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竺可桢与李约瑟的交往对徐学的推动作用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单旭
竺可桢从1936年4月起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带领浙大人经历了抗战的艰苦岁月，三次西迁，一迁江西泰和、二迁广西宜山，三迁贵州遵义、湄潭。在遭受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相继病逝的人生打击下，他以极大坚毅忍住精神创痛，锐意发展浙大，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和教学水平，扩充院系，设分校，培植了良好学风，使浙大声誉大增，被英国文化使者李约瑟博士称赞为：东方剑桥。
作为中国的著名科学领军人物，竺可桢和李约瑟博士从相识、相知，经历了30多年。这30多年中，历史风云变幻，中英两国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中国，从国民党统治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竺可桢从一名科学家、教育家成长为人民共和国科学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也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约瑟作为英国政府的文化使者，一直维持着对华友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敢于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对美国细菌战的调查，起草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得出了科学结论，大力支持了中朝人民的反美斗争。
李约瑟博士一直与竺可桢校长保持着良好的工作联系和私人友谊，1973年2月7日，竺可桢校长因病去逝，李约瑟博士专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讣告，称其为是：“一位真正对知识和大自然事物的热爱者”，同时还在杂志上撰文，悼念这位30多年的好友，称赞竺可桢是“具有远见卓识，同情他人，和谐可亲……许多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科学家都对他的成功帮助，深表感谢。”
竺可桢校长与李约瑟博士的交往始于1942年，当年11月，李约瑟博士作为赴华专家，与同伴陶育礼一起先乘飞机前往美国，奔波于华盛顿、纽约等地，走访了战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文化处、农业部等政府部门及著名汉学机构，分别会见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以及胡适、拉杰曼、赵元任、萨顿、林语堂、侯德榜、魏特夫等一大批中美知名人士。中国驻美大使发给了李约瑟赴华介绍信。作为哈佛毕业生的竺可桢从中得到了信息，在他的11月21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阅报知英国牛津大学陶育礼教授为牛津钦定希腊文教授，继Gilbert Murray之后，系爱尔兰人，目的在调查中国之教育，年49。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副教授，李约瑟，年42， 为唯一英国科学家能以中文讨论中国哲学，来华拟教科学史。两人系英国文化协会所送，成为所谓英国文化协会赴中国使团。”从日记中，可以看出竺可桢在与李约瑟见面之前，已经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了李约瑟的个人情况和承担的使命。
李约瑟和陶育礼1943年经巴西、印度、缅甸抵达昆明，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欢迎，国民政府要员吴铁成、陈立夫、朱家骅等先后接见并设宴招待。李约瑟 到重庆之后，向英国政府建议，在重庆创办一所帮助中国科学界从印度和英国采购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品等多种使命的服务机构——中英科学合作馆，英国政府采纳他的建议，中英科学馆成立后，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李约瑟博士在中国近4年时间里，凭借一辆旧卡车，几乎走遍了当时日军未占领的大部分地区，他深入中国各处，闯入废弃的孔庙、僧院、道观，充分欣赏古树丛中和荒园中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他以极大的热情拍摄了许多风光照片，并绘下了不少素描。更是与中国的科学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据竺可桢日记，李约瑟于1943年抵达重庆不久，竺可桢就与他多次见面，并就中英科学馆的具体运作事宜进行了深入研讨。两人之间也多次以信函方式沟通和交流。
1944年10月22日，李约瑟博士来到了处于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精心安排下，在浙江大学进行了多场学术演讲。
李约瑟博士在竺校长的安排下，为浙大师生连续作了四场演讲，第一场演讲是《和平和战争中的国际科学合作》，第二场演讲是《科学与民主》，第三场演讲是《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李约瑟的三场演讲，第四场演讲是《中国之科学与文化》，他的演讲无疑给浙大带来了强烈反响，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认知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境界，让大家从民族的自卑阴影中摆脱出来。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古代哲人不乏科学思想，吾人均知化学原于炼金术，而炼金术即仿于中国。然科学在中国卒以不振者，原因甚多。中国为大陆国，重农不重商，而儒家思想重在应付人事，并不利于对自然之研讨。他从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及水利社会的特点来解释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而未在中国发生。
李约瑟博士这次的浙大之行，与竺可桢校长不仅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且产生了亲密的个人友谊。竺可桢校长不仅为他安排了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而且根据李约瑟的研究课题，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其中特别介绍了徐霞客及其《徐霞客游记》的研究情况，李约瑟博士也对徐霞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约瑟博士在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技术史》（第一卷）中第一次对徐霞客的评价中，就给予了高度的认可：认为“最卓越的旅行家，毕生从事于考察当时实际上还不了解的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他最伟大的发现是西江和长江的真正发源地。此外，他还发现澜沧江和西江完全是两条不同的河流。”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李约瑟博士在第22 章《地理学制图学》第3节《中国探险家》中，对徐霞客又进行详细的评价：正是在明代，中国出现了一位写游记的名家，即旅行家徐霞客（1587——1641）。他既不想做官，也不信宗教，但对科学和艺术则特别感兴趣。他的游记读起来并不像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并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李约瑟的研究和评价，首次奠定了徐霞客及其《徐霞客游记》在世界科技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约瑟博士的地位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中国科学史》这一庞大巨著的领军人物，这一影响深远的著作改变了世人对中国科学史的认知，正如李约瑟博士在给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SCC”第一卷导论中文全译本的序言所说：“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上的作用，在过去30年间，经历过一场名副其实的新知识和新理解的爆炸。对中国人来说，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值得自豪的巨大的源泉，因为中国人民在研究大自然并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很早就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中国科学院院长、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卢嘉锡在中文全译本序言中说：李博士是一位学识渊博、研究成绩卓著的科学家。他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造诣很深，而且熟悉哲学、历史、文学和多种语言。他有很高的西方文化素养，又对东方文化有相当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因为他能充分地认识到，世界上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在科学技术方面是通过交流而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是汇合了各个国家与民族科学技术精华而加以发展和创新的结果。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不仅自成体系，而且对其它国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李博士这部著作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尤其是对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做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正是通过详细而具体的分析与比较，这部巨著才能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向人们展示出一幅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宏伟画卷，从而为西方学术界打开一个过去知之甚少的知识领域，促进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相互了解，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
李约瑟博士对徐霞客的评价对西方人对徐霞客认识无疑起到了向导作用，后来许多西方学者正是沿着李约瑟博士开辟的方向继续前行，徐学得以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美国、新加坡等国建立了徐学研究组织，美国、法国、意大利、韩国、前苏联、德国、新西兰国等翻译出版了本国文字的《徐霞客游记》或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徐霞客研究》作为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和江阴市人民政府合办的学术专刊在境外影响日益增强，俄罗斯科学院、德国图书馆、联合国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众多公共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将此作为重要学术资料加以收藏，并建立了稳定的信息交流机制。
竺可桢和李约瑟的交往，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交往，还是中英两国之间交往的重要实施者，更是中西方文明进行交流互鉴，从不同角度认知中国的重要推手，徐霞客的认知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由于浙大在竺可桢的倡导下，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对徐霞客进行了系统科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知识界了解徐霞客起了极大的引领作用，培育了中国徐学的顶极研究人才，同时借助于李约瑟博士这个重量级的学术领军人物，在西方世界极大地扩大了徐霞客的影响力，成为人类科技史上诞生于中国的为数不多的科技明星，为近现代喀斯特地貌的奠基人，洞穴探索的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