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吕锡生教授四组证明资料的辨析
缪幸龙
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编印的2022/06第一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杂志上，刊载了吕锡生教授《证明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四组资料》一文，作为对江阴《徐学研究》2021年第3期和2022年第1期、北京《徐霞客研究》第41期和第42期刊登的4篇质疑文章的回应。吕教授的文章还是老调重弹，继续通过对陈仁锡原文独出心裁的解读，指望证成其所谓“颠覆性的课题”。现分别对四组资料辨析如下：
对第一组资料的辨析
吕教授在第一组资料中说：“陈仁锡作《王孺人墓志铭》称‘城东王公，澄江（江阴）右族，孺人父也。倭燹，避之锡山（无锡）。’其包含的四大要素，在江阴至今一个都未能落实，而在无锡江阴巷、小娄巷却都找到了。这充分证明陈仁锡当年作墓铭时误把江阴巷当作了江阴。”与此组资料同期刊载的吕教授另一篇文章《霞客故里应为考定王孺人出身作贡献》中，又进一步提出质问：“王氏大族居住在江阴哪里？”“若城东王公出身于江阴何庄何村的王氏都找不到，王氏大族定居何处也不见，即判定王孺人出身于江阴，有谁能信？”其在北京“徐霞客研究”微信群发布的《评贵州张兴华考定王忠纫及推定徐母王孺人出身的贡献》一文中又提出否定理由：“陈仁锡《墓志铭》中的城东王公，在江阴至今仍是无人证、无物证，仅仅只有一句文字的孤证。”
吕教授的观点，涉及五个问题，一是陈仁锡所作王孺人墓志铭会不会出错，二是陈仁锡文中的“四大要素”说的是江阴王家还是无锡王家，三是无锡王重道能否替代江阴王城东，四是今天的我们该用怎样的标准去评判“四大要素”，五是一句文字的孤证能否被认定。
先说第一个问题，陈仁锡作墓铭时会不会误把江阴巷当作江阴。
墓志铭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国忠在《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的生产过程》一文中说：“墓志铭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文体，这个独特性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它主要是向后世广大读者介绍墓中死者的生平事迹，而不是以当代读者为主要阅读对象，但是在撰写完成后，必须首先获得死者亲属或者僚属友朋的认可，即必须首先得到当代极少数读者的同意；二，它虽然像其它文体一样，产生于纸上，但最终以刻于石上、藏于墓中，直至出土重新问世为归宿。”纸本墓志铭只有“经过消费者也就是死者家属的阅读、改动、认可和确定，再藉众人之手，才能上石，成为石上墓志铭。”[ 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现今我们看到的徐母《王孺人墓志铭》，是以纸本形式存在于梧塍徐氏宗谱和陈仁锡文集中。它先由王孺人两个儿子宏祚、宏祖提供原始材料（陈仁锡文中称为“状”），再由陈仁锡加工，撰写完成后，必须首先获得徐氏兄弟的认可，方可上石。兄弟俩刻石前，如发现有错，一定会纠正，决不会让错误埋葬于棺材里。由此可知，现存于世间的徐母王孺人墓志铭，一定经过了徐氏兄弟的认可，决不会存在错误。也就是说，“澄江”就是“澄江”，绝对不会是“江阴巷”。所谓的“江阴巷”，完全是吕教授的主观臆断。吕教授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一下，自家祖墓有没有发生过误记？如果有，会不会允许错误一直存在？自古至今墓志铭记错籍贯的有几例？指责陈仁锡“把王孺人籍贯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表面看是在为徐母正名，深层而言是把徐氏兄弟及后代置于万劫不复的难堪境地。
再说第二个问题，“四大要素”到底说的是江阴王家还是无锡王家。
一、关于城东王公
陈仁锡原文已说得非常明白，城东王公的籍贯为澄江（江阴）而不是锡山（无锡）。此外，《民谱》中嫁娶信息的录入笔法也可提供佐证。
例如世系表中，霞客曾祖徐洽5个“衍”字辈的儿子与2个女儿没有一个与王氏通婚，14个“有”字辈的孙子以及留下记录的孙女只有有勉、有为2人与王氏通婚（其中1人为偏房），38个曾孙有2人与王氏通婚，分别出自长房衍芳和五房衍厚。元孙中，有1人与锡邑王氏通婚。这些记载中，籍贯出现了锡邑秦氏、锡邑华氏、锡邑王氏、锡邑张氏、锡邑刘氏、锡邑侯氏、锡邑顾氏、梁溪陆氏、荆溪许氏、晋陵赵氏、靖江朱氏等外县姓氏，与大量的以江阴本地为主的嫁娶信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族望则上溯到了三代，如翰苑文贞公孙女、本邑汤氏江西按察存吾公女、锡邑王氏吏部仲山公女、荆溪许氏文学兴与公女。王孺人的身份信息在徐有勉世系表中没有记载，依照陈仁锡原文，将其父亲王城东与其他标明外县姓氏（如锡邑王氏）的娶嫁信息相对比，不难分辨出其籍贯不在无锡而在江阴本地。
再如徐材撰写的《老旸岐第十四世鸿胪云岐公行状》中，徐洽“生男五：长衍芳，邑廪生，娶大尹鲁泉陈公女；次衍嘉，太学生，娶乡进士小山秦公女；次衍成，郡庠生，娶监察御史方湖曹公女；次衍禧，邑庠生，娶县尹原山秦公女；次衍厚，娶太学生华双石女。女二：长适光禄监事孙瀚，次适太学生陈力。孙男十一人：有开，邑庠生，娶鸿胪署丞鹅山张公女；有造，邑庠生，娶太学生陈云蒲女；有存，娶太学生陆守斋女；有勉，娶王城东女；有及，娶邑庠生陈云川女；有守，聘邑庠生曹五松女；有明，聘张观省女。孙女十三人：长适张潢滨子志，次适浙推宁西秦公子彬，次适庠生张石屏子城，次字华仲泉子宗远，次字乡进士见筠张公子庠生履顺，次字庠生黄龙阳子应，次字庠生蒋静山子，次字户部正郎昆源华公子，次字庠生赵承庵子百钧，次字乡进士明溪曹公子礼，余未字。”300多字的信息里，徐洽7位亲家公都有功名或官职，7个成家的孙子中5人的岳父有功名或官职，10个已出嫁的孙女中7人的公公有功名或官职。徐有勉岳父王城东虽出身望族，但与徐洽行状中的其他亲戚相比，显然没有功名和官职，不可能与吕教授力推的有太学生功名、鸿胪寺序班官职、父兄是大名鼎鼎的父子进士的无锡王重道是同一个人。试想王城东如果真的就是王重道，那么其祖父王表以及本人的功名与官职不可能不记入徐洽的行状中。
二、关于澄江王氏右族（指豪门大族）
陈仁锡文章中有记载，地方文献中也有记载。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氏族”篇（以下简称《江阴续志》）中，列出江阴王氏二支，分别是三沙王氏和水南王氏，其中三沙王氏“自宋时由苏州分支，有中、东、西三沙之别”，水南王氏“自宋时由山西徙江阴青山，号水南王氏，与三沙支别”。江阴市谱牒文化研究会2019年编印的《江阴家谱总目》中，列出江阴地区目前知见的王氏宗谱66部，均出自三槐堂东沙、中沙、西沙三个大支，其中顾山古塘王氏元代迁居江阴，祝塘王氏明代洪武年间迁居江阴，也就是说，整个江阴地区以三槐堂为堂号的王氏都是出于同一个祖先。江阴市谱牒文化研究会王氏文化交流会与氏族文化馆又于2021年编印出版了《江阴王氏概略》一书，主编王明华历时10多年翻阅王氏家谱60余支近500册，走访王氏集居村落几十个，发现江阴王氏各支脉绝大部分为三沙王氏后裔。从北宋淳化三年到清代宣统三年920年间江阴籍历代进士415人名录中，江阴籍王氏进士宋朝有9人，明朝有8人，清朝有4人，其中见载于现存家谱的有明代王瑞之、王莘、清代王应辰3人，均出自三沙王氏。另据《江阴续志》，清代三沙王氏出了王堃、王家枚、王戴3位举人，水南王氏出了王苏1位进士，王骐、王继之2位举人，王肇宗、王耀宗2位武举人。所有这些都说明，王氏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文化底蕴，从明代起作为江阴地区的知名大族是无庸置疑也是广为人知的。
三、关于倭燹江阴
吕教授公开质问“史志或其它文献有否倭乱焚毁江阴的记载”[ 载吕锡生撰《霞客故里应为考定王孺人出身作贡献》。见2022/06第一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编印。]，只认可倭乱焚毁无锡。事实是，若以焚毁县城来论，则江阴和无锡都没有发生；若以焚毁乡郊来论，则江阴和无锡都有记载。
道光《江阴县志》“艺文”篇中，有多篇倭燹见证人撰写的事实经过。清代《常州先哲遗书》收录的张衮著作《张水南文集》中，也有大量反映倭寇劫掠江阴的历史资料。民国年间，张衮后裔张之纯汇集倭燹资料编成《江阴倭寇旧闻》于1919年刊印，收藏于全国多家图书馆。这些资料对明代倭寇劫掠江阴的时间、路线、范围、造成的损失以及江阴官兵和民众组织抗击等情况都有详实记载。另外，包括《民谱》在内的江阴多份家谱中的记载也可提供印证。至于无锡县城以及王重道居所江阴巷遭受的倭燹，无锡县志、明代军事家郑若曾撰写的《江南经略》、状元孙继皋的《宗伯集》、罗洪先的《念庵罗先生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续稿》、王重道后代王永积的《心远堂遗集》都有记载。通过对比江阴王城东与无锡王重道两家遭遇的倭乱，现有资料已足以证明两者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存在的本质区别，[ 详见笔者论文《让无锡嘉乐堂王孺人回到历史的镜子下——关于王孺人八个历史事实的真假之辨》，载《徐霞客研究》第42辑，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中国大地出版社、地质出版社2022年版。]从而辨别出王城东遭遇的倭乱绝不是王重道遭遇的倭乱。
四、关于王孺人的逃难路线
按照吕教授的说法，王孺人不是从江阴逃到无锡，而是从无锡城外逃到无锡城内，理由是“路远小脚女人不可能长途行走”[ 载吕锡生撰《十证：徐霞客母亲籍贯在无锡》，见2018/12第四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但是解读陈仁锡的原文“城东王公，澄江（江阴）右族，孺人父也。倭燹，避之锡山，孺人年最幼”，稍有点古文知识的人都不难从中分辨出王孺人的逃难路线是从澄江农村到无锡县城，而不是吕教授声称的从无锡城外的江阴巷到无锡县城。至于王孺人有没有缠小脚，应该以此为依据再进行考证。而吕教授本末倒置，先将“古代妇女都缠小脚”作为一般常识，再以此推断王孺人也缠了小脚所以走不了长路因而只能出身于无锡。为澄清认识，这里对吕教授所谓的“妇女都缠小脚”之说作一辨析。
王孺人与其母华氏有没有缠小脚，陈仁锡原文中并没有说到，其他文献里也没有找到，明代法律也没有强制妇女缠小脚的规定。检索当代学人对中国古代缠足史的研究，专家高洪兴指出：“妇女缠足风俗在北宋发生，至明代而大盛，至清代而鼎盛。缠足习俗是由北方而渐渐遍及到南方，由局部而普遍，缠成的女足由大而小，越来越纤小，并且由直而弓弯。”“就地域而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上海的缠足风气要逊于北方各省。从观念上讲，缠足已经普遍为人接受并受推崇，从行为上讲，妇女缠足也是相当普遍的，但还没到人人趋之若鹜、必欲为之的狂热地步。这里不论城乡都有人缠足，但显然城市中的缠足风气要比乡村为甚，这里缠足也无贵贱之别，不同阶层都有人缠足，但富贵人家缠足的显然要比平民为多为精。总的来说，这里几乎处处流行缠足，但处处有人不缠。” [ 载高洪兴著《缠足史》第25、3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清末民初作家徐珂的著作《清稗类钞》“风俗”篇记载：“世以苏俗为奢惰，实仅指城市言之耳。若其四乡，则甚俭且勤，妇女皆天足（指不缠足），从事田亩，杂男子力作，樵渔蚕牧，拏舟担物，凡男子所有事，皆优为之。”徐珂另一部著作《天足考略》[ 见《丛书集成续编》第二一二册。]记载：天足在“江苏大江南北皆有之，惜未普及。所业为耕桑渔樵畜牧及杂役。”他引用出生于康熙七年（1668）的清代进士方苞的文章说：“余每见农家妇耕耘樵苏，佐男子力作时，雨降脱履就功，形骸若鸟兽，然遭乱离焚剽，则常泰然无虞。”书中他又引用《天籁按语》说：“吴下风俗，乡妇十九（意思是十个人中有九个人）不缠足，以其操作辛苦，便于起居，且田中诸事妇女往往代夫之劳。”徐珂的记载，时间在清代，地点在吴县一带，但往前看100多年前的明代以及离开吴县80多里同属吴文化地区的江阴，妇女天足同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从专家的研究和先辈的记述可以看出，封建社会里，不缠足的妇女并不少见。一般来说，官宦、富贵之家的小姐、夫人、姨太太，通常会缠足；而乡村女性、劳动妇女，则多无裹脚的习惯。再看王孺人，家住农村，父亲无功名和地位，从其未成年时即随母亲一起走长路逃难的事实推测，其母女俩缠足的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才显得合情合理。
再说第三个问题，无锡王重道能否替代江阴王城东。
王重道，太学生，官鸿胪寺序班。生年推测为1516，卒年推测为1565。表字不详，从其兄立道字懋中、弟望道字懋及推测，其表字中也应有个“懋”字。别号梁川。吕教授在提第一组资料中声称的存在于民间传闻里的另一别号“东里王公”就是陈仁锡所说的“城东王公”，未见源流与流变考证。继配华氏生有二子，长王化行（1542～1597），次王化远，均娶秦氏；是否生有女儿未见文献记载。王化远生年不详，吕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 见2021/06第一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一文中记为1545年，与徐母王孺人同年，不过王化远变成了王重道哥哥王立道的庶子，被揭穿后，直接将责任推给提供资料的张兴华，并辩称“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更不涉及王孺人的身世”[ 载吕锡生撰《缪君“八辨”功力见分晓》，见2022/06第一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但对同年出生的徐母与王化远到底是怎样的血缘关系不作回应。而江阴王城东，无功名和官职。生年不详，卒年推测为1568。“城东”为其表字或别号。生子数不详，从陈仁原文“与母华过姻家杨”可知有一亲家姓杨。两相对比，不难判断即使后者今天找不到家谱或居所，也不可能被前者替代。
再说第四个问题，今天的我们该用怎样的标准去评判“四大要素”是不是历史事实。
陈仁锡所撰墓志铭，是当时的人记载当时的事。按照实事求是的学术规范，今天的我们显然不能用现实的标准去评判，也不能用自设的标准去评判，而是应该用当时的标准去评判。
陈仁锡所处时代，因墓石体积对字数的限制，对墓志铭行文提出了“严谨”的要求，全文重点“书其学行大节，小善寸长，则皆弗录”。[ 载明.吴讷著《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逝者籍贯（当时称为“乡贯”）和族属（当时称为“族出”）所指范围一般只到县，条件允许可到乡（明代王行所著《墓铭举例》一书中就用了“乡邑”一词），至于哪个村哪个庄，并未像登记户籍那样作强制要求。翻阅陈仁锡存世著作《陈太史无梦园初集三十四卷》[ 见《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三八一册。]中收录的12篇墓志铭以及明代其他文人所作墓志铭，可找到众多这样的证据。至于第三、第四要素涉及到的王孺人遭遇的倭乱发生于哪个村庄、逃到了无锡县城哪个街道，同样因墓石体积对字数的限制，均省略不录。
现今，吕教授为了力推张兴华之说，故意将明代墓志铭中乡贯和族出的所指范围从通行的“乡邑”提高到其自设的“村庄”，再以现今的江阴找不到能证明王城东存在的村庄为由否定王城东和王氏大族的存在。其对王城东籍贯和族属的评判标准，超越了陈仁锡生活时代的作《铭》规范，对第三、第四两个要素评判提出的“王城东带着家眷躲避倭患，是到了无锡什么地方”，[ 载吕锡生撰《霞客故里应为考定王孺人出身作贡献》。]明显高于当时的实际要求，目的说白了只有一个，一切围绕着如何让王重道胜出，从而证成王孺人出身无锡做文章。如果以吕教授自设的标准衡量古人所作墓志，那么其中很大一部分将会判为不符合要求，即使吕教授先祖的墓志也不可能全部符合要求。
再说第五个问题，“城东王公”这个被吕教授称为“一句文字的孤证”能否被认定。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乔治忠教授在《关于历史考据方法的几点辩正》[ 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一文中说：“历史考据总的说来还是力求有多项证据才好。但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孤证同样可以被认定”，因为实践中“用‘孤证’排除多证的实例很多”。总之，“对于历史考据中的史料根据，无论是否‘孤证’，都须做深入研讨，不可一概而论，片面、绝对地信或不信，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局限性甚大。要坚持运用辩证逻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城东王公”一词，最早出现于由徐氏族人徐材撰写的徐霞客曾祖徐洽的《鸿胪云岐公行状》中：“有勉娶王城东女。”以后在陈仁锡原文中出现过两次，除了吕教授引用的“城东王公”那一次外，另一次为“城东公亦卒”。徐材与徐洽常有往来，对徐洽知根知底；陈仁锡在撰文中自称是徐家的“通家眷生”（意为世代交谊深厚的亲善），在徐霞客在世时为徐母撰写墓志铭，根据徐材与陈仁锡两人的写作背景，“城东王公”应当完全可信。“城东王公”在知见的同治版、光绪版的《梧塍徐氏宗谱》收录的《王孺人墓志铭》和《鸿胪云岐公行状》中，与民国谱三相比较完全一致，与《四库禁毀书丛刊》“集六〇”册中陈仁锡著作集《陈太史无梦园初集﹒驻集二》收录的《王孺人墓志铭》相比也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城东王公”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徐氏宗谱、不同时期不同姓氏的文人著作、同一作者不同版本的同一文章中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王城东”其人是真实存在的，得到了从徐洽到徐霞客祖孙四代人的认可，即使徐霞客去世后的四百多年间，也从未有人质疑过，它已经不是孤证。吕教授以无人证、无物证、单靠一句文字孤证不能作为证据否定“城东王公”的真实存在，显然又是像评判“四大要素”那样自设门坎，为王重道胜出制造借口。
综合以上分析，吕教授对陈仁锡所作徐母墓志铭的质疑,一旦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文章的原始含义、写作背景、徐氏家族的通婚历史下进行考量，所有的推断都变得矛盾重重，难以自圆其说，即使无锡王重道的记载很详实，也不可能替代掉江阴王城东。吕教授在考据时有意混淆历史标准与现实标准、常识常理与非常识常理的区别，自造一种“理”作为依据。这样的“理证”，不是从“思”出发，基于历史事实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而是由“信”起步，先预设王孺人出身无锡这一结论，再倒过来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对第二组资料的辨析
吕教授在第二组资料中，列出了王孺人祖父王表、伯父王立道、父亲王重道、母亲华孺人、长兄王化行、侄子亦即女婿王学一（王畸海）共六个人的世系。取名为“王孺人世系的考定”。
王重道是否有女儿嫁给徐有勉，现存知见文献只字未见有直接证据。吕教授见直接证明这条路走不通，采用推理方式试图先证明王重道就是江阴王城东，再让王孺人成为王重道女儿变得顺理成章。但通过对第一组资料的辨析已经证明，吕教授的推理根本不能成立，无锡王重道与江阴王城东不是同一人，王孺人是王重道女儿的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既然不能成立，以上六人就根本不是王孺人的亲人，再将六人称呼为王孺人祖父、伯父、父亲、母亲、长兄、侄子就明显不妥。从推理过程看，这六个人也不能成为证明王孺人籍贯的前提条件。
对第三组资料的辨析
吕教授在第三组资料中说：徐有勉婚后，常居住在无锡小娄巷舅兄家。原因徐有勉为人耿直，不容于地方豪强，即“自负亢直，齮龁于群豪”，经常避居到无锡，“未几中盗，避之梁溪（无锡）”。后来骑马回马镇时，“骑归堕河，蹶一足。”在路途跌断了腿，自惭形秽，断绝与人交往。可是无锡的贵人秦中丞、侯司谏、杨冏卿等仍忘不了他，数次到马镇拜访，均避匿不见，之后也不报谢。说明他与无锡望族有来往关系，原因他是王家的女婿。王孺人42岁生霞客后未几，即为徐有勉娶妾，“为公娶妾，获季子（妾子弘禔），自之锡山（无锡）”，可见无锡是她的娘家及婿家。
按照吕教授的逻辑，徐有勉夫妇经常往返无锡，与无锡望族有来往，是因为先有了王孺人娘家在无锡这个前提。对于这一说法，只要看看徐家与无锡望族的通婚史，读者自会明白对错。
《民谱》显示，王孺人女婿家在无锡，徐有勉夫妇住所又是离江阴远、无锡近，按照常理，他俩肯定会去走访。此外，他们夫妇在无锡还有以下多处可以走访的姻亲：
一、锡山杨氏、秦氏、侯氏姻亲
梧塍徐氏与无锡大族的通婚最早始于霞客高祖徐经，娶了安阳山杨氏第七世杨绅长女[ 载同治《安阳杨氏宗谱》卷七杨绅世系表。]。徐经之后，儿子徐洽开启了子孙与锡山秦氏的通婚。其《行状》记载：衍嘉娶乡进士小山秦公女，衍禧娶县少尹秦原山女。
查《锡山秦氏宗谱》（以下简称《秦谱》，所有涉及秦氏的引用资料均出自该谱），衍嘉岳父“乡进士秦小山”，为锡山秦氏第七世秦金长子秦泮（1492～1532），字思鲁，号小山。正德己卯（1519）举人。衍禧岳父“县少尹秦原山”，为锡山秦氏第七世秦锐次子秦汶（1501～1562），字齐南，号原山。太学生。浙江金华府东阳县县丞。秦泮父亲秦金（1467～1544），字国声，号凤山。宏治癸丑（149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赠少保，谥端敏。
又据《民谱》卷五记载：霞客叔父徐衍嘉（1517～1595）第四子有纶，号少拙，乡饮大宾。配锡邑侯氏，生子应一、应椿。徐有纶出生时，徐洽已经去世，从逻辑上分析，徐、侯两家联姻的启动人应该是徐衍嘉。这是徐洽儿子徐衍嘉开启的徐、侯两家最早的通婚。
徐洽去世后，其孙曾保持了与无锡姻亲家的友谊并继续通婚。
《民谱》卷五十五收录的陈继儒撰写的霞客父母《豫庵公暨配王孺人传》记载：“公与配王孺人矱草驱砾，始有居。……未几中盗，避之梁溪，骑归堕河，蹶一足，杖而后行，以此未尝一窥贵人门。即秦中丞、侯司谏数诣公，闻驺从传呼声，匿不见，亦不往报谢。”同一卷收录的董其昌撰写的《隐君徐豫庵暨配王孺人墓志铭》中，来访的贵人除了秦、侯外，还有一位“杨冏卿”。经查三家宗谱，分别为姻亲秦燿、杨应文和侯先春。
秦燿（1544～1604），永昌太守秦禾次子。无锡寄畅园取名者、园主。字道明，号舜峰。隆庆辛未（1571）进士。历兵、吏、刑三科给事中、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以平岑冈贼李佩、妖僧李圆朗功升右副都御史。被乡人称为“秦中丞”。万历十九年（1591）被劾罢归，身故84年后才得到昭雪。
杨应文（1543～1609），霞客高祖母杨氏娘家后代，从辈分讲应称杨氏为太祖姑。同治《安阳杨氏宗谱》卷七记载：“字子修，号凤麓。万历己丑（1589）进士。历官工科、礼科、刑科三科给事中，升太仆寺少卿。引疾告归。”《民谱》卷五十七录有杨应文以中表侄身份为霞客祖父徐衍芳《柴石诗稿》撰写的序文。
侯先春（1545～1611），应昌长子。字元甫，号少芝。万历庚辰（1580）进士。历任礼科、兵科、吏科、户科、兵科给事中。《锡山东里侯氏（七修）宗谱》（以下简称《侯谱》，所有涉及侯氏的引用资料均出自该谱）记载：“辛丑（1601）分校礼闱，疏参辽左横珰高淮，忤旨，谪广西按察司知事。丁未（1607）擢莱州府推官，己酉（1609）擢南京户部主事，庚戌（1610）政吏部文选司主事，俱力辞不出。”生有三子：世美、世英、世芬。
又据《民谱》卷五十四收录的叶茂才撰写的霞客叔父徐有登《渐庵徐公墓志铭》：“男二：长应祺，太学生，尤出，娶无锡舜山秦公女、贡士虹溪公孙女……女五……一适无锡太学生侯世英，都谏少芝公子，封太常博士文芝公孙……”
徐应祺（1580～1618），字道如，太学生。大霞客6岁。据《秦谱》卷九记载，徐应祺岳父秦熷（1560～1635，为第十世）字道和，号舜山。秦熷嗣父秦棐（1528～1582）字子理，号虹溪，恩贡生。侯世英（1574～1645），都谏侯先春次子。字子競。崇祯戊辰（1628）恩贡。所娶徐有登女儿淑洁生于1576年，大霞客10岁，17岁嫁到侯家，1610年35岁时因病去世。生有二子之源、衷坦和三个女儿。
崇祯十三年（1640），万里西征途中远在云南丽江、双腿已不能行走的霞客被丽江土司木增派人送到黄冈，再由黄冈县令雇船送回江阴。这位黄冈县令，就是前面提到的侯先春孙子、侯世美长子、侯世英侄子侯鼎铉（1591～1654），字伯远，号澹泉，崇祯丁丑（1637）年进士，己卯（1639）授湖广黄冈县知县。
二、锡山马氏、郑氏、钱氏、何氏、顾氏、黄氏姻亲
《民谱》卷三记载，徐衍嘉女儿嫁给了马希尹。《锡山马氏统谱》记载，马希尹（1558～1639）字惟任，号涵虚。万历壬子（1612）乡贡士。历任太仓州学训导、本州学正、广西平乐府教授。“时众建魏忠贤祠，抚按令各官朝服照谒文庙，希尹曰：‘吾岂敢丧心如是乎？’即告归。与端文顾宪成、忠宪高攀龙等讲学东林，昌明道义。”次子马世奇（1584～1644年）字君常，号素修，崇祯四年(1631）进士，翰林院编修。廉洁好义。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马世奇自缢死，成为明亡首位殉节官员。顺治九年(1652），追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忠。《民谱》卷五十三收录的徐衍嘉小传《上舍璜拙公传》载：徐衍嘉在“子婿中特嘉与马希尹，更识文忠公世奇于髫龄，卜为宅相徵焉。”
此外，徐衍嘉次子徐有为世系表记载，其五个女儿中，“一适锡邑郑惺兰，一适锡邑钱宁虚”。徐有登墓志铭记载，其五个女儿中除了一个嫁给侯世英外，其余三个“一适无锡太学生何楞如，府彦约斋公子，少参龙涯公孙；一适无锡顾起锡，我池公子；一适无锡黄惟其，庠彦元宇公子，庠彦四益公孙”。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徐有勉夫妇在无锡有那么多可以走访的姻亲，并非因为吕教授所说的靠了王孺人娘家在无锡，相反，这些可以走动的姻亲有不少在徐有勉成家前就已成为徐洽家的亲戚，徐有勉成家后，即使王孺人娘家不在无锡，夫妻俩到无锡走访照样不会存在困难。吕教授只字不谈徐家与无锡望族的通婚史，一意将徐有勉夫妇与无锡大族的正常往来朝其预设结论上拉，不仅逻辑上不能服众，事实上也完全不符。
对第四组资料的辨析
吕教授在第四组资料中说：王孺人有“女一，适王学一”。考证即王畸海，是孺人长兄王化行的次子，饱学秀才，名声籍甚，后成为亲上加亲的女婿。徐霞客万里西游时于崇祯九年九月二十日在无锡与王忠纫、王孝先、王受时饮酒饯别，证明“三王”都是王孺人的侄孙辈，都是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子孙。
《民谱》记载的通婚信息中，从徐洽到徐有勉祖孙三代没有一人与“三王”家族通过婚，这是从实证角度否定吕教授所谓“亲上加亲”一说的直接证据。从理证角度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没有可信史料作为证据时，无锡王家四位贤人与徐霞客即使是亲戚也不可能推导出霞客母亲就是这四位贤人的长辈。吕教授将张兴华先生考证出的“王忠纫就是王永吉、王畸海就是王学一”、尚处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阶段的“王永吉曾祖王重道可能有女儿嫁给徐霞客父亲”作为第一基石，邬秋龙先生提出的“王畸海就是徐霞客姐夫”“但是不是王孺人的亲侄子，亲上加亲，则有待更多的资料加以论证”一说作为第二基石，并以学术生命作担保，把毫无根据的“非亲上加亲”硬说成“亲上加亲”，这种突破学术底线的行为到底是为了探真求实，还是另有目的，读者不难做出正确判断。
结语
以上四组资料的辨析已充分说明，吕教授对王孺人籍贯的推断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其许多观点或观念带有倾向性思维定势，有违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建议吕教授很好地反思：对陈仁锡的指责是否还要继续？无锡王孺人的讨论是否还要继续？如果要，那么之前一大堆不符合事实或逻辑的说法是否需要作一了断？如果不要，那么探索的方向和方法是否需要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