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文化对外交流和茶贸易为例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四国时，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建美好未来》重要演讲时提出；“要用创新合作模式倡议与欧亚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中央工作会议更加具体提出了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举措，而且国家主要领导人利用各种各类重大国际活动在整个2014年力推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其意要密切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不少国家的积极响应。古代的丝绸之路衍生出了“茶叶之路”、“瓷器之路”等概念，在国家战略层面的“一带一路”中茶叶的经济贸易也是其主要内容。本文仅此就“一带一路”为题，对我国明代著名旅游行家和地质地理学家徐霞客与中国茶文化及其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出口开拓创新的关系略陈管见。
一、中国茶文化誉满全球
1、中国识茶种茶历史悠久，茶产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根据“茶之为飲，发乎神农氏”（唐.陆羽《茶经》）的说法，对中国茶的食用功能认识可追溯到约5000年前的“神农氏时代”；另据十多年前浙江宁波余姚田螺山考古发掘遗址出土的山茶属树根，更可推断出浙江东部一带6000多年前就有可能种茶了。[1]飲茶风习上至皇宫贵族、寺院僧道，下至民间老百姓都以茶为重，并大量栽培种植和进行交易则是在唐代，广大西北少数民族也不可缺少茶。及至宋、元时期茶区继续扩大，茶叶种植遍及“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丘陵山区，其时全国茶产估计最高在5万吨以上。明太祖朱元章倡导种茶，而且倡导改制炒清茶散茶，并有了与西北各少数民族的“茶马交易”，清代更有了较为稳定的国内外茶叶市场。明清两朝是我国茶叶发展鼎盛时期，尤其是清代茶叶种植面积达40－46.7万公顷，产量高达22.5万吨，及至18世纪20年代，我国茶叶出口取代丝绸，乃至曾一度垄断了世界茶叶贸易市场，在中国出口货物结构中茶叶出口额多年处于占95%的数额。[2]19世纪未至今，中国的茶叶生产和出口在新兴茶叶生产大国如印度、锡兰、肯尼亚等的挤压和世界敌对势力的欺压环境中奋争，直到当代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最大外贸出口国之时，中国的茶叶才真正得到了复兴。2012年全国的茶叶种植和茶叶产量跃至全球第一，出口量达32.179万吨而居世界第二位。历史时期的中国茶曾称雄世界，21世纪又成为中国茶的时代，充分显示中国茶强大的生命活力。
2、中国茶文化积淀深厚，对外传播优势明显
中国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认为，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积淀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茶作为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和世界茶的故乡，经数千年的发生发展和积淀，博大精深，无与伦比。中国茶文化内涵丰厚，一般包括茶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层面。所谓茶的物态文化即指人类所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包括茶树的栽培、种植和茶叶的制作加工、储存、运销以及其化学成份和功能分析，也包括茶叶、茶具、饮用茶的茶器、冲泡茶的茶水以及茶坊、茶馆、茶路、茶亭以及寺院的茶堂等看得见摸得着直接感觉得到的物质物品。所谓茶的制度文化即人类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流通消费过程中所形成一套行为规范如茶贡、茶税、茶运、茶贸易等管理制度及其措施，即所谓“茶政”。所谓茶行为文化，是指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约定俗成的形为模式，即茶俗、茶礼、茶艺等行为范式。所谓茶心态文化就是人们在饮用茶叶的全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哲理，即茶德、茶道等。从茶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渊源看，中国茶文化包容了儒家的内在亲和与凝聚，佛家的清静、空灵和禅机，道家的自然、普生与无为，三者又统一于“和谐平静”。中国茶叶在品种类型上，有绿茶、红茶、青茶（乌龙茶）、黄茶、黑茶、白茶以及再加工制作的花茶、紧压茶、速溶茶等十多个品种类型，更有饮誉世界的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六安瓜片、祁门红茶、君山银针、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云南普耳茶等数十种驰名全国的传统名茶。据科学研究分析，中国茶对人体有60多种保健功能，对20多种疾病有防治效果，中国茶及其茶文化已为世界人民所广泛认识和饮用。
3、国际茶市竞争日趋激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带来商机
中国所提出的构建向西、向南的“两条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就是要用创新合作的模式，与世界人民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意就是要将政治关系、地缘比邻、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和持续增长的优势，以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从交通、贸易直至投资金融的互联互通，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这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91年“汉城宣言”的“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贸易壁垒”的宗旨和以后的《apec经济合作和发展原则框架宣言》等文件所确立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与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apec的两个轮子”的精神一脉相承。2014年11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以“共建各国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三大主题”进行了深度探讨与交流，以及伴随召开的“第四次高官会议”、“加强互通互联伙伴关系对话会”、“工商领导人峰会”、“第26届部长级会议”、“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所取得的成果，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实践推进到了实质阶段。尤其是其“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出设立“丝路基金”，提速“一带一路”建设，大大提升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关注度、认同度，这对作为茶叶大国的中国，一方面产能增长过速，而另一方面各茶叶进口国设置越来越高的贸易壁垒，使中国茶外销难度越来越大的严峻形势下，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二、徐霞客对中国古代丝路文化的贡献
1、毕生旅行考察在中国古丝绸之路沿途各地
明代的徐霞客（1587-1641），江苏江阴人，祖上为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到他一代仍有相当田产和织布出售，生活殷实。但他不求各利，不入仕途，将毕生献身于对祖国美好山河的旅行考察。他的旅行考察实录经后人整理命名为《徐霞客游记》，是公认的古代地理科学名著，内容宏富而详尽，内含极其丰富的中国茶及其茶文化信息。徐霞客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甚至要“与山结生死盟“。综观其一生旅行考察轨迹，其足迹遍布当时的14个布政使司即相当于当今中国的20个省（市、自治区）。其出游线路大致包括太湖及无锡、苏州游，浙东游，扬州、镇江、南京游，皖南白岳（齐云山）、黄山游，赣北游等在内的“江南游”；包括武夷游，闽东九鲤湖游，漳州以至广东罗浮山的闽广远游等在内的“闽广游”；此还，还有齐鲁燕冀游，中原荆楚游，京师盘山游，五台、恒山、华山游等在内的“北方游”；包括浙西游，江右游，楚游，粤西游，黔游，滇游等在内的晚年“西南万里游”，其所有旅游线路实际上多与古代的丝绸之路重合或者是其支线或延伸线路。[3]尤其是晚年在云南西部北至鸡足山、丽江乃至玉龙雪山、金沙江畔，后南行经剑川、大理、南至保山、滕冲、云县乃至中缅边境，其旅行考察线路完全与我国的“西南茶马古道”亦即“南方丝绸之路”的路线基本相吻合。徐霞客一生所旅行考察过的江苏太湖洞庭山、浙江的天台山、普陀山、雁宕山、江郎山，江西的庐山、龙虎山、麻姑山、武功山，湖北的武当山，湖南的云阳山、衡山、九疑山，广西的越城岭、白石山、都峤山，贵州的白云山、丹霞山，云南的大理点苍山、昆明西山、云县马鞍山，以及东部地区的泰山、，盘山、五台山、恒山、嵩山、华山等天下名山，多是茶文化名山，并有着特有的“禅茶文化”。
2、徐霞客及其《游记》对中国茶文化的记载和描述
徐霞客爱饮茶、会品茶、关注茶，在其游记中有着丰富的茶文化内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在现存的徐霞客旅行考察实录约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以下简称《游记》）中，有100多处关于茶文化的记载和描述。其中，在广西宜山县的一处茶文化文字记载便有120多个字：“抵黄村庵，则惺一（僧）瀹茶煮笋以待余。以足伤，姑憩而不行。乃取随夫所摘多灵山顶芽茶，洁釜而焙之，以当吾阳羡茶中之茄香色无异也。此地茶俱以柴火烘黑，烟气太重。而瀹时，又捉入涼水煨之，既滚又杂以他味焉”（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5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引此出只注页码）。在云南大理感通寺所见：“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叶颇佳，炒而复曝，不免黝黑。”（928页）。从大理感通寺茶树的生长环境、茶树形态、茶叶加工方法，茶叶形质，讲到寺僧自云南入朝，“以白马茶树献”（928页）而得到了太祖高皇帝的高规模礼遇，一直到大云堂“僧为瀹茗设斋”（928页），其描述记载的篇幅大至数百字，内容也更丰富。综观《游记》的茶文化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即一，种茶及其茶园分布。如徐霞客在福建武夷山“自御茶园登岸，......峭壁高骞，砂碛崩雍，土人多植茶上”（22页）、在浙江雁宕山所见“隙地上多茶树，故坎石置梯往来其间”（79页）等。二，供茶、献茶和饮茶。如徐霞客在浙江天台山“瀹茗饮石上”（69页）、在福建九鲤湖“僧供茗芳逸，山所产也”（37页）、在南岳衡山“中立以芽茶馈”、云南鸡足山圆通庵妙行“瀹茗设果”（1117页）等。三，评茶。如徐霞客评价云南晋宁石城茶园“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处”（772页）、昆明筇竹寺茶“待者进茶，乃太华之精者，茶冽而兰幽，一时清供”（791页）、云县高简槽“店主老人梅姓，颇能慰客，特煎太华茶饮予”（1090页）。四，茶交易。在明代多数经济落后地区交换形式为“以货易货”，徐霞客在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就亲自见到“茶山野人（少数民族）负茶、腊、红藤、飞松、黑鱼，与松山、固栋诸土人交易盐布”（986页）等。此外《游记》中还有关于“茶礼”文化、茶民俗文化、寺庙“禅茶一味”文化等记载。
3、徐霞客精神与茶人精神高度契合
什么是茶人精神，一般认为是饮茶人所具有的高尚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即所谓茶德。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云：“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俭德之人”。由此，饮茶再也不是仅仅为人们满足解渴的生理需求，或也不是为治病健身之类的保健要求，而是指饮茶者应在饮茶中修身养性，提升自己的俭德操行。唐未刘贞德在其《茶德》中，将茶德归纳总结为十个方面，即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其中的”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提升了饮茶的精神要求，属于茶道范畴，足见唐代就已经喝茶有道了。那些《茶经》所要求做到的就可转化为茶的社会功能，以茶雅心，即可陶冶个人情操；以茶表敬意，可以协调人际关系；以茶行道，可以净化社会空气。中国已故著名茶学家庄晚芳教授生前提出中国的茶德应该是“廉、美、和、静”四字，可以理解为“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和敬爱为人”（庄晚芳：《茶文化浅论》，1990）。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唯一出现的两个方块汉字，一是“和”；二是“茶”，其意是说中国茶道追求“保合太和”，其气蕴极其深厚，这是对庄晚芳教授茶德“四字铭“的进一步提炼。1985年，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为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题词 “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2011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纪念徐霞客诞辰420周年写的文章《纪念徐霞客》，特别强调其“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文字，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山川大地，予以逼真的描绘，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我意识等方面，完成了开拓性全方位生态探讨和审美观照。”这是对徐霞客为探索祖国河山真面目而舍生求知，艰苦求索、坚韧不拔、献身科学等精神及其卓越贡献的高度概括，这与茶人精神高度契合。
三、学习徐霞客，开拓创新发展新时期的“一带一路”
1、利用徐霞客的知名度和权威性地位，开拓茶对外贸易市场
徐霞客及其《游记》，明清时期无论是其官宦或者学者，都将其推崇备至。明清之际的文坛领袖钱谦益评价“徐霞客为千古奇人，其《游记》乃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瞩徐仲昭刻游记书》）。清代著名学者潘耒、史夏隆、奚又溥、杨名时、叶廷甲、陈泓等历史文化名人对徐霞客都有很高评价，并为其《游记》作序。中国近代地学奠基人、中国近代第一任地质部长丁文江先生，以其自己在云贵地区进行地质地理考察的亲身经历评价徐霞客“始惊叹先生精力之富、观察之精，记载之详且实”（《徐霞客游记》丁序），并为之重新整理游记、编制其《旅行考察路线地图集》，撰写《徐霞客先生年谱》，并将有关部分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建国后，百废待举，毛泽东主席视徐霞客精神为其动源泉之一，于20世纪50年代两次倡导学习徐霞客及其《游记》，并说：“我也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侯仁之、任美鳄，陈述彭等中科院资深院士，以及陈桥驿、朱惠荣、于希贤等资深史学家，都积极投入了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并形成了多学科融合的综合科学《徐学》。“中国徐霞客研究会”1993年在北京成立，并在全国25个省（市、区）有了“徐霞客研究分会”，开发了“徐学研究网站“，创立了《徐霞客研究》会刊，并同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60多家图书馆进行交流。全国及其各地的“徐霞客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及纪念活动”，不断吸引大量国际学者来中国参观考察。徐霞客作为中国最杰出的40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其塑像已汇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在国际学术论坛上也很活跃，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称徐霞客为“世界上卓越的旅行家”；法国著名汉学家雅克.达教授自称为“谭霞客”，其法文译本《徐霞客游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著名丛书中国巻之一”；英国著名汉学家朱莉安.沃德的专著《徐霞客游记的写作艺术》，已行销欧美及亚州和大洋洲很多国家，诚如国际地质学家伊佛所说：“徐霞客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地学家，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4]其实，徐霞客还是一个著名的茶人，将徐霞客作为形象大使，开展中国茶对外文化活动和贸易活动，应有很好效果。
2、像徐霞客一样待人以诚广交天下茶人朋友，做大做强茶生意
晚明文坛名士松江人陈继儒评价徐霞客“游道”概括为“三德”，即“清、任、和”。清者，指徐霞客不假公事之便，不废国帑之积，自筹盘缠，甚至不惜变卖自家田产以充游资；任者，指不畏艰难险阻，将生死置之度外，玩命而游；和者，指与社会人群、天地万物保持和谐亲密关系，做到远游如致亲，尊重各地乡土风俗，不论绅士之贤良，抑合遮民之贫贱，待皆以友善和诚心[5]。这与庄晚芳教授所倡导的茶德”廉、美、和、静“如出一辙，与孔子所提倡的“忠、孝、仁、义”儒学精神也相通，而徐霞客以其高尚人品和道德风范被当时人称为“儒者楷模”和“江南高士”。徐霞客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生涯、尤其是晚年西南万里遐征的长途险道上往往是艰险万状，正如他在其《黔游日记》中所总结的“余所遇恶人，如衡阳劫盗，狗场拐徒，并此寓窃钱去者，其三番也......，人知无良如此！去劫盗拐途无论，如南宁梁仲宇、宝檀僧，并此人，俱有害人之心”（675页）。这里所说的是指他在湖南衡阳的湘江旅途的船上被强盗洗劫一空，与其同行的静闻僧和顾姓仆人被创成重伤，自己也险些丧失生命；好不容易重新筹积的游资在贵州狗场又被仆人倦走，在黔西游资再次被劫，以致“襄中钱尽”（675页），更为可悲的是最亲密的旅伴静闻僧死于南宁崇善寺，寺内的两个恶和尚伙同梁姓店主人为谋取静闻遗财遗物而不肯交出静闻行装和尸骨。旅伴静闻僧为江阴迎福寺僧人，曾刺血写成《法华经》欲供于号称全国第六大佛教名山的云南鸡足山。征得徐霞客的同意，遂于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十九日结伴西游，不意湘江遭劫中伤，旅行途中徐霞客不断为他寻医求药，至第二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已病体不支，徐霞客只得“与之永诀”（453页）。离别前徐霞客满足了静闻向他索求布鞋和“衡茶”的要求；并留下了足够的银钱委托寺僧照顾，待从广西边境考察七十多天复回南宁后，才知离别的第二天静闻便离世了。徐霞客费尽心机周折，耗时七天才将静闻遗骨取出，负骨西行一年多到达鸡足山，此举感动了鸡足山的宏辩、安仁、仙陀、纯白等高僧，静闻僧遗骨终于获准安葬在其风水宝地文笔塔之阴，并建有其骨塔，终于实现了静闻游鸡足山之遗愿。徐霞客感慨系之，并作《哭静闻禅侣六首》，其引言为“静上人与予矢志名山，来朝鸡足，万里至此，一病不愈，寄榻南宁崇善寺。分袂未几，遂成永诀。生死之痛，情见乎词”（1150页），其诗句更是字字血，声声泪，对于徐霞客之诚心令人感动不已。我们在今天的对外茶文化交流和外贸活动中就应像徐霞客一样的诚心广交天下朋友，做好做强茶生意。
3、发扬徐霞客科学执着精神创造更多茶品牌迎接发展中的“一带一路”
徐霞客自动“特好奇书，多博览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中兴高蹈之迹”（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故而发现“尝谓山川面目，多为图书志籍所蒙”（吴国华《圹志铭》），决心以还祖国河山真面目为已任，自19岁就开始了其旅行考察生活。潘耒评价其旅行考察生活“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迴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居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寢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耒，一人而已”！（吴江潘耒《徐霞客游记》序）。徐霞客三十多年求真求实的旅行考察生活中，详细考察了沿途的地质、地理、水文、气候、生物等自然状况，准确地描述了祖国各地的自然景观，“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系统地描述自然的新方向”（《徐霞客游记》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我们认为徐霞客同样“开创了我国地理学实地考察人文，系统描述人文的新方向”，[6]这是徐霞客的科学执着精神所结出的科学硕果。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一带一路”构想，发展茶叶的对外国际贸易和茶文化的国际交流也是其重要内容，也是对古代“茶叶之路”复兴的需要。但无论是茶产业还是茶文化都需要有品牌意识、能创造品牌产品，因为高价值的品牌可以使市场营销活动更有效率和效果，能够带来更高的品牌忠诚度和溢价、更大的贸易杠杆作用，从而带来更大的竞争优势。[7]徐霞客其人其事其精神就是最大的品牌，即名人品牌，塑造茶品牌就应发挥徐霞客的名人品牌效用，更应以其科学献身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从实求真的态度去创造茶品牌，发展茶品牌，为新的“一带一路”注入新活力。
概括起来，“一带一路”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中国茶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对外交流和对外贸易活动是篇大文章。我们应该像徐霞客一样“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发展茶文化，做大茶贸易。“茶祖“神农氏、“茶圣”陆羽、“亚圣”皎然、“茶仙“卢仝等古茶人对中国茶及茶文化发生发展的贡献不可磨灭，也不可忘记。但作为中国“游圣”及其地质地理学家和游记文学家的徐霞客，对中国茶叶文化的发展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应该深入研究和挖掘，以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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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载田. 徐学研究纵横[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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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夏成淳. 释“游道三德”—徐霞客之旅游观[j].徐霞客研究，,2004.（11）:198-199
[6] 杨载田. 从徐霞客游记看明末南方的社会经济生活[j].地理研究，1992（1）:48-55
[7] 张锐. 品牌学—理论基础和学科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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