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骊歌
——怀念徐学前辈胡有萼先生
任小玫
“你可曾知道，一朵花之中花萼的存在？花瓣是组成花冠的片状体，位于花萼的内面，属于花被的内部组成部分，一般是一朵花最显眼的部分，颜色和形状非常鲜明。而花的最外一环，多为绿色而相对较厚的叶状体、内含分枝的维管组织与丰富的绿色薄壁细胞、能保护花蕾的内部的那一环完整的萼片，组成了花萼。”这段话是最近看植物笔记时无意中读到的，心中不由一动！“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在徐霞客研究的圈子当中，我们不正认识这样一位叫“胡有萼”（1921—2014）的老先生么？
胡老于2014年4月辞世的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泰山其颓，哲人其萎，闻此噩耗，却无从下笔。2015年春节前夕，周艾若先生还特意短信嘱我：“我对表哥的过去辉煌，不及黄[实]老知道多。你最好进一步访问胡老女儿，与她联系，多面了解。理应赞美。”现在，承蒙如上博物学的点拨，终于可依此为线索，用文字记下与他交往的徐学点滴，所知道的他的辉煌过往，及对其国际政治领域学术贡献的初浅认识，在前辈百年诞辰纪念之际聊寄本人深深的哀思。
一
先从胡老在中国徐霞客研究会的“天鹅之歌[ “天鹅之歌”（the song of swan）术语在现代文艺界常用来形容大师最后的作品。]”说起：
最后一次见到他本尊，是在2014年的新春茶话会上。一如以往的印象，他身体很瘦，但望之并不萧萧肃肃，反而属于凝重有威却又脸上竟现柔光的那种。着一袭民族服饰，作一通新媒体时代徐霞客研究传播的发言。即便是本人从事数字教育，也觉振聋发聩。
最后一次见他的文字，是《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成立20周年纪念册》上载有他名为“徐霞客研究会的二十年追记”的一文。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这本册子姚（秉忠）总改了又改，因此拿到纪念册已是2014年8月之后了。关于徐霞客研究会的的初创经历，胡老这位原副会长据事直书，叙述语言简明晓畅。开首之处，他动情地写道：“二十年啊！在悠久而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二十年不过是瞬息时光，如过隙之白驹，一闪而过，人们甚至可以忘记它。但对一个社会团体或个人，则是重要的成长期，是不会轻易忘记，是永远无法删除掉的一页。二十年中必有许多可记之事，如果事无巨细，写成一篇二十年大事记，必嫌繁琐，枯燥无味，又恐挂一漏万。不若随想随记，谓之随笔亦可。随笔可记下本人可记想记之事。当然也希望记下的是读者喜欢阅读之事。主意已定，于是打开电脑敲打起来，开始徐霞客研究会二十年记事写作。”此时他年事已高，93岁的身体很是不好，令人疼惜、感伤，但是他迫不及待地不顾肉身病痛的折磨，将往事娓娓道来（如念念不忘谢<遒乃>老与尹立大姐一家的贡献），化做绝美的音符流传后世，留下来的作品是永恒的！
相传天鹅在垂死前会唱出优美的哀歌。法国著名作家、博物学家布封在其作品《天鹅》中对天鹅之歌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在它的鸣叫里，或者宁可说在他的嘹唳里，可以听得出一种有节奏、有曲折的歌声，有如军号的响亮，不过这种尖锐的、少变换的音调远抵不上我们的鸣禽的那种温柔的和声与悠扬朗润的变化罢了。此外，古人不仅把天鹅说成为一个神奇的歌手，他们还认为，在一切临终时有所感触的生物中，只有天鹅会在弥留时歌唱，用和谐的声音作为最后叹息的前奏。据他们说，天鹅发出这样柔和、这样动人的声调，是在它将要断气的时候，它是要对生命做一个哀痛而深情的告别。这种声调，如怨如诉，低沉地、悲伤地、凄黯地构成他自己的丧歌。他们又说，人们可以听到这种歌声，是在晨曦初上、风浪即平的时候，甚至于有人还看到许多天鹅唱着自己的挽歌，在音乐声中气绝了……无疑地，天鹅并不歌唱自己的死亡。但是，每逢谈到一个大天才临终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辉煌表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地想到这样一句动人的话：‘这是天鹅之歌！’”依稀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过，人们爱秋天，是因为秋叶泛黄，色彩富丽，还带着一点悲哀的色调以及死亡的预感。这话说得是多么精致与准确呀！我喜欢看胡老的文章，却从没往这方面想。现在想来也是，既然京剧有开场的锣鼓，那么就会有像谢幕的锣鼓版的言行：在这世间的喧哗与骚动中，它会让我们用秋的带凉意的思考去看待历史的过往，并比较出某些不实的回忆中的噪杂与喧嚣。——胡老很少写到他自己，也很少谈到他自己。也许，只有他这样的性格，方能写成这样客观而内敛的回忆文章，即便是最后的绝唱！直到此时，我方才知道，徐霞客研究会由于“遇见贵人，成功注册”：他“在担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期间，有幸认识地矿部朱训部长，挂靠单位也就容易解决了。朱训部长对成立徐霞客研究会不仅表示完全支持，允诺解决挂靠单位问题，而且出人意外地主动提出担任徐霞客研究会会长（1995年因公务繁忙辞去，改任名誉会长），大家喜出望外”。而且，“为了启动徐霞客研究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会议大厅曾多次召开座谈会”。事后黄（实）老又告诉我，在学会成立初期，胡老的贡献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1）重大决策，他都参与，是名副其实的副会长。（2）武修权、程思远两位老人对学会工作的关怀与支持，胡老起的作用最大。（3）学会与台湾文化界建立联系，胡老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胡老的印象停留在“哥俩好”[ 另外，有意思的是，大家一提起徐霞客研究会成立前后的日子，就会不由地想起几对“两口子”来，如胡老、周定国（学会最早的会计，CFO）伉俪，黄老、陈述澜伉俪与林老、林应华伉俪，家属爱屋及乌出力不少。]上面。要知道，徐霞客研究圈子里很有几对“两个帅老头”的排列组合，譬如说谢（韬）老和黄（实）老、黄（实）老和艾（若）老、艾（若）老和胡（有萼）老、艾（若）老和林（国志）老、林（国志）老和黄（实）老等。因此，翻检手头留存照片，太半是双人合影，或多人合影。2008年深秋无锡苏州同游那次，还有一些风景照片。偶有几帧身着民族服装的照片，想来是在新年茶话会或庆典活动中的了。随着照片的传送，我知道他是很“摩登”的。譬如说，虽年近九十，却也自学了电脑，经常上网浏览，而且还有自己的邮箱。至于旁人的邮件地址，他会对朋友说，“你把文件呀相片呀发到我的邮箱里，我就知道你的E-mail了。”哇！每逢此时，我就觉得这位老伯真是与时俱进啊，和于光远先生非常神似，我们真要自叹弗如了！中国民生银行今年年初举办“大美民生”文化艺术节，公开征集参展摄影作品，不期然本人获得个小奖，外加价值1500块人民币的冲洗券。遗憾的是不能冲印分发胡老了！
胡老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每逢新年时节，他都会发来自己制作的新年电子贺卡，是电子图像 + 自创古典诗词那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其一，甚至到后来，他还学会了在贺卡网站上选取自己钟意的贺卡类型进行群发，不是“偷懒”而是觉得“新奇”。关于后者，记得有次是被我们单位的服务器错误地当垃圾邮件“拦截”了，因此过了好久我也没回复他的问候——想来其他好友也有类似的体验而浑然不自知——直到打电话过来问起方才知晓，于是赶忙搜索找回。然后，电话两端都一通哈哈大笑！欢乐地说够“囧”的了，一端是检讨自己的邮件群发而轰炸未遂，另一端则是数落自己邮件被阻也不看看。并且，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还是我在徐霞客研究会的第一个Q友。他用的QQ头像，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我至今也没将其删除，虽然自两年前起就一直没亮过。其二，他思维的敏捷，知识的广博，时事的把握，自然不在话下；古体诗歌的功夫，在贺年卡上一览无余。潘文国先生（我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曾有言，“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但似乎又比这个还要深刻些：胡先生过问关心的，是我的古文。记得有一次，他没有什么寒暄，单刀直入问道：“你古文怎么样？”就这个问题，我在心中盘桓半晌，说不好吧，像个中西交流史学者该有的素质么；说好吧，分明是学外语出身，说自己行简直是个明晃晃的谎言。还在斟酌时，旁边朋友代答了，大意是鼓励与赞赏的意思。于是我也就势下驴，扭扭捏捏地说：“还，还好吧——”还拖个了长长的尾音。“还好？！”先生于是脸上又静现柔光。他想的，大致是“文化基因”的问题。“文化自觉”概念由费孝通先生最早提出，即“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这种“自知之明”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支持“坚守传统”，而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汤一介先生将文化自觉升华到文明共存、文化多元的理念之上。顺带值得一提的是，说来也巧，最关心我古文学业的三位长者，居然都是外交外贸口的。于是，我才有了参加《大中华文库》（双语版）的坚持，一年又一年，一本又一本，还出于公心帮中华书局这家百年老店在啃《后汉书》（汉英双语版）的编辑工作。喜欢的，往往是性之所近、即最相宜的。可最喜欢的，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甚至也试着翻译起了古体诗歌，并参与了马凯先生的《心声集》（英汉双语版）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只可惜上班事多心杂，半吊子水乱晃的心态，让我永远失去了跟他继续精进古文的机缘。
投身徐霞客研究，何尝不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实际体现呢？如上所言，胡老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浅谈徐霞客诗兼议考证王十岳》（2000）、《从<徐霞客游记>考察我国资本主义萌芽》（2001）与《徐霞客的千古知音——丁文江》（2004）这三篇，篇篇耐读耐看，或刊发于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纪念的大日子，或意在为徐霞客与丽江学术研讨会助威，或旨在开辟徐霞客研究及徐霞客研究的研究的一片生天。
就拿头一篇来说吧：这涉及台州新史料考析，是他据陈函辉《寒玉集•前纪游诗序》而认为“王十岳”即王士性。并且，写作的由来还涉及一些学风往事。杨文衡先生特意在2015年3月26日的来函中，对我提到了胡有萼先生是位好老师，热情扶持后学，精神可嘉。他这样写道：“我有幸得到他的指教，深切怀念。1.刚见面不久，他知道我在研究风水，即热情介绍他的美国旧金山朋友罗又郎。他是抗日名将罗卓英[ 罗卓英：广东大埔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沪东前线、江西上高、长沙会战、保卫武汉、印缅等地英勇杀敌抗日之事名闻遐迩。并在抗战胜利后回粤主政时三进南海策划收复南海诸岛，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完整及今后开发南海诸岛做出重大贡献。]的侄子，研究风水多年，对风水命运颇有心得。不久，罗又郎即给我来信，交流风水观点，因我的观点与他相左，故没有继续。2. 1998年我在《徐霞客研究》上发表了《<徐霞客游记>中的王士性》一文（第2期）。文章发表后，有不同意见。2000年胡先生专门撰文《浅谈徐霞客诗兼议考证王十岳》（《徐霞客研究》第6期），支持我的观点，支持后学。在此，我再次感谢胡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深表怀念。”人说，过河拜桥。太阳终是有淡淡的辉光洒落下来，这真是让人不由得欢喜的。杨先生怀感恩之心，感念胡先生带他成长的日子。胡老乐于搭桥，乐于建桥，玉成之美，无论成败，都值得称赞。说来也是，如果老一代总不退场，新一代又怎么能登台。没有人击暮鼓，何来人敲晨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他看待自己尽力奉献的这个世界，从不自得，对新生代又是满满地呵护。抛开学术上的支持不谈，蒙阴的心绪是渴望明丽的抚慰与呵护的，因而杨文衡先生现在回想起来，心中还满溢着温暖。也让我由衷体会到了，人的成就，不能仅仅以金钱衡量：而是在一生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两数相减，便是盈利。人生的账簿，记录爱与被爱，两数相加，就是成就！
关于美国徐霞客研究会创建一事，以前有过一些旁的回忆录，多是碎片化信息，如能有编年体要更清晰与全面些。因为无形中我意识到，所有这些的背后，毕竟还有另外雄心难收的遗憾！怎么说呢，对于过往的历史，出于珍惜的缘故，我内心多少带着一种不甘于任其消逝而想拖曳着旧日时光痕迹的心思，隐含着一种说不清是对民族传统文化负责还是对自己负责的心态。是怕被人遗忘所以忙着去回顾总结历史的焦急与惶恐么？还是眼睁睁看着亲身经历的人与事，在被有选择的记忆（记录）中，正在被虚无化和碎片化的痛心与无奈呢？依稀记得，有两次胡老发来在钟武雄先生家里做客的照片，叫我认识到了两位外交官（一文一武）的私谊之深，因为每次访美他都要在钟家宅邸小住几日。只可惜，即便是“徐霞客研究会的二十年追记”中他只字未提自己的牵线之功，湖南乡党钟武雄毕竟是他出面找来的美国徐霞客研究会的首任会长兼基金会主委呀。[《徐霞客研究会讯》第23期（2000年10月30日内部通讯）还明确提到了，“2000年9月30日在美国中华艺文学会第21此常务理事会上，美国旧金山徐霞客研究会宣告成立，各界社会人士及艺文学会负责人吴宗岳、唐功楷、周定宇、钟武雄、胡佩铿、王守义等出席大会。本会顾问、文化艺术委员会执行主任、首届副会长胡有萼出席大会并致辞。”] 史书从来都有隐笔曲笔，处处有疑点破绽，有弦外之音，要学会在历史的纷纭中拨云揭雾，发前人未发之覆。这样的交往，指点我历史的读法，似将金针度予，似在为我剥释、点通历史的穴脉，洞明徐霞客研究会的发展历史。记得当时我有猝尔遇上高人示我刀法的刺激。又像是冥行盲索在问学路上，我心中却是敞亮而欢喜的：那浑然的灰白有疏淡开来的迹象。天空之上，我见得到那灰色缝隙里的淡蓝，云翳也有些许的错落和层次了。我感知到那阳光执着而低沉的努力，光线也一点点朗润起来。于是，视线中一切都有了明晰的亮度。太阳终是有淡淡的辉光洒落下来，这真是让人不由得欢喜的。这点光与暖，也激发了鸟雀的情致，让世人感觉得到枝头上的啁啾更有饱满和激昂的韵律了。
二
时光转回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南京。周艾若先生是胡老的表弟，1945年前后日本人快打到家门口时，在老家湖南益阳参加了青年军，投笔从戎。参军后不到一年，也就十个月时间，日本投降了，于是青年军解散，大家退伍。在青年军时，他与重庆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何其芳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书信往来不断，并通过他和父亲周扬联系上了。后来何其芳介绍他到南京找中共办事处。到南京后，他就住在白下路表哥胡有萼[ 胡老系周扬的二姐周玉润（1900—？）与胡学舒（1900—？）的次子。湖南益阳胡氏一门才俊，芝兰满庭，尤其是胡林翼（1812—1861）为湘籍名臣，湖北巡抚，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若非因积劳成疾而赍志早夭，当时舆论认为成就当不在曾国藩之下。
]家，因为后者自1943年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民国政府外交部任职。艾若当时人在南京，心却飞到了延安：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员让他在家里等通知，因为那时国共在美国马歇尔将军的主持下进行谈判，每个星期有一架飞机飞往延安，如果有空位就可以带他去。头一次来通知时他不在，于是错过了。但他回忆道，下个星期，他父亲就从北平到南京来了。是准备到美国去讲学的那一次，后来内战爆发没有去成：“他来看我的那天天气很热。我正在表哥家楼下院子里乘凉，只见一个人西服革履，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进来，问我胡有萼在不在。我一看就是父亲。虽然分别了十年，但模样我没有忘记。可能我变化大，从一个8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但他似乎也认出了我。看到他，我很激动。我们一起上楼，在楼梯拐角处，他突然转过身来拉着手问我：‘是艾若？’我点头。他就介绍跟着他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记得是潘梓年[ 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大哥，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新华日报》，并最早创新了党报管理的方法，提出“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九字口号，钻研技术，改进工艺，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由于《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机关报，也是中共的第一张全国性大型报纸，因此他也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那天他在表哥家从晚上8点一直到11点，和表哥大谈政治。”
这是多年后周扬和艾若父子俩初次相见的场景，可以看出他们对政治、对国事的关心。描述的着眼点虽不在胡老其人，但显然他值得信任，对共产党也并不冷漠。之后，他们表兄弟二人便各奔东西了，直至上世纪80年代艾若从哈尔滨（黑龙江大学教授）调至北京鲁迅文学院任副院长兼教务长。胡老随即被派驻到法国。日子在流逝中，我们在生活里彳亍流连，终也是融入了宿命的流逝中。在平淡琐屑的流年里，我们一直在路上，谁又能不是呢？可又有几人能像胡老那样能做到“不追，自随”呢？1949年，他年仅28岁，为中华民国政府驻巴黎领事馆的副领事，在起义的九人中最为年轻。
法国巴黎，是我最爱的城市之一。恍惚间，时间转回到国家面临命运抉择的1949年前后。在位于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中华民国政府驻法使馆暨驻巴黎领事馆[大使馆是一国在建交国首都派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关。领事馆是一国政府派驻对方国家某个城市并在一定区域执行领事职务的政府代表机关。大使馆的职责范围遍及驻在国各个地区，领事馆只负责所辖地区。大使馆通常受政府和外交部门的直接领导，而领事馆通常接受外交部门和所在国大使馆的双重领导。例如中国在美国设有大使馆和5个总领事馆；在个别小国则只设领事馆和派驻领事官员。]，我依稀看到了风华正茂的胡有萼先生及其小伙伴们[ 王民伟先生（老外交官王雨田之子）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翻阅家中藏书时看到一本以内部刊物名义出版、用繁体竖行印刷、纸质发黄粗糙的资料，内容是原国民党中国驻外使领馆起义通电和人员名单。近年来，因对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外交历史十分感兴趣，新旧中国交替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是研究之列，因为通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来进行了整理研究。1949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国民政府败撤广州，其驻外使领馆渐成没娘的“孤儿”，驻外使领馆中尽管仍有一些忠贞于“党国”，但愿意“陪葬”的冥顽者只是少数人。（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162bcf0100myg6.html）。之所以说胡有萼“风华正茂”，是因为当时不到28岁（生日在11月15日）。已是驻巴黎总领事馆副领事的他，并且肄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班。]：
1949年秋，因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钱泰车祸受重伤住院并上书请辞，驻法国大使馆的日常工作由驻法公使凌其翰主持。面对国民党失败的大势，凌其翰与孟鞠如[ 当时的驻法国大使馆参事。其子孟庆方先生也曾写有“拜访胡有萼先生”一文，具体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3b71740100lrd9.html。]、钱能欣等人经过密商，决定发动使馆人员举事。促使这次起义的诱因，是数月前在驻法大使馆里的一场关于解放军能否渡过长江的一场辩论。使馆上校武官王观洲和新闻处长汪公纪等少数人，认为长江是一道天险，国民党军据险而守，又有海军、空军助阵，江南半壁天下可望保住。可是就在一个多星期后，解放军百万大军顺利渡过长江，一举占领了南京。王观洲和汪公纪除了在辩论中失败之外，又适逢国民党外交部因经费拮据裁撤使馆新闻处和武官处，便恼羞成怒，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密报凌其翰等谋叛“党国”。他们还在从法国回国途中，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工商日报》上发表文章，用醒目标题披露凌其翰等“背叛党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密电钱泰大使彻查。在当时形势下，钱泰也不愿得罪大家，将密电给凌其翰等看了，并饰词搪塞复电了之。熟悉凌其翰的宋子文去美国路经巴黎，也问凌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当时，国内也不断传来有某某部队或者海军某某舰起义等消息。而国民党政府败退重庆、台湾后，全面收缩外交战线，相继关闭了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对其他大使馆、领事馆的开支也一再压缩。面对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一些驻外使馆人员“军心大乱”，纷纷谋求出路。恰好此时国民党政府已欠发法国使馆工作人员三个月薪水，他们可以从索薪开始，进行串联，进而发展成革命行动。于是乎——
1949年9月18日，凌其翰与孟鞠如、谢东发、王思澄、钱能欣、唐祖培、龚秉成、耿嘉瞍，国民政府驻巴黎总领事馆胡有萼、肖君石、章祖贻等11人，共同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致电外交部催发欠薪，倘10月10日双十节尚不能领到欠薪，全体馆员决定停止服务，并联名致函给驻欧洲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建议采取同样行动。
结果，此举没有得到政府回应，但一些使领馆复函赞成。而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在北平开幕、《共同纲领》讨论通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的消息，相继传到了法国。于是，9月30日他们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于10月10日正式宣布[ 双十节，即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日，之所以选择这天宣布起义是考虑让起义的影响大一些。]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坚守工作岗位，保管公物文件，等候新政府接管[ 凌其翰将他保管的使馆政治案卷，龚秉成将他主管的密电码本，均秘密移至馆外收藏。]。会议又公推凌其翰、孟鞠如和胡有萼组成三人小组，起草法国大使馆和巴黎公使馆起义通电宣言稿。具体分工为，孟鞠如负责起草，胡有萼进行修改，由凌其翰最后定稿。
三人经过两天的努力，完成了一份《驻法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这份起义宣言拟好后，由孟鞠如和钱能欣秘密传给孟稜崖，让孟稜崖（中共驻巴黎总支部的负责人）提前传回北京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10月9日，前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暨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电呈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声明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呈文如下：“新华社转北京外交部周兼部长：同人等一致议决：宣告与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在工作岗位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指示接管。”
在危局中出任外交部代部长的叶公超，真是焦头烂额，既要为迁往重庆操心，又要应付苏联宣布断交造成整个驻外机构人心涣散的局面。面对此时传来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的索薪通牒，他联系起前面的好几件事，觉察到巴黎这两个使领馆可能真的要“背叛党国”了。他根据种种情报，判断凌其翰等将选择双十节为两馆起义的日子。为了将起义分化瓦解，他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其一，照准驻法大使钱泰的因伤辞职的请求；其二，电调酝酿起义的主要骨干凌其翰、孟鞠如回部；其三，调反共坚决的驻英使馆公使段茂澜任驻法使馆代办，10月6日至巴黎，主持使馆工作；其四，派外交部新任常务次长董霖携带一笔款项于10月8日赶到巴黎；其五，调驻英使馆随员赵金镛为驻法使馆三秘，原驻柏林代表团一秘赵俊欣、驻荷使馆一秘斯颂熙两人则以临时出差名义赶往巴黎；其六，调部内陈雄飞为驻法使馆参事衔一等秘书。旨在扑灭两馆双十节起义的一系列人事安排来势甚猛，双方势力对比有差距，且又有两人因用封官许愿和重金收买被分化瓦解而意欲退出起义，但他们已做好了针锋相对、面对面斗争的准备。
10月10日，这一天本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大使馆门前却降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随后，凌其翰等人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起义的消息。这一事件立刻震惊了法国，并传遍了整个世界。它像多骨诺牌效应一样，使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领馆纷纷效仿，顷刻间国民党政府驻外机构起义的起义，散伙的散伙，垮台的垮台。[ 原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的起义对已经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当局来说，无疑是重大一击，其在国民政府内部和各驻外机构中引起的震动，可以从当时一些使领馆人员向国民政府所作“建言”中得到印证。如申晓云（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曾提到李迪俊就给外交部发去一函称：“驻法使馆馆员通函各馆，鼓动叛国，垂察此事，似早有计划。弟9月27日函曾提及利用使领薪公积欠多月，各员生活困难之际，乘机发动，自易生效。现局势已成，恐无挽救。所可虑者，闻风响应，将不乏人，而秘密电本，将大半落入中共手中耳。……平心而论，薪公积欠4月，而政府无一表示，确属不妥。现事已至此，不能不速谋补救办法。鄙以为应：(1)速发积欠薪公，并拟定以后维持办法，电告各馆，以安人心；(2)为节省经费，及防止叛变，实行裁员。首去意志不定者，次去自愿去职者，次去工作上不需要者，给资遣散。裁去人员，将来当然不乏有投共者，但较之据馆叛变，究有不同；(3)同在一地之使馆，合署办公，减少公费；(4)擅离职守，赴美避难之馆长，如驻古巴梅公使，驻墨西哥冯大使，驻丹麦陈公使等，应即免职，以肃官常；(5)如政府确无外汇，不能维持全体使馆，则请照弟去年之建议，停闭现阶段不重要之使领馆，给资遣散，集中财力，维持少数重要之使馆。此举面子上虽不好看，但较之积欠薪公，使驻外人员在外出乖露丑，甚至据馆叛变，则好得多。驻土耳其使馆尽可裁撤。总而言之，事已至此，不能不采取最现实的办法，尚望吾兄向最高当局剀切陈词，早日办理。若坐视不理，听外馆自生自灭，则前途诚有不忍言者也。……弟俊10月4日。”函末另附言：“此函牵涉个人，阅毕请付火！”（来源：2011年9月02日《南方都市报》，“1949年国民政府败撤后驻外使馆人员起义”）
巴黎两馆外交人员在起义宣言中指出：“久已背叛了孙中山的卖国贼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所把持的政权，在英勇的人民革命武装奋击追逐之下，已经失去了一切苟延残喘的条件。我们一向服务外交的同人们，在极度兴奋的情绪之下，向新中国全国人民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表示热烈的贺忱和最崇高的敬意。”同时郑重表示，“我们立志要参加建国工作，我们先要痛下决心，把我们浑身封建官僚的积习、洋迷和个人主义的劣根性彻底剔除净尽，然后才能够把自己改造成人民，向人民学习如何替人民服务。我们郑重宣布和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仍站在原有工作岗位，保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人民政府接管和指示。同时，我们热诚劝告全体使领同人，快起来响应我们打倒执迷不悟的死硬分子，制止他们盗用中国外交官的名义在联合国和国际间散布谣言，侮辱中国人民，挑拨国际是非，危害世界和平。”
这一义举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当时，中共驻巴黎的党组织并没有电台与国内直线联络。驻巴黎总支部是通过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吴文焘将巴黎两馆的起义宣言转发给国内的。10月10日，周恩来外长亲自给起义人员复电称：“九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已收到。我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使领馆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人民祖国的中央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均将量才录用，使能对于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起义人员接到周恩来外长的复电，深受鼓舞，异常振奋。他们立即作出了两个决定：一、立即以“快陕邮代电”形式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通函原国民党政府各驻外使领馆，呼吁他们“兄等倘有同样决心，切望立即参加响应”；二、天天到馆上班，坚守岗位，看守和保管好公物，等候人民政府接收。
紧接着，原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也宣布起义。还有不少使领馆虽然没有宣布起义，但也借此机会向国民党当局发难，催发薪水。除了欧洲的使领馆之外，国民党驻加拿大、美国的原使领馆也闹得不可开交。
宣布起义后，起义人员与新调来的反动派，形成了同一使馆里两军对峙、共同上班的局面。起义人员除了天天上班坚守各自岗位，还参加了法国有关群众团体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活动，例如法国总工会发起的规模不小的在互助大厅举行的新中国诞生庆祝大会、华工总会举行的新中国诞生庆祝会等。
如此相持了一个多星期后，10月20日，已经从广州逃窜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发来一个正式照会，请求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法国政府当然感到十分棘手，表面上作出极力避免直接干预的姿态,只希望息事宁人而不愿火上浇油。
11月3日，临时从驻荷兰使馆调来的CC特务斯颂熙忽然率领三十多个国民党反动分子进来，气势汹汹。双方僵持不下，终于酿成6日的“殴打事件”。
12月间，英国酝酿承认新中国，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亦开始讨论承认新中国的问题。起义人员的境遇开始转好，凌其翰还准备同段茂澜讨论接管使领馆问题。而起义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包括其影响下的前国民党驻非州马达加斯加岛首府安塔那那佛总领事馆，那里的全体中国馆员亦于1949年12月11日发表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言。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后，法国尚未作最后决定。但是，1月上旬，法国前驻北平总领事伯亚乐在拜见新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时透露说，在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后，法国正在考虑与中国新政府建立关系。王炳南明白，对方言下之意，是要影响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
1月18日，中国与越南正式建交，决定大力支持越南的抗法斗争。此举势必影响中法关系，中法关系从此处于冻结状况。法国当局出于对中国这一举动的报复，开始公开刁难起义人员。大批警察被派到乔治五世大街11号，以维持秩序为名，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同时，法国方面想利用此事做文章，提出所谓双方“互惠条件”，以保持起义人员外交待遇、延期签证作条件，要求新中国给予原驻北平的领事馆人员外交待遇[ 与本文相关的是，两个国家断交，一定会撤销大使馆，但不一定撤销领事馆。许多国家在多数国家只设大使馆，不设领事馆。设不设领事馆、设哪个级别的领事馆，主要看侨民和领事业务的多少以及所在地区的重要性，并依照对等原则进行。]。
周恩来认真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中法建交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事情，因此全体起义人员长期留在巴黎意义不大。3月30日，他发出指示：凌其翰、王思澄、龚秉成、唐祖培、胡有萼、肖君石、章祖贻等7人及眷属即调回国，孟鞠如、钱能欣两人继续留在法国，做国民党旧外交人员的工作。5月5日，起义人员及其家属一行20多人，于法国马赛港乘法国邮轮“马赛曲号”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三
古人重情，临别依依。若是作客，想走要唱告别歌，主人要唱留客歌；若是远行，行者也唱告别歌，送者则唱送别歌。告别歌跟送别歌是两种歌，体现的是两种人不同的心情。客人和主人，行者和送者，也不一定要自己开口唱，可以让“专业歌唱人员”代替自己唱。告别的歌, 后来也称作“骊歌”（这是此词最严格的用法）。南朝齐梁间，刘孝绰《陪徐仆射晚宴》诗云：“洛城虽半掩，爱客待骊歌。”谓主人因为爱客，虽然夜深了，城门要关了，还耐心地等待客人唱起骊歌来告别。骊歌是告别之歌，不是送别之歌。
近七十年后的一个深秋，我徜徉在巴黎花街街头。极目所见，还是那么一款的灰郁。但一场酣然的雨过后，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净朗。这令我不由地想起了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那一船法国邮轮上的海外游子在唱什么样的道别歌，心情又是什么样的。也许就恰似这天空的灰,却也总算少了几许压抑的黑和沉,而成一种沉静轻盈的浅淡灰白吧？
新中国的春天来了。春风鼓满了新中国建设者们意志的风帆，大家按捺不住的欣喜，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由此生出了不同的人生气象。胡老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国际问题研究所西欧组负责人，中联部亚洲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其前身是成立于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兼任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1977年5月7日，经中央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文学哲学部、历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等6大学部，40个研究院所，10个职能部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内的8个直属机构，2个直属公司，180余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并代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4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第20名的成绩跻身“全球智库50强”并蝉联“亚洲最高智库”。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的优势，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智库”。]西亚非洲研究所室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政治，一直至离休为止。众所周知，社科院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党中央对社科院提出的三大定位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现在的国际研究学部，分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欧洲研究、西亚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美国研究、日本研究以及和平发展研究院所等。
由于客观原因，我只能得到有关胡老的凌乱的学术信息。胡老他“其实是被耽误的一代”（周艾若语）。就中国的国际关系、外交决策研究而言，从传统的研究方法上看，政策上的延续性、政治文化、领导人意志、意识形态的影响无疑都提供了解释；但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策略行动的可能性则提供了另一种更加直观并且更加客观的解释。几近六十年后，现在仍旧能读到他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具有超前“欧盟”意识的“英国与欧洲共同市场”（《世界知识》1957-03）与“麦克米伦四国之行”（《国际问题研究》1959-01）。再后来，他也是多次被“运动”，膝关节受过伤害，有一条腿装的就是人造膝关节，不良于行即源于此因。改革开放后，他于1981年5月被评为研究员，并发表了“二次大战蓬勃发展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西亚非洲》1980-06）、“八十年代非洲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西亚非洲》1981-03）等文，著有《非洲概览》、《索马里列国志》，撰有《二次大战后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八十年代非洲政治经济之发展趋势》，译有《非洲——风暴的根源》、《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等。的确，对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没有一种理论能很好地解答每个问题。正如小约瑟夫·奈所说的，“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而要推动中国国际系学科的发展就应该注意如何综合将传统的史哲学的分析方法和科学的方法相结合。张宏明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1982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工作至今，工作初期被安排从事法非关系研究时由胡有萼研究员指导，至于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于陈绂研究员主修非洲史则是后来的事了。
中国地处国家众多而又关系异常复杂的亚洲地区，而且幅员辽阔。这种地理位置和特征，导致了中国既不像美国等大国那样没有多少邻国，并且实力都比较弱。美国两面濒临大洋，只有两个国家与其接壤，并且实力都无法对其够构成威胁。可以说美国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走向强大的。而中国又不像那些小国那样由于国土有限、邻国不多而可以依附周边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是相当难制定的！从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到与中国陆上相邻的国家有14个，隔海相望的国家有6个。不但国家众多，而且面积大小、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对外战略、军事实力等都有很大的差别。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应该多样化，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方针。胡老给我的专业启示是，我国现有的外交决策研究大多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是一种事后验证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可以形成历史教训，但在面对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时则很难提出具有科学性的对策。那么，一方面应重视博弈论思想的工具价值，将具有严谨的逻辑推证的理论应用外交决策，为外交决策的制定提供思路，从而使中国的外交决策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要尽量不陷入博弈论深奥的术语和复杂的运算，而从博弈论的基本原理——策略思维入手，将行为科学的定量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社会科学定性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将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途径，从而更好地推动博弈论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
由此我也明白了，他之所以清瘦矍铄，经常有学识渊博、积淀深厚的灵光“一闪”，是因为读书破万卷，达到了“胸藏万汇凭吞吐，腹有诗书语自华”的境地，再加上年年训教于象牙塔，面对思维活跃的学子磨炼得语言睿智、反应机敏、应答如流、语出惊人！记得徐学界的“大刘”（刘瑞升副会长）说过，其大意本人也深为认同，我们大家甚至觉得，他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与影响力之时太晚了。
社会工作方面，他曾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且一直是欧美同学会[ 欧美同学会成立于1913年，建会百年来始终高举留学报国的爱国主义旗帜，广泛团结和凝聚一代又一代留学人员，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欧美同学会自成立之始就积极践行爱国思想，普及科学理念和知识，组织会员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投身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事业。长期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对广大留学人员给予亲切关怀，对留学人员工作和欧美同学会发展给予高度重视。] 的副会长兼联络委员会主任。“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才荟萃、影响广泛的全国性归国留学人员组织，属于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的21个人民团体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欧美同学会积极号召和动员海外学人回到祖国，组织会员投身国家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欧美同学会广泛联络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专家学者，发起“报国计划”，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世纪后，欧美同学会增冠“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名，发挥人才智力优势，建立留学报国基地，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留学人员的历史贡献，充分肯定了欧美同学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丰富完善了留学人员工作方针，对广大留学人员提出了希望要求，为新时期做好留学人员工作和欧美同学会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关于未来的愿景，胡老曾对我说过，大致意思是，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将到来，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人才。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隆重、威武、庄严的国庆阅兵仪式之后的群众游行方阵中，有几位我认识的就是来自欧美同学会、侨联或知联会的代表。的确，欧美同学会汇聚和联系着众多海内外留学人才，他们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资源和重要力量。如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把留学人员智慧凝聚起来、作用发挥出来，形成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既给欧美同学会提出新的挑战，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要大力弘扬留学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立足国内、开拓海外，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以凝聚留学人员力量为根本，以发挥留学人员作用为目标，以服务留学人员需求为己任，努力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进一步开创留学报国事业新局面。
而且，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一直在多方努力。譬如说，包括但不局限于每年的新春时节，总是要和我国台湾地区“小马哥”（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女士互致问候，“对”上一番“话”的。[ 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也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政法专业，母亲则为同校经济专业。]
但是，他对饮食起居的要求是很低的。陪伴他来的胡家姐姐说他生活上很不讲究，保姆做什么就吃什么，保姆有时发懒不做饭，到街上买来什么他也就吃什么，绝无挑剔。这大概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淡泊、宁静”的天性吧？也许是，但又很难说清，因为他是放弃优渥的海外生活条件参加祖国建设的。胡老在建国门外社科院的寓所，居室狭小，家居陈旧；印象深刻的是，八九个访客进到会客室里，就显得十分拥挤了。然而，就是在此狭小的“天地间”，住着一位德高望重、胸怀祖国、心系世界的耄耋老人！
并且，我知道，他信心坚定，确实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年底刊载了题为“八旬老人胡有萼光荣入党”这样一篇消息（作者伍均仁），原文如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精神鼓舞下，世界经济与政治所82岁离休干部胡有萼于2002年11月14日向老干部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胡有萼研究员出生于1921年11月15日，汉族，湖南益阳市人，1943年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后去国民党驻法国巴黎总领事馆任副领事。期间，他在中共巴黎地下党组织领导和教育下，积极参加总领事馆外交人员起义活动，并于1949年10月10日发表宣言，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拥护中国共产党及中央人民政府。回国后，胡有萼长期在党的教育、培养和关爱下，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增进了与党的感情，从而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他曾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等职。现享受司局级待遇。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经过支部大会充分讨论，世经政所老干部党支部的党员一致同意胡有萼入党。”谭其骧先生是在1983年被发展为中共党员的，这时已经是谭先生助手的葛剑雄教授为其献策写就《年过七十为什么还要入党》，真实而不肉麻，引起过很大反响。胡老82岁时还申请入党，同样昭示了他的心迹与决绝。从解放初期起，在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他在思想上一直是比较靠拢党的。在形势比较正常的时期，曾不止一次萌发过要求入党的念头。可是刚刚萌发出来的入党念头，来不及发展到采取行动，就被运动打了下去。“始于”对（国民）党国的“怀疑”而“终于”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未来的“信仰”，应该说他是幸福的！
记得我曾经询问他关于使馆起义的细节。一个是人名，他说孟稜崖（中共驻巴黎总支部的负责人）是孟雨在法国时使用的名字，不是“孟凌崖”或“孟棱崖”，并特意写了“稜”字给我看。我回家后查字典，“稜”和“棱”两字都可读作“ling”或“leng”,且同义，通用。这至少可以确定使用“孟凌崖”是不准确的。另一个是关于五星红旗的问题。凌其翰前辈在《我的外交官生涯》一书中只谈到发表起义宣言而没有谈及国旗的事，但有的书[ 信息来源：《破冰在1964：中法建交纪实》（陈敦德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里说1949年10月10日大使馆门前不仅降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而且第一次在法国首都巴黎悬挂起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当时我尚未见到曾也持同样疑问的、孟鞠如之子孟庆方先生所作的“胡伯伯说那时使领两馆里国民党新派去的人员比起义的人多很多，不可能在使领馆挂起五星红旗”的记录，只是出于本能地拘泥于“没有彩色传真机，所以他们怎么很快就能知道国旗设计图样呢？”的思路。面对我的钻牛角尖求证，他露出了外交官惯有的谜之微笑，反问道：“那你认为呢？”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将“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法国首都巴黎第八区乔治五世大街11号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成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主权和尊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驻地”的话语机械地背了出来，突然之间似乎明白了什么，回复他道：“唔，艺术处理后，在电影里江姐还能在监狱里绣出红旗来呢！”[ 受《红岩》小说、舞台剧、电视剧的影响，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很多人认为是江姐带领女性革命先烈们在狱中绣制了重庆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而真正的历史是：为了刻画英雄人物形象，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将自己和另外四名狱友制作五星红旗的情节嫁接到了江姐身上。关于具体的五颗星星该怎么摆放，有人认为五颗星星应该一字排开（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整整齐齐），有人认为应该相互挨着组成一个圆圈（代表全国人民紧密团结）……最后罗广斌提议将最大的五角星摆在正中间而其余四颗稍小的星星摆在四个角（象征着中国四万万同胞紧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这个建议立即赢得了一致赞同，实际上也与五星红旗的真正意图不谋而合。]——然后，我们彼此会意地对视了一下。
尊重历史而不夸大事实是一方面，可在他心里，同时还是很记挂法国的“11, Avenue George V--75008 Paris（巴黎第八区乔治五世大街11号，邮编75008）”这个地址的。己丑法国大使馆九杰举义行动，为新中国的外交登上世界舞台奏响了序曲。再又经历了15个春秋，1964年中国方与法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改变了世界各种势力与集团相互结盟和对抗的格局。之后数十年间，随着中法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人员和机构编制不断扩大，分管领事、经商、文化、教育、科技、武官等事务的主要职能部门，因办公场地不敷使用，逐渐迁出另觅新址办公。不过，大使、公使等主要使馆领导及使馆政治处、办公室仍在这幢四层高的大楼内办公。这里作为中国驻法国使馆本部，依旧为全馆所有职能部门的协调中枢和决策核心。听到这里，他笑眼弯弯，又竟现柔光，满是宠溺。
结语
在又一个清明即将到来之际，聊以深夜灯下的这些片楮零墨，剪成冥纸挂于高树。天道酬人，得益于友人故纸堆的馈赠，新近我又翻掘到了胡老在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当年的国家一级学会）创立时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实锤“证据——确如黄（实）老所言，首先在1992年3月14日呈地质矿产部部领导的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成立申请的正文（共一页）中，所列的三位筹备联系人分别为：江牧岳、胡有萼、黄实；其次，1993年7月9日正式发布的中国徐霞客研究会组织机构名单中，“胡有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列在9位副会长之首。
幽幽的，四月的骊歌已然响起。那一款缠绵的灰郁，那几许萦绕的低回落寞，也该一并搁浅在岁月的时空里了。我在想，变幻的风雨，涂染了人们的心情，凝滞了人们的思绪，却没有阻挡住本然而率直的生命行走在自己的节奏里。春天就这么铺天盖地地来了！它们静默而生，兀自而长，却总有那么一种凌驾于我们感知和心情之上的活力，令我们钦敬与仰慕，丰盈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心。尤其是对于娇艳的花儿而言，它们是随意生机着，肆意丰饶着的。可别忘记了萼片的存在！譬如说，外交的作用在于外围的扶持，是为了内政的强大；而外交研究的作用，更在于外围的咨询与支持作用。外交学的内涵决定了其相对于本体而言的外围性质与曰核心—外围联动模式。胡老他了解外交实务，后来又从事外交研究，服务于祖国建设的大局。解放后他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敢于面对现实，承认并且尊重现实，从政府的外交实务游离了出来后依然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信念，通过研究工作与统战工作对变幻莫测的中国外交局势直抒胸臆，毫不掩饰自己的中国心、中国梦。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中国自身的实力与中外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但不局限于徐霞客研究，新风、新法不断吸引人们的眼球，新规、新举也不断引发我们的话题。如何相互激荡，彼此对话，构建出一个依藉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当代国际政治与公共外交的学术共同体，当是我们对胡老最好的纪念。
而向胡老学习，作别四月，无须叹惋，只消轻轻扬起脸庞，安静而从容地迎向那悄然铺展开的每一个日子，便是我们呈给生活最写意的姿势了。五月，不只是因了五一九的存在，会有朗朗的、和煦而潋滟的明丽的！
（中国徐霞客研究会首任秘书长、《徐霞客研究》<学术丛刊>原主编黄实先生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作者系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北外外研社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