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寄生平研究
刘喻枫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
摘 要：李寄，字介立，号因庵，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之子，明末清初江阴诗人。李寄的一生苦难如影随行。尚未出生，生母便被嫡母驱遣，使其不得不寄寓他姓；幼年孤贫，身为徐霞客之子，却从未亲炙其父教诲；青年惨遭国变，献策不成，绝意仕进，为前朝守节；晚年隐居家乡，著述以终。考察李寄的生平，是对其勤学与立志、献策与避难、远游与息心、隐居与著述各个时期的完整梳理，由此还原这位“昆仑山樵”的真实形象，进而为李寄其人及其创作的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李寄 徐霞客家族 生平研究 明遗民
李寄，一作李介，字介立，号因庵，亦号萍客、甕里书生、白眼狂生、三因居士、复阳子、昆仑山樵，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明末清初江阴人。光绪《江阴县志》载：“徐介立，母周氏，徐弘祖妾，方孕而嫡嫁之，以育于李氏，故名李寄。又以介两姓，历两朝，故自命介立。”李寄为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之子，出身大家，却因为“嫁妾之子”的身份，从未亲炙其父教诲，饱受贫困之苦。然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少年时期，李寄勤勉力学，诗文兼擅，深为同辈推许。明亡之际，更以孑然之身，赴南都献策，欲效一腔孤勇。明亡后，李寄绝意仕进，隐居见志，效其父作山水之游，留心于史学、地理、兵志，著作宏富。晚年搜集、整理因兵燹散佚的《徐霞客游记》，成《徐霞客游记》（李介立本），为《徐霞客游记》的保存、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寄一生，可谓是“孤臣孽子”，于国，他以白衣之身，守节终老；于父，他以出妾之子，绍述其志。在李寄的人生轨迹中，苦难如影随形，然而他志向坚定，按照自己的选择走过了人生的每一段路。
一、勤学与立志（1644年之前）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李寄二十六岁。前此是李寄生活在明朝的时期，也是李寄的幼年及青少年时期。县志及各小传对李寄青少年时期的情况记载较为简略。光绪《江阴县志》言李寄，“性颖异好学”。徐镇《李介立先生小传》亦言，“性颖异，博学能文”。徐恪《题昆仑山樵传后并序》更言，“少负奇才，不经师授”。李寄“性颖异”，是指其思维敏捷、异于常人，但“不经师授”的说法，显然有夸大之嫌。不过少年李寄的“好学”，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江阴名士沙张白在《劝友徐介立复姓书》中，称李寄与其父徐霞客一样“好读书”，这表明李寄“好学”名声在外。徐恪记李寄“贫不得书，闻人有书，辄往借，或卷帙重繁，身自捃负，往来山中”，更是李寄好学、勤学的实录。李寄的“好学”容易让人想起明初文宗宋濂，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自言：“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李寄幼时求学的“勤且艰”同于宋濂，而李寄之贫苦无依更过之。如此勤奋加之天赋异禀，使得李寄在少年时期就显示出过人学识。
在《停车集叙》中，李寄自叙少年时事，“当是时方重制艺，士非此无以取科甲、建功业。俛首穷力于其中，然不肯随人团走，务求圣贤至意。自辟文章蹊径，每得一题，伸纸挥写，滚滚数千言，风搏浪涌，顷满三纸”。明代士人以科举为业，制艺是评判士人学力的标准，更是士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李寄获得时辈推许，首先在于他的制艺。李寄在制艺方面的杰出之处，正是其“性颖异”且“好读书”的表现。“颖”才能滚滚千言、顷满三纸，“异”才敢不随人后、自辟蹊径，最终呈现出“风搏浪涌”的气象。正因此，李寄之师韩日如评其文曰：“按笔一呼，古今帝王材杰一一奔赴，如商贾之归市，而婴儿之随其母也。汉王拜大将如呼小儿，亦风气摄之耳。呜呼，岂刀笔之吏所知哉！”由此可见李寄文章之内容广博、文气雄健。明乎此，当对李寄少时“意气勃勃出人上”的豪气报以会心一笑。
李寄的制艺作品没有流传，然而纵观李寄一生的古文创作，亦可知李寄的文章才华，其“意气”正源于对文章的自信。李寄《天香阁文集》收录其文，惜已散失。仅有《义士胡君传》《张达传》《刘爱塔小传》《周烈妇传》《徐五传》五篇遗文及《昆仑山樵传》经后人辑录，附在《天香阁随笔》后。此外，李寄《停车集》等诗集序言及部分诗歌小注亦可见李寄文采。
《义士胡君传》等六篇文章属传记散文，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史笔”与“传奇”融合。李寄以史笔记录史实、表彰精神，以传奇笔塑造人物、寄寓情感。《义士胡君传》的传主胡志学于明亡之际周旋其间，保障乡里、希图恢复。李寄为突出其人之“义”，于众多材料中明主次、分详略，对胡志学御贼安庆、效力史公、往来乞师诸事一概从略，重点突出其解江阴之围，胡君“义士”的形象由此得以树立。《周烈妇传》则可见出李寄于细节上的用心。周烈妇为抗清义士黄毓祺子黄子心的继室。黄毓祺被捕遭难后累及家人，烈妇遂以死殉之。先后以绝食、投缳、自沉、吞金、自刺求死。李寄状烈妇自刺一节尤令人栗冽：“众见腋下血流，掖而视之，则烈妇已死。视其喉，剃刀在焉，盖烈妇阴蓄一利刃，以解役防之密，不得见，乘此不意，自抽刺，故无知者。斯时风日惨淡，血殷阶墀，刃芒烨烨，一堂尽惊。”简短数言，而殷殷鲜血、冷冷刀光带给人巨大震撼。借环境氛围的“惨淡”与围观众人的“尽惊”，李寄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已经寄托了自己的感情，李寄于细节的经营可见一斑。当然，这些传记散文也展现出李寄用语的简练、精当。这几篇文章篇幅均不长，寥寥数百字，但却叙述清晰，人物鲜活，存一段史实更存一段精神。尝鼎一脔，当可知李寄传记散文的造诣。
《停车集》等十集诗歌序言及《题听雨集后》一篇后序是李寄书序散文的代表。序言是文集、诗集的题旨，作者通过序言介绍集结的缘由及作品情况。李寄的书序散文典雅清丽如小品文，感情真实细腻，语言诗意盎然，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停车集叙》描述故地重游的所见所感：“乙酉变后又五年，余至姑苏，求问诸友，竟无一人。烟飞鹤去，死散怆怀，而虎丘树色酒垆幔饮犹然昵人。”友朋散去，茕独一人，然而风光景物丝毫不恤人意，仍如当年，所谓“物是人非事事休”当是如此！“犹然昵人”一语内含无尽苍凉，由此可见李寄倾注在书序散文中的真情实感。不过，此类散文中更为优美的仍属写景文字。《偕隐集叙》：“江邑无深山，独女山岩张谷抱，居民数十家，皆朴略无文，安于樵稼。大溪直贯谷中，余家正临溪上，溪峰环映，树木周匝，南北两兰若，清幽可坐。虽友无台佟，释无支遁，而坐眺烟峦之起灭，卧听禽鸟之变声，信口掀眉于邻翁溪水之间，真不减南面乐也。”这是李寄对敔山湾居所环境的描写，颇有柳宗元《永州八记》神韵。所谓“坐眺烟峦之起灭，卧听禽鸟之变声”，视听之间，李寄神清骨俊的形象隐隐可见，简淡文字正有清逸美感。《晴川集叙》更可见李寄对宏大江景的描摹：“长江西来，折而北行于两山间，浩渺汹涌，水光日色，空明炫耀，交射环映于矶前，此颢之所谓晴川者非耶？尝试登楼而望，朝晖夕阴，春煦秋凉，烟云雨月，气象万千也。”由江形曲折到水天相映，由目前之景到朝暮变幻、节序变迁、气象晦明，李寄仿范仲淹笔亦可为晴川阁增色。当然，李寄也在书序中直抒胸臆、阐明见解。《鸣蝉叙》托言鸣蝉而表珍重诗篇之意；《孤笻集叙》言明交友准则与归隐志向；《息影集叙》辨证“息心”“息影”。李寄的书序散文富有诗意，集中体现了李寄的才情。
此外，李寄《谷口集》中《赠东隐庵玉如上人》一诗小序，是一篇标准的骈文。文不甚长，兹录于此：
玉如上人少事参学，晚眺清虚。访道灵山，万里尽东南之域；闭关城市，半偈空四六之缘。杖到峰而鹤飞，幡在风而心静。门深青草，惟余元度来寻；社结白莲，止许渊明载酒。与元长蒋先生结方外之交，成莫逆之友。晨钟暮鼓，梵呗杂诵读之音；秋草春花，吟咏即菩提之树。蕉前分月，尘下忘言者也。仆本浪人，偶游兹土，顾瞻风景，喟然古今。三吴江北为屏，千里淮流如掌。平山堂上，空存二赵之魂；琼花观中，不见八仙之面。隋家杨柳，惟闻禹锡诗存；广陵雅曲，久叹嵇康响绝。闻箫声而合奏二十四桥，向邗沟而请盟七十二国。霸主已矣，主人何在？呜呼，穷途有哭，代以讴吟，秋气堪悲，况当冬仲。寒鸦夕叫，长空积塞北之音；旅雁宵吟，夜月悬江南之梦。
这篇文章语言典雅、整饬，用典涵化、自然，兼有文采与诗意，可见李寄的骈文功力。
李寄文名早著，自然免不了以文会友。明末士人结社的最初形态就是文会。文会同人品评文章、砥砺学行，更兼探幽览古、诗酒唱和。少年李寄同友人踏访家乡风景，更在苏州有过一段留连诗酒的绮丽时光。李寄自言“余甫冠即游金阊”，在苏州“登虎丘，上酒垆，岸巾痛饮，飞觥紧扳，连接日夜”，苏州的美景与美酒，友人的盛情与厚谊让李寄大为畅快，李寄开始作诗也正在此时。李寄称其作诗是“兴之所发，意之所至，往往间作”，“曾未尝学为歌诗”。“未尝学为歌诗”当是指未曾锱铢于声律句法；“意之所至，往往间作”，则说明李寄作诗讲究“为情造文”“缘情而发”。这正是李寄作诗总的原则。李寄诗作众体兼备，风格多样，情感深挚，艺术造诣极高。
当然，少年志士不会甘心囿于花月烟景、诗酒风流，他们有着远大的志向。此时的李寄抱有强烈的用世之志，他渴望能够效力疆埸，为国建功。《停车集》所录均为李寄顺治六年（1649）前旧作，其间多首诗歌显然为明亡前所作。其中《少年行》一诗最可见李寄的少年豪气和爱国热枕：
匈奴十万薄长城，仗剑辞家敢横行。
报国不论承厚禄，灭胡何必请长缨。
少宽四海供辽血，一洗三朝款虏名。
蟒玉功名浑不受，归来春酒醉千觥。
崇祯年间，明朝已经积重难返，崇祯皇帝左右支绌，依然进退维谷。东北有“建虏”，内部有“流寇”，谈兵事，特别是“辽事”，成为士人的共识。“明末士人勇于任事；与军事有关的事，最属当务之急。”少年李寄或许并未形成对于边事的成熟思考，然而他心怀天下，豪气干云。诗中的李寄，兼有儒者的敢于担当、勇于经世，侠士的排忧解难、解民倒悬与高士的运筹帷幄、功成而去。这是李寄对自我的期许，其中诚然有浪漫之处，但他的用世之志显而易见。此后，尽管舆图换稿、江山易主，但李寄仍终生致力于兵学，他编纂《历代兵鉴》，写作《历代兵鉴随笔》，少年的志向伴随了他一生。
二、献策与避难（1644年—1652年）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明朝灭亡。五月，清军在原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开关投降的情况下，击败李自成，入主北京。同时，明宗室福王朱由崧在明朝留都南京即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短短数月时间，局势风云变幻。崇祯帝自缢，让明末士人呼天抢地，以之为“天崩地坼”；“贼”“虏”之间的攻守异势，又让其满腹狐疑，无所适从；直至南都初立，士人们又以为中兴有望，纷纷跃跃欲试。明末士人一次次遭受着巨大冲击，也一次次面临着人生道路的艰难抉择。甲申之际的李寄，同样做出了自己的抉择——献策。
徐恪《题昆仑山樵传后并序》称：“李自成陷京师，徒步走留都上平贼十册，不报。”李寄怀着满腔的悲愤，将拯救危亡的希望寄托在献策上，但是他的《平贼十册》没有得到留都官员的重视。李寄此次献策，是在得知崇祯皇帝死讯之后，此处的“贼”是明朝官方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称呼。李寄在北都残破、皇帝自缢的情况下，迅疾赴留都献策，说明他自觉担负起儒者的经世之任、践履君臣大义，也说明他对明末的局势深为了解，并形成了自己的通盘考量。然而李寄的这一番苦心孤诣最终石沉大海。李寄在《枫桥晨赋》中回顾献策之举：“客帆飞逐晚风来，晓对寒山寺影开。秋树冷烟将鸟散，霜钟寒韵徹舟回。侯门惯喜鸡鸣客，阃外谁求虎啸才。献策不成辞棹去，独提长剑浩歌回。”他自诩为“虎啸才”，可是却无用武之地，只能自我安慰，萧然归去。但李寄内心仍是怀有期望的，长剑傍身，浩歌遣志，他在等待时机，等待为自己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也在等待为明朝再造乾坤的机会。
这个机会随着福王南都即位，似乎马上到来。福王的即位对于忠于明朝的士人，无异于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明末的士人一再回顾历史，“中兴”——这个带着巨大希望的词语，开始震颤与激励着他们的心灵。也正在此时，李寄再一次做出他的努力。《偕隐集叙》中这样记载：“先是弘光初立，余草中兴五策将上诸朝，闻其嬖奸渔色，遂不果上。因著避世论以见志。”推原李寄的心理，可以理解他在弘光初立时的兴奋。弘光政权的建立，对李寄而言，是个人和国家的大幸。国家有了“中兴”的希望，个人有了建功的机会，这是青年李寄梦寐以求的。于是他将自己对国事的见解熔铸成《中兴五册》，期待着能为新朝接纳，能有一番作为。可是，这个看似存在的“机会”只是一场泡影。即位的新君，并非是奋发有为的“中兴之主”，他贪财好色、任用奸邪、昏聩颟顸、目光短浅，让这个本就根基不稳的小朝廷加速瓦解，也让士人们的“中兴”希望随之破灭。李寄在《偕隐集叙》中称自己只是“听闻”弘光皇帝“嬖奸渔色”，实际的情况当不是如此。李寄志在用世、心怀道义，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弘光小朝廷的诸多弊政败象，他又岂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轻易放弃拯救国家的机会呢？在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李寄选择了归隐避世。虽然后来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李寄语意平淡，但在当时，李寄做出归隐的决定，内心定然是痛苦的。他不再等待机会，也就说明，他对自身的理想志向不再抱有期望，对明朝的前途也不再抱有期望。
然而，战乱的时世让李寄的归隐也充满坎坷，更大的灾难在乙酉年（1644）到来。弘光政权的内讧，让清军得以迅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的清军，却在弹丸之邑的江阴遭到强烈抵抗。江阴倡义守城自闰六月初一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谱写了一曲曲忠义悲歌，也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当兵起时，李寄正同友人汤仲曜游玩，仓卒间得知消息，匆忙和母亲从小路出城避难。待将母亲托付给友人后，李寄却因谋求口粮险些丧命。李寄自叙：“六月十三日，虏晨压云亭镇。余不知，猝遇骑兵，横刀索宝。余解小褂掷向马前，裸身当之，告以无有。虏举刀斫下，见其臂若有所缠缚者，刀不能下，遂去。”当时，为了谋求活命的口粮，李寄独自留在云亭镇，不意遇到了清军骑兵，骑兵本想杀死李寄，因为“臂若有所缠缚者”，所以不能下刀，让李寄侥幸留得性命。其后李寄与母亲多方避难，备历艰险。正是在此时，李寄身上的少年豪气不再明显，他慢慢开始成为“甕里书生”，成为“白眼狂生”，成为“昆仑山樵”，成为了守节的“山人”。
乙酉难后，李寄无家可归，“转徙诸亲识处，东西无宁居者五年”。其后两年，李寄藏匿在云亭高氏，并于顺治四年丁亥（1647）编订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髡春集》。顺治五年戊子（1648）移居定山红塔湾。顺治六年己丑（1649），为奉养母亲，再次坐馆，并与主人葛氏同游苏州，编订《停车集》。直到顺治七年庚寅（1650）年，李寄母子才有了自己的一椽小屋。可能就是在次年，即顺治八年辛卯（1651），李寄参加了常州知府祖星岳主持的府试，并被拔为第一。李寄青年时期致力科举，并深为师友推许，他自己也曾有过“取科名，建功业”的想法，然而明朝灭亡，加以命途坎坷，他的沧桑之感日增，功名之念日淡。他以“停车”名其诗集，已经表明他不再留心科名，“对此虽近，漠若河山；王令之叹，古今一致”的表白，充满沧桑之感。他时常吟诵这样的小诗：
惭愧沉埋郑子真，出山一步即风尘。
乐天终负庐山约，白石清泉也笑人。
李寄以西汉隐士郑子真为榜样，又以唐代诗人白居易为鉴戒，明其隐居之志。郑子真隐居家乡谷口，拒绝朝廷征聘，躬耕自食，隐居以终；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作《草堂记》，自言：“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实闻此言!”但白居易最终还是未能舍弃功名富贵，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徒惹庐山白石清泉嘲笑。李寄以此表明其隐居意愿的坚决。
虽然已经选择隐居，不再执着于功名，但李寄还是参加了此次府试，推究其间因由，也并不难理解。李寄侍母纯孝，为养母计，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是他最好的选择。李寄在此次府试中，结识了对其人生影响甚大的时任常州知府祖星岳，其后李寄得以远游四方多赖祖氏资助。在李寄府试后不久，李寄母亲周氏与世长辞。《偕隐集叙》：“呜呼，岁余而母氏见背矣。”其下著：“辛卯夏日泣血书。”可知在李寄奉母移居敔山湾后年余，李寄母周氏即谢世。母亲的离世，让李寄悲痛难抑，他甚至认为这是上天不让他安居，因此祸连母亲。待安葬母亲后，李寄再无牵挂，于是开始了他的远游。
三、远游与息心（1653年—1659年）
游，对士人而言是生存方式的一种。除游宦、游学外，士人的山水之游随着山水诗的兴盛而累代不衰。到明代，士人更赋予游别样的意义。明代因“游”而声名最著者，正是李寄之父徐霞客。徐霞客之游及其产物《徐霞客游记》具有不同维度的意义，而对明末士人而言，其意义在于一种精神。“徐氏之游令明末士人为之倾倒的，固在其涉历地域之广及行旅的艰苦性，此种旅行的某种学术旨趣（舆地考察），却也更在呈示于纪游文字的豪杰气概。时危世乱，士人无疑乐于从中读出挑战——挑战自我、挑战命运的强毅。”如果意识到明末士人的游历是一种普遍行为、游历的范围更远及绝域边陲，不难理解“游”在这一群别有怀抱的士人生活当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李寄曾有过“五年间三走四方，几三万里”的远游经历，这段经历在其一生中所占的时间虽不长，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顺治十年癸巳（1653）春，李寄开始游楚。他经镇江、南京、皖口到江西，再过洞庭湖、湘江至长沙，随即折返九江，登庐山，最终抵达武昌、汉阳，登览黄鹤楼、晴川阁。八月一日，李寄在晴川阁将此次远游途中所作的诗歌，编订为《晴川集》。远游途中，领略庐山奇景，纵笔作《庐山歌》，文字与山川争奇；偶然触目凄恻，写下《思亲》一诗，内含无尽悲伤。更多则是凭吊战场、缅怀旧迹。过采石矶，凭吊明初名将常遇春，慨叹盛衰无常；过阪子矶，凭吊弘光将领黄得功，寄寓无限惋惜；过长沙，询问李定国事，推崇定国的军事才能与耿耿忠心，痛惜定国无力回天；寓居汉阳，目睹草木凋零、江山沉寂，倍增感叹。同年秋，李寄离开汉阳，赴河南度岁。
次年，即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五月，李寄由河南经淮河入长江，开始其江西、浙江之旅。根据李寄诗歌及随笔，差可知其行程。李寄从河南出发经涡口、盱眙、乌江等地，进入江西，过鄱阳湖、进上饶江，经安仁、贵溪、弋阳、广信、玉山等地入浙，过严陵滩，入大雄山访旧友汤仲曜。秋，返回家乡江阴。
到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李寄又有淮上、江右之行，并在淮阴寥天阁将楚游汉口以下诸诗编成《鸣蝉集》。
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李寄开始了他数次远游中历时最长的秦游。李寄《听雨集》录其秦游所作诸诗，从中可以梳理出李寄秦游路线。李寄仲春出发，经越城、京口、高邮、盱眙、濠州、涡口，取道河南谯城、鄢陵、扶沟、许昌、汝州，经熊耳山、函谷关，抵潼关、华州，最终抵达古都西安，遍赏西安名胜，登终南、华岳，是年于秦中度岁。次年始由秦返里，自三原，经华州、潼关、新安、洛阳、杞县、郑州、永城、宿州、灵璧，最后抵达家乡。秦游是李寄梦寐以求多时的，《丙申元旦》中有“莲峰有约频频梦，匹马今年定到秦”，可见李寄入秦的意愿强烈。旅途开始时，李寄心情畅快，赋《初发》：“远游何所祝，风日好兼旬。”旅途中，李寄考察山川形势，于盱眙、濠城、潼关多有留意，寄托家国之悲；在古都西安，游赏风景名胜，感旧怀古，借历史之叹以浇胸中块垒；登临华岳、终南，为雄景折服，挥毫连篇，希图将风景留在纸间。待次年回乡后，李寄将秦游诸作编成《听雨集》。
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李寄又有江、浙之游。李寄经常熟、苏州，游杭州、绍兴。在古越绍兴，李寄盘桓良久，或咏山水古迹，或访旧友高僧。游览绍兴城、蕺山、云门寺、秦望山、南镇会稽、兰亭、宋六陵等。同年冬天，李寄返回家乡，次年于绮山精舍编次浙游诸作，成《孤笻集》。
李寄数次远游，从1653年楚游开始，到1659年李寄编成《孤笻集》，历时七年，游历苏、皖、赣、湘、鄂、豫、陕、浙诸省。远游对李寄的意义是多样的。李寄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出游，其内心或许是希望通过游来减轻母亲离世所带来的伤痛；而考虑到李寄父亲徐霞客以游为一生的志业所在，更不难想到，李寄选择远游，亦是受其父亲影响。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李寄选择远游出于一种心理补偿机制——通过“游”的方式拉近与父亲的距离，这或许是李寄异于同时其他远游者的地方。更不能忽视的是，李寄的每一重身份，都决定其选择游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并赋予其不同的意义。
作为诗人、文人，游是其创作的必要条件。李寄《鸣蝉集叙》就游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表明过自己的看法：“昔人谓到处题数句是写路程本子。余窃以为不然。夫人生游极难，游而无诗以纪其胜，则身之所以转盼有不知为何境者矣。况山水与性情相遇于不知其然而然之天，虽欲无诗，乌能已？”既然诗歌为山水与性情相遇的自然产物，那作为真性情的诗人，自然须臾不可离山水。李寄诗作中山水诗所占的比重，也进一步说明游对于李寄是多么重要。
而作为遗民、学者，游具有的意义也相当深刻，包括恢复的努力与精神的激励。李寄远游途中有不少怀人、怀古的诗歌。他凭吊明初将领常遇春、明末将领黄得功、李定国等人，更对孙承宗、洪承畴等人予以讥刺。他多次在《天香阁随笔》中“复盘”明末的战役，感叹当时的将领未能抓住机遇。这表明他仍是有所期待的，他通过远游得以亲历曾经的战场，考察各地的地形地势，编纂兵学和史地著作，为实现其恢复之志做准备。但正如赵园先生所说：“‘游’作为遗民刻意选择的姿态，其象征意义有时大于其他意义。”李寄在游中所寄托的“刻意”，应是对其遗民身份的自我认定，他通过“游”强化自身的身份意识，避免时间所造成的磨蚀。从这个层面而言，“游”同“隐”一样，是李寄为其遗民身份设计的生活方式和鲜明标签。
李寄最终从“游”走向“隐”。远游之后，他的内心终于安定下来，或许正是远游的经历让他明白心灵的归憩之所就是家乡，他听从内心的安排回到了家乡。
四、隐居与著述（1660年—1690年）
从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到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是李寄人生中的后三十年。在这三十年的时光中，李寄隐居在家乡江阴，贫病交加但笔耕不辍，创作各类诗文，编订兵志史地著作，搜集、整理、存传《徐霞客游记》，留心辑录乡邦艺文，践行着作为遗民的节义与担当。
李寄在《昆仑山樵传》中称其诗集有“《停车》《髡春》《谷口》《附游》《偕隐》《晴川》《鸣蝉》《听雨》《孤筇》《息影》《搔首》《一笑》（）诸诗集，共二十四卷”。从现存的《停车集》到《息影集》十集来看，李寄的诗歌是按照时间来编订的，那么自《搔首》以后的诗集当是李寄后三十年的作品。可惜的是，《搔首》《一笑》均未能流传下来，甚至还有诗集连名目也无从查考。但这些诗集至少证明，隐居期间的李寄仍然致力于诗歌创作。
除诗歌外，李寄亦留心“有用”之学。务求“有用”之学导源自明末的现实环境，易代之后，更为遗民学者重视。“有用之学”更为常见的提法是“经世之学”，所谓“经世”，最基本的含义即治理世事。明清之际，“经世”往往与“致用”并论，“经世致用”反映出明清之际士人的世道担当与热切期待。而当经世的重点体现为“用”，那么士人的为学旨趣必然发生转向，在明末士人的论述中“经世之学”“经济之学”“实学”“有用之学”等大量出现，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或有不同，但其间体现的用世热情是一致的。这股热情未因明朝的灭亡而消减，由于大量遗民自觉选择不仕新朝，他们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经世之学”的研究。“‘遗’而‘不忘世”是更普遍的生存态度。”
受世风的影响，李寄同样致力于“经世之学”。从青年时代到隐居终老，李寄寄托在“经世”中强烈的责任意识从未有过改变。从李寄《昆仑山樵传》中列举的书目来看，李寄的“经世”著作甚至多于其诗文创作。徐恪《题昆仑山樵传后并序》称李寄：“ 学无所不窥，尤长于史。”“无所不窥”，说明李寄为学广博，“尤长于史”，说明李寄有所专精。就李寄自叙其著作书目来看，李寄对兵志史地都甚为留心，在隐居期间著有《历代兵鉴随笔》十六卷、《历代兵鉴》一百廿卷、《舆图集要》四十卷、《秦志摘录》三卷，惜其都未流传。但幸存下来的吉光片羽，也可以窥见李寄于“经世”上所做的努力。
首先是兵学。明末士人对“兵学”的热情无需多言，在他们看来“谈兵即经世。当明亡之际，尤其是经世之首务”。青年时期的李寄，就有关于“辽事”的思考。甲申之变后，李寄更赴南都上《平贼十策》。而李寄真正系统的研究兵学，或许还是在明亡后，他通过翻阅各类典籍，亲身凭吊战场、探访遗迹，形成了关于兵学的思考。《天香阁随笔》中李寄不惜大量篇幅收录南明兵部尚书万元吉的《筹军录序》和《疆事不堪再坏疏》，可知其对兵学的关注具有鲜明的现实特点。而对在明末战局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洪承畴、李定国、黄得功、郑成功等人的用兵策略评价中，可以看到李寄的兵学素养。在《天香阁随笔》中，李寄评论洪承畴用兵失策，并为其筹划：“白眼狂生曰：承畴竟不知兵。当是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兵出山海，竟渡山岎，直指沈阳，置兵死地，则人自为战。口还兵自救，则据便地设伏以待。口则口口口口辽地可复，而锦围自解矣。即不然，以我锐师鼓行而前，口口口口内外合击，口将奔走之不暇。不知出此，聚数十万众于一隅，立栅置礮，示之以弱，自败而后人败之也。”以此段论述推究当时的局势，并藉以菲薄洪承畴的失策，或为不当；然由此而言李寄于兵学特为留心，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思考当不为无据。同书所记郑成功攻金陵事，亦可侧面印证李寄“知兵”：“时传闻金陵已破，予独决其不然，颇为诸友讪笑。后问余何以知之，予曰：已定于七年前矣。名振之诗不云乎：遥望孝陵应有感，会将大纛抵龙津。南京龙江关也，彼至京口而不能至龙津，今至其地，则其言验矣，金陵安能破也？一时题咏，遂成诗谶。予之此言，漫为不知者答耳，其实予别有见也。”李寄断言郑成功不能攻占金陵，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自身的兵学知识做出的判断，所谓“予别有见”正是指此，能见微知著、由迹见形，正是一个优秀“兵家”的基本素养，由此更可见出李寄致力兵学的实效。当然，最能体现李寄兵学素养的是其著述，李寄编纂《历代兵鉴》（一百廿卷）并著有《历代兵鉴随笔》（十六卷），可惜的是现今皆已不存，只有《兵鉴自序》一文流传下来。在《自序》中，李寄首先说明编纂《兵鉴》的缘由：“有法则操必胜之术，而天下蒙其福；失此法则居必败之地，而天下受其祸。此兵鉴之所由集也。”李寄编纂兵学著作回应的是时代需求，亲身经历明末动乱的李寄理解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永远是普通百姓，而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只要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对百姓而言，都是一件幸事，因此李寄编纂《兵鉴》，其最终目的是使“天下蒙其福”。随之，李寄阐述了他为编纂《兵鉴》所做的努力：“准之《春秋》以定其邪正，本之《通鉴》以识其后先，采之廿一史以备其得失，旁及稗官杂记以罗其巨细。凡可以准古而鉴后者，无乎不载焉。”李寄广泛阅读了各类典籍材料，力求使《兵鉴》完备。而他没有说到的是，他数次远游，亲至濠城、盱眙、潼关、长沙、绍兴等明末战地，为《兵鉴》的编纂积累了广泛的第一手材料。正是凭借读书与实践的双重努力，李寄才编成卷帙浩繁的《历代兵鉴》。
由“兵学”而延伸，李寄也致力于“地学”研究。李寄之父徐霞客是明代最富盛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李寄研究“地学”可谓是得其家传。但李寄对“地学”发生兴趣，源于研究“兵学”三要素之一“地利”的需要。李寄远游途中，路经明末战场，均会考察当地形势。以其对潼关的考察为例，潼关位于晋豫陕三省交界处，为西入关中和东进中原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素有“百二雄关”之称。自古以来，发生在潼关的战争不可胜数，守关者依靠潼关天险，扼制敌军的行进，而破关者为西进或东出则势必要拿下潼关。明末，大顺农民军因为打破潼关得以东进中原，最终推翻明朝；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大顺政权最终因为没有守住潼关，而败给清军。小小的潼关，在短短数年内见证了两次“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沧桑。作为明遗民的李寄，在路经潼关时，目睹潼关天险，想到14年前发生在潼关的战争，不禁悲感交加。然而，李寄并未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他反复论及潼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最终向后人发出“慎勿学孙传庭可也”的告诫。不过，李寄对“地学”的研究并不限于“兵学”的需要，他也同其父一样，以相当科学的精神考证地理。《天香阁随笔》中多处记录李寄的地理考察，而他为《南镇》一诗所做的小序，亦可看作一篇考订详实、论据充分的“地名考”：
镇山下五岳一等，南方镇山曰会稽，必其崚嶒突兀足为一方之表率者。今郡人咸指炉峰当之，夫炉峰乃会稽之支陇，特镇庙之所在耳，非镇也。必也其秦望山乎，秦望去炉峰十里余，高峰峻拔，自城观之，尊严孤峭，俨然南面。登其巅，众山环拱，俯伏莫之与京。所谓镇山，断在乎是。因始皇一登，遂专秦望之名，而镇山反隐，或曰：自炉峰南入数十里总名会稽山。余曰：然。然皆罗列连属，不足当侯伯之位，概谓之镇可乎？盖余尝游华岳矣，华岳高五千仞，三峰始名岳。宗土祠（三峰总 也）以下登岳道耳。其外百千峰峦皆岳之辅耳，不名岳也。会稽亦然。余故正秦望之冒，辟炉峰之讹，特表而出之，以明初封之意云。
李寄不从流俗以香炉峰为南镇，而是根据实际探访所见，结合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推断当以秦望山为是，其态度严谨而科学。李寄晚年整理其父游记，在“地学”方面的造诣更为精进。在友人管天祚（月衣）将赴贵州幕府时，李寄作《论贵省事宜》相赠，其中“觇形势”一节，对贵州地理形势洞若观火：
贵省为南龙老脊，其水南北分流。乌江陆广诸水北入川江，盘江程番诸水南入广西，偏桥镇远诸水东下洞庭，故地瘠民贫。而地形东下西高，关索岭查城高为最。若盘江、新旧二城为西南之锁钥，弹压诸苗；平越为东南之咽喉，藉通粮运；北以乌江为天堑。而毕节九星扼四川芒部五要之背，通宁、泸州诸处，古止小路，不通舟行，明东川侯曹震凿山通道，浚水行舟，遂为云贵通行之路。舟车辐辏，即崖有碑记其事。
李寄未曾到过贵州，但他整理《徐霞客游记》，阅读各类地志典籍，因此对当地地理极为了解。此外，李寄散失的著作中还有一部《舆图集要》（四十卷），由此也可看出李寄在“地学”方面的成就。
不过，在时人眼中，李寄的“史学”更值得称道。遗民对“史”具有天然的亲密感，存国史以存故国是不少遗民自觉践履的责任与担当。李寄对“兵学”和“地学”的研究，都离不开史籍，其编纂的《历代兵鉴》《舆图集要》等均可归为史学范畴。《天香阁随笔》中，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李寄对明清之际史实的记录。其中记载洪承畴、李定国、黄得功、郑成功等人的条目，记录下明末的战争局势；记载江阴城殉难士民的条目，为江阴八十一日的相关史实提供补充的材料；记载时人遗文逸事的条目，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历史的不同面貌。当然，李寄在著史时，虽是站在遗民的角度，却带有极其强烈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其《西施山戏占》诗有一段小序，亦收录在《天香阁随笔》中：
鲁监国之在绍兴也，以钱塘江为边界。闻守江诸将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当是时，余固知其必败矣。丙申入秦，一绍兴娄姓者同行，因言曰：余邑有鲁先王故长史某，闻王来，畏有所费，匿不见。后王知而召之，因议张乐设宴，启王与各官临家。王曰：将而费，吾为而设。因上数百金于王。主乃召百官宴于庭，出优人歌伎以侑酒。其妃亦隔簾开宴，余与长史亲也，混其家人得入见。王平巾小袖，顾盼轻溜，酒酣歌作。王鼓颐张唇，手象箸击座，与歌板相应。已而投箸起，入簾拥妃坐，笑语杂沓，声闻簾外，外人咸目射簾内。须臾，三出三入，更阑烛换，冠屐交错，傞傞而舞，优人官人，几几不能辨矣。即此观之，王之调弄声色，君臣儿戏，概可见矣。何怪诸将之沉酣江上哉。期年而败，非不幸也。余登西施山实感此而作，言戏而意则苦矣。
李寄记录下鲁监国的“逸闻”，实际上为的是揭示南明鲁王政权抗清失败的根源。李寄的目的是存史以资警策，但面对南明诸政权的逐次覆灭，他仍免不了“意则苦矣”。对明末及南明历史的记录，出于李寄作为“遗民”的自觉，对前代史的议论则可看出李寄的卓识与苦心。李寄《偕隐集》有《咏史四章》，分咏汉初的张良、韩信与三国的周瑜、鲁肃，其议论多出前人所未发。如其论张子房博浪刺杀秦皇一事，认为“是子房之意，在于动天下之心，而不在于死始皇也明矣”。前代苏轼《留侯论》认为张良刺秦一事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李寄反苏轼之意，强调张良此举的象征作用，认为“子房谈笑一击，以明秦不足畏，由是陈胜项羽起兵”。这一议论当是李寄鉴于明末局势，希望有人倡义仗节所发出的呼吁，然就其议论而言，实不愧卓论。而李寄评价鲁肃“余尝论子敬肃雍谨厚，竟似三代以上人物，孔明之亚也。今观其智识器量亦在周公瑾之上”，亦当为时事所发。在李寄看来，鲁肃借荆州与刘备，是具有全局观的智谋之举，“容一玄德而敌曹操”，最终取得的效果是“安全吴”。联系到清军入关后的局势，南明势力与清军势力、农民军势力，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三足鼎立”。而在这种局势下，南明势力也需要全局视野，审时度势，才能扎稳根基，徐图恢复。或许这是李寄未言明的苦心。
李寄在兵志史地方面的造诣，代表了李寄作为“学者”的成就，也满溢着李寄的“遗民”心血，可三叹焉。
当然，李寄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重新整理了其父的游记。徐霞客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去世，前此曾嘱家中塾师季梦良整理其游记。季氏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十二月完成游记的整理工作，但在乙酉难中，季氏整理的游记稿本惨遭兵燹，后季氏虽再次整理，然而已非全帙。李寄深痛于游记之难，于是多方搜求，希望能够恢复游记原貌。徐镇《李介立先生小传》记载：“（李寄）尝徒步往义兴史氏求霞公游记遗册，手辑之。”陈泓的记载更加详细：“后三十年先生蘖子李介立先生，访得骏甫本于宜兴史氏……乃其书又仅四册，已非全文，故缺者仍不可完。仅于改窜涂抹中，得于太华颜洞及《盘江考》数记，以录入季本，兼为订正讹误而已。”李寄为整理编订《徐霞客游记》付出巨大心力，其稿本实为游记的“诸本之祖”。虽然李寄整理的《徐霞客游记》稿本在乾隆时期即已不存，但作为游记诸本的重要源头，对于游记的保存、流传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李寄整理《徐霞客游记》是出于对父亲事业的保护与继承，更是出于保存游记这本“第一奇书”的文化自觉，从中亦能看到李寄一贯的使命与担当。
李寄也把精力投入到乡邦艺文的辑录上，《天香阁随笔》中有不少条目是李寄记录江阴文人的轶文逸事。《天香阁随笔》卷二：“徐仲昭先生讳遵汤，晚号十借居士。攻古文词，颇得曾王之妙。遇人恂恂，若不能出诸口。下笔则滚滚数千言，风驰浪涌，若古人所谓成诵在心，借书于手矣。诗尤高雅，钱牧斋极雅重之，比于国初之王原吉……庚戌秋日得仲昭山中三字韵诗十七首于邻僧，备录于此。”徐仲昭为江阴著名诗人，也是李寄族叔，去世后诗文多不行于世，李寄于偶然中得见徐仲昭的十七首诗，忙录于其笔记中，以表敬仰乡贤、珍重文字之意。同书卷二：“尹淡如工书，喜以意为之，初仕中书舍人，与钱牧斋同年而最相好……辛亥春，偶得其手书诗稿一册，字画清劲，兼李北海虞秘书之妙。其小诗风雅有致，裴迪钱起，不是过也……”李寄得到乡邦先贤尹淡如的遗墨，亦不胜叹服。这些记录反映出李寄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乡土责任感。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七十二岁的李寄走完了他的一生。李寄去世后，友人夏世名将其葬在山居庵母亲墓侧。这位历尽苦难的“山人”终于可以安息了。
李寄是徐霞客诸子中声名最著、成就最大者，李寄的诗文创作及其生平经历，均有巨大的学术价值，相关领域的研究还有待于有志者进一步深入。
作者简介：刘喻枫（1997-），男，湖北汉川人，绍兴文理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通讯方式：刘喻枫 电话：13035189807（微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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