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若干质疑
蔡崇武
2019年年初，我在无锡《徐霞客与当代旅游》上，读到了张兴华先生的《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一文，我感到很震奋，因为数年前，我在江阴的《徐学研究》上，曾读到过江阴陈锡良的《徐母王孺人身世考略》一文，他认为王孺人是江阴璜塘人，而今张兴华先生提出王孺人是无锡嘉乐堂人，这显然是与陈锡良先生完全不同的新观点，因此，深深地吸引了我。无锡徐学界的一些朋友也为此欢呼雀跃。但是，当我对该文细细研读后，却产生了不少疑问。本来，张兴华先生在文章中表示：“现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因为古代名、字、号、别号等称呼混淆，加上女人无名等原因，有些疑问还一时难以查清。”我想，张兴华先生一定会有后续的文章，来解读这些疑问。但是等了两年多，未见张兴华先生对这些疑问的解读。因此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几点质疑，直接提出来向张兴华先生请教。
一
张兴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他“过去一直以为她（王孺人）是江阴城内人，其父王城东是滨江大族”，“原因在于陈仁锡作《王孺人墓志铭》时，误把无锡江阴巷当成江阴，少了个巷字。”这是张兴华先生把王孺人说成是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后人的第一个立论依据，也就是说陈仁锡的误判，使他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对张兴华先生的这一观点，我觉得很值得商榷。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陈仁锡是否了解徐霞客的家庭情况，尤其是对王孺人的身世是否知道，会不会在写作时出现这样简单的明显的差错？二是陈仁锡知道不知道无锡的江阴巷？
陈仁锡（1981~1636），他是江苏长州（今苏州）人，他比徐霞客年长6岁，是徐霞客的好朋友。陈仁锡与徐霞客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对徐氏家族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徐霞客在筹建晴山堂时，陈仁锡就专门写了赞美徐霞客的五世祖徐一庵的纪念文章。不仅如此，后来又写了《晴山堂记》。文中特别提到了“辛酉六月，澄江徐振之谒九鲤仙祠，问母寿”的情况，还引用了徐霞客当时谒九鲤仙祠时的两处诗句：“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和“门无俗客惊罗雀，幽涧追随但老樵”，热情地称颂了徐霞客的“孝感”，赞扬了由于徐霞客对母亲的尽心照顾，使得“（王）孺人病疸寻愈”的令人喜乐之事。文后的落款，用了“通家眷生陈仁锡记”，这里的“通家”，意义很特殊，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它说明两家人家是有密切往来之人，这初看，似乎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但实际上反映了徐霞客与陈仁锡不仅有着深厚的友谊，而且有着不一般的不是亲戚而胜似亲戚的关系。正因为陈仁锡与徐霞客家有“通家”之谊，所以在徐母王孺人病逝后，徐霞客请陈仁锡写了《王孺人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里，陈仁锡一开始就这样写道：“余与罗济之戚而善，济之有快婿曰徐。”这种写法，突破了一般《墓志铭》的常见格式，突出了陈仁锡与徐霞客的非同一般亲密的关系，目的是借此说明，这篇《墓志铭》里的信息是可靠的，是值得信赖的。不仅如此，他还这样写道：“余尝观秋圃晨机图，问机上人，仲子母也。”这充分说明，陈仁锡是曾亲自到过徐霞客家，还赏阅过：“秋圃晨机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陈仁锡在这篇悼文中还写到了王孺人年幼时在无锡遇到倭寇的情况，王孺人提醒母亲华氏，一起机智地躲过了一场灾难。因此，陈仁锡称赞王孺人“以是多母识且孝。” 像陈仁锡这样能写出了王孺人年幼时碰到倭寇经过的，在所有纪念王孺人的文章中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陈仁锡绝不可能连王孺人是江阴人还是无锡人，这样简单的问题也搞不清楚。
那么，是不是像张兴华先生所说的那样：是陈仁锡“误把无锡江阴巷当成了江阴，少了巷字呢？”我认为，这也是绝不可能的。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原文是这样写的：“按状：城东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在这一段文字中，根本没有提到江阴二字，虽然“澄江”是江阴的别称，但引文的原则，是要忠实于原文，原文是“澄江”就不能改成“江阴”，这一点是基本规范，但张兴华先生为了引出无锡的江阴巷，就无端的说陈仁锡错把“江阴巷当成江阴”了，硬是用张冠李戴的方法，否定了陈仁锡关于王孺人出身的原始论述，这样的做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实，陈仁锡说得很清楚，王孺人就是澄江（江阴）一个大族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城东王公”，至于“城东”是王孺人父亲的名字，还是指江阴城东部，这都可讨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陈仁锡认定王孺人是江阴人，而不是无锡人，这是他个人的观点，难道不允许他发表吗？
那么陈仁锡知道不知道无锡的江阴巷？张兴华先生在介绍王城东这一人物时，说王城东（？—1565）“出生于无锡江阴巷”。王城东死于1565年，那一年是明嘉靖44年，这说明，江阴巷在明朝时就有了。那么这符合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呢？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018年3月6日，一个自称小张的作者，在综合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锡布码头传奇——历史亮点后面尘封的秘密》。他在文章中详细地考证了无锡布码头形成的历史，着重对江阴巷作为布码头形成时间等情况作了阐述。他说：“无锡为布码头这一说法，不见于无锡地方的正史如历代《无锡县志》、《锡金县志》等，仅见于清代无锡一位儒生对当时徽商行话的记载……”，这位儒生就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黄卬，他的著作《锡金识小录》。作者在阐述了无锡布码头的种种情况后指出：“无锡形成布码头，有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它起于康熙年间，至所谓的同治中兴时落幕，历时近200年，将之说成起于明代，是缺少根据的臆断。”他还指出：“那时，布行巷（布码头的中心地带）附近，还出现了一个江阴巷，那是江阴棉花商人店铺麇集的地方，它与布行巷一样。是无锡布码头商品经济大潮的地名方面留下的痕迹。”这一段资料说的很明确，无锡的江阴巷是清朝康熙年间，随着无锡布码头的兴起才兴起的。作者接着指出：“作为无锡布码头‘心脏’的布行巷、江阴巷，在明代还没有出现，我们在明代的无锡县志中找不到它们，这两个地名始见于清代《康熙无锡县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我也发现，无锡有些作者认为明代就存在江阴巷了。例如江南大学邬秋龙先生在《徐霞客姐夫王畸海诸事考》一文中说：“王畸海是无锡嘉乐堂王氏或称东里王氏第十四世。嘉乐堂王氏原居于无锡城北的江阴巷，后因嘉靖年间倭寇之乱，田宅被毁，迁到城东今崇宁路小娄巷一带。”这里说，嘉靖年间就有了江阴巷。然而，仅管这样，江阴巷在明代还没有进入无锡县志，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在明代的江阴巷并不是很有名的。正因为这样，作为苏州人陈仁锡怎么会知道无锡还会有这样的一条小巷子呢？我认为，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此，张兴华先生说：陈仁锡“误把无锡江阴巷当成江阴，少了巷字”，这一说法纯粹是无端推测。相反，恰恰因为陈仁锡不是无锡人，不知道无锡有什么江阴巷，这正说明陈仁锡没有受到过任何干扰，他写的才是历史的真实。
二
张兴华先生在批评了陈仁锡把所谓“无锡江阴巷误写成江阴”之后，就开始向读者介绍王孺人的父亲王城东（即王重道）的情况。他写道：“……王城东（？—1565）出生于无锡江阴巷，其父兄曾是嘉靖年间的双进士，在莲蓉桥边有‘父子进士’牌坊，誉满锡城，成为钜室。”这里，他不仅介绍了王重道有显赫的身世，还特别强调了王重道是“出身于无锡江阴巷”。但他没有说明这一依据何在，相反在后续的文章中，说“江阴巷也被焚毁，后迁东门小娄巷”。于是我查了无锡名门望族系列之九：嘉乐堂王氏的资料。这份资料作者是王义簪，写得比较详实。作者先介绍了嘉乐堂王氏的历史演变情况，他说：“宋朝以前，全国王氏有二十一支。嘉乐堂王氏是属太原支。北宋年间为避北方战乱，南迁江东，定居浙江绍兴府嵊县。元元贞二年（1296）又自绍兴嵊县迁居无锡。王昇为本支王氏迁锡始祖，世居无锡北门一带。……聚居地称‘王氏庄’。”“明万历年间，王氏置宅于城中小河上16号（现崇宁路46号）小娄巷中段。”“该地明初属谈氏‘万备堂’，后易为王氏‘嘉乐堂’。雍正四年（1726），归秦氏。”这一段介绍，清楚地告诉我们王氏家族演变历史，同时说明了王氏迁居无锡的历史，王氏住宅的位置就是在小娄巷。接着又介绍王氏这一宅第清朝时的演变，最后作者才介绍说：“王氏老宅小娄巷后门斜对面是王賡宅弟，小娄巷横街、凤光桥、中市桥、江阴巷等地聚居着王氏50多户人家。”读了这些历史资料，我对张兴华先生说王城东（王重道）是无锡江阴巷人有三点质疑：一是从无锡嘉乐堂介绍来看，王重道应该是无锡小娄巷的人，怎么会变成居住在江阴巷呢？这里有何历史依据？二是张兴华先生说：“江阴巷也被焚毁，后迁东门小娄巷。“当然这里迁到小娄巷的人是指王重道，那么，江阴巷是何时焚毁的？王重道又是如何搬迁的？这一过程怎么不作交代？三是既然江阴巷里居住着王重道这样的大户人家，后又无故焚毁，这样的重要的历史变革，为何无锡多部县志里没有记载？既然县志没有记载，那么嘉乐堂的家谱里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在张兴华先生的文章里，除了王重道是否住在江阴巷，我充满着疑窦，更重要的是，张兴华笔下的王孺人，究竟是不是徐母王孺人，这更值得探讨。
说来真巧，不久前，我看到江南大学邬秋龙先生的《王忠纫与徐霞客交谊考述》，在这篇文章里，他也讲到嘉乐堂的王孺人，其中介绍王孺人的父亲王重道时说：（王重道）“娶兴道（今无锡惠山区玉祁前洲一带）望族华氏（1516—1540）。为王氏妇八年，凡五产子，三男皆不育，惟二女在。续娶邹氏（1543—1584），生王化行、王化远及徐霞客母王孺人。”邬秋龙先生说王孺人的母亲是王重道续娶的邹氏。对邬秋龙先生这一段记述，我十分不解，因为邹氏1543年才出生，算她17岁嫁人，也要到1560年才可能与王重道结婚，就算1561年开始生育，因为生过三胎，王孺人是第三胎，按一年一胎算，也要到1563年才会生王孺人。王重道是1565年去世的，按张兴华先生说的，王重道要求在他去世前两年把女儿嫁出去，那么，王孺人一出生就嫁给18岁的徐有勉，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按照邬秋龙先生所说，王化远是邹氏的第二儿子，而王化远出生于1555年，那年邹氏只有12岁，而且王化远还有个兄长王化行，那么邹氏只有10到11岁时就生育了王化行，这可能吗？因此，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王化远的母亲邹氏的出生年月搞错了，她应该早10年左右出生。但即使这样，王孺人作为王化远的妹子，她必定在1555年以后出生，到1563年出嫁，那时她只有8-9岁，在现实社会中，存在这样的可能吗？邬秋龙先生是个知名的学者，把王孺人母亲邹氏的出生年月误写可能是一时失误，但，王化远的出生年月从多方证实是正确的，因此，作为王化远的妹妹王孺人决不可能8-9岁就出嫁给徐有勉。邬秋龙先生决非有意要证实这样的历史事实，他是在论述王忠纫和王化远的论文中，无意涉及了王孺人的事情，因此，我觉得更为真实可信。
当然，张兴华先生关于王孺人的探讨，早于邬秋龙先生。他在介绍王孺人时强调了三点：一是指出王孺人是王重道的第二个夫人华氏所生。他这样写道：“（王）重道生平有两位华姓妻子，因前妻早亡，后娶继室。王孺人为继室所生。在王氏辈分中属化字辈。”这里说了王孺人母亲是王重道后娶的继室，而且姓华。说王孺人为继室所生，这是否合乎历史情况，值得探讨。关键是下列几点：（1）这个姓华的继室何时被王重道娶回？有何历史依据？（2）这个姓华的继室，生育了几个子女？王孺人为何时所生？（3）这个姓华的继室的生卒年月怎样？这一切，都是判断这个王孺人的关键信息，为何偏偏被张兴华先生忽略了呢？二是张兴华先生说“华氏身体较差，在王重道死前2年，就把17岁的女儿嫁于江阴马镇南旸岐徐有勉（即霞客父）为妻。”据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记载：徐霞客出生于1586年，他说：“是年先生之父有勉，母王孺人均年四十一岁。兄宏祚已二十岁。”而张兴华先生说的华氏出嫁是哪些一年呢？王重道是1565年去世的，去世前2年，应是1563年出嫁，那时她是17岁，那么这个王孺人应该是1547年出生。而徐霞客父母是同年的，1586年是41岁，应该是1545年出生，显然张兴华先生说的王孺人差了2岁，这有力地证明她不是徐霞客的母亲。那么张兴华先生为何不干脆说王孺人是1545年出生，这样就和徐有勉同年了。这样做，虽然可以鱼目混珠，但有个问题无法解决：王重道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个姓华的妻子，1540年病逝，按照古代的规矩，王重道必须为前妻服丧三年，这样，王重道后娶华姓妻子只能在1543年以后。那么，大儿子就算王重道娶后一年即生，那也已是1544年，小儿子再快也得1545年出生，那这样，作为小妹的王孺人最早也得1546年或以后出生。这样才合乎历史上的规矩，也至少才能使人相信。更何况，据邬秋龙先生考证，王孺人的二哥王化远出生于1555年，作为小妹的王孺人怎么可能早于哥哥10年出生呢？三是张兴华在论述了王孺人的问题的后说：“现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因古代名、字、号、别号等称呼混淆，加上女人无名等原因，有些疑问还一时难以查清。不过王孺人属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女孩是可以肯定的，他父亲王重道和母亲华孺人也基本可以肯定。”张兴华先生这种坦率的态度是很值得学习的，但读了这个说明我仍有疑问：（1）张兴华先生说“有些疑问还一时难以查清”，请问具体的有哪些疑问，能否公开出来？这里是否涉及到王孺人？如果涉及到王孺人，这些疑问又是怎样解决的？（2）张兴华先生说王孺人的“母亲华孺人也基本可以肯定”，那么邬秋龙先生考证说，王孺人的母亲为王重道继娶的邹氏，究竟是华氏呢？还是邹氏？为何会出现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3）张兴华先生说“王孺人属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的女孩是可以肯定的”。我认为这样的肯定毫无意义，因为关键是要证实他说的王孺人是不是徐霞客的母亲。据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里记载，作为徐霞客之母的王孺人“倭譬避之锡山。”而且在文章里还写到“孺人既折箸，为公娶妾，获季子，自之锡山。”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到王孺人有亲戚在锡山，但并没有直接说王孺人就是锡山人。因此，王孺人可能是江阴人，也不排除她可能是锡山人。然而，无锡嘉乐堂在无锡城内小娄巷，它不仅与江阴，也与锡山风马牛不相及，我深信，张兴华笔下的王孺人虽确有其人，但她决不是陈仁锡笔下的王孺人，也决不是徐霞客的母亲。
三
关于徐母王孺人，《徐霞客游记》一书中，在纪念王孺人八十寿辰时，有很多记载，这是我们了解徐母王孺人的重要窗口。在这些文章里，几乎一一致肯定徐母王孺人是个知大体、识大局，尤其善于耕织，能顾恤童仆的优秀的劳动妇女。例如，陈继儒在《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中，他这样称颂王孺人：“母（指王孺人）无他好，好习田妇织，又好植蓠豆，雍溉疏剪，绞绳插架，务令高蔓旁施。绿荫障日，辄移纬车坐其下。每当蕃实垒垒，则采撷盈筐，分饷诸亲族，余即以啖卯孙。”这里的王儒人完完全全是个农家妇女，她不仅熟悉多种农桑技艺，而且心地善良，关心周边乡邻。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在《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中写道：“孺人布衣妇，乃知文章为可贵……”，他直接称她为“布衣妇”，这标志着王孺人非贵族家庭出身。晚明文坛盟主李维桢在《秋圃晨机图引》中也写道：“（王孺人）而性故好艺植，好纺绩，十亩之间，五亩之宅，环篱种豆，抽条引蔓，布丝成帏。凌晨起，取纺车置蓬下，豆实垂垂，机声轧轧，数十年如一日也”。李维帧和陈继儒一样，赞美了徐母王孺人爱好艺植，勤于耕织的优良品格。对王孺人类似的赞颂还有不少，这里不一一例举。这说明徐母王孺人爱好耕织，乐于助人的品格是从小养成的，尤其是多种纺织技巧，不经过长期实践，是无法掌握的。特别是陈继儒把王孺人称为“布衣妇”，这告诉我们，王孺人很可能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不仅如此，还有个更有力的证据，就是董其昌在《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中这样称颂王孺人，他说：“布衣之豪动九阍，家声不泯余乃孙。”他明确地称王孺人为“布衣之豪”。《现代汉语词典》，注释：布衣，古时指平民（平民穿布衣）。董其昌与徐霞客有着密切的交往，他应该是了解徐母王孺人的情况的，作为当时的大文豪，也决不会错用词语的，这进一步证明徐母王孺人应该出身在一个平民家庭，她的许多劳动习惯还表明她继承了一个“布衣”家庭的优良传统从小养成的。因此，我认为：张兴华先生说的王孺人决非徐母王孺人。张兴华先生笔下的王孺人，出身于豪门，“其父兄曾是嘉靖年间的双进士，在莲蓉桥边建有‘父子进士’牌坊，誉满锡城，成为钜室。”这是官宦之家，决不是“布衣”家庭；这个王孺人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决不会像徐母王孺人一样，能精通纺织、艺植等农家手艺。这样的王孺人，陈继儒也好，董其昌也好，决不会把她称之“布衣之豪”。因此，我认为张兴华笔下的王孺人，虽然是临近江阴的无锡城内人，但与徐母王孺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
正如我在前文所提及的，在《徐霞客游记》中，有些篇章还集中记叙了王孺人的事迹，这是我们了解王孺人的最为可靠的窗口，例如陈仁锡的《王孺人墓志铭》，她在这篇文章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最真实、最形象、最具体的王孺人。这个王孺人与张兴华先生笔下的王孺人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我前边提及了王孺人母亲家可能在锡山，不是在无锡城中小娄巷，其实除此以外，还有几个疑点可以考察：一是陈仁锡写道：“孺人年最幼，与母华过姻家杨……”，这里的“姻家”，是指联姻的亲戚，张兴华先生说的王孺人的母亲是也姓华，那么，她有没有姻亲姓杨的呢？二是陈仁锡接着写道：“孺人料寇至，又急父食乏绝，趣母入城。”这里说的“父食乏绝”，父是指她自己的父亲，如果像张兴华先生说的那个王孺人，她出身无锡“钜族”，她的父亲住在城中小娄巷，是个当官的人，家里肯定有帮佣之人，怎么会出现“父食乏绝”呢？很显然，陈仁锡所说的王孺人的父亲不是个当官的人，更不是什么无锡城里的“钜族”。三是，上述引文最后一句：“趣母入城”，这充分说明，王孺人母女本来是在无锡城外行走，发现倭寇后往城里逃，这说明王孺人的母女原本住在城外，进入无锡城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是张兴华先生说的那个王孺人应该写成“趣母返家”。这些看似小节，但生活小节最能反映生活的真实，因此，我坚信，张兴华先生笔下的王孺人决不是徐霞客的母亲。
四
张兴华先生在《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一文中，最后一部分集中介绍了王忠纫、王孝先、王受时三兄弟，并宣布经他考证，王忠纫即三兄弟中的王永吉。对张兴华先生这一考证，我对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表示高度的敬意，但因为王永吉是王重道的重孙，而徐霞客与王永吉又走得近，关系亲密，就认为徐母王孺人是王重道女儿，这一结论值得推敲，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猜想。
目前，据一些专家的考证，尤其是江南大学邬秋龙先生的研究，证明徐霞客家与王重道的孙子王畸海有亲戚关系。邬秋龙先生在《徐霞客姐夫王畸海诸事考》一文中，经过考证，认为王畸海是徐霞客的姐夫。而王永吉（忠纫），则是王畸海早世堂弟王宁一的儿子，由于王宁一仅活了三十岁，儿子王永吉、王永嘉都是王畸海和徐孺人培养了他们。邬秋龙先生这一论述，肯定了王畸海、王永吉与徐霞客家的亲戚关系，我认为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正如邬秋龙先生在文章最后自己说的那样，“还有诸多问题可供研究和推敲。”他举了一个例子“如王畸海与徐霞客的关系，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徐霞客的姐夫和忘年密友。但是不是徐霞客的舅表兄，即是不是王孺人的亲侄子，亲上加亲，则有待更多的资料加以论证。”这里邬秋龙先生实际上说了两个问题，一是肯定了王畸海是“徐霞客的姐夫和忘年密友”，二是认为王畸海“是不是徐霞客的舅表兄，即是不是王孺人的亲侄子，亲上加亲”，则要更多资料来加以论证，也就是说，这一层亲戚关系缺少实证。我认为，邬秋龙先生的态度是科学的，值得尊敬的。虽然关于王畸海的问题还有些疑点需要探讨，但正如我在前文所述，嘉乐堂的王孺人决不是徐霞客的母亲，这一点是肯定的。因此，徐霞客的姐姐嫁给王畸海，就不存在“亲上加亲”。
最后，张兴华先生热情洋溢地支持无锡在小娄巷建“东海贤母”祠，对张兴华先生这种热情，我十分感动，但在徐母王孺人出生地没有得到确认前，这样做，未免操之过急。我认为，最好待徐母出生地在得到大家确认后，这时再建也不迟。不过，建贤母祠的同时，必须同时建有徐霞客的塑像，因为没有这样的贤母，就不会有受人尊敬的徐霞客，但是没有这样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谁会知道有这样的贤母呢？
2021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