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嘉乐堂的“王孺人”，真的是徐母王孺人吗？
——与吕锡生教授商榷
蔡崇武
最近，中国《徐霞客研究》上发表了尤秀渊副教授与吕锡生教授合作的《论无锡大运河文化中的新三宝》一文，对大运河文化进行探索，这是极有意义的。但在认真阅读后，发现文中所断言的“徐霞客文化在无锡”这一结论值得商榷。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文中大谈徐母王孺人，说“这样一位贤母，过去说是出身于江阴城东的王氏家族，近年考证却是出身于无锡”。并以此把大运河与这位贤母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大运河上的贤母文化——东海贤母”，说“现经学术界考证，这位伟大的母亲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对尤秀渊副教授与吕锡生教授的这一系列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更不知道经过哪些学术考证。尤秀渊副教授我不太熟悉，也许是研究大运河的专家，对徐学是否有涉及，不敢妄断。但文中提出徐母王孺人为无锡嘉乐堂人，肯定是吕锡生教授的意见。大家知道，张兴华先生是首先提出“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人，他由于年事已高，有些文章由吕锡生教授代笔，而这些文章中，主要观点就是证明徐母王孺人不是江阴人，而是无锡嘉乐堂人。这些观点，与《论无锡大运河文化中的新三宝》中关于徐母王孺人的论述一模一样，毫无二致。因此，辨清徐母王孺人究竟是不是无锡嘉乐堂人，是徐学界的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为此，我与缪幸龙先生在江阴《徐学研究》2021年第3期上分别撰写了《关于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若干质疑》和《对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一说的几点疑问》两篇文章，集中对张兴华先生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我们摆事实，讲道理，指出王孺人就是江阴人。虽然我们知道吕锡生教授在张兴华文章之外也写过一批文章说王孺人是无锡嘉乐堂人，但我们都忽略不计，只希望通过对张兴华文章的批评，引起无锡徐学研究学人的重视，妥善地解决这个分歧。但谁也没想到，吕锡生教授借谈大运河文化，公开搬出了“王孺人是无锡嘉乐堂人”的观点，把真假王孺人之争引向了全国。为此，作为一个生活在徐霞客故乡的徐学研究工作者，又与吕锡生教授有过几十年的友好交往，我觉得很有必要对吕锡生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见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编印的2021/06第一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等多篇文章中提出的嘉乐堂王姓姑娘即徐母王孺人的观点作一探讨，借此表述一下我与吕锡生教授在徐母王孺人问题上的不同认知。
一
徐母王孺人的出生年月，实际上是很明确的，丁文江先生于《徐霞客先生年谱》中，在记载徐霞客出生时写道：“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先生生。是年先生之父有勉、母王孺人均年四十一岁。兄宏祚已二十岁。”也就是说徐有勉和王孺人都出生在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然而，就是在王孺人出生年月问题上，张兴华和吕锡生教授反反复复出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的情况，令人不知所措。
张兴华先生在《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庭》一文中写道：“王孺人为继室所生。在王氏辈分中属化字辈。华氏身体较差，在王重道死前2年，就把17岁的女儿嫁于江阴马镇南旸岐徐有勉（即霞客父）为妻。”那么王重道是何时病亡的呢？据张兴华文章记载：“王城东（即王重道）（？—1565）。”所谓“死前2年”，即1563年。1563年王孺人为17岁，那么她应该是1547年出生，这与徐霞客母亲王孺人的年龄完全对不上号，比徐霞客母亲小了2岁。因此，这个嘉乐堂的王孺人，根本不可能是徐霞客母亲王孺人。然而，吕锡生教授似乎忽视这了这一关键问题，对张兴华的文章充分肯定，还在张兴华研究的基础上，列出徐母王孺人是无锡籍的十大证据（见吕锡生：《十证：徐霞客母亲籍贯在无锡》），其中不少论述与历史事实不符。缪幸龙先生在《对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一说的几点疑问》中已多有批驳，我不再赘述。这里随意选一条加以评析，以见证吕锡生教授的失误之多。如文中第（4）条，吕锡生教授这样写道：“在倭乱年代，华氏带着一群孩子，其中王孺人最小，仅11岁。有至城外姻家杨探亲的故事，其事不可能发生在江阴马镇或马镇与无锡之间，只能出现在无锡的城内与城外，因为路远小脚女人不可能长途行走。”对于（华氏）“因为路远小脚女人不可能长途行走”，缪幸龙先生已经批驳过，我不再涉及，这里仅对王孺人与母亲华氏逃难时11岁的年龄作一点探讨。据缪幸龙先生考证：“从陈仁锡的文章看，王孺人遭遇的倭乱先发生于江阴东郊，后波及到无锡县城。查江阴嘉靖年间的倭乱，与无锡县城有关的只有嘉靖三十四年一次。”缪幸龙先生由考证而得出结论：“嘉靖年间倭乱，与无锡县城有关的只有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次。”吕锡生教授说王孺人遭遇倭寇那年是11岁，这与吕锡生教授大力支持的张兴华先生所说的王孺人的年龄出现了差距。我们前边说过，张兴华所说王孺人是1547年出生的，而这个王孺人倭乱时是11岁，那时是1555年，因此她应出生在1545年，比张兴华笔下的王孺人足足大了2岁。我们真的不知道，吕锡生教授是怎么知道他所说的那个王孺人，在倭寇进犯无锡时是11岁的。
事情过去了两年，也许吕锡生教授发现了张兴华先生在肯定王孺人出生年月问题上的错误，因此，他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中，突然出人意外地对嘉乐堂的王孺人出生年月悄悄地作了更正。他在该文中说：“王孺人（1545—1625），谱牒上未留有名字，只知嫁江阴南旸岐徐有勉后称王孺人。”这是一个奇葩的解释，既然“谱牒上未留有名字”，怎么知道她是出生在1545年呢？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又是怎么知道“嫁江阴南旸岐徐有勉后称王孺人”的呢？但是，只要细心一点的人就会发现，这里把王孺人出生年月改成了1545年，其实，吕锡生教授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因为这样一来，后来他赞成张兴华先生说的那个王孺人实际上比徐有勉小两岁的矛盾一下子解决了。他为了证实自己这一新的改动是正确的，故意在下文中安排了一个奇特的段子，说徐有勉“年已19岁，正当结婚年龄”，并向王孺人家提了亲，“得到同意后，王孺人便从锡城嫁到马镇农村……”。由于他已把王孺人的出生年月作了更改，这样不需要作任何解释，大家就知道这个嘉乐堂的王孺人摇身一变，就和徐有勉同年了，当然，这就和丁文江先生记载徐有勉和王孺人在徐霞客出生时，他们夫妻俩都是四十一岁就没有了矛盾。然而，吕锡生教授虽然作了这样一个万全的安排，但他万万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故事，恰恰暴露了更多的矛盾。试问：徐有勉家在农村，嘉乐堂的王孺人家在无锡城内，徐家是怎么知道嘉乐堂里有个王孺人的呢？又是托谁去提亲的呢？有哪些历史资料可以证明1545年真的发生过这件关系到徐王两家的大事呢？
然而，就在吕锡生教授确定嘉乐堂的王孺人出生于1545年的时候，缪幸龙先生查阅了与王重道相关的十二份古籍，未发现王重道有女儿王孺人的记载，他在《对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一说的几点疑问》中写道：“以上12份由不同作者在不同时间撰写的资料中，没有发现王重道所生女儿有嫁给徐霞客父亲徐有勉，或者嫁给江阴梧塍徐氏、江阴徐氏的实证。”缪幸龙先生的材料，证明了所谓的嘉乐堂王孺人嫁给徐霞客父亲徐有勉，根本没有历史依据可以佐证。
也许吕锡生教授自己也发现这样编造嘉乐堂王孺人的出生年月出了问题，因此，时隔四个月后，在《徐霞客研究》第40辑上，由他与尤秀渊副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无锡大运河文化中新三宝》一文中，把王孺人的出生年月又重新改了回来。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她（指嘉乐堂的王孺人）从小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17岁下嫁同样以耕读为业的徐有勉。”这真大出我们意料，因为吕锡生教授刚刚在四个多月前，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说王孺人出生于1545年，而且19岁嫁给徐有勉，这里突然像翻烧饼一样，又回到了张兴华先生所提出的嘉乐堂王孺人是17岁出嫁，即1547年出生的了。当然，用后文否定前文，这在论文写作中是比较常见的，是无可厚非的。但即使吕锡生教授把嘉乐堂的王孺人又定为17岁出嫁，即1547年出生，他和徐有勉还是差二岁，这个矛盾依然无法解决。
二
也许吕锡生教授为了急于证明嘉乐堂的王孺人就是徐母王孺人，做了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怪事，最为突出的是他故意隐瞒嘉乐堂王孺人的二哥王化远。
我在前文曾举例，说江南大学邬秋龙副教授在《王忠纫与徐霞客交谊考述》一文中，指出王重道在原配华氏去世后，曾续娶邹氏（一说姓华），“生王化行、王化远兄弟及徐母王孺人”，而且邬秋龙副教授在同一篇文章中，对王化远还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他说：“（王永吉的）祖父王化远（1555—1585），字赞甫，号麟郊，郡庠生。王化远和胞兄王化行及堂兄弟王化弘、王化醇、王化奇等均为读书之人，为庠生升监生……属王氏‘化'字辈的佼佼者。”缪幸龙先生几乎在同时也考证证明，无锡嘉乐堂的王重道确实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王化行，另一个叫王化远，但未见历史资料上说这两个弟兄有小妹王孺人存在（见《对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一说的几点疑问》）。而且王化远生卒年月为1555年—1585年，与邬秋龙副教授相同。这两位先生的文章，我相信吕锡生教授肯定能看到，尤其是邬秋龙副教授的文章，即《王忠纫与徐霞客交谊考述》，是与吕锡生教授的《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一起发表于吕锡生教授主编的《徐霞客与当代旅游》2020/06第一期上。这充分说明吕锡生教授是知道王孺人有个二哥，那么王孺人即使是比王化远晚一年即1556年出生，也比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小11岁，那么，他说嘉乐堂王孺人是徐霞客父亲徐有勉的妻子就不能成立。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吕锡生教授不是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而是采用两个措施，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是发现王孺人有个二哥王化远后，就虚设一个王表的长子王立道的庶子王化远来替代嘉乐堂王孺人二哥王化远。这样就掩盖了王孺人二哥王化远的存在，她和徐有勉相差十多岁的问题也就不会暴露。吕锡生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中写道：“第八世王立道（1510-1547）字懋中，号尧衢，表长子，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次子王化远（1545-1585），父殁时仅2岁。”然后，用这个王化远来替代王孺人的二哥王化远。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介绍这个王化远时这样写道：“王化远（1545-1585）字赞甫，号麟郊。王立道妾刘氏所生，曾入太学，娶秦柄女为妻，有子宁一，宁一子王永吉（即王忠纫），为霞客侄辈，年龄相仿，结为挚友。……”看了这些材料，我大吃一惊，这与江南大学邬秋龙副教授提供的材料和与缪幸龙先生提供的考证材料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两人提供的材料都证明王化远是嘉乐堂王孺人的二哥。尤其是缪幸龙先生搜集了古代与之相关的十二份材料，并考证出“（王重道）次子王化远（1555-1585），字赞甫，号麟郊，娶秦柄（号刊塘）女儿（1549-1607），生有一子名宁一（1575-1605），早卒。孙子王永吉（1594-1653），一名忠纫，中纫、忠訒，中訒，字曼修，天启二年进士，历官定兴知县、南京礼部主事，与徐霞客有交往，曾为整理《徐霞客游记》出过力”。对比后可以发现，吕锡生教授笔下的王化远与邬秋龙副教授，尤其是缪幸龙先生考证出来的嘉乐堂王孺人的二哥王化远，许多内容都是相同的，其相同之处简直达到惊人的程度。不仅姓名相同，而且字号全相同，连娶妻也相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的儿子王宁一，孙子王永吉全都一模一样。唯有两样不同：一是吕锡生教授笔下的王化远与邬秋龙副教授和缪幸龙先生提供的王化远出生年月不同。吕锡生教授说的王化远是1545年，而邬秋龙副教授和缪幸龙先生提供的王化远都是1555年出生。二是吕锡生教授在介绍所谓王立道的儿子王化远时，特地加了一句，说王化远为“王立道妾刘氏所生”，这样粗看起来，就无可挑剔。但细心的读者，一下子就发现这是硬加进去的，主要强调王化远是王立道的儿子，从而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
面对两个王化远，我真的懵了，于是去网上查找王立道的生平，我想这样总能搞清王立道有没有儿子叫王化远的。结果大失所望，网上只有对王立道生平的简短介绍，对其诗词作品倒有一大堆的罗列。万般无奈，我只能请我的一个同样做徐学研究的朋友，从《四库全书》中去寻找相关资料。结果查实如下：据明代张治所撰的王立道墓志铭《翰林院编修王君懋中墓石文》，载《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七六册《张龙湖先生集》，里面明确王立道只有一个儿子王化弘。另外，明代鹿善继所撰的《王母秦太夫人墓志铭》，载《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三七三册《鹿忠节公集》卷九里面，明确记载王化远为王重道的第二个儿子。得此证据，我完全惊呆了，它充分证实了吕锡生教授描述的那个王化远根本不存在。但由于年代久远，古籍的记载也多有出入。缪幸龙先生为了查考王立道到底有几个儿子，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王氏通谱》中查到了王立道有二个儿子，世系表中有“立道次子名未详”之句，这说明王立道除了有儿子王化宏（弘）之外，还有一介不明身份的儿子，因为名未详，资料中用□来表示，这时根本没有王化远的名字，只是个□。那么，吕锡生教授也许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用了“移花接木”之计，用这个□编造了一个王立道的儿子王化远。当然也不排除，吕锡生教授并未发现这个资料，只是为了某种需要，就搞了个莫须有的王化远，他觉得这样，后边的文章就好做了。
那么，吕锡生教授是否在后边又要做什么文章呢？原来他在介绍了那个虚假的王化远后，就着重介绍了王孺人。他在介绍王孺人时，说王孺人是1545年出生，同时还强调说：“她是无锡嘉乐堂鸿胪序班王重道小女，王化行之妹。”这里吕锡生教授用足心思，隐瞒掉了王孺人的二哥王化远。他以为前边已把王孺人的二哥说成是王重道的兄长王立道的庶子，这样就天衣无缝，不会被戳穿。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邬秋龙副教授和缪幸龙先生会同时考证到王孺人有个二哥叫王化远，而且绝不是吕锡生教授胡编出来的王立道之子王化远。这样前后联系起来一看，大家就明白了，吕锡生教授之所以要编造出一个虚假的王化远来，实际上是为推出王孺人服务的。那么为什么推出王孺人，必须先推出一个伪造的王化远呢？这就是我在前文说的那样，因为王孺人二哥王化远，邬秋龙和缪幸龙都认为他是1555年出生，如果不推出一个假的1545年出生的王化远，那么作为1555年出生的王化远的妹妹，最早也得1556年出生，这样一来，王孺人就和徐霞客父亲的年龄对不上号，徐有勉是1545年出生，差了11年。其实，邬秋龙副教授和缪幸龙先生在浩繁的历史资料中发现王化远是嘉乐堂王孺人的二哥，这已是重要的历史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把王化远出生于1545年误记成了1555年。小1岁也好，小11岁也好，这一点吕锡生教授注意到了，于是他把那个王立道儿子——一个假的王化远马上说成是1545年出生。这虽然有鱼目混珠的作用，但也改变不了大局，因为王孺人是王化远的妹妹，王化远1545年出生，那她最早也得1546年出生，他还是比徐有勉小1岁，说明她根本不可能是徐有勉的妻子。当然，吕锡生教授是聪明的，他把王孺人说成是1545年出生，这样就和丁文江关于徐霞客父母是同年的说法对上了号，一般的读者就会相信吕锡生教授推出的那个假的王化远是真的王化远了。
然而，真的就是真的，现在不仅是邬秋龙副教授、缪幸龙先生，还有《四库全书》提供的历史资料，都证实吕锡生教授笔下的王化远，只是“移花接木”的赝品。另外，把嘉乐堂王孺人出生年月改为1545年，也缺少历史依据。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不仅揭开了历史真相，也值得吕锡生教授深刻反思。
三
不仅如此，吕锡生教授为了把嘉乐堂的王孺人说成是是徐母王孺人，还在论述王孺人的不少问题上背离了事实，或者说，出现了失误。现略举两例：
（一）关于王孺人开家庭手工作坊的问题。
吕锡生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生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写道：“故王孺人能读书明礼，且织得一手好布，在当时江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与徐有勉商量之后，开设了家庭手工纺织作坊，孺人与婢女们一起在豆棚下纺纱织布，靠自己的在家学到的手艺，织出轻如蝉翼的好布，卖到无锡苏州一带，使衰落的家业很快得到了发展。”关于王孺人能织得一手好布的情节，吕锡生教授特别青睐，据薛仲良先生在《江阴通史》注解说明，吕锡生教授在他的《徐霞客家传》中也运用。因此，我感到特别需要考辨一下，到底是否真的像吕锡生教授所讲的那样。
一是吕锡生教授所说的王孺人是嘉乐堂的王孺人，不是真正的徐母王孺人，因此，他说这个王孺人“织得一手好布”，不知依据何在？张兴华先生在《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一文中说，王孺人出生于无锡江阴巷王城东（王重道）家，其家是无锡的一个“望族”，“誉满锡城”，是个著名的“钜室”。父亲王重道“曾任职鸿胪序班的文化官吏”，作为这样出身的王孺人，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富裕小姐的生活，怎么会去学习纺织技艺，而且“织得一手好布”，这样的记述真实性如何？至少在目前嘉乐堂王孺人的记载中未见过相关的内容，不知吕锡生教授能否拿出证据，我期待着。
二是说，这个嘉乐堂的王孺人开设“家庭手工纺织作坊”，是“与徐有勉商量之后”举办的。从道理上来讲，夫妻间对这样一件大事商量一下，也在情理之中，但我找遍《徐霞客游记》以及《梧塍徐氏宗谱》中关于王孺人的有关资料，未发现有这样的记载，这是关系到这个王孺人是否真的开过这样的“手工作坊”的真实性的大事，请问吕锡生教授有何依据？如果只凭想象来编造一个情节，那是写小说，不是我们写学术论文的正当之道。
三是吕锡生教授津津乐道，说王孺人开设“家庭手工纺织作坊”，我在《徐霞客游记》以及《梧塍徐氏宗谱》关于记载王孺人的所有资料中，未找到相关的记载，是否有书外的其他资料可以资证，请吕锡生教授能给予提供。我认为这个“家庭手工纺织作坊”是不存在的。吕锡生教授提出徐母王孺人开设“纺织作坊”的主要依据是昆山张大复的《秋圃晨机图记》，其中写到一句：“母性恭俭，好率婢子鸣机杼……”其实，这并不能证明徐母王孺人开了“纺织作坊”，因为徐母王孺人织布时，这些婢子们做下手帮忙，协助做整理纱绽、断料理布等工作。更重要的，在《徐霞客游记》附录中有近二十余篇纪念徐母王孺人的文章，其中写到王孺人织布的有十多篇，这十几篇文章中都没有王孺人与婢女一起织布的记载，相反都强调王孺人是单个儿在织布。如陈继儒在《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中写道：“母无他好，好习田妇织。……绿荫障日，辄移纬车坐其下。”李维桢在《秋圃晨机图引》中写道：“（王孺人）而性故好艺植、好纺绩……凌晨起，取纺车置篷下，豆实垂垂，机声轧轧，数十年如一日也。”杨汝成《秋圃晨机图为徐太君赋》：“君家阿母凌晨起，机车独纺秋阴底。”林钎《题秋圃晨机图》：“凌晨动纺机，日昃不遑度。”文安之《题秋圃晨机图》：“阿母贪功晓未眠，机声轧轧月耿耿。”朱大受在赠诗中写道：“篱豆花开不计秋，绳绳昏晓勤纺织。”徐霞客的挚友董其昌在《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中，对王孺人织的布赞不绝口，他写道：“今里媪之织者无数，而吾家（指徐霞客家）特以精好闻。”因此，在文章最后的《铭》中写道：“夫耕妇织素业敦，不为皋门为鹿门”。所谓“鹿门”者，其义实为简陋之门而已，所以称王孺人为“布衣之豪”。这一切都说明王孺人习惯于亲自织布，而且织出的布“特以精好”，未见有带领婢女成立“纺织作坊”的记载。而杨汝成的诗中称王孺人“纬车独紡”，恰恰证明了徐家紡织不是吕教授所称的“作坊”，而是一个人在纺纱、织布，而“作坊”一般来说总要有五六架织机或更多。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在当今的徐霞客纪念馆里，还保留着一台织机，据说这就是当时王孺人用的布机，如果当时有个“纺织作坊”，怎么可能只留下一台布机呢？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吕锡生教授尊重历史事实，不要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无端地去发挥猜测。
（二）关于王孺人“命建”晴山堂石刻的问题
吕锡生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中写道：“（王孺人）在庆祝自己八十大寿时又命建晴山堂石刻，保存先世遗墨，这些都是弘扬正气，保存传统文化的行为，值得赞赏。”吕锡生教授这一论述，确实石破天惊，他认为颇有历史意义的晴山堂石刻是徐母王孺人“命建”的。吕锡生教授这样写的目的，是为那个嘉乐堂的王孺人制造舆论，我们在前边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嘉乐堂的王孺人并非徐母王孺人，当然她也不会去“命建”晴山堂石刻。那么，我们敝开这个嘉乐堂的王孺人，就是徐母王孺人有没有可能“命建”晴山堂石刻呢？我认为也没有这种可能。
在《徐霞客游记》中，收有徐霞客家的“通家眷生”、徐霞客好友陈仁锡写的《晴山堂记》。陈仁锡写道：“孝子之至，通乎神明。辛酉（1621）六月，澄江徐振之（先生名宏祖，字振之）谒九鲤仙祠，问母寿。仙不云乎：‘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醒得签诗，有‘门无俗客惊罗雀，幽涧追随但老樵'句。阅四月，孺人病疽寻愈，孝感也。于是履綦盈户，称八十觞，图‘晴转南山'赠之。颜其堂‘晴山'，以志神贶。予为记。……振之搜草札中，磨石装帙，宝光腾几案间，而侍秋机之卯孙，灵豸一角，跳舞虎子，喷奇未艾，非世掌丝纶，世济耄耋之兆欤？振之负奇骨，不与俗同。登斯堂也，耆旧耶？寿母耶？文子文孙耶？跨万里以独来，泛洞庭其一叶，九鲤仙耶？幽涧追随，余耶樵耶？”陈仁锡是徐霞客的同时代人，对徐霞客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说徐霞客建晴山堂，是“孝子之至，通乎神明。”也就是说徐霞客建晴山堂只是表示自己的一片孝心，是遵照神的意旨来做的。神作了什么指示呢？那就是徐霞客游九里湖时，因母亲有病，就到“九里仙祠，问母寿。”结果在睡梦中得到两句签诗。而过了四个月，王孺人的疽病痊愈，于是取“晴转南山”之意，建设了晴山堂。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建造晴山堂，就是徐霞客在九里湖求签，并得到神明托梦后而产生的主意。当然“振之负奇骨，不与俗同”，他造晴山堂要达到目的是“登斯堂也，耆旧耶？寿母耶？文子文孙耶？”这里交代得很清楚，徐霞客造晴山堂三个目的，一是纪念先祖，二是为母亲祝寿，三是为子孙祈福。这是历史的真实记载，值得信赖。在《徐霞客游记》中，虽然收有多篇关于纪念晴山堂的文章，但真正说明晴山堂建造过程和建筑目的的，唯此一篇。但这篇历史文献却证明了晴山堂是徐霞客在九里湖向神明祈祷并得梦后，为了三个目的所建，根本不是徐母王孺人“命建”。丁文江先生对徐学有精深研究，他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也这样写道：“是年先生母王孺人病疽几殆。愈后先生为作晴山堂，取‘晴转南山'义也。”他也认为，这是徐霞客因为母亲病愈，故而建晴山堂，主要取“晴转南山”之义以示庆贺。毫无疑问，他认为是徐霞客一手建起来的，一字未提所谓徐母王孺人“命建”一事。
更令人费解的是，吕锡生教授和薛仲良先生曾于2006年，共同编辑出版过《晴山堂法帖》，在《重版说明》中，他们这样写道：“《晴山堂法帖》源于晴山堂石刻拓本，石刻则源于明人的书法墨宝。墨宝来自徐霞客及其直系先世所得的题赠，最后由徐霞客建晴山堂庆母八十大寿时，勒之于石，刻之于堂而流传下来。这是徐霞客除了游记之外，为中华文化宝库中增添的又一光彩夺目的文化遗产。”还在后文特别强调：“法帖是霞客心血和汗水的结晶。”这里歌颂了徐霞客对法帖收集的贡献，我认为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历史。可是谁会想到，只隔了十多年，吕锡生教授就突然变了调门，说晴山堂石刻是徐母王孺人“命建”的，如果真的是“命建”的，为什么在《重版说明》中一字未提徐母王孺人的贡献呢？这样一字未提，岂不是抹煞了王孺人的功绩？因此，我很希望吕锡生教授能把王孺人“命建”晴山堂的证据公诸于众，也许这样，既可推进学术探讨的深入，也可使大家更加信服。
四
徐学研究的对象有其独特性，既有对已知的解读，但更多且更有价值的是对未知的探索。吕锡生教授在过去的历史年代中，为徐学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一直是我尊敬的长者。他在步入高龄时，发现张兴华先生在研究徐母王孺人，认为这是“徐学研究中具有颠覆性的学术课题”（见《东海贤母王孺人世系序》）。这种对新事物敏锐的感知并立即大力支持，是一种开拓精神的体现，值得充分肯定。他接过了张兴华先生的一包关于探索王孺人为无锡嘉乐堂人的材料，并写了多篇文章。这种为徐学事业积极探索的精神，令人敬佩。在撰写这些论文的同时，他赞同张兴华先生的建议（见张兴华《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积极倡议在无锡建造“贤母祠”。对吕锡生教授这一倡议，我积极支持，相信这样的善举，江阴人民也是支持的。但关于王孺人到底是不是无锡嘉乐堂人，我认为还有许多疑问没有弄清，因此我在《关于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若干质疑》一文中提出：“这样做，未免操之过急。我认为，最好待徐母王孺人出生地得到大家确认后，再建也不迟。”其实，即使王孺人不是无锡嘉乐堂人，作为徐霞客的母亲，在无锡建个“贤母祠”，也无可厚非。然而，吕锡生教授可能过于急躁，为了早日证明嘉乐堂的那个王孺人是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的妻子，就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编造了一个王立道的儿子王化远，来替代王孺人的二哥王化远，并把王孺人的二哥王化远的经历加到了那个编造出来的王化远身上，从而抹掉了王孺人的二哥王化远这个人。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为了弄清历史真实面貌，就请同为徐学爱好者的朋友，查找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记有无锡嘉乐堂王氏的《王氏通谱》，结果证明王立道只有一个儿子王化弘，没有儿子叫王化远的。但这只是孤证，那么王重道有几个儿子，有没有儿子叫王化远呢？于是再找那个朋友到《四库全书》中去找，结果证实王立道只有一个儿子叫王化弘，而王重道有两个儿子，老二就是1555年生的王化远。而王孺人当然是小妹，也即王化远的妹妹。这在陈仁锡的《王孺人墓志铭》中，其实已有记载，文中说：倭燹“避之锡山。孺人年最幼，与母华过姻家杨……”这里说“孺人年最幼”，肯定不是与父母辈比较，这是兄弟姊妹中的比较。邬秋龙副教授把王孺人排在她二哥王化远的后边，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可惜的是，吕锡生教授没有重视这些历史事实，却编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王化远来替代王孺人的二哥王化远，这就有违学术规范了。当然也许吕锡生教授感到这样的做法不妥，也许看到邬秋龙副教授或缪幸龙先生的文章，发现王孺人的二哥王化远是抹不去的事实，因此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发表四个月后，在他与尤秀渊副教授合作的《论无锡大运河文化中的新三宝》一文中，突然又把王孺人的出嫁年龄改回了17岁。文中这样写道：“她（王孺人）从小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17岁下嫁同样以耕读为业、诗礼传家的江阴南旸岐业已摆脱科举束缚的徐有勉。”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实际上表示，吕锡生教授借此否定了他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关于王孺人19岁出嫁、生年为1545年的论述。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嘉乐堂的王孺人不可能是徐有勉的妻子，因此我建议：吕锡生教授能否很好地反思一下，这个王孺人是否值得继续讨论？当然，对徐母王孺人的研究，我认为不能停止，因为徐母王孺人身上还有许多谜没有揭开。也许这些谜揭开后，这项研究正如吕锡生教授所说的那样，将真正成为“颠覆性的学术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