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道与王城东个人特征要素对比
缪幸龙
考证徐母王孺人的籍贯是无锡还是江阴，弄清无锡王重道和江阴王城东的个人特征要素最为关键。因为王重道和王城东处于这一焦点的源头，如能区分出两人是否为同一人，则不需再从徐有勉与徐霞客父子入手，即可判断出吕锡生教授力推的徐母王孺人为王重道所生是否属实。好在现有存世资料可以对两人进行比较详细的对比，从而帮助不知详情的读者作出准确判断。本文拟从以下八个要素对两人的身份进行对比以判断两人是否为同一人：
一、表字。无锡王重道的表字，现有知见文献不见记载，从其兄立道字懋中、弟望道字懋及推测，其表字中也应有个“懋”字。而江阴王城东，仅见于徐材撰写的《徐洽行状》及陈仁锡撰写的《王孺人墓志铭》两篇文章中，按古代对人的尊称习惯推断，文中所称的“城东”肯定不是其名讳，可能为其表字，也可能为其别号。
二、别号。现有知见文献显示，无锡王重道生前及死后只有一个别号——“梁川”。而江阴王城东，见于徐材及陈仁锡两篇原文，按古代对人的尊称习惯推断，文中所称的“城东”可能为其别号，也可能为其表字。吕教授声称存在于无锡民间传闻里的“东里王公”就是王重道，并且与陈仁锡原文中的“城东王公”是同一人，至于怎样考证而得，源流与流变如何，则一条证据都没有。
三、籍贯。王重道籍贯无锡以及王城东籍贯江阴，都是有据可查。吕教授为了证成王城东就是王重道，对陈仁锡原文进行了独出心裁的解释，以“陈仁锡《墓志铭》中的城东王公，在江阴至今仍是无人证、无物证，仅仅只有一句文字的孤证”为由，认定陈仁锡作《铭》时昏了头，误将无锡江阴巷记成了江阴的别称“澄江”。其实，“城东王公”在徐霞客曾祖徐洽的行状中就已出现，徐洽的知情人——族亲徐材在撰写行状时，城东王公还活着。虽然没像陈仁锡那样点明城东王公是“澄江右族”，但从文中与其它子孙配偶所在地域（本县与外县）的表述对比（外县注明县名，本县不注明）中，以及民国版《梧塍徐氏宗谱》所收谱主婚配地域（本县与外县）的不同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城东王公籍贯就是陈仁锡所说的江阴。另外，墓志铭撰写完成后，必须首先获得死者亲属或者僚属友朋的认可，再藉众人之手，才能从纸上刻到石上的生产过程表明，徐材和陈仁锡的记载根本不可能出错；徐母八十大寿时，霞客友人所作寿文和诗歌中有多处提到王孺人出身江阴也可提供佐证。这一结论经过徐洽到徐霞客祖孙四代乃至霞客去世后几百年的时间考验，全族子孙从未有过质疑，说明城东王公为江阴人的记载既有物证，也有人证，并且不是文字上的孤证，完全经得起检验。
四、生卒年。无锡王重道的生年与卒年均可经推算得知。据明代李维桢撰写王重道儿子的《王太学墓志铭》[ 载《大泌山房集》卷六十八，见《明别集丛刊》第四辑，黄山书社2016年版。]记载：“于时鸿胪公好客，客秽杂，浆酒霍肉，日食万钱，而公慎交游，力行节俭。父以豪减产不能佐公游学资，外母陈宜人稍振之。公语秦孺人：‘而母不以贫薄其壻，吾奈何以贫俭其亲？’治具召诸父客来，选伎徵歌，呼卢浮白，迭前为寿。父喜辄尽醉，顾谓侍儿：‘今夕良宴会，欢乐难具陈。’而公不令父知所从出也，益励精治举子业。会父暴卒，家人因缘为奸利，外侮乘之，公私之责数万，乃斥名田，质子钱，鬻妇簪珥以偿。”从文中的“迭前为寿”、“会父暴卒”以及王重道父子相差23岁分析，文中所指的“寿”应该是王重道五十寿辰。再从明代孙继皋所撰王重道继配邹氏《王母华孺人墓志铭》[ 载《宗伯集》卷八，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所载去世时间为1581年，丈夫去世后守寡16年的事实倒推，可知王重道卒于1565年。其生年也就很受容易推算出为1516。这一结果与吕教授和邬秋龙副教授的记载一致。而江阴王城东的生年在陈仁锡原文中未见记载，卒年可经推算获知。据陈仁锡原文中的王孺人“暨归豫庵公，而翁光禄柴石公卒，以缟素见，犹及事姑陈孺人暨太翁鸿胪云岐公，未几并卒，城东公亦卒。孺人自庙见后五年于兹而大丧相继”，董其昌所撰《隐君徐豫庵暨配王孺人墓志铭》中的徐有勉“十九罹父丧”，李涞所撰《郡丞渐庵公传》中的徐衍芳五子徐有登“龄十有二而赠翁卒”分析，徐有勉19岁结婚之年（弟徐有登12岁），父亲衍芳去世，与丈夫同龄的妻子王孺人带孝庙见，过门后五年内大丧相继，先是公公“光禄柴石公”徐衍芳去世，接着婆婆陈孺人和太公“鸿胪云岐公”徐洽去世，最后父亲王城东去世。徐有勉生于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初三（1545年8月9日），徐有登生于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1552年11月18日），分别向上追加18年及11年，可知徐衍芳卒年为1563，比族谱记载的徐衍芳父亲徐洽去世时间1564年早一年。这一推算与邬秋龙副教授的推算完全一致，其文章《徐洽、徐衍芳父子及其抗倭思想》发表于2022/06第一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证。再据“五年于兹而大丧相继”将徐衍芳卒年向上追加5年，推得王城东卒年1568，比王重道卒年1565晚了3年。由于农历与公历之间有时间差，3年这一数字不一定十分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人的卒年绝对不会是同一年。吕教授看到后辩称，“五年于兹”的“五”不是实数，[ 载《缪君“八辨”功力见分晓》，见无锡《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22/06第一期。]以此否定王城东与王重道的卒年差异，坚持认为王重道与王城东“生卒年相同”。“五”到底是不是实数？读者自可作出明辨。
五、功名和官职。王重道据多份存世文献记载，功名为太学生，官职为鸿胪寺序班。而江阴王城东，据徐材及陈仁锡原文中记载，无功名和官职。吕教授以“我国古代考中举人以上才算有功名，而王重道不过是一介小吏，仍属没有功名的布衣”[ 载《对江阴<徐学研究>2022年第三期一考二辨析的答复》,见《徐霞客研究》微信群，2022年11月4日发表。]为由，认定文中没记王城东有功名和官职不代表其没有功名和官职。其实，功名在古代科举中的专有名称为“科名”，科名的词典解释是：“科举考中而取得的功名。分为生员(俗称秀才)、举人与进士三级，分别是通过童试、乡试、会试三级科举考试而取得。”再查徐材原文，与王重道功名或官职相同或相近的子孙婚配对象都有表述，如徐洽次子“衍厚，娶太学生华双石女”，次女“适太学生陈力”，孙子“有造，娶太学生陈云蒲女；有存，娶太学生陆守斋女”，“有开，娶鸿胪署丞鹅山张公女”，“有守，聘邑庠生曹五松女”，说明徐材对于举人以下的功名并没有忽略不记。而“有勉，娶王城东女”中的“王城东”不记功名和官职，与徐洽其他子孙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表述只能说明王城东一没有功名和官职，二绝对不是有太学生功名、鸿胪寺序班官职、父兄是大名鼎鼎的父子进士的无锡王重道。试想王城东如果真的就是王重道，那么其祖父王表以及本人的功名与官职绝对不会不记入徐洽行状。
六、配偶。据文献记载，无锡王重道第一任妻子姓华（1516～1540），第二任妻子本姓邹（1523～1581），因从小丧母寄养于姑妈家，随姑父姓华。江阴王城东元配也姓华。吕教授以两人同姓华氏为由，认定两人为同一人。但前者丈夫王重道有身份，倭燹发生前出资筑城，倭寇杀来时从城外躲进无锡城里，全家都衣食无忧；后者丈夫王城东无身份，遇到倭燹从江阴农村逃进无锡县城，逃难期间用陈仁锡的原话“食乏绝”，也就是说，全家温饱都成问题。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两人绝对不是同一人。
七、儿子与亲家。现存知见文献显示，无锡王重道与继配生有二子，长王化行（1542～1597），次王化远，均娶秦氏。而江阴王城东生子数不详，从陈仁锡原文“与母华过姻家杨”可知有一亲家姓杨，与王重道家庭完全不同。
八、生女与嫁女。无锡王重道与继配是否生有女儿，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按照“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八分证据说七分话”的治学原则，至少在目前不能认为王重道与继配生有女儿。而吕教授为了让人们相信王重道与继配确有女儿，写了多篇文章。先是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 载2021/06第一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以下简称《概述》）中声称：王重道有个女儿“谱牒上未留有名字，只知嫁江阴南旸岐徐有勉后称王孺人。她是无锡嘉乐堂鸿胪序班王重道小女、王化行之妹。”这一说法很快遭到质疑：既然谱牒上未留有名字，文献上查不到证据，吕教授又是凭什么肯定这位嘉乐堂女儿一定存在，并且嫁给了江阴徐有勉？如果真有这样的证据，吕教授为什么不公布出来？王化行有个弟弟叫王化远，吕教授在《概述》一文中介绍其生年为1545，与江阴徐母王孺人同年。为了防止人们质疑，吕教授有意将王化远移到王重道哥哥王立道名下，成了王立道庶子、王孺人堂弟。移动以后，两人的年龄矛盾顺利解决。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吕教授是想凭借其在徐学界的声望，让不知情的读者对这个虚构的王重道女儿深信不疑。2022/12第二期出版的《徐霞客与当代旅游》，吕教授又在《关于徐母王孺人无锡与江阴徐学会考证的资料档案》（以下简称《档案》）一文中声称：“张兴华、吕锡生、邬秋龙先生考定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但既然已经“考定”，肯定要提供考定的证据供读者验证才能令人信服。事实情况是，经笔者向邬秋龙副教授核实，其对“考定”坚决否定。另经蔡崇武先生查证，张兴华先生的文章只考证出王忠韧就是嘉乐堂王氏后裔王永吉，而王忠韧又是与徐霞客有过交往的朋友，吕教授于是来了个“乾坤大挪移”，硬说“这是判明王孺人籍贯的基石之一”，“巧妙地把那个嘉乐堂的王孺人说成是徐霞客的母亲”，实际上所谓的王重道女儿压根不存在。至于邬秋龙副教授的文章，只认为王畸海只是徐霞客的姐夫，并没有确认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铁定是徐霞客的母亲，可吕教授“来了个移花接木”，说这一考证“更使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的籍贯明朗化”，是“判明王孺人籍贯的又一基石”。吕教授这样做，显然是想“把水搅浑”，因为“把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事说到一起，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就会信以为真，这样既表扬了邬秋龙副教授，又塞进了无锡嘉乐堂的王孺人就是徐霞客母亲的私货”[ 以上引言均出自蔡崇武《也谈徐母王孺人籍贯的“两大基石”——与吕锡生教授商榷》一文，见江阴《徐学研究》2022年第4期。]。再看吕教授自称的所谓“考定”,是将徐有勉多次跑无锡、徐霞客与王重道后裔关系密切作为王重道有女儿嫁给徐家的铁证。稍有点学术常识的读者都明白，这样的铁证，恐怕连“约等于”的标准都够不到。在女儿出嫁年龄上，吕教授抛出了三种不同说法：先是在《概述》一文中说是19岁，接着在《论无锡大运河文化中的三宝》一文[ 载《徐霞客研究》第40辑，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中国大地出版社、地质出版社出版。]中说是17岁，之后在《东海贤母王孺人籍贯的考定与东林小学一百二十年校庆》一文[ 载2021/12第二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中又说是18岁。受到质疑后以新旧历法换算有时间差异为由进行辩解。[ 载《缪君“八辨”功力见分晓》。]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出生年龄用新旧历法换算后有一个自然年的差异所有人都会相信，有两个自然年的差异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三个不同的年龄都正确所有人都不会相信。看到这里读者不难明白，所谓的嫁给徐家的王重道女儿，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假货。而江阴王城东，生有一女嫁给徐有勉，跟王重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吕教授在《档案》一文中，列出无锡王重道与江阴王城东有八大相同相似之处：①是王氏右族；②生卒年龄相同；③倭燹事件相同；④避倭情况相同；⑤嫁女相同；⑥大丧相继相同；⑦住在东门相同；⑧王孺人母亲为华氏相同。若与以上八个要素对比，不难发现吕教授有意回避了对其主张不利的多个个人特征要素，自己列出的“八个相同相似之处”则有多处与历史事实不符。现在经过对比，事实已经非常清楚，王重道与王城东的个人特征要素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可以肯定两人绝对不是同一人。既然不是同一个人，那么无论吕教授把徐有勉、徐霞客父子与无锡王氏子孙的交往说得怎样亲密，无论今天在家谱里、村子里能不能找到王城东的旁证，都不会影响徐母王孺人父亲是王城东而不是王重道这一历史记载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