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锡嘉乐堂王孺人回到历史的镜子下
——关于王孺人八个历史事实的真假之辨
缪幸龙
最近一段时间，徐母王孺人生于无锡嘉乐堂王氏的说法还在进一步发酵。作为学术成果向外推介的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名誉会长吕锡生教授，在江阴《徐学研究》杂志对张兴华文章提出质疑后，继续在中国《徐霞客研究》杂志第40辑与尤秀渊副教授合作发表名为《论无锡大运河文化中的新三宝》的文章，声称：“经学术界考证，这位伟大的母亲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在嘉靖年间抗倭寇时期从江阴巷迁居到东门小娄巷，居处离东林书院咫尺之间。”对比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编印的《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杂志发表过的文章，结论完全一致，只是徐母出嫁年龄由19岁改成了17岁。吕锡生教授这样做，显然是想让全国的徐学研究者相信，他所力推的具有轰动效应的颠覆性结论，凭他“几十年的史学考证经验和史识”，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和质疑。用他近期在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某些不予认可的奇谈怪论，已无法撼动王孺人出身于梁溪嘉乐堂王氏家族的事实。”[ 载吕锡生撰《嘉乐堂四王身世的考定绝不止于令王孺人籍贯复见天日》，见2021年12月《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杂志，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编印。]
笔者查阅了《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杂志后发现，发表王孺人生于无锡一说文章的主要有二人。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贵州张兴华先生，历时3年奔波几千里，几乎花尽了微薄的退休工资，于2018年12月发表《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一文。其次是吕锡生教授，对张兴华先生的文章充分肯定并大力助推。2018年12月发表了《十证：徐霞客母亲籍贯在无锡》一文。2021年6月发表《2015年以来无锡的徐学研究实况综述》一文，在“王孺人籍贯非江阴而是无锡”一段中，记载了其“在无锡访问了嘉乐堂王氏后裔王义簪先生和寻找了地方志上一些记载，确认了张兴华先生提供的资料和线索基本是可靠的，今年又得邬秋龙先生提供的《王次公暨徐孺人合传》，使王孺人世系得以更加充实可靠”。认为“王孺人籍贯的更正，这是徐学研究中的大事，与梧塍徐氏世系具有同等的价值。王氏世系的考定，比梧塍徐氏世系的考证更困难。因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几乎使他人无法再会考证王孺人出身江阴以外的其他地方。最多只能在江阴县内寻找，他把王孺人籍贯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张老先生，通过对王忠纫的考定，竟把王孺人籍贯从万劫不复的深渊中拉了出来，拨去云雾，重见天日。把徐霞客的舅家从江阴恢复到无锡，这不能不说是学术考证中的一大奇迹”。最后他总结：王孺人籍贯的考定，是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2015年以来立足探真求实、坚持无证不信原则取得的三大研究成果之一。“虽然没有得到历次全国性学术会议的重视，但是在徐霞客故里江苏、无锡和江阴的部分学者中，已得到了认可。”同一期杂志中，还发表了由其撰写的《王畸海、王忠纫与徐霞客的特殊情谊》一文，结尾附有《徐霞客与无锡嘉乐堂王氏的亲缘关系》。另有《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前面有《<东海贤母王孺人世系﹥序》，认为“考定王孺人籍贯，无疑是徐学研究中具有颠覆性的学术课题”，结尾附有《无锡嘉乐堂王氏徐母王孺人世系简表》。
但这样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学术课题，始终未见张兴华先生和吕锡生教授公布任何可以用来验证王孺人身份的原始证据。笔者一开始想验证这一学术课题的真假时，困难重重。其他徐学研究工作者之所以长久没有提出质疑，估计多少也受此因素影响。直到无锡徐学会常务理事、江南大学邬秋龙副教授2021年6月在《徐霞客与当代旅游》发表了《王忠纫与徐霞客考述（上）》一文，全文注重考证，引用资料均标明出处，所举事实与张、吕二人的表述有多处不同。尤其是在研究徐母王孺人籍贯的关键人物王化远到底是王重道儿子还是王立道儿子问题上，依据文献得出了与吕锡生教授完全不同的看法。笔者顺着这些线索查阅了包括收录有嘉乐堂王氏的《王氏通谱》在内的12份文献，发现张兴华先生和吕锡生教授所称的无锡徐母王孺人在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实证，两人文章中列举的事实和所作的推理因为存在多处矛盾，用吕教授自称一直坚持的“探真求实、无证不信”治学标准来衡量也不能令人信服。关于张兴华先生文章中的疑问，笔者已在江阴《徐学研究》杂志2021年第3期发表的《对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一说的几点疑问》一文中详细指出，所检索的文献目录在文章中已一一列出，这里不再重复。本文着重举例辨析吕锡生教授文章中所称“城东王公”的王重道上下三代生平事迹中八个基本事实的真假，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评判吕锡生教授所称学术成果的价值提供依据。
一、关于王重道父亲王表的卒年与王重道幼子名讳
吕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将无锡徐母王孺人的爷爷王表卒年记为1573年[ 笔者一开始因缺乏资料，也相信这一记载。]，王表四个儿子记为立道、重道、望道、有道。
查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中明代万历二年状元、无锡人孙继皋著作《宗伯集》卷八收录的《上林丞王公既配胡夫人合葬墓志铭》，内载：“礼部公（指王表）亦卒，当析产，邑不幸适中倭，当受军兴役。”《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一一五册中明代王世贞著作《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二十六“文部”收录的有关王重道弟弟王望道生平的《上林苑蕃牧署丞见岩王君墓表》记载：“倭大至，君仓皇奉其母入城，而身与鸿胪君（指王重道）攒九岩公（指王表）墓。”无锡遭遇的倭乱按无锡县志记载始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表按上述两份文献记载去世于倭乱之前，其去世时间最晚也就是1554年。
再查《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八九册中明代罗洪先著作《念庵罗先生集》卷五收录的有关王重道父亲王表生平的《前王村新墓记》，内载王表四个儿子分别是立道、重道、望道、信道。孙继皋所撰有关王望道生平的《上林丞王公暨配胡夫人合葬墓志铭》内载“礼部公四子：长尧衢先生立道，次梁川公重道，次乃为公（指王望道）……”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王氏通谱》（第六十七册）之《王氏零派通谱》卷四“江苏常州府﹒无锡县世系附略”（电子稿第20页）中，王表则有七子，分别是立道、重道、望道、体道、有道、顺道、信道。罗洪先与王表父子是同时代人，孙继皋与王表父子相距不远并且是姻亲，对王表有几个儿子了如指掌，[ 孙继皋是江阴繖墩曹氏的女婿，少年时随父寓居江阴。繖墩曹氏又长期与梧塍徐氏通婚，徐霞客堂兄徐遵汤父亲徐文光与孙继皋曾同过学，徐遵汤祖母薛氏去世后，墓志铭就是由孙继皋撰写，收录于《宗伯集》卷九，因此孙氏对梧塍徐氏同样相当熟悉。]而《王氏零派通谱》并非王氏后人所修原谱，而是清代光绪年间根据史料、方志辑录而成，里面已经发现有多处错记、漏记。该谱记载的王表七个儿子中，体道录自《无锡县志》“封赠”，有道与顺道录自《嘉靖乙未登科录》，信道的世系表则称：“据罗撰《王氏新墓记》称信道为幼子，故列此。”两相比较，罗洪先与孙继皋记载的王表有四个儿子的可信度比宗谱明显要高，宗谱所载只能作为参考。
由此可见，吕教授所说的王表卒年1573以及王表幼子“有道”与史实不符，纯属编造。
二、关于王重道倭乱后迁居无锡小娄巷，人称“城东王公”
吕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中说：“嘉靖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516～1565）（原文如此，应改为1554～1555），日本浪人寇掠我国东南沿海，无锡倭患严重。重道在锡城，协助抗倭，时江阴巷被倭贼焚毁，重道迁居东门小娄巷，人称城东王公。”
按照吕教授的说法，江阴巷被倭寇焚毁后王重道就迁居到东门小娄巷，于是人们称他为“城东王公”。
据《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一九四册中王化弘孙子王永积著作《心远堂遗集》卷十四收录的《家祠始末》记载：“吾始祖世居北郭江阴巷，神庙倭燹，吾祖尊衢公（指王化弘）始迁城居。”同一卷中的《诰封始末》记载：“家伯叔五人（指王化弘五个儿子）终先祖之世未尝分居。”卷十一中记载王化弘儿子、王永积父亲王乾一生平的《先考邑庠生封州守乡饮大宾徤公府君行状》记载：“当年父兄子弟聚居一门。”说明因倭乱迁居无锡城内的，是王重道哥哥王立道一房，不是王重道一房。
另据明代王世贞撰写的有关王重道弟弟王望道生平的《上林苑蕃牧署丞见岩王君墓表》记载：“值倭寇至而城，其邑则又难。城成而君顾居郭外，大盗又入其庐，掠财物去。已，复倭大至，君仓皇奉其母入城……倭又焚鸿胪君之墅，君悉以故第让之而别筑舍。”孙继皋所撰有关王望道夫妇的《上林丞王公暨配胡夫人合葬墓志铭》记载：“公扫城中居舍，鸿胪公避余燹，返而栖郭门外。”这些记载表明，倭寇杀来前，王重道与其弟弟一家住在无锡城外世代居住的江阴巷，倭寇杀到后，王重道城外的住所被烧毁，弟弟将城内故居让给他栖身。倭乱过后，王重道一家又返回城外重建家园，以后直到去世都未见到有住到别处的记载。
王氏后人真正搬到城中小娄巷居住的时间，据王义簪撰写的《无锡名门望族系列之九——嘉乐堂王氏》记载，是在明万历年间，此时离王重道去世已有多年，再称其为“城东王公”，既未见文献有载，也不符合常理。现有知见文献显示，王重道无论在世时还是去世后，人们对其的尊称只有“鸿胪公”、“鸿胪君”或者“鸿胪梁川公”、“鸿胪梁川君”四种。
由此可见，吕教授所谓“城东王公”的说法，是将王立道一房与王重道一房在不同时间迁居城内一事混为一谈，其做法纯属张冠李戴。
三、关于王重道与徐洽长期是同事
吕教授在《十证：徐霞客母亲籍贯在无锡》一文中认为：“王重道与徐霞客曾祖父徐洽都在鸿胪寺任职，长期是同事，相互了解，故才有这桩婚事。”
查民国《梧塍徐氏宗谱》卷五十四收录的明代徐材撰写的《鸿胪云岐公行状》，徐洽于“岁乙巳（1545）授鸿胪序班”。再查王重道任职鸿胪寺的时间，据孙继皋所撰《上林丞王公既配胡夫人合葬墓志铭》记载：“当编修先生（指王立道）在时，父子相继起词林，践华贯，而公仲父五湖公业（指王表胞弟王业）亦魁乡试顺天，后司务兵部，一门之内簪缨照映，贵盛无比。独公以一青衿下帷而修诸生之业，惟是父若兄以为才，曰吾家青缃，其幸有托乎？命鸿胪公任家督，而公任读，遂以《诗》游唐中丞、薛督学两先生之门，两先生亦以为才爱之，试督学御史，御史以为才，前后数列公高等，而公弗第也。升太学，太学先生才公如御史数亦列公高等，而公即弗第……会编修先生卒，礼部公（指王表）哭之痛，公涕泣与鸿胪公诀：‘兄其留侍生者，而弟往送死者。’偻行走京师，以丧归。归则礼部公亦已上章请老……而久之礼部公亦卒。当析产，邑不幸适中倭，当受军兴役，公又涕泣与鸿胪公约以其上腴予孤童明吾（指王立道儿子王化弘）。”又据王化弘孙子王永积著作《心远堂遗集》卷十三收录的《跋高祖九岩公过庭直训》记载：“吾祖尊衢公三岁称孤[ 卷十四收录的《家祠始末》记载：“遵衢公六岁称孤。”与《跋高祖九岩公过庭直训》中的记载不一致。经查卷十一收录的《先考邑庠生封州宁乡饮大宾徤公府君行状》，内载：“值两诞辰（指王化弘夫妇）……己（1599）、庚（1600）间次第开六十觞，丁（1607）、戊（1608）间次第开七十觞，咸竭蹷从事，未敢少后于诸伯父。甲寅（1614）冲虗公暴殒，哭之恸。己（1617）、午（1618）两载大父母暨湛虗公相继殁，哭之愈恸。庚申（1620）始与三伯父力襄大事。”从中可看出王化弘夫妇的生卒时间。根据王立道卒于1547年以及王化弘夫妇的生年1539和1540，可知“遵衢公六岁称孤”比较准确。]，即托重于曾叔祖梁川公。”从中可以看出，早在王重道哥哥王立道1547年去世前的数年间，王重道就已赋闲在家担任弟弟王望道的读书“家督”，王立道去世后又担负起抚养孤侄王化弘的责任，以后王重道直到去世都一直在家。两相比较，可以发现王重道与徐洽在鸿胪寺时间上不可能有交集，更谈不上“长期是同事，相互了解，故才有这桩婚事”。
由此可见，吕教授的说法，与推理结果不符，纯属臆测。
四、关于王化远的生父与生年
吕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中说：“王化远(1545～1585)字赞甫，号麟郊。王立道妾刘氏所生，曾入太学，娶秦炳女为妻。”而邬秋龙副教授在《王忠纫与徐霞客交谊考述》一文中则说：“王化远(1555～1585），字赞甫，号麟郊，郡庠生。王化行胞弟。妻秦孺人，无锡望族秦柄之女。”
两相比较，王化远生平事实与卒年完全相同，只有生父与生年不同。吕教授的文章中，王化远生父为王立道，生年与徐母王孺人同年；邬秋龙副教授的文章中，王化远生父为王重道，生年1555比徐母王孺人小10岁。从中不难看出，两人都熟读过文献，按正常逻辑推理两人所述必有一说为假。
查《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三七三册明代鹿善继著作《鹿忠节公集》卷九收录的《王母秦太夫人墓志铭》，内载：“太夫人生而端颖，（其父）刊塘君授《内则》《女诫》诸书辄解大意。择配归鸿胪王梁川君之仲子麟郊君。鸿胪父为九岩先生，起进士，官礼部郎中。”“麟郊君讳某，字赞甫，郡学生”。文中的梁川为王重道雅号，九岩是王重道父亲王表雅号。再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一一三册中无锡马世奇著作《澹宁居文集》卷七收录的《王凝明状》，内有“九岩公生鸿胪梁川公，梁川公生郡庠彦麟郊公”的记载。又查《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七六册中明代张治著作《张龙湖先生文集》卷十收录的王立道墓志铭《翰林院编修王君懋中墓石文》，内有“娶唐氏，封孺人，永州守有怀女，唐生子一曰弘化（原文如此，应为‘化弘’）。侧室陆氏生子一，尚幼”。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王氏通谱》（第六十七册）之《王氏零派通谱》卷四“江苏常州府﹒无锡县世系附略”中，王立道名下有二子，一子名化宏，另一子名字用一个“□”标注，世系表记为“立道次子名未详”。将兄弟两人放在一起对比，王化远究竟是谁的儿子已经一清二楚。
王化远的生年，现存文献没有找到出处，邬秋龙副教授也指出“王化远没见其传”。查黄山书社2016年出版的《明别集丛刊》第四辑中李维桢著作《大泌山房集》卷六十八收录的王化远哥哥王化行的《王太学墓志铭》，内载“母华孺人以嘉靖壬寅（1542）六月二十有三日生公”。再查鹿善继所撰《王母秦太夫人墓志铭》，内载王化远妻子秦氏“生以嘉靖己酉（1549）”。据此可以看出，王化远的生年应该是在哥哥王化行生年1542年以后、妻子秦氏生年1549年前后。吕教授所说的1545年，虽符合上述条件，但与霞客母生于同一年，按照常理，除非两人是孪生或者生于不同的家庭，否则1545年肯定不可能成立。当然邬秋龙副教授所说的1555年也并非没有疑点，笔者一开始相信这一说法，以后发现王化远比妻子小了6岁，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一般的家庭不太会有这种情况，不过在一些特殊的家庭并非没有先例。另外邬副教授在文中称王孺人是王化远妹妹，那么王孺人应在王化远生年1555以后出生，比徐霞客父母生年1545小了十多岁，如此一来，两个王孺人可以肯定不是同一人。由此可见，王化远的生年还是有探讨的空间。
以上分析表明，王立道根本没有吕教授所称的小妾刘氏以及王化远这个庶子，王化远肯定是邬秋龙副教授所称的王重道儿子。王化远的生年肯定不是吕教授所称的1545年。吕教授故意将王化远从王重道名下移到王立道名下，其对待历史的态度，于此可窥见一斑。
五、关于王孺人的逃难年份与逃难路线
吕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说：“嘉靖三十三至三十四年，日本浪人寇掠我国东南沿海，无锡倭寇严重。……王孺人时年11岁，承母华氏至城外姻亲杨家，预知倭贼将至，恐父在城中乏食，促母尽速返家。刚进城，城门即闭，倭寇果至，城外杨家遭寇残破。”
徐母王孺人生于1545年，吕教授所说的11岁那年经推算应为1555年，皇朝年号是嘉靖三十四年。按照吕教授的说法，王孺人在无锡江阴巷遭遇的倭乱是在嘉靖三十四年，其逃难走的是一条从城内到城外再到城内的路线。
查《（康熙）无锡县志》卷四“城郭”：“嘉靖甲寅，倭寇江南，知县事松滋王其勤筑之，七十日而城成。城既成之二日而倭寇至，登埤而守之，得不破。”又据王世贞所撰《上林苑蕃牧署丞见岩王君墓表》记载：“值倭寇至而城(指筑城)，其邑则又难。城成而君（指王重道弟弟王望道）顾居郭外，大盗又入其庐，掠财物去。已，复倭大至，君仓皇奉其母入城。”所有这些证据表明，嘉乐堂王氏遭遇的举家迁居城内避难的倭乱，是在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岁（1554），与吕教授的说法差了将近一年。如果嘉乐堂王氏真有这个王孺人，那么她遭遇的这场倭乱应该是在10岁而不是吕教授所称的11岁。
再查陈仁锡所撰《王孺人墓志铭》：“城东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倭燹，避之锡山，孺人年最幼，与母华过姻家杨，见踉跄之履塞户，俄聚族而嬉，孺人料寇至，又念父食乏绝，趣母入城。甫入而城门闭，杨果中倭，残破。”文中的“澄江”，是江阴的古称。整段文字说明倭寇杀来时，住在江阴的王孺人先是跟着母亲华氏结队逃到亲戚杨家，再从杨家逃到无锡县城避难，其走的是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的路线。据此还可看出，倭乱先发生于江阴农村，后波及到无锡县城。
江阴嘉靖年间的倭乱，与无锡县城有关的只有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次。明代张衮撰写的《与抚按请兵书》[ 见《江阴倭寇旧闻》，张衮后裔张之纯辑录，1919年刊印。]记载：“今岁（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贼由东路经顾山、经华墅、经祝塘直捣青暘之大镇，满载扬帆而去。”张衮后裔、民国张之纯辑录的《江阴倭寇旧闻》之“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记载：“前年冬占据柘林之倭，今年春复至三丈浦，急趋吾邑之青暘镇，掠商贾之资。青暘团长吴兑（字前林）魁岸有膂力，从钱公（指县令钱錞）率千人御之。斫阵摧其锋，追至塘头桥，小却欲还舟，而三丈浦之巨舟已为任兵使所焚（事见《明史.俞大猷传》），遂南趋无锡。攻城不入，还趋吾邑。”明代军事家郑若曾撰写的《江南经略》[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卷五收录的《无锡县倭寇事迹》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贼攻县城。贼自江阴南来，势甚猖獗。知县王其勤督士民悉力御之。又一支攻华家堡亦弗克。乃焚掠四境，由蠡口出常熟，与三丈浦贼会。”所有这些证据表明，倭寇的劫掠路线与陈仁锡记述的王孺人逃难路线完全吻合，徐母王孺人遭遇的倭乱毫无疑问应该就是这一次。
吕教授为了证明自己力推结论的正确，在王孺人逃难一事上找了三条理由。一是指责陈仁锡作《墓志铭》时不辨江阴巷与江阴的区别，一字之差，致使徐母的身世误传了四百年；二是坚称王孺人娘家居住“地点不可能发生在江阴或马镇与无锡之间，只能出现在无锡的城内与城外，因为路远小脚女人不可能长途行走”；三是在演绎陈仁锡原文中的逃难时称王孺人先从城内到城外探望姻亲杨，然后再回到城里。这些理由，并非都是无懈可击。首先，如果真如吕教授所说的陈仁锡“不辨”，那么按照原文记载，应该是不辨“澄江巷”与“澄江”的区别，而不是“江阴巷”与“江阴”的区别。“澄江”一词在陈仁锡文章《晴山堂记》里还出现过一次：“辛酉六月，澄江徐振之谒九鲤仙祠，问母寿。”其到底说的是“澄江”还是“澄江巷”，相信读者不难作出分辨。其次，如果真如吕教授所说的“小脚女人不可能长途行走”，那么在陈仁锡所作《墓志铭》中，“母孺人游句曲、荆溪，春秋高八十矣，而趾先仲子”，也就是说，同样是徐母王孺人，八十岁时还随徐霞客到句容和宜兴旅游，为了表示自己身体很好，游览时常走在儿子前面，这样的史实又怎么解释？由此反观王孺人，11岁时跟着父母在平地行走几十里（从陈仁锡文章看，走这些路可能不止一天），体力和耐力能有什么问题？至于王孺人“至城外姻家杨探亲”，无论是从法理还是情理都说不通。因为法理方面，陈仁锡原文和王世贞原文均没有这样的记载；情理方面，县城的安全感远远超过农村，大敌当前时一个已经进了保险箱的人怎么可能再往虎口里跳？其实，这些理由即使都无可辩驳，也不能解决王重道与王城东遭遇的两场倭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存在的本质区别。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吕教授所说的无锡王孺人逃难年份及逃难路线与陈仁锡以及王世贞描述的历史事实完全不符，其做法纯属张冠李戴，曲解原文。
六、关于王孺人的出嫁年龄以及嫁到徐家后一年内“大丧相继”
吕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说：“嘉靖四十三年徐霞客祖父徐衍芳因科场失利，回家一病不起，三子徐有勉即徐霞客的父亲，年已19岁，正当结婚年龄。若有不测，便要守孝三年方能娶妻，徐家决定和王家商量，能否请王女过门冲喜，得到同意后，王孺人便从锡城嫁到马镇农村，过门之后徐衍芳病情不见好转，竟一命呜呼。徐洽痛子之死，也于此年相继病故。而王孺人的父亲城东公王重道，想不到也在此年暴病身亡。孺人就这样经历三位长辈相继亡殁的不幸，所以说‘大丧相继’。”2021年在中国《徐霞客研究》杂志第40辑发表的《论无锡大运河文化中的三宝》一文中说：徐母王孺人“17岁下嫁同样以耕读为业、诗书传家的江阴南旸岐业已摆脱科举束缚的徐有勉。”之后在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编印的《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杂志2021/12第二期发表的《东海贤母王孺人籍贯的考定与东林小学一百二十年校庆》一文中说：“王孺人18岁嫁江阴马镇南旸岐的梧塍徐氏16世孙徐有勉。”
三篇文章中，王孺人出嫁时间各不相同，按照通常的习惯理解，后者属于最新成果，可以否定前者，也就是说，徐母王孺人应以18岁出嫁为准。徐、王两家三位长辈都是在王孺人出嫁后的同一年（18岁）相继去世。
王重道的卒年在嘉乐堂王氏宗谱里没有记载，其他史料也未见记载。从其继配邹氏《王母华孺人墓志铭》[ 孙继皋撰，见《宗伯集》卷八。]所载去世时间为1581年，丈夫去世后守寡16年的事实倒推，可知其卒于1565年。这一年份在吕教授的文章《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中也有记载。如果按吕教授所说王重道去世于王孺人出嫁后的当年，那么可得出王孺人出嫁时间为1565年。而王孺人按陈仁锡撰写的《王孺人墓志铭》记载生于1545年，到1565年出嫁时应该是21岁，与吕教授所说的18岁完全不符。
另据陈仁锡撰写的《王孺人墓志铭》：“暨归豫庵公，而翁光禄柴石公卒，以缟素见，犹及事姑陈孺人暨太翁鸿胪云岐公，未几并卒，城东公亦卒。孺人自庙见后五年于兹而大丧相继。”所谓“庙见”，是指嫁到夫家后的新妇首次拜谒祖庙。按照这一记载，王孺人出嫁时间是在父亲王城东去世前五年。如果以王重道卒年1565上推5年即1560年计算，那么王孺人出嫁年龄应为16岁，与吕教授所说的18岁还是不符。
再查民国《梧塍徐氏宗谱》卷五十四收录的董其昌所撰《隐君徐豫庵暨配王孺人墓志铭》，内载徐有勉（号豫庵）“十九罹父丧”，按徐有勉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向上追加18年，其父徐衍芳（号柴石）卒年为1563。卷五十四收录的徐材撰写的《老旸岐第十四世鸿胪云歧公行状》显示，徐洽（号云岐）卒于嘉靖甲子（1564）八月二十六日。而王重道卒于1565年。三相比较，三个人的卒年相隔了三年，显然不是吕教授所说的三人卒于同一年份。再按董其昌文章推断，与徐有勉同年的王孺人出嫁年龄应为19岁。
从陈仁锡撰写的《王孺人墓志铭》记载看，徐衍芳去世最早，王城东去世于五年之后。以徐衍芳卒年1563向上追加5年，得到王城东卒年1568，比王重道卒年1565晚了3年。由此不难看出王城东与王重道绝对不是同一个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吕教授所说的王孺人18岁出嫁以及出嫁后的同一年中接连发生三起“大丧”，与历史事实全然不符。徐材撰写的《鸿胪云岐公行状》和董其昌撰写的《隐君徐豫庵暨配王孺人墓志铭》，在吕锡生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徐霞客家传》第85页和110页中有完整收录并有吕教授所作注释。吕教授一开始采用文献里的记载，说19岁出嫁的王孺人当年即罹公公徐衍芳之丧，后来可能发现晚徐衍芳五年去世的王城东的卒年与王重道的卒年不一致，于是放弃文献里的可信证据，将王孺人的出嫁年龄改为没有任何根据的18岁。改了以后虽然与王重道卒年基本吻合，但徐有勉的生年又开始失实，王城东去世的时间也相应失实，结果不管怎样改，终究解决不了王城东与王重道之间存在的卒年不一致的根本矛盾，其在考证王孺人籍贯上的思维与作风，反而让人看得一清二楚。
七、关于王孺人长期护理体弱多病的王重道继配华孺人
吕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中说：“孺人母华氏，体弱多病，全仗孺人照顾。”
孙继皋所撰《王母华孺人墓志铭》载：“华孺人者，故鸿胪梁川王公重道之继室也。本邹氏，父小泾翁泳，母郭，其氏华者，郭卒而长于姑邹，竟乃母邹。” “鸿胪公卒，孺人称未亡人十六年”，“处富贵而多忧劳之攻，不出帷帟而婴门户之虑，故未老而病痺，病八年竟卒矣。”华孺人的卒年，为“万历辛巳（1581）”。按其“八年竟卒”推算，生病起始时间为1573年，此年徐母王孺人为1573-1545+1=19岁，已到出嫁江阴徐家的年龄。嫁到徐家第三年生了儿子宏祚，五年内又“大丧相继”。面对这样的境况，她怎么可能撂下江阴夫家跑到无锡娘家长期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
再查孙继皋所撰《王母华孺人墓志铭》：“盖余闻里中化行之事其母孝也，八年于病而身抱扶卧起。”鹿善继所撰王化远妻子《王母秦太夫人墓志铭》：“太夫人事翁姑实得其欢，刊塘君念女有所饷，必以荐堂上。翁（指王重道）暴卒，自叹事翁日短，益专以奉姑（指华孺人），乃姑病痺，子妇宵衣以侍，扶抱卧起八年一日，闻者感动。”这些证据充分说明，八年如一日照顾体弱多病华孺人的，是长子王化行和次子王化远夫妇。
由此可以看出，吕教授所称的文献里根本找不到的所谓王孺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照顾过王重道继配华孺人，其说法纯属杜撰。
八、关于王孺人女儿嫁给王学一以及王、徐两家亲上加亲
吕教授在《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中说：“王化行为王孺人之兄，次子王学一是孺人之侄，后又亲上加亲成了女婿，即徐霞客姐夫。徐霞客的娘舅王化行55岁病故时，霞客年仅10岁。这时的王家、徐家实际上结成了一家。因为当时外婆华孺人已病故，执掌家政的是霞客长姐即徐孺人。她也是一位知书达理，治家有方的女性。据堂侄王忠纫所撰《王次公徐孺人传》中透露，称徐孺人‘生江上节义之家，读书知大体’。所以徐有勉夫妇带着小霞客常住无锡姐夫家，且王家又在东林书院的隔壁，王畸海是个饱学秀才，又认识许多东林名流，这于徐霞客的成长有很大影响。”
查李维桢所撰《王太学墓志铭》，内载王化行有“男子六人。敬一早卒，娶温州别驾成某女。学一郡诸生，娶澄江徐某女……”。明代无锡马世奇著作《澹宁居文集》卷七收录的《王次公暨徐孺人合传》记载:“次公名学一，字千古，别号畸海。”“孺人生江上节义家，读书知大体。”再查陈仁锡所撰《王孺人墓志铭》，中有“女一，适王学一”的记载。民国《梧塍徐氏宗谱》卷三世系表“徐有勉”名下，则有“女一适锡邑黄汝石”的记载。两相对比，徐霞客姐夫就是王学一的可能性确实很大。
但是，吕教授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邬秋龙副教授初步考证出来的王孺人女儿嫁给嘉乐堂王氏就断定王孺人也出自嘉乐堂王氏，王家、徐家成了亲上加亲，并将邬秋龙副教授的考证定性为“王孺人籍贯判明的又一大基石”（另一大基石是张兴华先生考证出的王化远孙子王忠纫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从而认定是徐母王孺人的亲人[ 载吕锡生撰《王学一及三王身世考定是判明徐母王孺人籍贯的两大基石》，见2021年12月《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杂志。]），这样的逻辑推理即使邬秋龙副教授也不敢认同。他在江阴《徐学研究》杂志2020年第3期发表的《徐霞客姐夫王畸海考》一文中说：“王畸海与徐霞客的关系，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徐霞客的姐夫和忘年密友。但是不是霞客的舅表兄，即是不是王孺人的亲侄子，亲上加亲，则有待更多的资料加以论证。”
王孺人在嘉乐堂王氏相关的文献中未见只字记载，是否是王化行妹妹更是没有见到证据。吕教授一口断定王孺人是王化行妹妹，那么根据前面第四部分的分析，王化行还有个被吕教授有意移到王立道名下实为王重道次子、王化行胞弟的王化远，王化远的生年又被证明肯定不是吕教授所说的1545年，那么王化远准确的出生时间是哪一年？跟王孺人之间到底谁大谁小？跟江阴徐母王孺人的年龄是否吻合？吕教授能否提供证据让读者验证？
另外，即使徐霞客姐姐真的嫁给了王学一，是否就一定存在“徐有勉夫妇带着小霞客常住无锡姐夫家”？把徐霞客的成长归因于经常跑无锡，受了王畸海的影响，又有什么证据？
由此可见，吕教授的说法并非基于过硬的证据和合乎逻辑的推理，而是基于无端的想象。
综上所述，吕锡生教授文章中的八处事实经过辨析都被证明站不住脚。其中两处最为关键的事实——无锡王重道的卒年以及遭遇倭乱的时间与江阴王城东的卒年以及遭遇倭乱的时间完全不能吻合。其他事实有的纯属臆想、杜撰、借题发挥，没有一点根据，有的经过篡改、曲解、张冠李戴，不全符合史实。用这样一些站不住脚的材料作为证据，试图推导出一个令人深信不疑的站得住脚的结论，赞成的读者相信不会很多。王孺人的籍贯到底是不是无锡，最终还是要回到历史的镜子下，用信得过的证据、符合逻辑的推理来求证。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学术界和读者自会作出鉴别。正如吕教授在《嘉乐堂四王身世的考定绝不止于令王孺人籍贯复见天日》一文中所说：“学术讨论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这是由它的探求真理的性质所决定的。”“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这就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这不是无锡徐霞客研究会或江阴徐霞客研究会或什么地方的学者说了算，而要拿出客观依据，凭学术论著让徐学界去评定，更要由读者鉴别。”笔者钦佩吕教授的探索勇气，赞同吕教授的上述讲话，但不敢苟同吕教授的治学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