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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介立在江阴“乙酉之难”前后

试论李介立在江阴“乙酉之难”前后

刘徐昌

1645年,江阴人民为反对清政府的“剃发令”,掀起了自发的、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城破之日,据清韩菼《江阴城守记》载:“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共计十七万二人,城内是“黑地尸骸暴露,满地堆积。鸦食心肝,狗食肺腑,臭腐难闻。浮尸涨胖,塞满河内,被鳗钻入腹内,至腹穿尸腐,始沉水底”(赵曦明《江上孤忠录》);城外死尸遍野,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悲惨之烈,江阴五千年文明中绝无仅有,因其年是乙酉年,史称“乙酉之难”。此事,被当代历史学家顾诚以“江阴等地百姓的自发抗清”章节,记入他的著作《南明史》中。江阴抗清,受到顾诚的高度评价,他说:“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陈明遇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实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学术界一些人为史可法大唱颂歌,本书作者却认为更值得歌颂的是阎应元、陈明遇为首的江阴百姓。”

李介立在江阴人民轰轰烈烈又悲惨不堪的大运动中,及其前后又有怎样的言行举止呢?查阅有关典籍,发现其史料很少,后世学者又群说纷纭,所以有必要进行梳理一番,并加以详实地考证一下。

李介立的有关史资有三处。首先是清韩菼的《江阴城守纪》:“福王之立也,江阴白眼狂生李介立名寄者,欲进中兴三策,时登妯娌山观星象,痛哭而返,知天意已难回矣。”这段史料点明了时间:“福王之立”,福王即朱由崧,他于1644年农历五月初三日在南京就任监国,五月十五正式即位为皇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所以历史上也称其为“弘光帝”。由此可知,李介立“欲进中兴三策”当在1644年五月中旬以后,其实,他“进中兴三策”的想法起码在九、十月间,因为他“登妯娌山观星象,……知天意已难回矣”,这种说法实在太玄了。而真实的是,李介立已收到了福王登上了,皇帝位后,不思振作,好玩声色的信息。“八月,朱由崧以母妃之命选淑女,派出内官在南京等地寻访年轻女子。”(见《文鼎江阴三百年·朱国昌》)一些奸佞内官及下吏,乘机私闯民宅,搜查、抢持民女,并广敛钱财,草菅人命,民间怨声四起。虽然此事上传至福王耳中,他也下令禁止传谣,但他“仍命内官在苏州、杭州等地选淑女。”“民间为应对此事,赶紧将未婚女子尽早婚配。”福王选淑女从南京到苏、杭,弄得沸沸扬扬,怨声载道,身在江阴,又关心天下事的李介立不会不知道。你福王“半壁江山”未坐稳,刚登皇位就忙着享乐,你这南明江山怎能坐稳?大明江山怎能中兴?大明覆灭,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天命”。这不能不说李介立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和分析的正确性。

要着重说明的是,这里说的是李介立“欲”“进中兴三策”,他只是想,而没有付诸实际。这种记载是正确的,有其《偕隐集叙》为准,“先是弘光初立,余草《中兴五策》将上诸朝,闻其嬖奸渔色,遂不果上。因著《避世论》以见志。”李的叙言中称“中兴五策”,而《城守纪》称“中兴三策”,应是《城守纪》作者的随手笔误吧,而“闻其嬖奸(宠爱奸人,实指弘光帝宠信马士英一班奸佞小人)渔色”可证其“观星象”之说的荒谬。而“登妯娌”之细节也是错误的。从现存的李介立的诗文看,在江阴城破之前,他尚未到妯娌山寺庙中生活,他与其母仍生活在云亭、定山一带,已故江阴学者徐华根先生也认为江阴民众守城抗清时,李寄正值青年,居住在城外定山之麓。如要登山也应登定山,况且,定山比妯娌山还高。

这里指出《城守纪》中的这条记载有错误,并非是笔者随意所说,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江阴城守纪》的作者署名“韩菼”是错误的。据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诚在其著作《南明史》一书中考证,“韩菼”是后人假托其名。韩菼长洲(今苏州)人,别号慕庐,是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死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而该书“序言”末尾署明“康熙乙未孟冬月长洲慕庐氏韩菼谨识”,“康熙乙未”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这时韩菼已死了11年了。所以顾诚认为《江阴城守纪》的作者,“大概是熟悉江阴城内抗清活动的一个文人,对城外的清军则不甚了解。”“显然是乾隆年间一位有心者整理旧文,托名于韩菼。”徐华根先生也认为,“顾诚先生的分析推理是可以成立的。”(《明末江阴守城纪事·前言》)因为整理者是乾隆年间人,离清初江阴抗清已有百年左右时间了,该作者可能也知道李介立晚年主要生活在妯娌山的山居庵,于是就要将其整理为“登妯娌山”了。

记载李介立事迹的第二处是徐恪的《昆仑山樵传后》“李自成陷京师,徒步走留都,上《平贼十策》,不报。”这条史料点明的时间是“李自成陷京师”后。李自成进北京是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此日,崇祯皇帝自尽于煤山。但是,这条消息在南京开始时只是一般的传言,“这条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顾诚《南明史·弘光朝廷的建立》)由此看来,李自成攻陷北京的确实消息传到江阴一定在四月十七日以后,大约在四月二十日前后。李介立“徒步走留都”也应在四月二十日以后,四月二十九日之前。因为“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断然决定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关于“上《平贼十策》”事,李介立在《停车集·枫桥晨赋》诗中也有记述:“侯门惯喜鸡鸣客,阃外谁求虎啸才?献策不成辞棹去,独提长剑浩歌回。”“献策”的结果是“不报”,没有回音,李介立认为留都的高官大员们只喜欢那些鸡客狗盗之人,而对一些真才实学、真知灼见的爱国忠心、御敌良策的人们是不屑一顾的。他这种看法也极有道理,你小小一介布衣有谁看得起?能接受你的献策,已经是对你极大的眷顾了。其实也难怪留都的大员们,当他们确知崇祯帝自尽的消息后,“这里当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轰顶,顿时乱成一团,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立君。”(《南明史》)这些大臣们急于立君,为今后自己的地位、权力之争还来不及,有什么精力去考虑如何“平贼”呢?

有人说,李介立的《平贼十策》中一定会首先提出要立崇祯三太子为皇帝,而且还说什么李介立在定山双林庵内教三太子读书。据《南明史》载:“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未能逃出北京。”他们连北京都没有逃出来,定山的双林庵又何来三太子?再说李介立只是一介布衣,又有何等资格成为“太子师傅”?所有这些纯属无稽之谈!

徐恪的《题<昆仑山樵传>后(并序)》写于何时呢?徐恪,字昔民,江阴人。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拔贡出任直隶枣强县令。其父徐世沐死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他在家守制三年后出任广西罗城县,雍正二年(1724)死于任所。据《天香阁随笔·提要》载:“同邑道徐恪芟除其中仙释迂诞之说,仅若干页,南海伍崇曜釐为二卷。”从这简单的提要中可知,徐恪在为其父守制时,将李介立的许多著作,包括120卷《兵鉴》《天香阁随笔》等从李的学生陈其中处借走,并带到广西罗城,大多被散秩,仅存被他删改后的《天香阁随笔》二卷存世,由此可知,此文当写于他为父守制三年期间,如是,则距李介立之死已有27年之久了(李逝世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而与江阴抗清已相距70多年了。其实,徐恪这篇文章所记也有不正确处,他称:“(李介立)少负奇才,不经师授。郡守祖星岳试邑弟子,拔第一。”也就是说,李介立自学成材,在参加常州知府祖星岳主持的“府试”中,考得了第一名。科举考试有严格的规定和样式,即使有师传授,稍有不慎,即“名落孙山”,更别说“拔第一”了。其实,李介立是有老师教导的。在《停车集叙》中说:“予师韩日如常评予文曰:‘按笔一呼,古今帝王材杰一一奔赴如商贾之归市,而婴儿之随之母也,……’日如师推许余文盖如此。”这里李介立自己说得很明确,其师名叫韩日如,因为徐恪所称“不经师授”,现在有人就说,他是自学的;还有人竟称是其母周氏因为是大家丫头,深有文化、教其子学得时文云云,所有这些从一般的文化常识看都是无稽之谈,一个丫环,竟能识字到能写时文的文化程度,真是不可思议。

第三处有关记述是胡山源先生的《李介立——拟上中兴三策的白眼狂生》。其有关记述说,“李介立一回到敔山湾里,立刻就叫来了许多邻里聚在一处,他对他们说:‘现在江南一带,就我们江阴一县是大明的天下,我们必须用全力保全他。城里已决定誓死守城,我们乡间也要誓死守望乡。’”“此后在敔山湾的前后左右,的确也发生若干次的搏斗。有时候很容易对付,有的时候便不免四散奔逃,在山上眼看着自己的东西被抢,庐舍被焚,痛心之极。”这两节文字中说李介立在江阴城内抗清之时,他在云亭的敔山湾发动农民也进行了抗清斗争。而且还有“若干次的搏斗”,最终是失败。文章最后还用元曲的样式进行歌颂:“妯娌山下处处连,敔山湾里人人健,草茅下民,一例干城选。那壁厢围城不作漏网鱼,这壁厢穷乡宁作丧家犬,羞杀他多少缙绅轩冕。”其实这篇文章是小说类文章,而不是史实记载。文章中有环境描写,有语言描写,当然还有大量的情节描写。如他描写敔山湾时称:“妯娌山正在他的住宅后面,与南面的敔山遥遥相对。两山之间,西面是一片平原,东面是一座比他们更高的定山,他们的山麓都和他相连着,所以三山的形势,正如一张向西摆着的圈手大椅子,而敔山湾则是椅子的座位。”如从史料角度分析,其中第一句就相当错误了。妯娌山是花山的旧称,敔山就是爬齿山,这里说花山在爬齿山北,这就很错误了,爬齿山现在还在,它北面就是很远的黄山、长山了;实际是花山在爬齿山的西南,且有五六里路之遥。当然,如果将它看作小说,则无可非议了。胡山源先生是仓廪桥人,就在敔山北面,他不可能不知敔山、妯娌山真实的具体方位,作者是为了要表达李介立敔山湾抗清的需要而故意将妯娌山“移”到了敔山北面,所以从历史角度看,李介立敔山湾抗清是子虚乌有的事。胡山源先生为了歌颂江阴人民伟大、悲壮的抗清斗争,而虚构一下李介立敔山抗清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后人在研究李介立时不加分析,将虚构当史实加以引用,实为不妥。

这篇文章为了要表现李介立忠于大明之思想,还有一段描写:“过了三天,敔山湾里残留的乡下人,终得透过一口气来,从事日常的生活。那天,有一个上妯娌山顶打柴的,意外地发现了李介立。他见李介立向北伏着,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死了,但仔细一看,却又发现他还有一些气息,他连忙在山头大喊,叫了几个邻人来。将李介立抬到了他的家里。”看了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理解胡山源先生为何要将妯娌山“移”到敔山北面,因为他要将敔山村民到妯娌山顶发现将死的李介立。这样写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如果是史实,敔山湾村民要到五六里路之远的妯娌山发现李介立就不可能或者说太唐突了,如要发现,也只能由妯娌山村民去。再说兵荒马乱,不久前清兵杀人如麻,敔山村民怎敢弃敔山去妯娌山打柴?由此可知,李介立之半死在妯娌山顶的事纯粹是小说家言,遗憾的是当今学者在研究李介立时将他当作信史屡有引用。

那末,江阴抗清期间,李介立的真实情况如何呢?有发现不久的他亲手所写的《偕隐集叙》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些问题。不妨全文抄录,公诸同好。

偕隐集叙

乙酉(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朔,城中兵起。余时与仲曜游()山,知而踉跄奔归,则城门昼闭。凡挈妻孥辎重出走者,禁不许,皆拥挤城隅。余独与母氏重间走出。当是时,事出仓卒,真所谓腰无一文。母氏犹卷得卧具一二件,余则小褂蔽体而已。至云亭,母氏趁友人家眷走陈市。余独留将谋旬月粮,卒遇虏骑,并小褂失之。(又,六月十三日,虏晨压云亭镇。余不知。猝遇骑兵,横刀索宝。余解小褂掷向马前,裸身当之,告以无有。虏举刀斫下,见其臂若有所缠缚者,刀不能下,遂去。)(注:这是作者自注)裸身冒雨走数十里,遂同母氏避常熟界三日。备诸艰苦,笔不能述,亦不忍述也。既而城破,无家可归,转徙诸亲识处,东西无宁居者五年。

庚寅(顺治七年<1650>),始谋一椽于女山湾。先是,弘光初立,余草《中兴五策》将上诸朝,闻其嬖奸渔色,遂不果上。因著《避世论》以见志。至是春,始奉母入山。

江邑无深山,独女山岩张谷抱,居民数十家,皆朴略无文,安于樵稼。大溪直贯谷中,余家正临溪上,溪峰环映,树木周匝,南北两兰若,清幽可坐。虽友无台佟,释无支遁,而坐眺烟峦之起灭,卧听禽鸟之变声,信口掀眉于邻翁溪水之间,真不减南面乐也。独以年荒谷贵,菽水不赡,将谋数亩之田,比毕老莱之养,斑衣为戏,野死不出。

呜呼,岁余而母氏见背矣,母氏虽老,素强健无病,此天罪介不使之居是山也,而祸及母氏,回思走难光景,犹宛宛在目,而竟祸及母氏也。天乎,何其悲哉!

辛卯(顺治八年<1651>)夏日泣血书

从《偕隐集叙》中可知,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一江阴人民举义抗清时,李介立与汤仲曜一起正在城外什么山上游览,而其母居在城内,当他急忙奔回城内时,城门连白天也关闭了,他想尽办法进城,见母亲后,又带着他想逃出来,但已经不许出城了,他又想办法带母逃出了城。这一天应该是六月初四或初八日,因为《江阴城守纪》初四日,如是记“士民之义曰:‘我等誓死守城,其老弱妇孺与不能同志者,宜速去!’由是城门昼闭。”又有记曰:“初八日,是早城中避难者皆挈妻子去。”由于走得匆忙,母子两人几乎没带多少东西,他母亲仅卷一二件床单什么的,李介立仅穿了件小褂子。两人先逃到云亭,他将母亲托付给朋友家眷,让他们一走向陈市方向逃难。陈市,即现在的无锡市的陈市,也写作陈墅,它与江阴紧邻,在江阴顾山镇西五里地方,明朝时属江阴,有一条陈市河在江阴长泾境内,约八九里长,建国前,现长泾镇东南的千家场(在陈市北三里)还属陈市乡,这一带村民至解放初还只到陈市街上去办事而不去长泾。

李介立送走了母亲,独留在云亭,想弄点钱或粮食应暂时生活所需。六月十三日,清军骑兵突然到云亭,李一点也不知此情况,骑兵来到面前,横刀索宝,他向骑兵称说自己没有什么钱财,说着脱下小褂,掷到马前,骑兵看他无宝就举刀砍杀他,但该骑兵大概已在别处抢到了财宝而绑在手臂上,举刀动作迟缓,于是他急忙向别处逃奔,因此逃得了一条命。当时情景,李的危险真是“命悬一瞬”,这种情景更证明了李在敔山湾抗清纯粹是子虚乌有。清兵抢夺钱财,泛杀无辜的事在当时是随时随地都发生的。据康熙《江阴县志》载,崇祯《江阴县志》纂修者、廪膳生周高起“乙酉(1645)六月,城变突作,避地由里山,值大兵勒重赀,箧中惟图书翰墨,无以应,勒者肆加箠掠,高起亦抗声诃之,遂遇害”。由此可见,当年清兵屠杀江阴人民是何等的残酷,野蛮!

李介之从屠刀下逃得一命后,就赤膊冒雨几十里去陈市寻找母亲。找到母亲后,向东经顾山进行入常熟,在常熟村民家中暂避三日,其中苦难不堪言表。大概到江阴城破,清兵屠城三日后,才展转回到云亭。因为江阴屠城,他俩“无家可归”,只能投宿亲朋好友家中,居无定所,生活无宁日。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五年之久。从《髡春集叙》看,顺治三年(1646),李介立还藏匿于云亭高氏。他藏匿于高家时,足不出村,口少说话,为高家做些苦力。顺治四年(1647)年,他还躲藏到两水湾的村民家中。《髡春集叙》就作于“丁亥(顺治四年)冬日书于两水湾村舍”(又称冷水湾)。所谓“两水湾”就是现云亭街道定山村的原小山头一带。它在绮山东麓,东有南北向的松桥浜,此浜南与东西向的应天河相接,故称两水湾,西有绮山相阻,是一处比较隐秘稳妥之处。原先,陆文圭墓葬于此,元至正十二年(1352)冬十一月,江阴诗人王逢到绮山东麓躲避战乱无意间发现了陆文圭的墓,写了首《避乱绮山谒子方(陆文圭字子方)先生陆公墓》,以纪念这位江阴先贤,诗句为“我经冷水湾,缺月照微服……隆然四尺土,卷卷在东麓。”

李介立一介布衣,对大明的覆亡相当悲哀,对清势力的占领又相当反抗,面对清兵剑戟的寒光闪烁,出于本能,他也只能与其他平民百姓一样,亡命而逃,东躲西藏;况且,他还有老母在身边,他将保护老母视作与爱惜己的生命一样重要。所有这些,都无愧于他“明高士”的称号。后世学者在对他介立的研究中,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准则,实事求是,尊重史实,不随意拔高,一定更能彰显李介立“明高士”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