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阴的民间战略家李寄
张晓东
面对多重危机下朝廷的束手无策，明朝的许多民间士人也加入到谈兵的队伍中，形成了朝野人人谈兵的现象，涌现了许多民间战略家。
李寄，字介立，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生于江阴。他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最小的儿子。
李寄的母亲姓周，是徐霞客家的一个婢女，怀孕后，不为徐家所容，嫡嫁于云亭敔山湾旺湾小李家村一李姓家，李寄即生于李家。李寄终生未娶，母亲去世后，李寄只身移居江阴花山南麓九里禅院旁的山居庵，过着清贫的生活，直到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离世。
李寄童年时即“性素颖异，少负奇才”，聪明好学，“不经师授，博学能文”。除了后来整理编辑《徐霞客游记》以外，李寄于历史、武略也有浓厚的兴趣。比如，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京师后，25岁的李寄“徒步走留都，上平贼十策”，为偏安于南京的南明小王朝献破李自成的计策。
晚年的李寄专心著述，其著作有《天香阁文集》7卷、《天香阁随笔》8卷、《历代兵鉴》120卷、《历代兵鉴随笔》16卷、《艺圃存稿》6卷、《舆图集要》40卷等。其中《历代兵鉴》《历代兵鉴随笔》《舆图集要》均属于武略兵书范畴。从卷数来看，这些兵书规模是相当浩繁庞大的。
李寄的这些兵书均已散佚无传。仅在清初江阴文人赵曦明所著《桑梓见闻》一书中，收录有李寄《历代兵鉴序略》一文，可以略知其著兵书之由以及一些战略思想：
兵，非圣人所尚也。圣人有时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者非矜智斗勇以争胜于天下，用之正所以止之也。黄帝非涿鹿之战，则蚩尤之乱不息；汤武非鸣条牧野之师，则桀纣之暴不除。三代以下不得圣人之心，因而不得圣人之法，遂有率土地以食人肉，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之事。圣人之法何如？黄帝作指南车而大雾不能迷，武王不愆于五步七步、五伐七伐，而如林之士倒戈。有法，则操必胜之术而天下蒙其福；失此法，则居必败之地而天下受其祸，此《兵鉴》之所由集也。准之《春秋》以定其邪正，本之《通鉴》以识其先后，采之《二十一史》以备其得失，旁及稗官杂记以罗其巨细，凡可以准古而镜后者，无乎不载焉。呜呼！岂得已哉。悍夫戾卒，妄执兵权，徒骋兵威，以勇斗为能，以杀戮为事，肝脑涂地，勋业无闻，得是集而揣摩之，不待黄石之符、青田之书，而已恢恢乎游刃有余矣。岂非兵家之金鉴，常胜之左券哉？
李寄曾应常州府童子试。至府试时，时任郡守祖星岳对李寄的应试文章赞赏有加，置李寄第一，并送给李寄一套《廿一史》。这就是文中所述的《廿一史》的来历。应试后，李寄后悔“奈何以文字干荣哉！”遂不复就院试。
《历代兵鉴》应该是从史书中辑录的历代战争史料，主要来源是《廿一史》，参以《春秋》和《资治通鉴》。《历代兵鉴随笔》应该是李寄在整理《历代兵鉴》时所作的笔记，其中应该记载了他对战争的评价和战略思想，惜已不可见。
流传下来的《天香阁随笔》中有一些战略思想的记录，如：“兵法守其所不攻，攻其所不守，所谓不意之师行无人之地，袭其空虚、倾其本根者。”等，这些战略思想，源于《贞观政要》《孙子兵法》等书，自然也有李寄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清朝没有把李寄的书列入禁毁之列，想来原因有二：一是《二十一史》是明万历年间由国子监刊行的正史集，将宋时所称的“十七史”加宋、辽、金、元四史，合编为《二十一史》，不涉明清战事，因而也不会抵忤清廷；二是李寄一生清贫，自然没有钱像颜季亨一样去刊印自己的著作，所以流传不广，知者甚少，不会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注意，但也因此而没有流传下来。
李寄在编《历代兵鉴》时，正是清灭南明之时，猜想其《历代兵鉴随笔》中会谈到明清间的战争，其《天香阁随笔》中就有南明李定国出桂林反击清军的记载；且据史料记载，乙酉江阴抗清守城之时，李寄还发挥其军事才能，亲自参与城外的防御，率乡民在花山和敔山湾布防，抗击清兵和防御流寇的抢掠。江阴城破遭屠，李寄悲愤至极，绝食于山顶之上，幸被乡人发现救回才免于一死。所以，李寄不纯粹是纸上谈兵，还是有战争实践的。其兵书没有引起清廷的注意，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只有书稿，没有刊刻成书。
明末民间士人著书谈兵，形成“用兵者罕奇，而谈兵者不乏”的怪现象，一方面有市场需求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传统文人面对明末政治败坏和边疆危机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痛心疾首之余，他们希望能够引起朝廷的注意，以自己的学识见解，助朝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在积贫积弱之下，明朝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