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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历史不容篡改 ——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辨析

真实历史不容篡改

——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辨析

徐振庆

近年,关于徐霞客母亲王孺人的出生籍贯,是江阴还是无锡?在江阴《徐学研究》期刊上学者间有所争鸣。原本想,学术探讨是正常的事,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真理会越辩越明,由它去吧! 近日,设法找来无锡徐霞客研究会《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期刊有关文章阅读,觉得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东堂王氏家族之说,近几年文章连篇累牍,大有以假乱真,“生米煮成熟饭”之势。于是,觉得应该写点文字了。

吕锡生先生在《2015年以来无锡徐学研究实况综述》(注1)第二部分,王孺人籍贯非江阴而是无锡标题下说道:贵州有位张老先生,拿着一包经他考证的资料到办公室找我。他说听说您要在璜塘创建东海贤母祠,所以我把三年来自费走南闯北从考证王忠纫入手找王孺人世系的资料交给您,您去考证和梳理吧!张先生提交资料,应该是2018年12月之前的事。2018/12第四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登载了署名张兴华《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一文,这是首篇改变徐母王孺人出生地江阴的文章。读后觉得此文不是张先生所作,而是由他人代写。因为代写者无法写出三年时间里如何根据线索从甲地,到乙地、丙地逐步查证的具体过程,只能扼要简写。其实文章署谁的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吕、张二人通过交流,观点相同或相似,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吕先生。他在文中继续说道,我在无锡访问了嘉乐堂后裔王义簪先生和寻找了地方志上一些记载,确认了张兴华先生提供的资料和线索基本是可靠的。还强调这不能不说是学术考证中的一大奇迹。他在另一篇《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以下称《王氏世系概述》中说,王重道(1516-1565)号梁川。表次子。仗父兄之荫,任职鸿胪寺,为鸿胪寺序班,从九品小史。嘉靖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516-1565)日本浪人寇掠我国东南沿海无锡倭患严重,重道在锡城,协助抗倭,时江阴巷被倭贼焚毁,重道迁居东门小娄巷,人称城东王公。小女王孺人时年11岁,随母华氏至城外姻亲杨家,预知倭贼将至,恐父在城中乏食,促母迅速返家。刚进城,城门即闭,倭寇果至,城外杨家遭寇残破。还说:王孺人(1545-1625)谱牒上未留有名字,只知嫁江阴南暘岐徐有勉后称王孺人。

吕先生在徐学领域是一位资深学者,有不少徐学研究的著述,理应受人尊重。在变更徐母王孺人籍贯,出身无锡江阴巷嘉乐堂王氏家族这个重大课题上,没有经过真凭实据的考证,在历史卷宗中没有找到王孺人的任何资料,仅凭一些分散零星的说辞,就贸然下结论,说徐母出身嘉乐堂王氏家族,而且考证的立足点是建立在古人撰《王孺人墓志铭》时,“误把无锡江阴巷当成江阴,少了一个巷字”前提上的。笔者对这个结论不能认同。

下面,论述徐母出身江阴王氏家族而非出身无锡江阴巷嘉乐堂王氏家族的证据,至少有三大铁证。

铁证之一,陈仁锡(1581-1636),天启二年(1622)进士,长洲(今苏州)人,所作《王孺人墓志铭》(注2)记载:“城东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这句话,12个字,言简意赅,说明了三层含意:姓名叫王城东,是江阴的大族,是徐霞客母亲王孺人的父亲。这切切实实的表述,肯定不会错,也无任何可能错。其理由:

一是陈仁锡是徐公的好友,他俩经常互访交流,对徐公的家庭情况非常熟悉,为徐家写过多篇纪念文章。他在撰《晴山堂记》(注3)写“辛酉六月,澄江徐振之谒九鲤仙祠问母寿”的情况时,也用了“澄江”一词,这是第二次运用,说明这是他对江阴地名的习惯称谓。他与黄道周((1585-1646)号石斋,天启二年进士,福建漳浦人)徐公三人曾泛舟游太湖西山林屋洞,撰《送黄石斋偕徐霞客游洞庭时旱祷》(注4)。这样一位博学洽闻之名士,会不辨江阴与江阴巷之区别?不可能。

二是徐公与胞兄弘祚孩童时期肯定会在王孺人的引领下去外公、舅舅家,以后还会有互动,这是刻骨铭心的,终生难忘。

三是王孺人中年得次子徐公,故徐母关爱有加。兄弘祚年长霞客20岁,成婚后与母分居。徐公出生后随母一起生活,直至母亲去世。徐公与母亲的感情深厚,有不少母慈子孝的故事流传于世。王孺人也会将少年时遭遇倭患的苦难经历,讲给小霞客听,徐公铭记在心。徐公万不可能忘记外公、舅舅的住地和外公的名字。请问诸位学者,有哪位会记错养育自已的母亲出身地和不知道岳父的名字?

四是《墓志铭》的形成有一个严格的流程,先由逝者家属成员拟稿,然后交作者编写,再由家庭成员审定。徐公和胞兄弘祚肯定会对记载的内容仔细审阅确定。且有充裕拟稿、写作、审定时间。铭文最后部分载:“孺人生于嘉靖乙巳年十二月十六日,卒于天启乙丑九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一”。“择于丙寅十一月十五日,与豫庵公合葬于祖茔之次。”从王孺人卒至合葬,有长达十三个月时间安排相关事宜。历史记实不会错。

五是查无锡江阴巷的由来,网页都说,该巷旧时为江阴商人来锡经营之地,且有江阴人定居而得名。这是有道理的,符合实情,也会有江阴南部地区季节性临时去做生意的人。徐公澄锡之间常来常往,会多次去那里会见朋友,或购买物品。霞客故居南旸岐,地处江阴最南端,陆路至无锡县城,江阴巷几乎是必经之地。徐公会分不清江阴与江阴巷的区别?绝无可能。 

以上五点,足已说明徐母王孺人出身江阴王氏家族,父亲叫王城东的历史记载绝对可靠。同时也证明,有些学者说陈仁锡在写《墓志铭》时,“误把无锡江阴巷当成江阴,少了一个巷字”是毫无依据的。

铁证之二,紧接铁证之一的12个字,陈仁锡继续写道:“倭燹,避之锡山。孺人年最幼,与母华过姻家杨,见踉跄之履塞户,俄聚族而嬉。孺人料寇至,又念父乏食,趣母入城。甫入城而城门闭,杨果中倭残破。”“倭”康熙字典(电子版)释义:古代对日(武士、浪人)作战时称日本为倭。倭燹:兵火之意,这里泛指倭寇的烧、杀、抢、掠。上面有四句话,第一句话的含义是倭寇入侵江阴,一路烧、杀、抢、掠,全家人急忙逃至无锡锡山躲避。锡山是无锡县的一处地名,并非有些学者所说的小王孺人躲避倭患至小娄巷,这不符合事实。出发地在哪里?当然指江阴王氏家族某地。根据倭患历史资料,倭寇侵袭江阴、无锡时,大多是沿长江溯流而上,登岸一路杀来。路经方向,一是由东向西,二是由北向南。江阴地处中、南部的民众,逃往无锡城里避难是必然的选择。原因:一是去无锡城比去江阴城距离近(江阴南端离无锡约20里,至江阴城内约40里),二是绝对不会向倭寇袭来的方向跑。王城东全家的避难路线符合当时的实情。第二句话,“踉跄”指走路不稳;“履”指步伐;这里是指步履维艰。“俄”,俄尔,指短时间。这句话的大意是:全家人,王孺人年龄最小,与母华氏经过姻亲杨家时,屋内都是匆匆忙忙,步履艰难逃过来的人,短时间亲戚团聚在一起感到高兴。第三句话说的是,小王孺人聪颖,预料倭寇将要杀来,又惦记着父亲携带的食品路上不够食用,催促父母一家人逃往无锡城里。第四句话,“甫”,字典释义为:古代在男子名字下加的美称,后指人的表字(亦作“父”)。这句话说的是王城东引领全家人刚进无锡县城,城门即关闭,杨家果然被倭残破。这四句话与前文12个字连在一起,真实的记录了江阴的王城东,带领王氏家属成员躲避倭患的全过程。

吕先生回避引用陈仁锡《墓志铭》记载逃避倭灾的原文,对原文的关键节点进行篡改、曲解,误导读者。他在《王氏世系概述》中将原文的“与母华过姻家杨”改为随母华氏“至城外姻亲杨家”。“过”与“至”含义完全不同。“过”是从这儿到那儿,经过之意,“至”是到达之意。倭患时期,城内往城外跑,可能吗? 完全不可能!原文记载的小王孺人在逃避倭灾时“恐父乏食”,他却改写成“恐父在城中乏食”,促母迅速返家。这种行为,让人无法容忍!请问一个时任鸿胪寺序班的官吏王重道,会在城内缺少食品吗?尤其是嘉乐堂王氏这样的官宦之家,倭寇袭来时,早有人快马加鞭前来通报官府,王重道又是协助抗倭人员,应该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消息,也就早把子女安置在城内的安全处所了。即使没有事先安排,紧急撤离也无妨。百度地图显示:无锡江阴巷至小娄巷步行1.4-1.6公里,江阴巷在北门附近,离北城门近在咫尺。吕先生把“倭燹”,江阴巷嘉乐堂王氏家族房屋被焚毁,作为王重道女儿小王孺人遭倭灾的证据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也曲解了“倭燹”的含义。

这里的关键点是,倭寇侵袭的那一天,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与江阴的王城东家族,是二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一个是身为鸿胪寺序班的王重道正忙着准备抗倭;另一个王城东匆忙准备食物后,偕妻子华氏带领全家人选择去无锡的捷径,走乡间小道,途中过姻亲杨家,本想在杨家歇脚,(稍时休息)或暂时躲避,后经王小孺人提醒,离开杨家,一路奔波,直到傍晚进无锡县城后,城门即关闭。这充分证明:王重道与王城东不是一个人,而是二个完全不同的人。

铁证之三,徐公曾祖梧塍第十四世徐洽,字悦中,号云岐,曾任鸿胪主薄。徐材(江阴人,嘉靖举人,兖州府推官)撰的《鸿胪云岐公行状》(注5)中记载:徐洽“孙男十一人:有开,邑庠生,娶鸿胪署丞鹅山张公女;有造邑庠生,娶太学生陈云蒲女;有存,娶太学生陆守斋女;有勉,娶王城东女;有及,娶邑庠陈云川女;有守,聘邑庠生曹五松女,有明聘张观省女;有登、有敬未聘。”这段文字中,男娶女,是谁的女儿,有官职,有学位的都有记录,没有写明的就表明没有学位和官职。“有勉,娶王城东女”,表明王城东没有学位,更没有官职,这是明白无误记录在案的。也就再一次证明嘉乐堂有官职的王重道与江阴的王城东是二个完全不同的人。

三个铁证,证明了江阴的王城东与无锡的王重道是二个完全不同的人。徐母父亲是王城东,而非无锡的王重道。吕先生所说:“王城东就是王重道”,毫无依据。说“徐母王孺人是王重道的女儿”,那更是无中生有了。本人认为,已经证明了王重道不是王城东,再去查证王重道有没有女儿是徐公的母亲王孺人,就没有任何意义和必要了,因为嘉乐堂并不存在这个人。

2021年5月1日,署名吕锡生《东海贤母王孺人世系》序中说:可惜在名家作传一时趁笔,把“江阴巷”误作“江阴”。一字之失,三百多年来遂无正之者,庶几令徐母失实。东海贤母在梁溪!在本文所阐述的三个铁证下,该序文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另外,吕先生在文中讲到嘉乐堂王氏与徐家是“亲上加亲”的亲属关系,认为嘉乐堂王学一是徐公姐夫。邬秋龙先生《徐霞客姐夫王畸海诸事考》(注6)一文,认定王学一是徐公的姐夫。在此,不得不简要表述本人的观点,此说疑点不少:《墓志铭》中“女一,适王学一”并没有“锡邑”二字,只有《世系表徐有勉》中“女一,适锡邑黄汝石”的记录;徐公人生最后一次壮行,预感路途凶险,生死未卜,出行前和途中会见告别亲友,徐姐的下一代是必须见面的人。徐公到无锡当天早晨抵达会面地点时,王受时、王孝先已经离开了住地,后与王忠纫相见,至中午孝先、受时几乎同时返家,三人才相聚,直至深夜,徐公才回船上休息。第二天又与孝先会面,可见徐公与此二人情感之深,是徐姐的下一辈可能性很大,嘉乐堂王氏宗谱未见记载,王学一的儿子是“永”字辈,基本判断孝先、受时非嘉乐堂人士,反证徐姐非嫁此王学一的可能性大增。(注7) 陈继儒在《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注8)中载,“王畸海携一客(徐公)见访……此畸海先生乐之为友”(指与徐公),王、徐二人如有亲戚关系,应该有所自我介绍,而文中并无记载;邬先生考述,王宁一仅活了三十岁,子王永吉(忠纫,天启二年进士)、王永嘉才十余岁,王学一和徐孺人夫妇培养了他们。那么,在徐公路经无锡话别“三王”的当天,王忠纫连一句留宿徐公的话都没有,他应该感恩于王学一夫妇呀,徐母卒,也未见其有点滴文字与徐家互动。忠纫在为堂伯父母王学一徐孺人所撰《王次公徐孺人传》称徐孺人“生江上节义家”,凭他对堂伯父的熟知以及王学一小辈提供的资料,对徐公家庭情况的了解,为什么不记载,江上徐有勉女或江上徐霞客姐呢?这又反证了徐姐非嫁嘉乐堂王学一的可能性很大。邬先生考证,确认王畸海即无锡嘉乐堂王学一,纠正前人王畸海闽人的误判,值得肯定。仅凭“女一,适王学一”,王忠纫称“生江上节义家”这二句话,就认定王学一是徐公姐夫是不确当的。我认为,女一,适王学一,只是找到了重要线索,徐公姐夫是否是嘉乐堂王学一还是另有其人,还需专家、学者进一步查证确认,解开这个谜团。

笔者出生成长在马镇南旸岐,当过兵,以后转业至沪地公安部门直至退休,曾是一名副处级干部。长期的公安工作历练,深知办案证据的重要性,想象、猜测能拓展思路,挖掘线索,但破案关键是要有确凿的证据,而且要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一旦有误,将会害人害已,贻害社会。徐学研究对徐家历史谜团的查证,因年代久远,资料缺失,记男不记女等因素,查证难度比之公安高得多,且既枯燥乏味,又辛苦劳累,但还是需要凭确实的证据说话。

综上所述,运用明末前期深居小昆山,后期隐居青浦东佘山,人称“山中宰相”的松江府(今上海市)陈继儒一句名言,“人亡而不亡者石,石亡而不亡者文”,是昔时诸多社会名流贤达为徐公的家人树碑立传,记录下了当时实情,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宝贵财富。历史的真实资料不容篡改,也永远不会磨灭。上述三方面的铁证,足以证明徐公母亲王孺人籍贯是江阴,出身于江阴王氏家族,父亲名叫王城东。徐母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之说可以休矣!

2022年9月25日

(注1)无锡《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21/06第一期)

(注2)民国丙戌《梧塍徐氏宗谱》,卷五十四《墓志铭》

(注3)《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P1251

(注4)同(注3),P1160

(注5)卷同(注2),《行述》

(注6)《徐霞客姐夫王畸海诸事考》2020/3江阴《徐学研究》

(注7)同(注3),P93

(注8)同(注2),卷五十七《题赠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