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一说的几点疑问
缪幸龙
最近看到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2018年12月编印的《徐霞客与当代旅游》，刊载了贵州张兴华先生撰写的《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一文，提出了徐母王孺人为无锡嘉乐堂王氏后裔王重道之女的全新论断，文章说道：
我在读《徐霞客游记》崇祯九年九月二十日，对徐霞客在无锡与王忠纫、王孝先、王受时告别西游的场景，使我对王孺人的出生地点产生了怀疑。无锡这三王到底与徐霞客有什么关系？为何如此亲切？这三年来终于顺藤摸瓜，初步查清了他们的关系，原因在于陈仁锡作《王孺人墓志铭》时，误把无锡江阴巷当成江阴，少了巷字。其实王孺人的父亲王城东（? ～1565）出生于无锡江阴巷，其父兄曾是嘉靖年间的双进士，在莲蓉桥边建有“父子进士”牌坊，誉满锡城，成为钜室。次子王重道因为父兄的关系，曾任职鸿胪序班的文化官吏。时倭寇猖獗，倭患严重，王重道有职在身，又是大族，帮助地方守城抗倭，十分艰苦。江阴巷也被焚毁，后迁东门小娄巷。不久在灾难沉重中去世了，时称他为城东王公。重道生平有两位华姓妻子，因前妻早亡，后娶继室。王孺人为继室所生。在王氏辈分中属化字辈。华氏身体较差，在王重道死前2年就把17岁的女儿嫁于江阴马镇南旸岐徐有勉（即霞客父）为妻。……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因古代名、字、号、别号等称呼混淆，加上女人无名等原因，有些疑问还一时难于查清。不过王孺人属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女孩是可以肯定的，他父亲王重道和母亲华孺人也基本可以肯定。
张兴华先生的文章，否定了300多年前徐霞客好友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关于王孺人出身江阴的记载，被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誉为“徐霞客研究中具有颠覆性的学术课题”、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2015年来三大研究成果”之一。但这样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学术课题，未见张先生提供任何可资验证的原始依据。
同期第23页刊载的署名“金易”的文章《十证：徐霞客母亲籍贯在无锡》，在介绍王重道与两任妻室华氏时，列出了可供核查的证据出自“陈继泉《王母华孺人墓志铭》”。但笔者经过检索，发现明清两代并无撰写此墓志铭的陈继泉。
2021年6月第一期《徐霞客与当代旅游》第9页刊载的吕锡生先生的文章《王畸海、王忠纫与徐霞客的特殊情谊》，结尾附有《徐霞客与无锡嘉乐堂王氏的亲缘关系》，其中王重道的表述为“王重道（1516～1565），50岁，外公（已故）”，王重道继配华孺人的表述为“华氏（继室）（1523～1581），58岁，外婆（已故）”。文章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同期第13页还刊载了吕锡生先生的《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其中王孺人的世系概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谱牒上未留有名字，只知嫁江阴南旸岐徐有勉后称王孺人。她是无锡嘉乐堂鸿胪序班王重道小女、王化行之妹。”但未见作者提供可资验证的原始依据。
还是在这一期的41页，刊载了江南大学副教授、无锡徐学会常务理事邬秋龙先生的文章《王忠纫与徐霞客考述（上）》。作者在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并逐条提供了出处。其中王重道继室华孺人的去世时间以及次子王化远的出生时间、父母姓名（氏）与吕锡生先生的文章完全不同。但作者没有提供能证明文中所称王重道继配华孺人生卒时间1543年与1584年以及证明华孺人“生王化行、王化远兄弟及徐霞客母王孺人”的论据。2021年9月23日笔者与作者通话中得知此条论据出自状元孙继皋的《王母华孺人墓志铭》，1543年为笔误，应为1523年，否则华孺人与王孺人母女只相差二岁，道理上说不通。
为了核实张兴华先生所说，笔者按照邬秋龙先生提供的线索，查阅了以下12份原始资料：
1.有关嘉乐堂王氏世系的《王氏通谱》。该谱为清代王庸敬编纂，光绪二十年刊印，上海图书馆家谱馆有藏。王重道世系表在第67册，属于其中的“零派王氏通谱第四册.无锡嘉乐堂王氏”。但王重道世系表中未看到有女儿，挂线图中明显漏记了次子王化远。王宁一的挂线图上面又没有父亲王化远，其世系表中只是含糊地记为王表曾孙。
2. 有关王立道生平的《翰林院编修王君懋中墓石文》，明代张治撰，载《张龙湖先生集》，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76册。
3.有关王重道哥哥王立道生平的《王立道》，明代过庭训撰，载《本朝分省人物考一百十五卷》卷二十八，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33-536册。
4.有关王重道嫂嫂唐孺人生平的《王冢妇唐孺人墓志铭》，明代唐顺之撰，载《文章辨体汇选》卷七百十九。
5.有关王重道弟弟王望道生平的《上林苑蕃牧署丞见岩王君墓表》。明代王世贞撰，载《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二十六“文部”，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115。
6. 有关王望道生平的《上林丞王公暨配胡夫人合葬墓志铭》。明代孙继皋撰，载《宗伯集》卷八，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7.有关王重道元配生平的《王介妇华氏圹铭》。明代王立道撰，载《具茨集》卷七，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8. 有关王重道继配生平的《王母华孺人墓志铭》。明代孙继皋撰，载《宗伯集》卷八。
9. 有关王重道长子王化行生平的《王太学墓志铭》。明代李维桢撰，载《大泌山房集》卷六十八，见《明别集丛刊》第四辑，黄山书社2016年版。
10.推测王重道次子名叫王化远的清代邵涵初所辑《锡山游庠录﹒隆庆六年壬申碑》。见《无锡文库》第二辑，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11. 有关王重道长子王化行元配秦氏生平的《王母秦孺人墓志铭》。明代汤宾尹撰，载《睡庵稿》卷十八，见《四库禁毁丛书》集 63 。
12. 有关王重道次子元配秦氏生平的《王母秦太夫人墓志铭》。明代鹿善继撰，载《鹿忠节公集》卷九，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73册。
综合以上原始资料中的记载，疏理出张兴华先生所称无锡徐母王孺人父亲王重道的基本事实如下：
王重道（1516～1565），号梁川，居无锡县城北门外江阴巷，官鸿胪寺序班，被族里尊称为“鸿胪公”。父王表（1487～1573），字邦正，号九岩，由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任户部主事、南礼部郎中；兄王立道（1510～1547），字懋中，号尧衢，由进士选翰林院编修；弟王望道（1517～1583），字懋及，号见岩，由邑庠生升太学上舍，授上林县署丞。王氏在当时的无锡人眼中被称为“世清约，累贵不饶”。嘉靖年间无锡筑城抗倭，王重道“称贷应军兴，田且半入”，倭寇杀来时城外住所“焚掠几尽”，家庭元气为此大伤。生性好客，晚年参加完50岁寿宴不久即暴病身亡。一生娶有两任妻室：第一任妻子姓华（1516～1540），结婚八年，生有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儿子均夭折，惟有二个女儿存活，生年与婚嫁情况不详。华氏每产则病，数请丈夫纳妾，但王立道犹豫未果，至使华氏最后一胎早产，华氏产后八日就病亡。第二任妻子本姓邹（1523～1581），因从小丧母寄养于姑妈家，随姑父姓华，但王家长辈和晚辈还是习惯称其为邹孺人。丈夫暴亡后守寡十六年。晚年卧病在床八年。生有二子，是否有女儿不详。长子王化行（1542～1597），字安甫，号鲲溟，太学生，17岁娶秦梁（号虹洲）女儿（嘉靖某年～约1617），生有六子二女。次子王化远（1555～1585），字赞甫，号麟郊，娶秦柄（号刊塘）女儿（1549～1607），生有一子名宁一（1575～1605），早卒。孙子王永吉（1594～1653），一名忠纫、中纫、忠訒、中訒，字曼修，天启二年进士，历官定兴知县、南京礼部主事，与徐霞客有交往，曾为整理《徐霞客游记》出过力。《徐霞客游记》中曾提及。
以上12份由不同作者在不同时间撰写的原始资料中，没有发现王重道所生女儿有嫁给徐霞客父亲徐有勉，或者嫁给江阴梧塍徐氏、江阴徐氏的实证。即使是王重道继配有没有生育女儿这样至关重要的信息，也只字未见。通观张兴华先生提出的无锡徐母王孺人的论断，主要还是根据徐母王孺人生年小于王重道儿子王化行，二人构成兄妹关系没有矛盾，又从嘉乐堂王氏宗谱漏记王重道次子王化远，从而认为漏记女儿也存在可能，再从王重道继配姓华、住在城东、遭过倭乱、与霞客曾祖徐洽任相同官职，这些生平事实与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的记载相同或者相近，且王重道后代与徐霞客家庭有通婚等情况，大胆推测而得。但即使有这些事实作支撑，最终还是与陈仁锡的“澄江右族”之说有矛盾，于是不得不怪罪于陈仁锡的记述有错。
对于张兴华先生这样的大胆推测，笔者有四个方面的疑问。
一、关于陈仁锡“记错”一说，有四点疑问
首先，陈仁锡的文章里查不到证据。笔者翻遍《王孺人墓志铭》全文，通篇只有“澄江”二字，并无“江阴”两字。众所周知，江阴又称澄江，“澄江”与“江阴”作为地名词意思相同，互换后用于文章中不会引起误解。但“江阴巷”与“江阴”，“江阴巷”与“澄江巷”含义则完全不同，用于文章中肯定不能省略或者互换，否则必然会引起误解。陈仁锡将江阴记作澄江，在其文章中不止一次，其为徐霞客写的《晴山堂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辛酉六月，澄江徐振之谒九鲤仙祠，问母寿。”这说明他对地名用词的使用严格遵循了规范，没有给人留下遐想。
其次，凭陈仁锡对徐霞客及其母亲的熟知程度不可能将徐母籍贯这一重大原则问题记错。陈仁锡与徐霞客见过面、聊过天、通过信，并为徐霞客作过文，两人的友谊不是一般文人之间的诗酒交往可以相比，两人交往的密切与情谊的深厚完全可以从陈仁锡所作文章描写的情节与落款使用的称呼里直接体会到，他在徐母王孺人是江阴人还是无锡人的问题上不可能不清楚。
第三，凭陈仁锡撰写墓志铭的专业程度不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墓志铭在东汉初起之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格式，这就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十三事”。早在洪武年间，苏州人王行就有《墓铭举例》一书传世，他在自序中说：“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韩文《集贤校理石君墓志铭》是也。其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讳，曰字，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其序如此，如韩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是也。其他虽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书，例所无而书之者，又其变例，各以其故也，今取韩例也。”墓志铭有了这“十三事”，就成为一篇完整的墓志铭。陈仁锡一生，写过的墓志铭不止一篇，仅收录于其存世著作《陈太史无梦园初集三十四卷》中的墓志铭就有12篇，作为一个专业从事文字工作的翰林院编修，无端怀疑其犯有违反“十三事”记错死者乡邑的低级错误，难以令人信服。
第四，从徐霞客家族的态度分析也很难相信陈仁锡会犯这样的错误。试想如果陈仁锡真是记错了，徐霞客及其兄弟在世时会看不出来？他们的后代会容忍这样的错误在全族广为流传？徐氏家族会怎样看待王孺人的子女？知道徐母籍贯的人读了陈仁锡的文章会怎样看待陈仁锡？三百多年来，徐氏家族和社会上从未有人质疑过陈仁锡所作墓志铭有错，这样的事实只能说明，陈仁锡的文章确实没有记错。
二、关于王孺人遭遇倭乱的时间，有一点疑问
从陈仁锡的文章看，王孺人遭遇的倭乱先发生于江阴东郊，后波及到无锡县城。
查江阴嘉靖年间的倭乱，与无锡县城有关的只有嘉靖三十四年一次。据明代军事家郑若曾撰写的《江南经略》卷五收录的《无锡县倭寇事迹》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贼攻县城。贼自江阴南来，势甚猖獗。知县王其勤督士民悉力御之。又一支攻华家堡亦弗克。乃焚掠四境，由蠡口出常熟，与三丈浦贼会。”民国时期江阴张之纯辑录的《江阴倭寇旧闻》之“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记载：“前年冬占据柘林之倭，今年春复至三丈浦，急趋吾邑之青暘镇，掠商贾之资。青暘团长吴兑（字前林）魁岸有膂力，从钱公率千人御之。斫阵摧其锋，追至塘头桥，小却欲还舟，而三丈浦之巨舟已为任兵使所焚（事见《明史.俞大猷传》），遂南趋无锡。攻城不入，还趋吾邑。” 张之纯先祖明代张衮撰写的《与抚按请兵书》记载：“今岁（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贼由东路经顾山、经华墅、经祝塘直捣青暘之大镇，满载扬帆而去。”徐母王孺人遭遇的倭乱，毫无疑问应该就是这一次。
而王重道遭遇的倭乱，发生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岁。据《（康熙）无锡县志》卷四“城郭”记载：“嘉靖甲寅，倭寇江南，知县事松滋王其勤筑之，七十日而城成。城既成之二日而倭寇至，登埤而守之，得不破。”另据互联网“湖北松滋当代人物专题”关于王其勤的介绍：“时倭寇骚扰东南沿海，王其勤到任第三天，即召集地方耆老士绅，商议修筑城墙，抵御倭寇。亲临现场，监督指挥。自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初九日至四月二十日，用70天时间，将原来土城垣建成长18里、高2丈1尺的砖石城墙。并向民间募兵，进行训练。是年四月二十三日，倭寇侵犯无锡，他亲自督战，历时18天，击退倭寇，全城得保。”又据孙继皋所撰《王母华孺人墓志铭》记载：“会岛夷飚起，有司用军兴法百方窘鸿胪公，鸿胪公捐橐应之，凡以佐县官城守，而家顾承岛夷火，焚掠几尽。”所有这些都说明，王重道遭遇的无锡筑城与倭乱只隔了二天，基本上是连着发生，时间与徐母王孺人遭遇的倭乱差了将近一年。
三、关于倭乱时王孺人娘家的位置，有一点疑问
从陈仁锡文章看，王孺人娘家位于江阴东面的农村。再从逃难方向为无锡县城而不是江阴县城，逃往无锡县城过程中还到姻亲杨家接脚看，王孺人娘家离江阴县城和无锡县城都有不短的距离。
而王重道的住所，据明代张治所撰《翰林院编修王君懋中墓石文》记载：“王氏世居邑北郭之江阴巷。”明代王世贞所撰王重道弟弟王望道《上林苑蕃牧署丞见岩王君墓表》记载：“值倭寇至而城，其邑则又难。城成而君顾居郭外，大盗又入其庐，掠财物去。已，复倭大至……倭焚鸿胪君之墅，君悉以故第让之而别筑舍。”另据孙继皋所撰《上林丞王公暨配胡夫人合葬墓志铭》记载：“公邑北郭王氏”，倭寇杀来时，“公扫城中居舍。鸿胪公避余燹，返而栖郭门外。” 所谓“北郭”，就是城门北面。地处“郭门外”，从常识理解应该是住所离城门不远，一开门就看得见城门。由此说明，倭乱发生时王重道住在离无锡县城门北面不远的郊区，家族被孙继皋称为“北郭王氏”，跟陈仁锡文中所称的“城东王公”不是一回事。两相比较，两处住所之位置差别已经清清楚楚。
《十证：徐霞客母亲籍贯在无锡》一文中，作者认为11岁的王孺人到“姻家杨”探亲的故事“地点不可能发生在江阴或马镇与无锡之间，只能出现在无锡的城内与城外，因为路远小脚女人不可能长途行走”。而在陈仁锡和陈函辉的文章中，同样是徐母王孺人，八十岁时还随徐霞客到宜兴和句容旅游，为了表示自己身体很好，游览时常走在儿子前面。由此反观王孺人，11岁时在平地行走几十里（从陈仁锡文章看，走这些路可能不止一天），体力和耐力能有什么问题？
四、关于王孺人逃难的路线，有一点疑问
陈仁锡原文为：“倭燹，避之锡山，孺人年最幼，与母华过姻家杨，见踉跄之履塞户，俄聚族而嬉，孺人料寇至，又念父食乏绝，趣母入城。甫入而城门闭，杨果中倭，残破。以是多母识且孝。”
文中的“踉跄”，意为走路不稳，“踉跄之履”，意为走路不稳之脚步，在本文中有“逃难之人”之意。“俄”，意为时间很短、突然间。“乏绝”，意为食用缺乏、断绝，多指暂时供应不继。“趣”，古同“促”，意为催促。
整段文字的意思是：孺人接到倭燹警报后，一家人结队逃往锡山。孺人年龄最小，与母亲华氏经过亲戚杨家，见避难的人群塞满了整个屋子，不久又聚族嬉闹。她从避难人群塞满屋子的迹象中判断出倭寇已在周边劫掠，杨家很快就会成为倭寇下一站的劫掠目标，又从避难人群聚族嬉闹判断出这些人将会住在杨家，杨家要供应他们一天三餐粮食肯定会不够，而父亲所带一家人的粮食又很快会面临供应不继，于是催促母亲不要留在杨家，一家人赶紧进城。刚进无锡县城，城门便关闭。杨家后来果然遭遇倭难，家室残破，孺人一家逃过一劫。由此大家都赞扬孺人有见识且孝顺。
全文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倭寇杀来时，王孺人先是跟着母亲华氏结队逃到亲戚杨家，再从杨家逃到无锡县城避难。其走的是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的路线。
而《徐母王孺人出身无嘉乐堂王氏世系概述》一文所作的演绎是：“嘉靖三十三至三十四年，日本浪人寇掠我国东南沿海，无锡倭寇严重。重道在锡城协助抗倭，时江阴巷被倭贼焚毁，重道迁居东门小娄巷，人称城东王公。小女王孺人时年11岁，承母华氏至城外姻亲杨家，预知倭贼将至，恐父在城中乏食，促母尽速返家。刚进城，城门即闭，倭寇果至，城外杨家遭寇残破。邻里传称孺人年小，孝且多智，免此一难。”按照这一说法，王孺人走的是一条从城市到农村再到城市的路线。
但据王世贞《上林苑蕃牧署丞见岩王君墓表》记载：“值倭寇至而城，其邑则又难。城成而君顾居郭外，大盗又入其庐，掠财物去。已，复倭大至，君仓皇奉其母入城，而身与鸿胪君攒九岩公墓。倭又焚鸿胪君之墅，君悉以故第让之而别筑舍。”另据孙继皋所撰《上林丞王公暨配胡夫人合葬墓志铭》记载：“公扫城中居舍，鸿胪公避余燹，返而栖郭门外，而胡夫人掇瓦砾、理薪木以佐公。”这些记载清楚地表明，倭寇杀来前，王重道同其弟弟一家住在无锡城外，倭寇杀来时，其老母先被他弟弟送进了城里，妻子儿女从逻辑上讲很大可能也同时被送进了县城，他则和弟弟忙着在城外处理父亲坟墓，防止被人破坏，处理完后才进城避难。其进城应该是在妻儿之后，进城目的也不是为了应对“乏食”。倭寇杀到后，王重道城外的住所被烧毁，弟弟将城内故居让给他栖身。倭乱过后，王重道一家又返回乡下重建家园。所有这些事实，与陈仁锡的记述完全不同。试想如果王孺人真是王重道女儿，那么接到倭警后，她家离城门那么近，根本不需要先逃到亲戚杨家，再进入县城。亲戚杨家按照推理离城门更近，那么多逃难的“踉跄之履”大难当前不逃进近在咫尺的县城，反而在杨家聚族嬉闹，最后遭遇“残破”，显然说不通。
综上所述，张兴华先生文中的说法与历史事实相差较大，诸多地方不能令人信服。王重道是否有女儿嫁给梧塍徐氏，目前遍找资料都没发现证据。用一个徵信无据、推理又矛盾百出的无锡王孺人作为学术成果大肆宣传，未免显得为时过早。笔者基于以上疑问和历史事实认为：两个王家肯定不是一家，在一个徵信无据的无锡王孺人与一个徵信有据的江阴王孺人之间做选择时，有鉴别能力的读者定会选择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