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徐母王孺人籍贯的“两大基石”
——与吕锡生教授商榷
蔡崇武
最近，在徐霞客母亲王孺人的籍贯问题上，吕锡生教授写了多篇文章，与江阴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展开争论。这是件好事，俗话说：真理不辨不明。为此，我决定对吕锡生教授反复宣扬的证明王孺人籍贯的“两大基石”，谈谈我的不同看法。
一
吕锡生教授反复宣扬的“两大基石”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并不复杂，他在《王学一及三王身世考定是判明徐母王孺人籍贯的两大基石》一文中（见无锡《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21/12第二期，以下简称《两大基石》），说得很明白：“王忠韧即无锡王永吉，乃是判明王孺人籍贯的基石之一。”而后他又写道：“王学一即王畸海，乃是判明王孺人籍贯的又一大基石。”很显然，他的“基石论”，归根结底讲的是徐霞客母亲王孺人的籍贯问题。他明确指出：“王孺人的籍贯不是江阴，而是在无锡，王孺人出生在无锡嘉乐堂的一个官宦人家。”在文章第一部分结尾他又强调说：“有了这两大基石，徐母的籍贯在梁溪就不可动摇，这是由考证资料和史说判断所决定，而非凭主观臆断所能左右的。”然而，我认为吕锡生教授的“两大基石”论站不住脚，不能得出徐母王孺人就是无锡嘉乐堂人的结论。
先来看一看吕锡生教授关于“王忠韧即王永吉”这第一块“基石”的有关论述。其在《两大基石》的第二部分，集中论述了张兴华先生发现王忠韧即无锡王永吉的曲折过程，说“这位张老先生的考证王忠韧其人，真的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自费往返了3千里到定兴查考。他想查阅地方志，当地找不到，又到石家庄，再到北京图书馆，往返三次最后总算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定山县志》。王忠韧的身世终于才水落石出……”对于张兴华先生为探索事物真相不辞辛苦的奔波，我和吕锡生教授一样，对其十分敬佩。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吕锡生教授却利用张兴华对王忠韧的考证大做文章，甚至歪曲了事实真相。他暗示读者，嘉乐堂的王孺人就是徐霞客的母亲，并且由暗到明，用“谜底揭开”的方式，突然为虚构的“封建社会锡（王重道家族）、澄（徐霞客家族）两大文化家族门当户对的结合”大唱赞歌。事实真相到底怎样呢？我拜读了发表于《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18/03第一期）的张兴华先生的文章《查勘王忠韧其人》，这是张兴华考证王忠韧就是王永吉的原始稿件。在这篇文章中，张兴华先生先是对陈锡良的《徐母王孺人身世考略》一文进行评述，肯定了缪幸龙的《对<徐母王孺人身世考略>一文的几点疑问》，并由此引入自己对王忠韧身世的考查，然后叙述对王忠韧身世考查的经过，并以王忠韧在《徐霞客游记》中出现过三四次入手，确定王忠韧“是一个做官的，可能是个进士，更可能是黄道周的同年”。接着他从《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入手，查出天启二年的进士中与黄道周一起的王姓同年竟有35个之多，最终发现其中有个叫王永吉的无锡人。他查了《无锡金匮县志》，发现这个王永吉字曼修，还有个兄弟叫王永积，是崇祯七年进士，文学家，有《锡山景物略》《心远堂遗集》等存世。根据王永吉的简历中说到曾在定兴做过县令，张兴华于是亲自赶到石家庄图书馆，又转赴国家图书馆查定兴县志，发现鹿善继写的《送王中讱令君之南仪部序》一文与王永吉为该县县令并升为南京礼部主事的记载相符，据此推断王忠讱可能就是王中讱即王永吉。为了证实这一推断，张兴华先生又赶到南京图书馆，找到王永积的《心远堂遗集》，发现这本集子中，王永积对王永吉有时称中讱兄，这样确证了王永吉就是王忠讱，也就是王中纫。为此，张兴华先生抄录了王永积《心远堂遗集》中的诗《金阊舟次送中纫兄之任福州五首》以资佐证。他指出：“从其（诗）集中可知他们这支王氏是嘉乐堂王氏子弟。”最后张兴华先生把王忠韧的简历整合到一起，写道：“王忠韧（1595—1654），字曼修，号中纫。无锡人，早年失怙（父早死）。天启二年进士。天启三年为定兴知县。……《无锡金匮县志》说他‘在县4年，革火耗，绝赎锾，或为过廉难，治事敏练，尘案胥清，退食萧萧与庭树，对进诸生论学订艺，流连觞咏，不知风尘吏也。’后升迁南京吏部主事。崇祯初，因劾吏部尚书王永光，出为福州知府（当1629—1630间），因得罪推官，任二十七日离归。久之，以道周荐，复起福州知府（即1641—1642间）事。徐屺取回《徐霞客游记》手稿即此时。在福州谒巡方使时，又意不能自下（意见不合），甫匝月投劾归。再起金华，不赴。明亡后，独身徙东郊废圃中，有病不治，亦不见人，连族弟王永积也不见，最后忧郁而卒。……发妻华氏，有子三：法高、淑高、光高。……”又说：“王永吉与侯鼎铉家族关系也密。”猜想徐霞客可能认识王永吉弟弟王永积。
张兴华先生的这篇文章比较客观，不过他说的“王忠韧在《徐霞客游记》中出现过三、四次”，目前有记载的实际只有两次。一次是徐霞客西游出发时，在无锡与王忠韧喝酒，还有一次就是徐霞客去世后，王忠韧取走《徐霞客游记》进行初期的修改、整理。至于徐霞客西游病归，王忠韧曾来探望过徐霞客，这在《徐霞客游记》中未见记载。因此，张兴华先生说王忠韧与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曾接触过三、四次，我认为依据不足。除此以外，张兴华先生在文章中只是考证王忠韧的身世，最后证明王忠韧就是无锡的王永吉，与无锡嘉乐堂有亲戚关系，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吕锡生教授抓住这一点，进行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引申，从而使其论述完全离开了张兴华先生的文章，硬是把无锡嘉乐堂王氏和徐霞客家族扯到了一起。吕锡生教授是怎样做的呢？
一是他说王忠韧的身世水落石出，证明了他是“徐母王孺人的亲人”。这里吕锡生教授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法。他知道，王忠韧是嘉乐堂那个王孺人的亲戚，但并非是徐母王孺人的亲戚，因此他用嘉乐堂的王孺人替代了明明是江阴人的徐霞客母亲王孺人，这样一来，不了解内幕的人，就误认为嘉乐堂的王孺人就是徐霞客母亲。其实张兴华先生的文章根本没有写过嘉乐堂的王孺人就是徐霞客母亲，这是吕锡生教授的移花接木之计。
二是在“移花接木”的基础上，声称张兴华先生的文章，“揭开了徐有勉常走无锡的奥秘，揭开了徐霞客交友多闽人多东林党人的原因，也明白了徐霞客逝世后王忠韧能自作主张取游记手稿整理的缘由”。这是吕锡生教授把嘉乐堂的王孺人说成“徐母”后，又玩了个迷魂阵。吕锡生教授信誓旦旦说“揭开了徐有勉常走无锡的奥秘”，我查了有关的徐学资料，未发现徐有勉去嘉乐堂的任何文证和物证。吕教授的另一证据“徐霞客交友多闽人多东林党人”，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徐霞客外出旅游，尤其是最后之游，必经福建，他与黄道周交谊较深，友人中多闽人，毫不奇怪。另外，徐霞客的朋友遍天下，而且他家离无锡不远，朋友中有几个东林党人，并不能据此说明徐霞客的母亲就是无锡嘉乐堂人。至于徐霞客去世后，王忠韧自作主张取走游记手稿的问题，并不能证明王忠韧就是徐霞客的亲戚。张兴华先生说王忠韧与徐霞客有过三、四次接触，但《徐霞客游记》中始终未见王忠韧是徐霞客亲戚的证明文字。徐霞客在整个游记中，凡是交往中接触到的亲戚，几乎全作了交代。与无锡的“三王”喝酒话别，但就是没说他们是什么亲戚。因此，吕锡生教授这些感慨，明显是带方向性、节奏性的借题发挥。说得透彻一点，就是借张兴华先生考证出王忠韧即无锡的王永吉，从而用无锡嘉乐堂的王孺人来代替真正江阴人的徐母王孺人，故意把水搅浑。
三是吕锡生教授在作出上述论证后，莫明其妙地声称张兴华先生的“此文一出，便成为徐、王两家互动，王孺人必生于嘉乐堂王氏的诗礼之家，成为探索其籍贯的基石”。我前边几乎全文引举了张兴华先生的《查勘王忠韧其人》一文，张兴华明明只证明了王忠韧就是王永吉，与嘉乐堂王氏有亲戚关系，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徐、王两家互动，王孺人必生于嘉乐堂王氏”的证据“基石”了呢？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基石论”，我已经在《关于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若干质疑》一文（见江阴《徐学研究》2021第3期）中作了批驳，我曾这样写道：“对张兴华先生这一考证（指王忠韧即王永吉），我对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表示高度的敬意，但因为王永吉是王重道的重孙，而徐霞客与王永吉又走得近，关系亲密，就认为徐母王孺人是王重道的女儿，这一结论值得推敲，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猜想。”去年，我写这篇文章时还只是推想，现在读了吕锡生教授的“两大基石论”，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
总之，因张兴华考证出王忠韧就是嘉乐堂王氏的亲戚王永吉，而王忠韧又是与徐霞客有过交往的朋友，吕锡生教授于是就来个“乾坤大挪移”，硬说“这是判明王孺人籍贯的基石之一”，巧妙地把那个嘉乐堂的王孺人说成是徐霞客的母亲。这种腾挪转移的手法，完全缺乏事实依据，无法令人信服。
二
吕锡生教授在《两大基石》一文中，用较多篇幅论述了由张兴华先生考证的王忠韧即王永吉后，把它牵强附会地夸大为“乃是判明王孺人籍贯的基石之一”，接着又抛出“王学一即王畸海”，并把它说成“乃是判明王孺人籍贯的又一大基石”。那么，这一大基石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牵涉到江南大学的邬秋龙副教授了。
吕锡生教授在《两大基石》一文的第三部分开头写道：“在张兴华先生文章的启示下，江大邬秋龙先生凭其丰富的藏书，终于考证《梧塍徐氏宗谱》上所载徐有勉的女婿王学一，原来就是无锡嘉乐堂王氏的王畸海。这一发现，更使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的籍贯明朗化，更成为判定王孺人籍贯的又一大基石。”这段文字里，吕教授说了两层意思，一是江大邬秋龙副教授发现徐有勉的女婿王学一就是嘉乐堂的王畸海；二是他推论，说这“使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的籍贯明朗化”，因此，他称之为这是判定王孺人籍贯的“又一大基石”。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邬秋龙副教授发现徐有勉女婿王学一就是无锡嘉乐堂王畸海一事，这是邬秋龙副教授在《徐霞客姐夫王畸海诸事考》（见《徐学研究》2020/3总第五十五期）一文中提出来的。因为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写道：“孺人生于嘉靖乙巳十二月十六日，卒于天启乙丑九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一。子三：弘祚、弘祖、弘禔。禔侧出。女一，适王学一。孙七人，孙女三人，曾孙六人，娶嫁俱名族。”这里明确指出了“女一，适王学一”，而王畸海名叫学一，别号才叫畸海，邬秋龙副教授据此认为王畸海就是徐霞客的姐夫。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很有价值，应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但我认为至少有三个问题必须作进一步的解读：
一是关于民国《梧塍徐氏家谱》中记载的徐有勉“子三，弘祚，弘祖，孺人出；弘禔，庶出；女，适锡邑黄汝石”，说的是徐霞客姐姐嫁给一个叫黄汝石的人，而不是王畸海，即王学一。同样是徐霞客的姐姐，一说嫁王学一，一说嫁黄汝石，到底嫁给了谁？这确需考定。邬秋龙副教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徐霞客姐夫王畸海诸事考》一文中，作了具体的解读。他的解读共有五点，前四点都是根据《徐氏宗谱》收录的陈仁锡所撰的内容完整的《王孺人墓志铭》（即有王孺人生卒及子孙嫁娶情况的记载）作出的，但他在第五点中说：“查《王孺人墓志铭》（原文载陈仁锡《无梦园初集》驻集二），《四库禁毁书丛刊》没有此段记王孺人生卒和子孙嫁娶的文字，而《徐氏宗谱》收入陈仁锡文时加入此段文字，极可能是霞客兄弟或徐仲昭加入，这更说明了王学一（畸海）是徐霞客唯一姐夫的可靠性。”邬秋龙副教授把《四库禁毁丛刊》没有将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中有关王孺人生卒及子孙嫁娶情况的文字收录的事实如实地介绍出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令人崇敬，也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当今的《徐霞客游记》附录中收录的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中，没有收录王孺人生卒及子孙嫁娶情况的原因。同时也说明褚绍唐、吴应寿先生在编辑《徐霞客游记》时，肯定关注到了这一点，说明他们是赞同陈仁锡《无梦园初集》中收录的《王孺人墓志铭》的，因此，他们编选到《游记》中的《王孺人墓志铭》也没有谱上所录《王孺人墓志铭》的最后一段。如果是这样，那么《王孺人墓志铭》中最后一段是那里来的呢？这是必需回答的问题。邬秋龙副教授这样推想：“《徐氏宗谱》收入陈仁锡文时，加入此段文字，极可能是霞客兄弟或徐仲昭加入，这更说明王学一（畸海）是徐霞客唯一姐夫的可靠性。”邬秋龙副教授这一推想是可以理解的，但作出“极可能是霞客兄弟或徐仲昭加入”的结论，我感到明显缺少可靠的、令人信服的历史依据。因此，陈仁锡的《王孺人墓志铭》到底有没有这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段，而《徐氏宗谱》里的《王孺人墓志铭》中最后一段文字又是如何来的，这些问题对读者来说，都是个谜，邬秋龙副教授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述与探讨。
二是王畸海到底是不是徐霞客的姐夫？陈继儒是徐霞客十分亲密的朋友，但徐霞客开始并不认识陈继儒，是王畸海带领徐霞客去见的陈继儒，王畸海是重要的引见者。按理来说，大家见面时，是亲戚的必定要相互介绍，而且陈继儒是当时知名的大文豪，如果知道王畸海是徐霞客的姐夫，必定在记载中作出交代，但陈继儒在《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中，两次提及王畸海，都没有说明王畸海是徐霞客的姐夫。第一次是刚见面时，陈继儒写道：“今年王畸海先生携一客见访，墨颧云齿，长六尺，望之如枯道人，有寢处山泽间仪，而实内腴，多胆骨。”这里点了王畸海的名，说明陈继儒与王畸海是相熟识的。到了文章最后，第二次提及王畸海，他这样写道：“今见之孝子徐君矣。君酷好异人异书与奇山水。诗文沉雄典丽，而不屑谒豪贵，博名高。此畸海先生乐为之友，而余欲列之奇男子传中也。”这里比前文进了一层，陈继儒在总结了对徐霞客初次见面的印象后，点明这也是“畸海先生乐之为友”的原因，同时进一步说明王畸海只是徐霞客的朋友，而不是亲戚。也许正因为这是个无解之题，因此，邬秋龙副教授在《徐霞客姐夫王畸海诸事考》一文中，在介绍王畸海荐介徐霞客结识陈继儒的一段文字的最后，只是说王畸海“对霞客的交友和科学考察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整段文字都未提徐霞客与王畸海的亲戚关系。然而，这是个回避不了的问题。陈继儒与王畸海是老朋友，老熟人，他对王畸海是知根知底的，他说王畸海与徐霞客“乐之为友”，不提亲戚关系，那么，可以肯定王畸海与徐霞客不会是亲戚，只是要好的朋友。因此，我认为，邬秋龙副教授说王畸海是徐霞客的姐夫，至少目前还无法定论，值得继续探讨。
三是徐霞客在西游出发经过无锡时，与“三王”（王孝先、王受时、王忠韧）见面，那么，这“三王”到底和徐霞客是不是亲戚关系呢？这个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张兴华先生的论述，证明了王忠韧可能是嘉乐堂王氏子弟，但无法证明他与徐霞客有亲戚关系。那么，王孝先、王受时呢？邬秋龙副教授也知道这是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因此，他在文章最后一段中说：“还有王受时是否即王畸海之子王永祐，而王孝先是谁，则也还需徐学同仁共同来揭开谜底。”这里邬秋龙副教授十分坦率，承认王受时是否是王畸海之子还需探讨，而王孝先是谁，还没有答案，需要“徐学同仁共同来揭开谜底”。那么，我们退一步来分析，就算王受时真的是王畸海的儿子，而王畸海又是徐霞客的姐夫，照此推理徐霞客应该是王受时的舅父，可为什么在《徐霞客游记》中，徐霞客与“三王”见面时，始终未见王受时把徐霞客称为舅父？为了证明“三王”是否与徐霞客有亲戚关系及其他交往，我最近又仔仔细细完整通读了《徐霞客游记》，发现除了徐霞客在西游出发时，与“三王”见了一面外，未发现游记中有其他记载。另外，如果王受时是徐霞客的亲戚，尽管他的父母早亡，但亲戚相见，至少要聊聊家里的情况，而游记中只字未见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认为王受时到底是否与徐霞客有亲戚关系还是个问号，值得进一步考证。
邬秋龙副教授在徐学研究史上第一个提出王畸海是徐霞客的姐夫，虽然还有些问题值得探讨，但这种学术探索精神，值得充分肯定。他在文章中，未曾提出嘉乐堂的王孺人是徐霞客的母亲，相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他尊重历史，在文章最后写道：“还有诸多问题可供研究和推敲：如王畸海与徐霞客的关系，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徐霞客的姐夫和忘年交，但是不是霞客的舅表兄，即是不是王孺人的亲侄子，亲上加亲，则有待更多的资料加以论证。”邬秋龙副教授提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实际上是指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到底是不是徐霞客的母亲，如果是，王畸海则是徐霞客的舅表兄，如果不是，那么按邬秋龙副教授的观点，王畸海只是徐霞客的姐夫。这里，表明邬秋龙副教授并没有确认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铁定是徐霞客的母亲。这种态度，是一名学者恪守学术求真原则的表现。可令人遗憾的是，吕锡生教授并不这样，他利用邬秋龙副教授的考证大做文章，写道：“这一发现（指邬秋龙副教授发现王畸海是徐霞客的姐夫），更使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的籍贯明朗化，更成为判定王孺人籍贯的又一大基石。”明眼人一下就可看出，吕锡生教授利用邬秋龙副教授对王畸海的考证，来了个移花接木，说这一考证“更使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的籍贯明朗化”。这是吕锡生教授故意把水搅浑。我们都明白，即使王畸海真的是徐霞客姐夫，也不能证明徐霞客母亲就是无锡嘉乐堂的王孺人，这完全是两码事。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吕锡生教授会不懂吗？其实，他完全懂得，即使王畸海真的娶了徐霞客的姐姐，也涉及不到徐霞客的母亲是否是无锡嘉乐堂人。但他像对待张兴华先生一样，故意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好像邬秋龙副教授证明了王畸海是徐霞客的姐夫，就证明了徐霞客的母亲是无锡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把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事说到一起，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就会信以为真，这样既表扬了邬秋龙副教授，又塞进了无锡嘉乐堂的王孺人就是徐霞客母亲的私货。我真的佩服吕锡生教授挪移手法之高明！
三
前文，我对张兴华先生和邬秋龙副教授分别考定王忠韧和王学一身世的文章作了分析与介绍。张兴华先生证明了王忠韧即无锡嘉乐堂的王永吉，邬秋龙副教授证明了王学一即王畸海，且是徐霞客的姐夫（这里王畸海是嘉乐堂人，但是否为徐霞客的姐夫仍有争议）。张兴华先生也好，邬秋龙副教授也好，他们的考证在徐学研究领域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两份考证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未涉及吕锡生教授所说的徐母，即那个嘉乐堂的王孺人。面对这一尴尬局面，正如我前文所说，吕锡生教授来了个“乾坤大挪移”，他采用转移论题的手法，提出了“两个基石论”，把张兴华先生考证王忠韧即王永吉，邬秋龙副教授考证王学一即王畸海说成“乃是判明王孺人籍贯”的两大基石。吕教授其实很清楚，即使王忠韧和徐霞客之间是资深的朋友，王畸海真的是徐霞客姐夫，也不能证明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就是徐霞客的母亲，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那么，他为什么还强调这是“判明王孺人籍贯”的两大基石呢？这决不是吕教授的疏忽，而是有意把水搅浑，让不明真相的读者跟着他转，陷入他设计好的迷魂阵中。
为了使转移后的论题“嘉乐堂的王孺人就是徐霞客的母亲”得以成立，吕锡生教授特意在文章中加了“王忠韧、王畸海身世考定的价值”一节。在这一节中，吕锡生教授做了三件事：
一是把对张兴华和邬秋龙关于王忠韧和王畸海身世考证的材料，处心积虑地转化成证明王孺人籍贯在无锡的“不可动摇的基石”。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王忠韧、王畸海两人乃伯侄关系的明朗，不仅是证明王孺人籍贯不可动摇的基石，而且还是深入研究徐霞客成才、立业的重要资源。”我们前边说过：无论是张兴华，还是邬秋龙，他们在论文中都没有涉及嘉乐堂的王孺人。但王忠韧和王畸海两人“伯侄关系的明朗”，确实能证明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籍贯在无锡”，却不能证明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就是徐霞客的母亲。吕锡生教授其实心里也清楚，两个王孺人不是同一个人，张兴华和邬秋龙的材料，也不能证明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就是徐霞客的母亲。但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不得不把水搅浑，故意说“王忠韧和王畸海的身世考证材料，是证明王孺人籍贯在无锡的不可动摇的基石”。现在看来，这个虚假的基石，真的不堪一击。
二是夸大嘉乐堂在徐霞客成才中的作用，加深读者对嘉乐堂的印象。吕锡生教授写道：“若不是锡、澄两个文化望族，门当户对的结合，为徐霞客带来的教育成才的资源，事业成功的人脉助力资源，江阴南暘岐农村如何能平白冒出徐霞客这样一位旷世奇人？”这就更离奇了，徐霞客的成才，靠的是“锡、澄两个文化望族门当户对的结合”吗？从张兴华和邬秋龙的相关文章中，我们不能否认，他们记载的王忠韧和王畸海，都对徐霞客有过帮助，王忠韧确与西游前的徐霞客喝过一次酒，另外在徐霞客病故后，他曾把徐霞客的《游记》草稿带到福建，进行过“手校，略为叙次”。但因为他仕途不顺，不久后就叫“冢君拿回江阴”，是季会明“遍蒐遗帙……因地分集，録成一编”。总不能因此就夸大其词地说，这是对徐霞客“教育成才”、“人脉助力”的资源吧！至于王畸海，虽然邬秋龙副教授考证其为徐霞客的姐夫（尚有争议），但他与徐霞客的接触，仅限于带领徐霞客去见了陈继儒。在《徐霞客游记》中，总共就只这一次。毫无疑问，在徐霞客的一生中，陈继儒是个重要的人物，对徐霞客的成长和事业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徐霞客的一生中，这样的重要人物决不止一个、两个，如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陈函辉，以及木府的木增等等。不仅如此，最后为王孺人写墓志铭的，还有董其昌、陈仁锡。因此客观地说，陈继儒只是徐霞客众多要好朋友中的一个，并非是唯一的一个。更关键的是，王畸海只是一个为徐霞客面见陈继儒的引见人。作为引见人，毕竟只起引见作用，总不能把其作用夸大到“教育成才”、“人脉助力”吧！更重要的是，王忠韧和王畸海与徐霞客的交往并不能证明这就是徐有勉娶了嘉乐堂王孺人的原因。我相信，作为资深教授的吕锡生，这样简单的道理应该是懂的，其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蓄意转移论题罢了。当然，徐霞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几乎人人知道，把他说成是个“农村”的孩子，说他是靠了嘉乐堂的“人脉助力”，才被“教育成才”，这种说法，无任何说服力，只能留下一个笑柄而已。
三是大言不惭地自我表彰。吕锡生教授在文章最后，有这样一段话：“笔者凭几十年的史学考证经验和史识，可以负责任地说，王孺人的籍贯有了王忠韧、王畸海这两块基石，某些不予认可的奇谈怪论，已无法撼动王孺人出身于梁溪嘉乐堂王氏家族的事实。”读了这段话，我感到十分震惊。首先，一个人有了“几十年史学考证经验和史识”，就凭着老资格自信地认为自己在学术探索中不会出现差错，这话是否说得太满了？不说远的，光“文革”以来，就有不少历史学家跌下神坛，谁能保证有了“史学考证经验和史识”，就一定是个“不倒翁”呢？其次，对别人的质疑动辄定性为“不予认可的奇谈怪论”，俨然将自己当作教主、法官，只有自己讲的才是真理，别人讲的都是歪理，这样的狂妄自大，史上见过几人有美好的结局？至于“王孺人的籍贯有了王忠韧、王畸海这两块基石”，就无法“撼动王孺人出身于梁溪嘉乐堂王氏家族的事实”，更是令人笑掉大牙。因为张兴华论述王忠韧也好，邬秋龙副教授论述王畸海也好，谁也没有去论证过王孺人出身于嘉乐堂的事，更没有说过这个嘉乐堂的王孺人就是徐霞客的母亲。至于张兴华先生后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见《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18/12第四期），专门论述了徐母王孺人就是无锡嘉乐堂人。而且在文章中说“陈仁锡作《王孺人墓志铭》时，误把无锡江阴巷当成了江阴，少了巷字”。对这篇文章我在2021年3月写了篇《关于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若干质疑》，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意是与张兴华先生商榷。可是一年过去了，张兴华没有一点反响。最近，读到徐霞客十世嫡孙徐振庆先生的《真实历史不容篡改》一文，他写道：“读后（指读了张兴华先生的《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我怀疑此文不是张先生所作，而是由他人代写。”当然，徐先生仅是表述个人看法，但我觉得很有道理，也很赞同他的看法，因为有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放在那里——张兴华先生看了我批驳他的文章，不可能一点反应也没有。当然，不管后来张兴华先生是否写过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的文章，但当时写王忠韧那篇文章时，肯定没有涉及王孺人的问题。因此，吕锡生教授以张兴华考证的王忠韧和邬秋龙考证的王畸海作为依据，认为“无法撼动王孺人出身于梁溪嘉乐堂王氏家族的事实”，这一结论，只是吕锡生教授转移论题，自我安慰的一剂假药而已，无任何说服力！
总之，张兴华先生写的王忠韧也好，邬秋龙副教授写的王畸海也好，都没有、也不能证明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就是徐霞客的母亲。吕锡生教授千方百计地转移论题也好，自我表彰也好，都改变不了历史真相。因此，我真诚地奉劝吕锡生教授，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证明徐霞客的母亲王孺人就是地地道道的江阴人，你何必再做无用功呢！
2022年10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