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徐霞客与酒
蔡崇武
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不仅以其万里遐征,游遍大半个中国,而被称为千古奇人,其实,他在生活习惯上,也有着奇特的一面,引起后人的关注,比如他晚年西游期间的喝酒。一本《徐霞客游记》,在记载其游历的同时,就记载了他在旅游后期,与亲朋好友喝酒达70余次。徐霞客爱喝酒,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当然,这里也有他特殊的情况。记得小时候,我曾听父亲讲过“李太白醉草吓蛮书”的故事。唐玄宗时期,有一天番邦来使送上番书,满朝文武无人识得番文,在大臣贺知章的推荐下,请来了李白。李白来到朝廷,当场就读出了这份番邦来文,文中提出了领土要求。唐玄宗大怒,要李白写回复番邦的国书,好好教训番邦。李白答应了,但他要求太师杨国忠磨墨,太监高力士为他脱靴,他想借此煞煞这些奸臣的气焰,想不到唐玄宗竟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喝了几碗酒后,在半醉状态下一口气写完了回复番邦的国书。番邦得到这个回复,吓得再也不敢提领土要求。这当然是传说。李白一生写诗千余篇,他写喝酒的诗,不下两百余篇,其中至今留存于世的就有《山中与幽人对酌》、《白马篇》、《月下独酌》其二、《客中行》、《将进酒》等。不仅是李白,唐朝大诗人杜甫也十分喜爱喝酒,他一生写下的诗作共有1400多首,其中写有吟酒的诗多达300多首。当然,古代文人中好酒的人很多,如苏轼、范仲淹、欧阳修等,几乎无不饮酒。最有意思的是徐霞客的挚友陈继儒,也是嗜酒之人,他因为家境不好,不得畅饮,因此曾写下下列文字说:“酒能乱性,佛氏戒之;酒能养气,仙家饮之。余于无酒时学佛,有酒有学仙。”这几句肺腑之言,表明了他对酒的极端的癖好。我认为,徐霞客的喝酒,和这些嗜酒之人还是有区别的,他的喝酒,和他的旅游密切相关,决不是什么“吃货”,他喝酒的情况,有不少是误传,值得我们深入研讨。
一
徐霞客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他的喝酒也有着各阶段的不同特点:
一是从出生到二十一岁,这是徐霞客的成长期。现存的资料中未发现有徐霞客外出旅游与喝酒有关文字记载。
二是从二十二岁开始到五十岁,这是国内短期游阶段。这二十九年中,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徐霞客在旅途中的喝酒只有二次。一次是《游白岳山日记·徽州府》中“(正月)三十日,雪甚,兼霞浓,咫尺不辨。伯化(羽士汪伯化)携酒至捨身崖,饮睇元阁。”另一次是在《闽游日记前》中,“(三月)二十五日,(霞客)坐待奴于永安旅舍。乃市顺昌酒,浮白楼下。”但徐霞客在这二十九年中,据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记载:崇祯三年,先生年四十五岁时,因为二月访郑鄤于常州,“闻黄道周过此,携小舟追之,及于丹阳。”据文震孟为黄道周赠先生七言古诗所作的跋中记载,徐霞客在云阳道中,追到黄道周后,两人就“沽酒对饮,且饮且题诗,诗成而酒未尽”。这应该是徐霞客又一次喝酒,连同前两次,这是现今知见文选中记载的这一时期的第三次喝酒。
三是徐霞客从五十一岁西游到五十五岁旅游中止,这是徐霞客旅游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徐霞客一生喝酒最多的一段时间。《浙游日记》中,徐霞客记载的喝酒就有六次之多。其中与王受时、王忠纫、王孝先兄弟先后分别喝酒话别。在《江右游日记》中,徐霞客与酒有关的记载,共有八次,其中七次是自己喝酒,一次为二纤夫买酒,并赠给他们以酒御寒。《楚游日记》中,有关喝酒的记载不多,共四次。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徐霞客在探龙洞后,因宿寒未痊,所以“市酒磨绽药饮之”,交代了他在以酒治病。另一是他在刘明宇处,开始时是饮酒的,但第二次“侯所贷物”时,刘明宇请他喝酒,“予固辞之”,他没有喝。因此《楚游日记》中,他实际喝酒只有三次。在《粤西游日记一》中只记载了他途经白沙湾时的一次喝酒。《粤西游日记二》中,他有三次喝酒的经历,其中两次是人家招待他,到《粤西游日记三》,因碰到的朋友较多,他喝酒达到了六次之多。《粤西游日记四》是他粤西游途中喝酒最多的时候,据《游记》记载,共有十二次。其中与好友陆伯恒在二月十二、十三日,连喝两次。滇游过程中,开始喝酒较少,《滇游日记二》只记载其喝酒一次,《滇游日记三》中喝酒两次,均是自斟自酌。《滇游日记四》中徐霞客的喝酒次数增加了,达五次之多。这里,因碰到了好友唐大来,就与唐大来及其朋友先后喝了五次酒。《滇游日记七》记载,徐霞客喝酒三次,主要是木府招待他。《滇游日记八》也记载喝酒三次,这主要是离开木府在鸡足山一带,途中饮食时喝酒。《滇游日记九》,写的是徐霞客离开鸡足山后的一段旅游经历,其中喝酒四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徐霞客在石房洞爬山时,丢失青蚨三十文,不得不卖掉褶袜裙换酒喝,这表明徐霞客已一定程度上爱上了酒,当然也充分表现了徐霞客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滇游日记十》共记述了徐霞客八次喝酒。其中徐霞客的知交闪知愿曾多次邀人与他欢饮。《滇游日记十一》记载了徐霞客六次喝酒,这里重点写了他得到俞禹锡的多种照应,可见他与俞禹锡亦是个知交。综上所述,徐霞客西游期间,《游记》记载他共买酒、喝酒七十多次,但这七十多次中,《江右游日记》记载,他为纤夫买酒,并赠酒给纤夫,这不能算是徐霞客喝酒。另外《楚游日记》中,一次刘明宇请他喝酒,“予固辞之”说明他没有喝。去掉这二次,徐霞客西游过程中实际喝酒七十次,加上他二十二岁到五十岁国内短期游曾喝酒三次,但其中与黄道周喝酒,《游记》未予记载,实际上《游记》记载的只有二次,因此《游记》记载的,即有知见文献的证明,徐霞客一生喝酒为七十二次。
四是徐霞客从庚辰年(一六四O,五十五岁)七月,至崇祯十四年(五十六岁)正月卒于家,这一段时间,未见《游记》中有喝酒的记载。
二
徐霞客作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对其喝酒的问题,人们十分关注。有些文艺作品在描写徐霞客时,常常突出了徐霞客好酒的特点,有的甚至把他写成贪酒的人物,渲染徐霞客旅游途中离不开酒。其实,这都是对徐霞客的误解。徐霞客晚年确实开始喝酒,但不贪酒。徐霞客喝酒,主要集中在他西游时期。据《游记》记载,徐霞客在整个西游途中,在与朋友七十余次喝酒过程中,有十次确实喝醉了,这充分证明了徐霞客与李白、杜甫等文人不同,他喝的是感情酒,他酒量不大,但他尽心尽力了。我想,这是徐霞客喝酒的一大特点。那么,徐霞客为什么从开始喝酒很少,到西游时,喝酒又为什么突然变多,而且会多次喝醉呢?这里揭示了在徐霞客的一生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变故,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解开徐霞客喝酒由少变多的一把钥匙。
徐霞客开始国内短期游,是在他母亲王孺人的支持下进行的。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写道:“欲问奇于名山大川,自以有母在堂,恋恋菽水温凊,不敢请。”徐霞客想离家远游,但母亲在堂,“不敢请。”王孺人发现了,就对他说:“志在远方,男子事也。即语称:‘游必有方’,不过稽远近,计岁月,往返如期,岂会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王孺人对徐霞客的旅游志向大力支持。不仅如此,还“为制远游冠,以壮其行”。因此徐霞客能成功远游,全靠母亲王孺人的支持。但这里只字未提旅游中喝酒的问题。我认为,其实王孺人提到“游必有方”,就已经包括旅游中要少喝酒等问题。这里的“方”,是指方略、规矩,旅游时要遵守哪些规矩呢?文章中没有展开,但有了这句话,就等于告诉我们,王孺人讲的远远的不止陈仁锡写的那些话,她还要求徐霞客远游时,要按照“规矩”来做,那么,有哪些规矩呢?少喝酒,甚至不喝酒,这肯定是重要的内容。至于喝酒,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反对,如晋朝著名的儒学家葛洪,就在《抱朴子·酒诫》中写道:“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我相信,在母亲王孺人的教育下,再在这些儒学大师的影响下,徐霞客的喝酒不可能不收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徐霞客在整个国内短期游阶段,虽然前后有二十九年之久,但《游记》中,记载其喝酒的只有两次。至于文震孟在为黄道周所作的七言古诗跋中写到,徐霞客在云阳道中追到黄道周后,两人“沽酒对饮”,我相信,这肯定真实可信。但正因为这样,我们不得不佩服徐霞客在喝酒问题上的高度的自制能力,当然更佩服徐母王孺人教子有方,她确是值得尊敬的一个伟大的母亲。
前边提到,徐霞客西游时期,喝酒达到七十次之多,对此怎么看待呢?我认为,对这七十次喝酒要作具体分析。徐霞客西游期间,喝酒比较放开,这和两件事有关:一是与徐母王孺人的去世有关。王孺人是天启五年,先生四十岁时去世的。正如我们前边所说的那样,那时,徐霞客几乎不喝酒,即使喝,也是偶尔为之。徐霞客西游,这是在王孺人去世十年后才开始的。这时,没有了王孺人的约束,加上他当时年纪已过五十岁,俗话说:“五十而不惑”,这时在喝酒上适当放开,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二是西游期间,他持续在外的时间长,而且到的地方主要是湿气较重的南方,加上他的盘缠要靠朋友和当地官府赞助,因此,从交际的需要出发,他必须喝一点酒,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把他西游路上七十次喝酒分解来看,更能说明问题。这七十次喝酒中,他一路上自斟自饮,或者在村边小店独酌,就达二十次之多。其他主要是朋友、亲戚招待他喝酒,真正官府招待他,是极少的几次,而且这些官员有的是熟人,有的是朋友介绍而认识,主要是为了解决途中盘缠,才与这些官员打交道。因此,可以说,这是他适应当时路途的实际情况,采用的交际手段。另外我计算了一下,他在西游的路途上,总共是从五十一岁起到五十五岁六月止,约四年多时间,按四年来算共有1460天,这样折算下来约20天左右才喝一次酒,而且这个喝酒,正如我前边所说的那样,主要是接受亲朋好友的招待。因此,可以说,徐霞客的喝酒绝不是他贪酒,他是为了西游而采取的一种交际手段。我相信,如果徐母王孺人在世,也会默许他这样做的。
三
喝酒,作为中国一个传统的习俗,像葛洪那样坚决反对喝酒的人有之,但也有人对喝酒持支持的态度。如夏代的少康,即杜康,他就提倡喝酒,而且相传酒就是他发明的。《说文解字》称:“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所谓秫酒,就是用糯性的高粱酿制的酒。当然在江阴就是传说得更神奇了,说杜康曾经在江阴居住过,有杜康桥、杜康巷之地名为证。当然这种传说,谁也没有去认真考证过。但也许因为受杜康的影响,后代对酒有好评的人不少。如明朝的“药圣”李时珍就肯定了酒的药用价值,他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恶。”这里,肯定了酒的医药作用,认为酒能祛病健身,去掉人身上的病痛。我想徐霞客作为江阴人,肯定知道关于杜康的传说,也肯定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因此,在徐母王孺人去世后,在西游的路上逐渐放开喝酒,我认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他的喝酒,从《游记》记载来看,和治病密切相关。在徐霞客七十多次喝酒的经历中,有三次就是买酒泡药的记载:
一是在《江右游日记》(一)中,这样写道:“初五日入城拜朱贞明、马继芳。下午取药煮酒,由西门出,街市甚盛(见《江右游日记》150页)。
二在楚游过程中,来到临武县城,“又循城南转而东过县前,又东入徐公生祠而宿。”“是晚,予病寒未痊,用减晚餐,市酒磨锭药饮之。”(见《楚游日记》245页)。
三是《滇游日记十一》中记载:巳卯(1639)七月二十三日,“先是自清水关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饥,连日体甚不安,欲以汗发之。方赴市取药,而禹锡知余仆未归,再来邀余,乃置药而赴之。”(见《滇游日记》十一1060页)。
这里记载了徐霞客西游途中喝药的真实经过,至于徐霞客何时开始以酒泡药并喝药酒,又是治什么病,文中没有交代。然而,我在丁文江的《徐霞客先生年谱》中,意外地发现了与此相关的记载,也许对揭开徐霞客喝药酒的秘密有所帮助。丁文江先生这样写道:“先生之患足疾,见于《游记》者,仅有二处。去年正月十一日《游记》云:‘饭后觉左足拇指不良,为皮鞋所窘也。’然此后登山涉水,初未尝言及足病(见《滇游日记八》851页)。直至八月二十九日在鸡山浴温泉,始云‘余先以久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里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半月前以为虱也,索之无有。至是知为风,而苦于无药。兹汤池水深,俱煎以药草,乃久浸而熏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风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机矣。’”(见《滇游日记十三》1111—1112页)。徐霞客这样治疗后,有没有见效呢?丁文江接着写道:“然观陈志云:‘既归不能肃客’,则知先生疾固未瘳。”丁文江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徐霞客患的是“足疾”,而在我们前边引用的他三次泡药酒时,都没有明确指出是足疾,《滇游日记十一》中,他那次实际上足疾发作已很厉害,他写道是“受寒受跌且受饥”,但他仍然没有认识到是足疾。因此,我摘录的他三次以酒泡药,以及后来两次用沐浴汤池来解除足部的疼痛,这都是足疾频发的表现。正因为这样,后来他在鸡足山足疾越来越严重,最后已不能走路,不得不由木府派人抬着他送到长江边,再乘船回江阴。
其实,徐霞客从西游开始,他就知道自己有病,在西游开始的《浙游日记》开头,他就这样写道:“丙子九月十九日(1636年),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见《浙游日记》93页),这里的“老病将至”,表明他实际上感到随着年龄的增大,病魔正在袭击他。因此,在临出发西游前,《致陈继儒书》中写道:“弘祖将决策西游,从牂牁夜郎以極碉门独桥之外。其地皆豺嗥鼯啸,魑魅纵横之区,往返难以时计,死生不能自保……然无紫囊真嶽之形,而效青牛出关之辙,谩以血肉,偿彼险
山戏。他日或老先生悯其毕命,招以楚声,绝域游魂,堪傲玉门生入者矣。特勒此奉别。”(见《徐霞客游记》1147页)。这里表达得更为明确,“往返难以时计,死生不能自保”,“谩以血肉,偿彼险山戏”,都表明这次西游,徐霞客已下定必死的决心,决定带病冒着生命危险去闯一闯。因此,徐霞客决不是一般的旅行家,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史无前例的探险家。他的西游,高扬着大无畏精神,他路途带病喝酒,实际上不仅仅是公关之需要,更是争取朋友及官府的支持,是他为最终实现西游伟大目标的一种交际手段。这一点,徐霞客他自己也是明白的。他的知心朋友陈函辉在他去世后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也写道:“至服阕,(霞客)慨然曰:‘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许人也;今不可许之山水乎?’”这一段话是徐霞客在母亲去世后说的,这里明确表示出了,徐霞客认为,母亲在世的时候,“此身未可许人”,处处都要听母亲的话,而现在母亲去世了,自己全副身心都要“许之山水”了。这里实际上交待了徐霞客在徐母王孺人去世后,思想上的一个不变和一个变化:一个不变,就是他对母亲王孺人的无限尊敬与热爱,是不变的;一个变化,就是从今以后,要以身“许之山水”,一切都要自己作主了。这里徐霞客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表示过去的旅游都是在徐母王孺人直接关怀下进行的,而现在母亲去世了,这样的关怀没有了,他无比的惋惜。二是他知道西游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持久战,肯定与前二十九年的国内短期游不同。因此,他用以身“许之山水”来表达自己决绝的意志,表示他作好了迎接挑战的一切准备,当然,这里肯定包括带病喝酒。为之,我认为,他明知“老病将至”,而且在踏上西游的途中,足病已多次发作,在这特定的情况下,徐霞客开始喝酒,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如果徐母王孺人还健在,知道这是徐霞客拼死一搏的最后征途,对于他的途中喝酒,也是不会干预的。
徐霞客是伟大的,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都有着巨大影响,他被后人尊称为“游圣”。正因为他是伟人,他是“游圣”,近年来,人们对他生活习惯的研究文章也逐渐出现。比如他的喝酒,有人就说他“贪杯”,是“吃货”,这都是不负责任的胡扯。正如我前文所说,徐霞客的喝酒是分两个时期的,从二十二岁到五十岁,这二十九年是国内游时期,这一过程中,他总共只喝了三次酒。可以说这一时期他基本上不喝酒。从五十一岁到五十五岁六月,这是徐霞客西游时期,这时据《游记》记载,他总共买酒喝酒七十余次。但因为跨时四年多,平均约二十天才一次。那么,为什么徐霞客晚年控制喝酒,我认为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身体不佳,关节开始病变,另一是,他酒量本来不大,只为应酬才喝,即使平均二十多天才喝一次酒,他已控制了,但据《游记》记载,这一时期还喝醉过十次之多。因此,把徐霞客说成“贪杯”,尤其是说成“吃货”,是不符历史事实的。当然,有人借徐霞客晚年喝酒,有意歪曲事实,那就另当别论了。例如,有人在无锡某杂志上这样写道:“徐霞客于崇祯九年九月二十日在无锡告别亲友西游的亲密场景,证明他与三王(王忠韧、王孝先、王受时)不仅是朋友,更是亲戚,即王孺人的侄子辈。”这是编造的一大谎言,因为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并非是徐霞客的母亲,不仅陈仁锡说王孺人是“澄江右族”,现经江阴唐汉章等多人考证,发现更多历史证据,证明王孺人是地地道道的江阴人。因此说“三王”是徐霞客的亲戚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整个西游过程中,徐霞客与亲戚喝酒,他是一一标明的。例如在江右游过程中,那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游记》中写道:“复生婿吴基美设宴。基美即余甥。”但与“三王”喝酒,连半个亲戚的字都未提。因此,徐霞客晚年西游,为了应酬朋友,不得不带病喝酒,这在当时特定的年代里,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决不是“贪杯”,更不是什么“吃货”,在这里,恰恰展示了,他为了西游,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拼命精神。正因为这样,我真诚地希望,对徐霞客的喝酒,要严格区分他不同时期的情况,按照历史的记载,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价,千万不能随意地把他称之为“吃货”,更不能毫无根据地胡说什么同他喝了一次酒,就变成了“亲戚”,从而做出有损于霞客形象的蠢事来!
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