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徐霞客与酒
蔡崇武
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不仅以其万里遐征，游遍大半个中国，而被称为千古奇人，其实，他在生活习惯上，也有着奇特的一面，引起后人的关注，比如他晚年西游期间的喝酒。一本《徐霞客游记》，在记载其游历的同时，就记载了他在旅游后期，与亲朋好友喝酒达70余次。徐霞客爱喝酒，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当然，这里也有他特殊的情况。记得小时候，我曾听父亲讲过“李太白醉草吓蛮书”的故事。唐玄宗时期，有一天番邦来使送上番书，满朝文武无人识得番文，在大臣贺知章的推荐下，请来了李白。李白来到朝廷，当场就读出了这份番邦来文，文中提出了领土要求。唐玄宗大怒，要李白写回复番邦的国书，好好教训番邦。李白答应了，但他要求太师杨国忠磨墨，太监高力士为他脱靴，他想借此煞煞这些奸臣的气焰，想不到唐玄宗竟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喝了几碗酒后，在半醉状态下一口气写完了回复番邦的国书。番邦得到这个回复，吓得再也不敢提领土要求。这当然是传说。李白一生写诗千余篇，他写喝酒的诗，不下两百余篇，其中至今留存于世的就有《山中与幽人对酌》、《白马篇》、《月下独酌》其二、《客中行》、《将进酒》等。不仅是李白，唐朝大诗人杜甫也十分喜爱喝酒，他一生写下的诗作共有1400多首，其中写有吟酒的诗多达300多首。当然，古代文人中好酒的人很多，如苏轼、范仲淹、欧阳修等，几乎无不饮酒。最有意思的是徐霞客的挚友陈继儒，也是嗜酒之人，他因为家境不好，不得畅饮，因此曾写下下列文字说：“酒能乱性，佛氏戒之；酒能养气，仙家饮之。余于无酒时学佛，有酒有学仙。”这几句肺腑之言，表明了他对酒的极端的癖好。我认为，徐霞客的喝酒，和这些嗜酒之人还是有区别的，他的喝酒，和他的旅游密切相关，决不是什么“吃货”，他喝酒的情况，有不少是误传，值得我们深入研讨。
一
徐霞客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他的喝酒也有着各阶段的不同特点：
一是从出生到二十一岁，这是徐霞客的成长期。现存的资料中未发现有徐霞客外出旅游与喝酒有关文字记载。
二是从二十二岁开始到五十岁，这是国内短期游阶段。这二十九年中，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徐霞客在旅途中的喝酒只有二次。一次是《游白岳山日记·徽州府》中“（正月）三十日，雪甚，兼霞浓，咫尺不辨。伯化（羽士汪伯化）携酒至捨身崖，饮睇元阁。”另一次是在《闽游日记前》中，“（三月）二十五日，（霞客）坐待奴于永安旅舍。乃市顺昌酒，浮白楼下。”但徐霞客在这二十九年中，据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记载：崇祯三年，先生年四十五岁时，因为二月访郑鄤于常州，“闻黄道周过此，携小舟追之，及于丹阳。”据文震孟为黄道周赠先生七言古诗所作的跋中记载，徐霞客在云阳道中，追到黄道周后，两人就“沽酒对饮，且饮且题诗，诗成而酒未尽”。这应该是徐霞客又一次喝酒，连同前两次，这是现今知见文选中记载的这一时期的第三次喝酒。
三是徐霞客从五十一岁西游到五十五岁旅游中止，这是徐霞客旅游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徐霞客一生喝酒最多的一段时间。《浙游日记》中，徐霞客记载的喝酒就有六次之多。其中与王受时、王忠纫、王孝先兄弟先后分别喝酒话别。在《江右游日记》中，徐霞客与酒有关的记载，共有八次，其中七次是自己喝酒，一次为二纤夫买酒，并赠给他们以酒御寒。《楚游日记》中，有关喝酒的记载不多，共四次。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徐霞客在探龙洞后，因宿寒未痊，所以“市酒磨绽药饮之”，交代了他在以酒治病。另一是他在刘明宇处，开始时是饮酒的，但第二次“侯所贷物”时，刘明宇请他喝酒，“予固辞之”，他没有喝。因此《楚游日记》中，他实际喝酒只有三次。在《粤西游日记一》中只记载了他途经白沙湾时的一次喝酒。《粤西游日记二》中，他有三次喝酒的经历，其中两次是人家招待他，到《粤西游日记三》，因碰到的朋友较多，他喝酒达到了六次之多。《粤西游日记四》是他粤西游途中喝酒最多的时候，据《游记》记载，共有十二次。其中与好友陆伯恒在二月十二、十三日，连喝两次。滇游过程中，开始喝酒较少，《滇游日记二》只记载其喝酒一次，《滇游日记三》中喝酒两次，均是自斟自酌。《滇游日记四》中徐霞客的喝酒次数增加了，达五次之多。这里，因碰到了好友唐大来，就与唐大来及其朋友先后喝了五次酒。《滇游日记七》记载，徐霞客喝酒三次，主要是木府招待他。《滇游日记八》也记载喝酒三次，这主要是离开木府在鸡足山一带，途中饮食时喝酒。《滇游日记九》，写的是徐霞客离开鸡足山后的一段旅游经历，其中喝酒四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徐霞客在石房洞爬山时，丢失青蚨三十文，不得不卖掉褶袜裙换酒喝，这表明徐霞客已一定程度上爱上了酒，当然也充分表现了徐霞客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滇游日记十》共记述了徐霞客八次喝酒。其中徐霞客的知交闪知愿曾多次邀人与他欢饮。《滇游日记十一》记载了徐霞客六次喝酒，这里重点写了他得到俞禹锡的多种照应，可见他与俞禹锡亦是个知交。综上所述，徐霞客西游期间，《游记》记载他共买酒、喝酒七十多次，但这七十多次中，《江右游日记》记载，他为纤夫买酒，并赠酒给纤夫，这不能算是徐霞客喝酒。另外《楚游日记》中，一次刘明宇请他喝酒，“予固辞之”说明他没有喝。去掉这二次，徐霞客西游过程中实际喝酒七十次，加上他二十二岁到五十岁国内短期游曾喝酒三次，但其中与黄道周喝酒，《游记》未予记载，实际上《游记》记载的只有二次，因此《游记》记载的，即有知见文献的证明，徐霞客一生喝酒为七十二次。
四是徐霞客从庚辰年（一六四O，五十五岁）七月，至崇祯十四年（五十六岁）正月卒于家，这一段时间，未见《游记》中有喝酒的记载。
二
徐霞客作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对其喝酒的问题，人们十分关注。有些文艺作品在描写徐霞客时，常常突出了徐霞客好酒的特点，有的甚至把他写成贪酒的人物，渲染徐霞客旅游途中离不开酒。其实，这都是对徐霞客的误解。徐霞客晚年确实开始喝酒，但不贪酒。徐霞客喝酒，主要集中在他西游时期。据《游记》记载，徐霞客在整个西游途中，在与朋友七十余次喝酒过程中，有十次确实喝醉了，这充分证明了徐霞客与李白、杜甫等文人不同，他喝的是感情酒，他酒量不大，但他尽心尽力了。我想，这是徐霞客喝酒的一大特点。那么，徐霞客为什么从开始喝酒很少，到西游时，喝酒又为什么突然变多，而且会多次喝醉呢？这里揭示了在徐霞客的一生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变故，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解开徐霞客喝酒由少变多的一把钥匙。
徐霞客开始国内短期游，是在他母亲王孺人的支持下进行的。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写道：“欲问奇于名山大川，自以有母在堂，恋恋菽水温凊，不敢请。”徐霞客想离家远游，但母亲在堂，“不敢请。”王孺人发现了，就对他说：“志在远方，男子事也。即语称：‘游必有方’，不过稽远近，计岁月，往返如期，岂会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王孺人对徐霞客的旅游志向大力支持。不仅如此，还“为制远游冠，以壮其行”。因此徐霞客能成功远游，全靠母亲王孺人的支持。但这里只字未提旅游中喝酒的问题。我认为，其实王孺人提到“游必有方”，就已经包括旅游中要少喝酒等问题。这里的“方”，是指方略、规矩，旅游时要遵守哪些规矩呢？文章中没有展开，但有了这句话，就等于告诉我们，王孺人讲的远远的不止陈仁锡写的那些话，她还要求徐霞客远游时，要按照“规矩”来做，那么，有哪些规矩呢？少喝酒，甚至不喝酒，这肯定是重要的内容。至于喝酒，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反对，如晋朝著名的儒学家葛洪，就在《抱朴子·酒诫》中写道：“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我相信，在母亲王孺人的教育下，再在这些儒学大师的影响下，徐霞客的喝酒不可能不收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徐霞客在整个国内短期游阶段，虽然前后有二十九年之久，但《游记》中，记载其喝酒的只有两次。至于文震孟在为黄道周所作的七言古诗跋中写到，徐霞客在云阳道中追到黄道周后，两人“沽酒对饮”，我相信，这肯定真实可信。但正因为这样，我们不得不佩服徐霞客在喝酒问题上的高度的自制能力，当然更佩服徐母王孺人教子有方，她确是值得尊敬的一个伟大的母亲。
前边提到，徐霞客西游时期，喝酒达到七十次之多，对此怎么看待呢？我认为，对这七十次喝酒要作具体分析。徐霞客西游期间，喝酒比较放开，这和两件事有关：一是与徐母王孺人的去世有关。王孺人是天启五年，先生四十岁时去世的。正如我们前边所说的那样，那时，徐霞客几乎不喝酒，即使喝，也是偶尔为之。徐霞客西游，这是在王孺人去世十年后才开始的。这时，没有了王孺人的约束，加上他当时年纪已过五十岁，俗话说：“五十而不惑”，这时在喝酒上适当放开，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二是西游期间，他持续在外的时间长，而且到的地方主要是湿气较重的南方，加上他的盘缠要靠朋友和当地官府赞助，因此，从交际的需要出发，他必须喝一点酒，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把他西游路上七十次喝酒分解来看，更能说明问题。这七十次喝酒中，他一路上自斟自饮，或者在村边小店独酌，就达二十次之多。其他主要是朋友、亲戚招待他喝酒，真正官府招待他，是极少的几次，而且这些官员有的是熟人，有的是朋友介绍而认识，主要是为了解决途中盘缠，才与这些官员打交道。因此，可以说，这是他适应当时路途的实际情况，采用的交际手段。另外我计算了一下，他在西游的路途上，总共是从五十一岁起到五十五岁六月止，约四年多时间，按四年来算共有1460天，这样折算下来约20天左右才喝一次酒，而且这个喝酒，正如我前边所说的那样，主要是接受亲朋好友的招待。因此，可以说，徐霞客的喝酒绝不是他贪酒，他是为了西游而采取的一种交际手段。我相信，如果徐母王孺人在世，也会默许他这样做的。
三
喝酒，作为中国一个传统的习俗，像葛洪那样坚决反对喝酒的人有之，但也有人对喝酒持支持的态度。如夏代的少康，即杜康，他就提倡喝酒，而且相传酒就是他发明的。《说文解字》称：“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所谓秫酒，就是用糯性的高粱酿制的酒。当然在江阴就是传说得更神奇了，说杜康曾经在江阴居住过，有杜康桥、杜康巷之地名为证。当然这种传说，谁也没有去认真考证过。但也许因为受杜康的影响，后代对酒有好评的人不少。如明朝的“药圣”李时珍就肯定了酒的药用价值，他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恶。”这里，肯定了酒的医药作用，认为酒能祛病健身，去掉人身上的病痛。我想徐霞客作为江阴人，肯定知道关于杜康的传说，也肯定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因此，在徐母王孺人去世后，在西游的路上逐渐放开喝酒，我认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他的喝酒，从《游记》记载来看，和治病密切相关。在徐霞客七十多次喝酒的经历中，有三次就是买酒泡药的记载：
一是在《江右游日记》（一）中，这样写道：“初五日入城拜朱贞明、马继芳。下午取药煮酒，由西门出，街市甚盛（见《江右游日记》150页）。
二在楚游过程中，来到临武县城，“又循城南转而东过县前，又东入徐公生祠而宿。”“是晚，予病寒未痊，用减晚餐，市酒磨锭药饮之。”（见《楚游日记》245页）。
三是《滇游日记十一》中记载：巳卯（1639）七月二十三日，“先是自清水关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饥，连日体甚不安，欲以汗发之。方赴市取药，而禹锡知余仆未归，再来邀余，乃置药而赴之。”（见《滇游日记》十一1060页）。
这里记载了徐霞客西游途中喝药的真实经过，至于徐霞客何时开始以酒泡药并喝药酒，又是治什么病，文中没有交代。然而，我在丁文江的《徐霞客先生年谱》中，意外地发现了与此相关的记载，也许对揭开徐霞客喝药酒的秘密有所帮助。丁文江先生这样写道：“先生之患足疾，见于《游记》者，仅有二处。去年正月十一日《游记》云：‘饭后觉左足拇指不良，为皮鞋所窘也。’然此后登山涉水，初未尝言及足病（见《滇游日记八》851页）。直至八月二十九日在鸡山浴温泉，始云‘余先以久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里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半月前以为虱也，索之无有。至是知为风，而苦于无药。兹汤池水深，俱煎以药草，乃久浸而熏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风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机矣。’”（见《滇游日记十三》1111—1112页）。徐霞客这样治疗后，有没有见效呢？丁文江接着写道：“然观陈志云：‘既归不能肃客’，则知先生疾固未瘳。”丁文江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徐霞客患的是“足疾”，而在我们前边引用的他三次泡药酒时，都没有明确指出是足疾，《滇游日记十一》中，他那次实际上足疾发作已很厉害，他写道是“受寒受跌且受饥”，但他仍然没有认识到是足疾。因此，我摘录的他三次以酒泡药，以及后来两次用沐浴汤池来解除足部的疼痛，这都是足疾频发的表现。正因为这样，后来他在鸡足山足疾越来越严重，最后已不能走路，不得不由木府派人抬着他送到长江边，再乘船回江阴。
其实，徐霞客从西游开始，他就知道自己有病，在西游开始的《浙游日记》开头，他就这样写道：“丙子九月十九日（1636年），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见《浙游日记》93页），这里的“老病将至”，表明他实际上感到随着年龄的增大，病魔正在袭击他。因此，在临出发西游前，《致陈继儒书》中写道：“弘祖将决策西游，从牂牁夜郎以極碉门独桥之外。其地皆豺嗥鼯啸，魑魅纵横之区，往返难以时计，死生不能自保……然无紫囊真嶽之形，而效青牛出关之辙，谩以血肉，偿彼险
山戏。他日或老先生悯其毕命，招以楚声，绝域游魂，堪傲玉门生入者矣。特勒此奉别。”（见《徐霞客游记》1147页）。这里表达得更为明确，“往返难以时计，死生不能自保”，“谩以血肉，偿彼险山戏”，都表明这次西游，徐霞客已下定必死的决心，决定带病冒着生命危险去闯一闯。因此，徐霞客决不是一般的旅行家，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史无前例的探险家。他的西游，高扬着大无畏精神，他路途带病喝酒，实际上不仅仅是公关之需要，更是争取朋友及官府的支持，是他为最终实现西游伟大目标的一种交际手段。这一点，徐霞客他自己也是明白的。他的知心朋友陈函辉在他去世后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也写道：“至服阕，（霞客）慨然曰：‘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许人也；今不可许之山水乎？’”这一段话是徐霞客在母亲去世后说的，这里明确表示出了，徐霞客认为，母亲在世的时候，“此身未可许人”，处处都要听母亲的话，而现在母亲去世了，自己全副身心都要“许之山水”了。这里实际上交待了徐霞客在徐母王孺人去世后，思想上的一个不变和一个变化：一个不变，就是他对母亲王孺人的无限尊敬与热爱，是不变的；一个变化，就是从今以后，要以身“许之山水”，一切都要自己作主了。这里徐霞客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表示过去的旅游都是在徐母王孺人直接关怀下进行的，而现在母亲去世了，这样的关怀没有了，他无比的惋惜。二是他知道西游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持久战，肯定与前二十九年的国内短期游不同。因此，他用以身“许之山水”来表达自己决绝的意志，表示他作好了迎接挑战的一切准备，当然，这里肯定包括带病喝酒。为之，我认为，他明知“老病将至”，而且在踏上西游的途中，足病已多次发作，在这特定的情况下，徐霞客开始喝酒，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如果徐母王孺人还健在，知道这是徐霞客拼死一搏的最后征途，对于他的途中喝酒，也是不会干预的。
徐霞客是伟大的，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都有着巨大影响，他被后人尊称为“游圣”。正因为他是伟人，他是“游圣”，近年来，人们对他生活习惯的研究文章也逐渐出现。比如他的喝酒，有人就说他“贪杯”，是“吃货”，这都是不负责任的胡扯。正如我前文所说，徐霞客的喝酒是分两个时期的，从二十二岁到五十岁，这二十九年是国内游时期，这一过程中，他总共只喝了三次酒。可以说这一时期他基本上不喝酒。从五十一岁到五十五岁六月，这是徐霞客西游时期，这时据《游记》记载，他总共买酒喝酒七十余次。但因为跨时四年多，平均约二十天才一次。那么，为什么徐霞客晚年控制喝酒，我认为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身体不佳，关节开始病变，另一是，他酒量本来不大，只为应酬才喝，即使平均二十多天才喝一次酒，他已控制了，但据《游记》记载，这一时期还喝醉过十次之多。因此，把徐霞客说成“贪杯”，尤其是说成“吃货”，是不符历史事实的。当然，有人借徐霞客晚年喝酒，有意歪曲事实，那就另当别论了。例如，有人在无锡某杂志上这样写道：“徐霞客于崇祯九年九月二十日在无锡告别亲友西游的亲密场景，证明他与三王（王忠韧、王孝先、王受时）不仅是朋友，更是亲戚，即王孺人的侄子辈。”这是编造的一大谎言，因为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并非是徐霞客的母亲，不仅陈仁锡说王孺人是“澄江右族”，现经江阴唐汉章等多人考证，发现更多历史证据，证明王孺人是地地道道的江阴人。因此说“三王”是徐霞客的亲戚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整个西游过程中，徐霞客与亲戚喝酒，他是一一标明的。例如在江右游过程中，那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游记》中写道：“复生婿吴基美设宴。基美即余甥。”但与“三王”喝酒，连半个亲戚的字都未提。因此，徐霞客晚年西游，为了应酬朋友，不得不带病喝酒，这在当时特定的年代里，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决不是“贪杯”，更不是什么“吃货”，在这里，恰恰展示了，他为了西游，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拼命精神。正因为这样，我真诚地希望，对徐霞客的喝酒，要严格区分他不同时期的情况，按照历史的记载，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价，千万不能随意地把他称之为“吃货”，更不能毫无根据地胡说什么同他喝了一次酒，就变成了“亲戚”，从而做出有损于霞客形象的蠢事来！
202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