞客有时会在野外写作日记。崇祯十年（1637）五月十九日傍晚，他从桂林水月岩西坐船去阳朔，第二天就在船中补写日记：（二十日）“是日补纪游程于舟中。”在此前五月初二日，徐霞客游桂林七星岩途中，“仰面局膝攀登，直上者数百级”而登上朝云岩，居高临下，一览无遗。次日，他即在飞临绝壁的亭阁上撰写日记：“初三日，留朝云岩阁上，对西追录数日游纪。”第二年四月下旬，徐霞客尽兴观赏了白水河（即黄果树）瀑布景色之后，于二十六日至安南卫（今晴隆）海马嶂，见山坳间有座真武阁，他趁驼马放牧之际，就抓紧时间入内赶写日记：“登坳即海马嶂，有真武阁跨坳间。余入憩阁间，取笔楮记游，而驼马已前去。”可见，徐霞客野外考察随身携带笔墨纸砚，如遇适合地点，便抽空写作日记。徐霞客的许多友人说他纵然身临丛箐悬崖，也会在崖边走笔为记，指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但大多是在白天，并非黑夜。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他在云南元谋考察了金沙江，自姚安、洱海西行去鸡足途中，二十一日抵宜川州大罗城，见一“东倚大山，西临溪流”的崖边，他就“令行李先去，余草记西崖上”，赶写了近日的游程。再如崇祯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徐霞客从云南永昌府（今保山县）西行，于十二日过潞江（即怒江），自此在腾越州考察。十六日上午，他经擂鼓峰到达宝峰山，见坐落在林木覆盖的大山坞中的三清殿，殿前崖间盖有名曰“虚亭”的三楹亭阁。徐霞客觉得亭阁清净奇特，便入虚亭写作日记。当日日记写道：“余拟眺月于此，以扩未舒之观，因拭卓（桌）作记。．．．．．．邵道谓虚亭风急，邀余卧其榻。”十八日日记又写道：“录记于虚亭”。《游记》中时见徐霞客在深山崖边写作日记的记载。
（4）在衙署内阁、通事楼寓、名士府第详记日记。《游记》中也有徐霞客在住地宽敞、清静、幽雅，条件优越环境下撰写日记的记录。如徐霞客于崇祯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抵广西三里城，至十一年二月十三日离开，停留50日。三里城参戎为江南镇江人，把徐霞客视作同乡，对他接待极为热情，并邀霞客下榻于府署东阁。因此，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晨起渐霁，余作程记于寓中。”府署东阁，乔松浮空，幽雅清静，在这样好的环境下，徐霞客于三里城写的日记相当丰满、充实，是一篇篇当地山川形势的真实写照。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生白，于崇祯十二年正月二十日派遣掌管联络翻译事务的通事持请柬至鸡足山，迎候徐霞客去丽江。徐五天后抵达丽江，住在通事家。霞客在等待主人接见的二十六、二十七日两天日记中写道：“晨饭于小楼。通事父言，木公闻余至甚喜，即命以明晨往解脱林候见”；“微雨，坐通事小楼，追录前记。”木知府于二十九日热情礼见霞客后，他就入寓解脱林藏经阁西厢房，写作《游记》的环境和条件更好了。
崇祯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徐霞客来到滇东交水城，投宿于前住过的当地名士龚起潜家。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倦于行役，憩其楼不出，作数日游纪。”此次，徐霞客因而在龚府连续住了四天，龚起潜向徐“谈之甚晰，皆凿凿可据，遂图返辕；由寻甸趋省城焉”。遗憾的是，他“听信龚起潜的误说，误认嘉利泽‘下沾益州为可渡河，乃北盘江上流也’，把源于嘉泽的牛栏江说为可渡河的上流，混淆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界限”。(7)徐霞客虽然用了三四个月踏勘、考察南北盘江，探寻珠江源，可惜他偏听偏信，最后却将珠江源头搞错了。
始自1636年金秋九月的西南万里遐征，徐霞客一边考察，一边研究，而且边行边记，留下了西行途中数十万字的日记手稿，为后人理辑成书打下坚实基础，这就是辉煌巨著《徐霞客游记》。也因为有了这些日积月累的日记手稿，才有日后的《游记》整理、传抄和刻印；又因为《游记》的最终面世和公开刊行，才能展示徐霞客及其《游记》的重要地位和发生的积极影响。
（作者系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顾问、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注释：
①《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二版，为“附录”第34页。以下所标《游记》均为同一版本。
②、③《游记》第1193、1199页。
④《四部精要》（2），第16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⑤《徐霞客在浙江·续三》，第340页，中国大地出版社2006年版。
⑥《徐霞客研究》（第17辑），第160页，地质出版社2008年版。
(7) 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第123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