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徐霞客成为华夏游圣的历史路径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单旭
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着传奇般经历的历史文化名人，在长达250多年时间里，他是一个名不见传的小人物，清人编撰的《明史》根本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在《江阴县志》中也仅仅列入隐逸类人物中，以极小的篇幅予以介绍。直到20世纪20年代，第一批出国人员如丁文江、竺可桢等才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发现了徐霞客的重大贡献，对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在中国知识界广泛宣传徐霞客，徐霞客不仅有了知名度和美誉度，国内知识界名流如梁启超、胡适等纷纷高度评价徐霞客，连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也知道了徐霞客，并在他的《中国科技史》一书中进行专门论述。徐霞客终于“横空出世”成为世界级名人，摘取了中国山岳地理的开创者、华夏游圣等一顶顶亮丽的桂冠。
今年是徐霞客诞生435周年，随着中央电视大型文化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徐霞客游记》在2021年9月份的播出，全国上下又掀起了一股徐霞客热。
旅游是人类为丰富自己的生活所开创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早在混沌初分、人猿揖别的洪荒时代，我们的祖先便踏上了这一条融力与美于一体的、充满浪漫情调的人生之途——“黄帝游翠沩之川。”“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洞之水……”“伯禹观于河……”“夏侯氏孔甲，田于东阳山”。
在我国古代历史中，重耳、孔丘、苏秦、屈原、张骞、司马迁、谢灵运、郦道元、法显、玄焋、李白、苏轼、汪大渊、郑和、袁宏道、王士性、徐霞客、魏源、缪佑荪……他们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整齐雄壮、逶迤连绵的旅行家队伍，而且还以自己的文字为我们展示了的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画卷。
从远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酋长的巡行，春秋战国时期宫廷贵族的旅游，秦汉时期的帝王巡游，魏晋南北朝的特色旅游，隋唐时期的宗教游，宋元时期文官的宦游和山水之旅，尤其是明代文人和文官徜徉山水之间，“尽游玩之适”的独抒性灵，留下了大批游记文章，到近代走出国门、前往西方考察和学习的跨国之旅，构成了中国旅行家的庞大队伍。在这么多旅游大咖中，徐霞客为何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匹“黑马”，被冠以“华夏游圣”的称号？
在回顾徐霞客人生的经历时，我突然想到一个念头，徐霞客是中国旅游史上的“梵高”，人们化了近300年时间，才真正认识到了他的价值，给他戴上了这顶桂冠。使他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的文化人，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代表，成为与马可·波罗相提并论的大旅行家，摘取了中国旅游史上华夏游圣的桂冠。徐霞客精神也成了一种民族精神，一种文化符号。他代表着坚守理想，尊重实践，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他的人生道路是打破常规，特立独行的一个时代坐标，他走出书斋，考察山水，这条路的本质是发现真理、科学济世、文化创造。
对徐霞客游记价值的正确认识是从一个人开始的，他的名字叫丁文江，丁文江是中国第一代“海龟”，他是一个神童，8、9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尤其喜欢古今诗词，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上联：愿问子志，丁文江马上回答：还读我书。丁文江15岁时，泰兴知县龙璋听说他是一个神童，便约丁文江到县衙当面测试，龙璋给丁文江出了一道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经过认真构思，围绕主题，很快完成了写作，龙璋读完丁文江的文章后，大为赞叹，称他为“国器”，当场收丁文江为弟子。第二年就送丁文江去日本留学，后来又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成绩优异，拿到了地质学和动物学两个学位。1911年学成回国，丁文江在回国途中，到云南、贵州、湖南、江苏等地考察地质地理，在云南的时候他拜访了一个叶浩吾的同行前辈，叶先生对年轻的丁文江提出了两条建议：一劝他读《徐霞客游记》；二是希望他研究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听了前辈的指点后，丁文江深感自己在国外读书10多年，没有读中国的书，不知道徐霞客及其《徐霞客游记》，他当即在昆明四处寻找《徐霞客游记》，但没有找到，直到上海四处寻购，才终于找到了《徐霞客游记》。从丁文江的购书经历来看，《徐霞客游记》当时在中国知识界的知晓率不高，只是在一个极小的圈子中流传。对《徐霞客游记》的认识也模糊不清，多在奇人、奇文方面，虽夸赞他穷尽天涯的精神，但不脱古代寰宇观和神秘主义价值观。清代学者注重版本的整理，用力于日记的搜索、厘定，奠定了版本的框架，因为《徐霞客游记》不是由他本人完成的一部著作。清朝末年，对徐霞客的关注不多，他的游记被束之高阁。被湮没在浩瀚的典籍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正确的认识。
丁文江购得《徐霞客游记》后，如获至宝。他沿着徐霞客走过的路，照着《徐霞客游记》细细对照，发现了游记的神奇价值，1914年，丁文江又入云南考察。“独行滇东滇北二百余日，倦甚则取《游记》读之，并证以所见闻。始惊叹先生精力之富、观察之精、记载之详且实。”徐霞客的准确记录，对于丁的考察帮助甚大，丁始为《游记》所打动。丁文江与霞客的神交地点在云南。丁文江曾多次自称是“中国唯一的‘西南通’”。丁文江是在考察实践中才发现了《徐霞客游记》的价值，这恰恰说明了《徐霞客游记》的属性。
在考察实践中，丁文江发现了徐霞客的非凡之处。从此，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研究、宣传霞客精神与成就。丁文江不满足于前人对徐霞客“千古奇人”、对《徐霞客游记》“千古奇书”的简单而又意义不详的评价，他说：“钱牧斋说：‘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似乎他真是徐霞客的知己，然而看他所做的徐霞客传，连霞客游历的程途都没有弄明白，其可谓怪事！后来的人随声附和，异口同声地说奇人、奇书，但是他们不是赞赏他的文章，就是惊叹他的脚力，除去了潘次耕以外，没有一个人是真能知徐霞客的。因为文章是霞客的余事，脚力是旅行的常能，霞客的真精神都不在此”。
丁在所编《徐霞客先生年谱》中阐明了霞客的“真精神”：“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在与张骞、玄奘、耶律楚材作比较时，他说：“这三个人不是恭维皇帝，就是恭维佛爷，霞客是纯粹地为知识。”丁文江还总结出徐霞客的多项重要地理发现。
丁文江宣传徐霞客也有为中国人争气的心理。他在为《地质汇报》写的序中，引出德国人李希霍芬（1833-1905）的话：“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丁在《年谱》中辩道：霞客“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如地学家叶良辅所言：“丁先生的推崇霞客，还有别的用意，他一面是为外国人常说中国学者不能吃苦，要借他一雪此言，一面要借一个好模范来勉励一般青年去做艰难的工作。”
丁文江对霞客的赞扬，不仅是学术研究，更有发自内心的冲动，有现实价值的激励，有实践热情的鼓舞。黄汲清曾将丁比作“20世纪的徐霞客”，又说丁的成就远远超过徐霞客。为取得第一手材料，丁文江力主“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野外考察精神，并身体力行。
丁文江对徐霞客的“发现”，主要是在国内地学界引起了极大共鸣，由此，开始了对于徐霞客的现代阐释。
丁文江认为，徐霞客的求知精神、尊重实践精神、勇敢精神、科学精神、爱国精神是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学习的典范。他创造性地采用年谱的方式，公正、客观、系统、翔实地叙述了徐霞客从诞生到逝世的光辉一生，这是徐霞客的第一个年谱。丁文江还重新编辑了《徐霞客游记》，第一次标注了标点，改正了错误之处，撰写了序言，写出了他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独特认识和体会，认为徐霞客为朴学之真祖。徐霞客“求知之念专，则盗贼不足畏，蛮夷不能阻，政乱不能动；独往孤行，死而后已”。丁文江还在新编《徐霞客游记》卷首增配了徐霞客像，使读者一打开《徐霞客游记》就能看到徐霞客的光辉形象。增加了《家词丛刻》，使读者了解徐氏家族的发展史和徐霞客身世。新编《徐霞客游记》采用大开本（16开）大字号精装出版发行，使《徐霞客游记》成为精品，方便现代读者的阅读，1928年丁文江在编辑出版《徐霞客游记》时，另外编了《附图》一册，编制了36幅徐霞客旅行考察路线图，使读者在阅读《徐霞客游记》的时候，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参看图，对徐霞客的行程路线和地学成果一目了然，更生动具体地了解徐霞客科学考察、探寻规律的艰苦历程和价值。
丁文江在出版《徐霞客游记》的同时，在中国知识界大力宣传徐霞客，使得徐霞客及其《徐霞客游记》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并为徐霞客在世界文化界、科技界、旅游界赢得了重要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们知道：明朝中叶之后，农业、手工业、商业日益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萌牙，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技术理念，中国知识分子敏锐地感觉到了外来文化科学技术的压力和社会的危机。而传统儒学思想既不能为社会提供一个思想方式，来开拓人们对社会发展新趋势与新潮流的思考，又不能开出解除社会危机的救世良方。当时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儒家经学的传统束缚，大胆扬弃宋明理学的心性玄学，投入到科学实践之中，并由此开启了晚明思想的大解放，形成了重视科技、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实（朴）学思潮。其中把科学研究和旅游旅行有机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有李时珍、潘季驯、徐光启和徐霞客等，还有总结中国科技工艺的大家宋应星。其中徐霞客尤其典型。徐霞客走出书斋，决心“究九州内外，探奇测幽”。他不盲从古人，不迷信权威，敢于推翻被视为经典的千年定论。徐霞客执着务实的科学精神，使他在山脉、河流、溶洞等方面的考证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他给后人留下了日记体的60万多字的《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文辞灿丽的游记作品，又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理学巨著。
1941年12月20日，在中国高校中，由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倡议，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教授主持，在在贵州遵义柿花园巷1号，隆重举行“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大会”，开创了我国知识界举办纪念徐霞客学术研讨会的先河。这次纪念会人数虽然不多，只有80多人，但出席的人员都是重量级的，有许多著名学者，如竺可桢、张其昀、叶良辅、方豪、任美锷、黄秉维、谭其骧等都作了学术讲演。张其昀在开幕词中评价徐霞客是“我国山岳地理的开创者，《徐霞客游记》乃是我国求是精神一种最高贵之表现，徐霞客游历，纯属为学术上之兴趣，既无使命，亦无其他目的，此种无所为而为之求知精神，即是科学精神。纪念大会后，整理出版了纪念大会文稿《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又后完善补充，194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地理学家徐霞客》一书。在这期间，英国驻华外交人员李约瑟博士访问浙大，竺可桢热情接待了他，听说他想编《中国古代科技史》，就把徐霞客相关资料赠送给他。后来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徐霞客游记给予高度赞誉：“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徐霞客游记》是超越时代的科学考察成果。20世纪80年代浙江大学（当时为杭州大学）教授陈桥驿先生在无锡参加纪念徐霞客活动时第一个提出了“徐学”这一概念，从此各地徐学研究组织和活动越来越频繁，并影响到国外，美国、新加坡等国相继成立徐学组织，《徐霞客游记》以英语、意大利语、法语、韩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开始发展，进入21世纪，在经济飞速发展和大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背景下，旅游业成为重要的经济产业，许多文化活动都开始向旅游业靠拢，与旅游业挂钩。在这个背景下，“徐霞客旅游方式”被提了出来。
徐霞客旅游学价值成为徐学研究的新重点，诸如徐霞客旅行的目的、旅行的分期、方式、历程及旅游资源的开发等。有评论者说：关于徐霞客的新的旅游研究，“突破了过去仅以徐霞客对地质地貌、江河源流、山脉走势等属地理学范围考察为研究对象的旧框子，丰富和拓宽了徐学研究领域。”于是，徐霞客又多了一个新头衔“游圣”。
“游圣”一衔，极大地凸显了霞客的探险旅行价值，而旅行家比“地理学家”更具有大众性，更具有大众模仿意义。自徐霞客被宣传之后，每有人进行长途跋涉，人们便联想到徐霞客。20世纪30年代联大师生曾组织“湘黔滇旅行团”，长途跋涉3500里，他们的行为正是效仿徐霞客。据参加过旅行团的任继愈先生回忆：出发前，“有人带上《徐霞客游记》，沿途与当年徐霞客游记对照。”刘兆吉先生说：“我们徒步荒远的精神，颇能与明代的徐霞客媲美。”现在社会上评选“十大徐霞客人物”的活动已经连续开展多年，这是徐霞客精神走向社会大众的又一个重要标志。而“重走霞客路”也成为徐霞客粉丝积极倡导的一种自助游或自由行活动。
不可避免地，“游圣”形象与科学考察先驱的形象有所不同，它多少模糊了霞客的科学性、学术先进性、广泛的社会关联性。因此，陈桥驿先生生前曾提醒徐学的研究者：徐学研究不能捆绑在旅游业上。徐学研究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徐学不仅仅是谈旅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学界与大众对徐霞客价值的不同选择。
探索旅行、地理考察是霞客旅游的相互联系的两个维度，在整体评价中，不能各自偏废。旅行家不直接等于地理学家，在旅行探索的基础上，对大地进行系统考察，建立问题意识并寻求解释，才算上升到了地理学家的层面。霞客是两全人物。任何正面人物楷模，其高尚的道德是必不可少的。坏人干不出好事，这是中国识人、论人的传统。道德结论是升华，是继承性的生命力之所在。早在丁文江的时候，就热情地赞扬了霞客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乃求知之念专，则盗贼不足畏，蛮夷不能阻，政乱不能动；独往孤行，死而后已。”正可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用”。《徐霞客游记》在上世纪30、40年代成为唤醒青年奋发向上的一个典范之作。
对于“青年之士”，徐霞客绝对是一个励志典型。丁文江在20世纪20年代说：“今天下之乱，不及明季，学术之衰，乃复过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奋，徒籍口世乱，甘自暴弃；观先生之风，其亦可以自愧也乎！”到竺可桢那里，徐霞客的求是精神成为了浙江大学的校训，以鼓励广大师生立志“科学报国”。在日后对徐霞客的评价中，人们在爱国这条线上不断延伸，也有“与时俱进”的味道。在高倡爱国主义精神的时期，人们将徐霞客所热爱、所歌颂的山川进一步明确定性为“祖国山川”，又鉴于明末的乱局，就将旅行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称《徐霞客游记》抒发了爱国激情，徐霞客是具有“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历史文化名人。
在上世纪末旅游业发展的大形势下，徐霞客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各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主角，围绕徐霞客的各种旅游文化节活动层出不穷。
21世纪初，浙江宁海人麻绍勤先生以宁海徐霞客旅游俱乐部的名义率先倡议，建议《徐霞客游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开篇之日（5月19日）定名为中国旅游日。国务院认真接纳了其建议，在网上进行了中国旅游日的海选投票活动。
2011年3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网络投票结果和专家论证，通过决议，自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中国旅游日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旅游业正迈入一个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的新时代。也标志着徐霞客作为华夏游圣地位的正式确立。当然这也是对徐霞客自我评价的一种高度认可，徐霞客在临终前对友人和家人作了一番自我评价：“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徐霞客是一个终身旅行家，他在旅行方面有着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他留下了380多年前中国主要风景区最真实最生动的记录，为今天我们开展旅游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和文化资源，也为开发和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素材，他的黄山归来不看山的赞美，给黄山留下了一个绝美的广告语。另一方面，徐霞客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导游手册，今天许多为何喜欢重走霞客路，就因为《徐霞客游记》为我们展示了一奇妙的世界，《中国地理》杂志曾做过一期专题，把徐霞客游记称为“一个人的中国地理志”。徐霞客对游历的地方，常有常人未有之视角，让人耳目一新。
徐霞客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逐渐概念化的人，一个被不断发扬光大的历史文化楷模。在纪念霞客诞生435周年之际，我们不妨重读《徐霞客游记》，再一次表示对这位古代探险旅行家、地理学家、华夏游圣的深深的敬意，同时，也体会一下原汁原味的徐霞客精神。
参考书目：
1、《中国古代旅游》中国商业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2、《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3、《徐学发展史》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2月出版
4、光明讲堂 游圣徐霞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