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寄生卒年月考辨
蔡崇武
李寄生卒年月，自古至今，众说纷纭，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李寄，是徐霞客及其婢女周氏的儿子。他是个著名的诗人，尤其是他在继季梦良之后整理了《徐霞客游记》，使他的英名与《游记》一起永远传世。然而，他的一生是极其悲惨的，由于他的母亲只是徐霞客家的一个婢女，并非是徐霞客明媒正娶的妻妾，因此，在周氏怀孕后，就被徐母王孺人和徐霞客继许氏后的发妻罗氏赶出了徐家，嫁给了徐家坟地上的一个姓李的守墓人，李寄因此姓了李，而且一生流离于江阴亭山、由里山一带。正因为李寄一生颠沛不已，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他何时出生、何时去世，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这就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团。尽管后来不断有人对此做了不少的探索和解读，并出现了多种答案，但仍无法令人信服，取得统一的认识。直到著名的徐学专家周宁霞先生，在1985年《李介立和<徐霞客游记>》一文中，提出了李寄（介立）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的观点后，大家才统一了认识，这一争论也逐步停歇下来。然而，在此之后发现周宁霞先生在《徐霞客家庭悲剧及李寄生年再探讨——兼答吕锡生先生的质疑》一文中，对李寄的生年出人意料地做了更正，她写道：“《除夜》既作于顺治十五年除夕，据‘堪怜四十今年是，余生辰在十二月’之句，减一年虚龄，上溯三十九年，则李介立之诞在泰昌元年庚辰岁末无疑。时霞客34岁。我1985年所撰《李介立和<徐霞客游记>》中，于上溯39年时多算了一年，致误为万历四十七年，拙作《徐霞客家庭悲剧考索》未加复核，沿袭了这一错误。今借此文郑重更正。” 这一更正，深深地震撼了我。于是，我重读了《李寄纪念文集》中与李寄生卒年月有关的文章，并《徐霞客游记》中涉及的相关篇幅，并真诚地向徐学专家唐焕章、缪幸龙等先生请教。这时，我才深深地认识到周宁霞先生的这一改动，十分不当，有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为此，我感到深有必要对李寄生卒年月作进一步的考辨，以便在这一事关李寄研究大局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
二
由于李寄的特殊的身世，开始学术界对李寄关心不够，但自入清以来直到民国，人们对李寄越来越关心，对他生平的考证也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周宁霞先生在《李介立和<徐霞客游记>》中说：“邓之诚推考介立生卒年道：‘以弘祖没于崇祯十四年是年寄始生推之，当殁于康熙五十二年’。”邓之诚是谁？他是江苏江宁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话应该是权威的了，但周宁霞先生发生，他“说同《宗谱》”。而且引用了丁文江先生的话，指出了此说的错误。丁文江先生据李寄在《天香阁随笔》中的一段文字，说：“顺治二年之酉（1645年），（李寄）避兵陈市，因往顾山观所传梁昭明所植山茶……己丑（1649年）过此，登楼眺玩，见壁间题咏甚多，有昆山顾潜一律颇佳，”因此，指出“介立果生于崇祯十四年，则顺治二年介立仅六岁，己丑仅十岁，万无知吟咏理。”周宁霞先生认为，丁文江的批评是对的，邓之诚说李寄生于崇祯十四年是错误的，因为李寄不可能在六岁、十岁孩童时就知吟咏理。
那么，丁文江先生认为李寄在哪一年出生呢？周宁霞先生指出：“丁文江认为‘出妾’当在霞客母王孺人去世（天启乙丑，1625年）之后，从而把介立生年定于崇祯元年（1628年）。”并且她引述了丁文江的解释，丁认为：“是年先生适服阙出游，且仲春离家，夏尚未返，为时亦甚久，周氏不容于嫡，当即在此日；果如是则在顺治乙酉介立年十八，己丑年二十二，与《天香阁随笔》所载亦正相符也。”周宁霞先生在引述了丁文江的相关论述后指出：“丁文江指出《宗谱》中李介立生年之误是正确的，但他将‘出妾’即介立生年定于崇祯元年，则缺乏根据。”我认为周宁霞先生这一批评恰到好处，因为丁文江在指出邓之诚错误的时候，自己在判定李寄生年时也是主观臆断，出了差错。李寄写过一首诗，题目《除夜》，在诗中，他这样写道：“堪怜四十今年是（余生辰在十二月），事事都除诗未除。”这里，李寄自己提到了他当年是四十岁，这一年，据考证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间是除夕夜。顺治十五年（1658年）是40岁，那么，李寄的出生之年当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李寄用自己的诗，证明了丁文江先生把他出生定为崇祯元年（1628年）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周宁霞先生对丁文江的批评是正确的。
周宁霞先生是十分关注李寄这首诗的，她不仅引用了这首诗，而且以此作为有力的证据，指出；“确定了《除夜》的创作时间，据‘堪怜四十今年是（余生辰在十二月）’这句，减一年虚岁，上溯三十九年，则介立之诞应在万历四十七年岁末（1620年）。时霞客三十三岁（虚岁）。”周宁霞先生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而且，特别标出这一年岁末为1620年，这一细节，值得重视，说明周宁霞先生，注意到了阴历和阳历所算的差异。阴历十二月，阳历应该是进入下一年的开关一个月了，这样，标出1620年，是最为准确的一种表述。但如果统指万历四十七年，那么一般对应的阳历年都折算为1619年。因此，她在下文“（李寄）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这里就标为1619年，而上文“万历四十七年岁末（1620年）”，因为这里是“岁末”，就标为1620年，有人认为周宁霞先生标错了，其实，周宁霞先生没有错。按照阴阳历折算，阴历1619年的十二月，折算到阳历，是1620年的1月5日至2月3日，因此，按阳历来算，李寄的生日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周宁霞先生这样做，正是她在文字上追求精准表达的体现。当然，她也有疏忽的地方，如中间说“时徐霞客三十三岁（虚岁）”，这就搞错了。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说：“万历四十七年，己末（一六一九）。先生（徐霞客）年三十四岁。”丁文江也算的是虚岁，周宁霞先生明显少算了一岁。 当然，这是个小差错，但周宁霞先生对李寄出生年月的整个推断是十分准确的，这一点值得高度肯定。
周宁霞先生对李寄出生年月的考定，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阴的诸多徐学专家，也都接受了周宁霞先生的观点，其中突出的是田柳先生。田柳先生也是我最尊敬的长者，是江阴徐学界的代表人物。他在九十年代编著了《李寄生平年表》，在这份年表的注释（1）中，说：“据周（宁霞）先生考证，顺治十五年除夕之夜，即公元1658年旧历大年夜，减一年虚岁，倒推三十九年，（李寄）生年当为明万历四十七年，即公元1619年农历十二月。故《生辰年表》依周说，李寄生年定为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末（1619年）。”田柳先生这份《李寄生平年表》，后来被收入《江阴名人年谱》，而且他还把它编入了自己的《走近徐霞客》一书，均正式出版，影响极大。因此，江阴众多徐学研究者，认定李寄出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实际上追本溯源，都是根据周宁霞先生的研究成果而来。
然而，谁也没料到，2003年10月—11月之间，周宁霞先生写了一篇名为《徐霞客家庭悲剧及李寄生年再探讨——兼答吕锡生先生质疑》的文章，她在文中重新考订了李寄的生年，对李寄的出生年月作了重要更动。她这样写道：“《除夜》既作于顺治十五年除夕，据‘堪怜四十今年是，余生辰在十二月’这句，减一年虚龄，上溯39年，则李介立之诞在泰昌元年庚申岁末无疑。时徐霞客34岁。我1985年所撰《李介立和<徐霞客游记>》中，于上溯39年时多算了一年，致误为万历四十七年，拙作《徐霞客家庭悲剧考索》未加复核，沿袭了这一错误。今借此文郑重更正。”周宁霞先生在1985年提出李寄生于万历四十七年之后，事隔十八年，在2003年突然对李寄出生年月作了如此重大的更动，这一更动，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李寄生年减一年虚龄，上溯39年，恰恰是万历四十七年。周宁霞先生在第一次测算李寄出生年龄时，就是这样算的，但令人费解的是，周宁霞先生计算的方法，没有改变，得出的结论，却出人意料地变了。虽然如此，好在在徐学界未产生轰动效应，许多徐学研究者未为所动，依然认为李寄出生于万历四十七年，但周宁霞毕竟是个著名的徐学专家，对她这一新的说法，现在看来，十分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批评与论述，从而使大家对李寄的出生年月有个正确的认识。
三
周宁霞先生把李寄的出生之年，从万历四十七年改为泰昌元年，确实是不当的。
为了使李寄的生年，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判定，我在自己研究的同时，直接邀请或托人邀请了一些徐学专家开展了共同的探讨。其中绍兴文理学院刘喻枫先生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说：“重庆北碚图书馆藏凝香居蓝格抄本《李介立先生诗稿》中《停车集叙》有‘余甫冠即游金阊’，‘乙酉变后又五年，余至姑苏，求问诸友，竟无一人……’因口占云：犹见桥边旧酒垆，十年兴不似当初……。按该《叙》书于顺治六年己丑，十年前，即李寄游金阊之时，当为崇祯十二年己卯，李寄其时‘甫冠’，亦可证其生年为万历四十七年己末。又李寄《附游集叙》有‘今春葛君有探梅玄墓之兴，余从鼓之’之语，其《附游集》《重游范氏山园》一诗中，有‘弱冠喜游览，兹山众所矜’、‘风月一朝变，山川十载恒’的诗句，按《附游集》作于顺治六年己丑，推之亦可证李寄生年为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刘喻枫先生从李寄诗中“余甫冠（二十岁）即游金阊”，而其游金阊之时，“当为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从而推出李寄生年为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年）。同时，又从李寄的《附游集》作于顺治六年己丑（1649年）推之，亦可证李寄生年为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年）。”刘喻枫先生提供的资料极为重要，他在李寄的《除夜》诗以外，从李寄自己的诗歌中找出了李寄出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的证据，这是极有说服力的。
周宁霞先生未发现自己把李寄生日改为泰昌元年的错误，因此，在《徐霞客家庭悲剧及李寄生年再探讨——兼答吕锡生先生的质疑》一文中，大谈徐霞客一六二O年出游九鲤湖的事情，而且说李寄母子被逐出徐家，就是发生在徐霞客览游九鲤湖期间。并且写道：“（徐霞客）最终回到家乡，已为日六十有三。出门两个多月，游得畅快，进得门却如五雷轰顶，自己的闺中知己，有孕在身的侍妾周氏已被逐出徐门，成了别家之人。”周宁霞先生这些描述是没有依据的，完全是因为她改动了李寄的生日而想象出来的。
根据现在考证出来的结论：李寄出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那一年徐霞客根本没有外出旅游。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记载：“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年）。先生三十四岁，是年先生家居，次子岘生。”丁文江先生这一记载，至少给了我们两个讯息：一个是，这一年徐霞客一直在家，另一个是，他和罗氏的儿子徐岘出生了。这两个讯息极为重要，它有力地证明了，李寄母亲周氏这一年被赶出徐家大门，这件丑事，徐霞客是知道的。那么，如此惊人的决定，徐霞客为什么不出来阻拦呢？我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封建礼教制度的压力，束缚了徐霞客的手脚。李寄的母亲周氏只是徐霞客前妻许氏的一个婢女，如果按照封建礼教制度的规定，周氏要成为徐霞客名正言顺的妻妾，必须经过正式的收房手续。但徐霞客与周氏只是两情相悦的私通，因此，在徐霞客已正式娶了罗氏，而且罗氏又已怀孕，在这特定的情况下，如果把周氏收房，不仅罗氏不能同意，而且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徐霞客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二是罗氏特殊的家庭背景，对徐氏家族的压力。徐霞客明媒正娶的罗氏，并非出身于一般的平民家庭，而是有相当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有名望的家族。据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记载：“余与罗济之戚而善，济之有快婿曰徐。”陈仁锡是当时苏州的名望极高的知识分子，能与陈仁锡“戚而善”的罗济之，肯定也是个望族。对于这样的望族，即使徐霞客可以不理，但徐母王孺人也决不允许徐霞客有过激行动。三是徐母王孺人态度决定了一切，她主张把周氏另行安排。自从徐霞客父亲去世之后，徐氏家庭实际上的支配权在王孺人手中。王孺人是个知大体、识大局的人，她是封建礼教忠实的捍卫者。她知道，如果把周氏收房，虽然解决了徐霞客私通周氏的矛盾，但得罪了罗氏及其家庭，更重要的，这样做，违背了封建社会的道德礼仪。她很清楚，要是这样做，罗氏也不会善罢甘休。当然也不排斥，当时罗氏已经知道周氏怀孕，曾经在王孺人面前诉说过自己的不满，因此，王孺人如果处理不好，家庭矛盾会大爆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出于爱子之心，完全有可能把利害关系向徐霞客摊牌，在做通徐霞客的思想工作后，果断地采取了措施，把周氏嫁给徐家坟场的李姓的守墓人。这样做既消除了外部的不良影响，又能掌控罗氏的动态，还可对儿子徐霞客有比较好的交代。徐霞客也感到母亲王孺人这样做，既保牢了徐家的声誉，又解决了他面临的难题，因此，也同意了王孺人的解决方案。当然，周氏也会找徐霞客诉苦，徐霞客也肯定做了周氏的工作，因此，后来周氏在李寄面前，始终未说过徐霞客的坏话，而让李寄对父亲徐霞客有了个正确的了解，这也为后来李寄编辑《徐霞客游记》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徐霞客对周氏有感情的，因此，在万历四十七年，这整整一年之中都呆在家中，他直到罗氏之子岘和李寄都出生后，在第二年五月六日才离家出游，
因此，我认为周宁霞先生把李寄出生之年定在泰昌元年，说徐霞客对李家母子被逐出徐家，嫁给云亭徐家坟地的姓李的守墓人，得悉后如“五雷轰顶”，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试问一下，这是徐母王孺人作出的安排，而且可能罗氏也参与，徐霞客知道后怎么办？与徐母决裂？与罗氏吵翻？这显然不可能！正因为徐霞客对母亲王孺人这一决策，知根知底，他才更体谅到母亲王孺人的不简单，对母亲的感情更深。王孺人也知道把周氏下嫁给李姓守墓人，事出无奈，儿子徐霞客必定难过，因此也成了自己的一个心结，也许正是这样，在事隔一年的泰昌元年，由于她长期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因而“病疸几殆。”徐霞客知道，母亲王孺人这样严重到危及生命的疾病，与自己有关，因此特别心痛，特别关切。于是，他在母亲病愈后，取“晴转南山”之义，筹集了先进世遗墨及一部分名家书画作品，建造了“晴山堂”来告慰母亲。这一切，顺理成章，显得特别真实可信。
综上所述，李寄的生日，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二月，这已肯定无疑。这十二月，换算成阳历，即1620年的1月5日到1620年的2月3日。但李寄具体生日是哪一天，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已无法查考。
四
李寄去世的日期，以前的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乾隆《江阴县志》卷十七《人物·隐逸传》记载说：“（李寄）卒年七十有二，无子。契友夏舆先为之具棺椁，营丧葬焉。其病扶持汤药寝食者，则有赵仪来。没而为之立传者，则门人夏匡民、陈其忠也。”这是关于李寄病亡、丧葬的最早的记录，而且发于县志，应该是可信的。
然而，关于李寄丧葬的记载，在有关的典籍中并不一致，值得仔细辨识。光绪《江阴县志》卷十八《人物·行谊传》中就有另一种说法：“（李寄）年七十二卒于钓台村夏氏。执友夏宝忠敛葬之山居庵旁。”这一记载出现于光绪《江阴县志》，而且否定了乾隆县志。这一矛盾现象引起了徐学界的注意。江阴的徐学研究工作者刘徐昌先生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并撰写了《清风扫迷雾，原来好景致——对李介立出生及殓葬之人的探讨》一文。他写道：“为核准其事，笔者询问了许多原峭岐钓台村或附近的村民，钓台村有无夏姓居民？回答一致，说钓台村没有听说过有夏姓的人。……莫非夏宝忠根本没有在这钓台村住过？于是我就去查找了《长泾习礼夏氏宗谱》，这《夏氏宗谱》给了我正确答案。据《长泾习礼夏氏宗谱》载：夏宝忠，字孝琛，为夏树芳之子。……夏宝忠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正月初六，比李介立大20岁（实际要大21岁，因为李介立出生于十二月），卒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九月十二日，寿73岁。而李介立卒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据田柳先生的《李寄生平年表》），也就是说，夏宝忠逝世时，李介立只有56岁。所以，这一家谱资料，完全推翻了夏宝忠殓葬李介立之论。”刘徐昌先生这一论证非常有力，证明了夏宝忠殓葬李寄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光绪《江阴县志》这一记载有错误。当然，他也提出了安葬李寄是否是夏宝忠的儿子夏世名所为，我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一则没有史料记载，更重要的是夏宝忠比李寄大20岁，怎么可能把朋友的丧葬之事，早二十多年就交给儿子负责呢？当然，这可以再探讨，但刘徐昌先生用有力的事实，证明了光绪《江阴县志》关于夏宝忠殓葬李寄是错误的记述，这对研究李寄丧葬问题，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直至目前为止，不少学者还采信于光绪县志，认为李寄是夏宝忠安葬的。如田柳先生在《李寄生平年表》中就这样写道：据《江阴县志·逸隐·李寄传》：李寄“年七十二卒于钓台村。夏氏执友夏宝忠敛葬之山居庵旁。”而且据此推论：“可知李寄是年在花山南麓钓台村夏氏宅地逝世。”从刘徐昌先生用夏宝忠的家谱资料依照夏宝忠比李寄早死20年来看，田柳先生这一记载是不能成立的。
我认为李寄的丧葬，最为可信的，还是为时最早的乾隆《江阴县志》的记载，也就是李寄的挚友夏舆先为之进行的棺椁之葬。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在编印《李寄纪念文集》时，江阴的徐学研究者缪幸龙先生就为我们提供了两份相关的证据，这就是现在印制在册的《芜皋先生墓表》和《芜皋公传》。这两篇文章都选自长泾《习礼夏氏宗谱》。在季起凤的《芜皋先生墓表》中，关于李介立的葬礼是这样记载的：“山人李介立，禀气寡谐，饥冻颠顿，不轻受人缕粟，一见公以生死为托。李居由里山僧舍，公衣食之，祁寒暑雨，舆台相望。后移疾公家，手调汤药进之，殁之日为治棺衾，服朋友之服，哭之哀，卜塏塽之地葬之，设祭于李所设之室，而哀集其文若干卷。呜呼，可谓难矣。”这一段记述真切动人，这里不仅记载了李寄生病后，夏舆先“手调汤药进之”，病死后“为治棺衾，服朋友之服，哭之哀”，而后择地葬之，而且还为之“设祭”。这一切，都说明了夏舆先与李寄不仅有深切的友谊，而且在李寄病死后，确实如待家人般的收殓了李寄。《芜皋公传》是赵曦明所写，文中同样记载了李寄在夏舆先家病亡的事情。他写道：“李介立先生，邑中高士，隐居华山之山居庵，与公一见，互相钦挹，晚以疾寄居公家，公率子姓竭力调护，竟以不起。偕其友人孝子陈丹忱扶枢葬之本山。临终赠诗，有‘冥报为期’之句。则公之气谊，可想见已。”上篇出自《习礼夏氏宗谱》卷六十，这篇出自《习礼夏氏宗谱》卷五四。这篇的内容与上篇大致相同，都称赞夏舆先在李寄生病时“竭力调护”，但这里交代了李寄去世后，有个叫陈丹忱的参与扶枢。还说李寄临终前曾赠诗给夏舆先，其中写到“冥报为期”之句。这些均是细节性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清晰的判断：李寄终年为七十二岁（康熙1690年），他逝世那年折合阳历为1690年2月9日至1691年1月28日。至于他究竟去世于该年何月何日，则凭现有在资料无法考证。把他安葬收敛的是他的挚友夏舆先。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