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家传》与中华文明
胡金玉
中华文明是指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
细读《徐霞客家传》，一股清新、浓厚的中华文明气息扑面而来，激荡心扉。家谱小传，从徐锢至霞客公孙子徐建极，共十九世祖。其中凡传记、序、跋及墓志铭者，每一代皆弥漫着正直、豁达、仁义、济世之美德。对我，是一种学习，是一种品赏，增进了对徐家世代美德的了解。她是徐氏一个家庭的传承，在我眼中，《徐霞客家传》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无论是人物举止上的落落大度，人物语言上的通达普世，具体行为上的慷慨担当，以及思想道德上的正直敦厚，无不散发着堂堂华夏子孙高尚的人格与道德，尤其是在忠诚、大义、正直、勤俭、孝悌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对华夏文明的继承与发扬，尤为突出。
一、忠诚。忠诚是从政和做人的首要条件，不管是封建王朝还是现代社会，从国家利益到民众大事，都少不了“忠”字的维系。徐霞客家谱中记录的先祖，走仕途的颇多，称得上是官宦世家。从一世祖徐锢，二世祖徐克谊，到五世祖千十一，又八世祖徐直，九世祖徐麟，至十一世祖徐颐，十四世祖徐治，十五世祖徐衍芳，不管官职大小，均为朝廷谋过事，出过力。又因为徐家子弟世传具有聪慧伶俐的本性，办事认真利落的作风，深得当时朝廷的信任。尽管各朝都有奸佞者作恶作乱，诬忠良，扰朝纲之事也时有所闻，但在徐家世祖十二代仕宦，历经宋、明两朝，长达近三百年时间中，从未有过一人一事有悖于国，有悖于民，实乃中华之忠良世家！
1、良好的开端。良好的开端是影响后世的关键。徐氏一世祖徐锢，时任高宗时期的开封府尹。在金人入侵，北宋将亡，山河一片破碎，徽宗、钦宗被俘，一百六十多年的大宋皇朝岌岌可危，行将就木的衰落时刻，徐锢没有改变其对拯救危亡局面的信心，仍然追随“靖康之难”中侥幸活下来的高宗“移驾浙江”，辅助皇家重振山河。忠于国家的诚心，昭昭如日月可见。
2、尽人臣之忠。二世祖徐锢之子徐谊，宋乾道八年进士，曾任文安尉、浙西常平、右司、左司郎中、临安知府等职，官至太常丞，协助正职掌管宗庙祭祀事务。徐谊不仅聪明能干，正直果断，且头脑清醒，极富政见。出于纠偏扶正的需要，他敢于向皇帝直谏，赤胆忠心，让人仰之，赞之，叹之。
宯宗在位时，凡事都要亲自裁决，官员只是奉旨行事，下级更是诚惶诚恐，左顾右盼。针对这种一人独专，百官沉默，万马齐喑的局面，徐谊对孝宗说：“若是则人主曰圣，人臣曰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他大胆地建言，像这样管理朝政，只有你皇帝一人是圣明的，你的臣子都是愚笨的，那么谁还能与你共同建功立业呢？又说到乐制问题，他回答皇上：“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其大意是，如果皇上迷恋音乐，就会骄奢淫逸；如果官员迷恋音乐，就会变得贪图享乐，朝廷整个风气就会江河日下。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徐谊那一颗为了南宋朝廷能够偏安江南，可以不顾自身安危，犯上直言，不怕杀头，冒死进谏的忠心。
在重臣之间，徐谊也同样表现出臣子应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拳拳忠心。孝宗驾崩，新皇帝还未登基，管理祭奠的右司不敢做主，百官的孝服也没有缝制，在这种情况下，徐谊及时与少保吴琚商量，请太皇太后临朝，并扶持嘉王代祭，保持了朝廷的稳定。当时，赵汝愚为右相，因受到韩侂胄排挤，韩结党上疏“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赵汝愚一时情绪低落，忧心忡忡，履职不力。徐谊用书信的形式责备他的不作为行为：“自古人臣为忠则忠，为奸则奸，忠奸杂而能济者，未之有也。公内虽心惕，外欲坐观，非杂之谓欤？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指出，作为人臣，忠臣就是忠臣，奸臣就是奸臣，忠、奸集于一身是不可能的，也从未有过的。你现在内心充满戒备，想保持忠诚，但表露出来的却是隔岸观火，这难道不是忠奸相杂的表现吗？意思是要赵汝愚在孝宗去世新帝未立这关键时刻，不应过多考虑自身得失，应该承担起宰相的责任来。
宁宗即位，徐谊升迁为检正中书、门下诸房公事，兼权刑部侍郎。后官场沉浮，在任隆兴知府任上去世，谥号“忠文”。可见朝廷对徐谊的耿耿忠心也是十分赏识的。
3、只仕大宋不仕元。五世祖千十一，只仕大宋不仕元。他生于宋末，做过承事郞（文官二十三阶，正八品）。南宋灭亡，干脆辞官还乡，隐居梧塍里，宁为处士，坚决不做元朝的官。并感叹道：“家世仕宋，即不能为留侯、豫让，又岂可作王、魏哉！”他以汉代忠良留侯张良和春秋末期智伯家臣豫让，誓死为主的事例，表白自己忠于宋朝的节气，而鄙视西汉篡权的王莽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因为历史上王、魏被认作是篡逆之臣。
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太史公宋濂夸赞说：“扰扰之际，一绳莫维；岌岌之下，一木难支。所以先生飘然去之。览辉之凤，岂樊笼之可羁；奋天之鸿，岂网罗之是罹。卓哉先生，其四皓之徒欤？”“四皓”，指秦末汉初的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黄石公崔广四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因不满秦始皇的暴政，辞却官场，一起长期隐居商山，皆皓須白首，且品行高洁。宋濂以“四皓”比喻千十一公，赞扬了他与祖辈对大宋皇帝的拳拳忠心。
以后的六世祖，七世祖承袭家训，决不仕元。八世祖徐凉生于元末，仍不仕元。徐家男子，才学鹤立，能做官，做好官，却因为宋朝的灭亡，断然不向元朝低头，以绝仕之举，表明了徐家对宋朝的眷念与无限忠诚。
4、为大明江山再次出仕。 直到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广招人才，收纳贤能，徐凉在洪武初年，才又发挥出徐家男儿的才能，“贲光发艳”，戍边滇南，“终葬其地”。这悲壮的一幕，也同样表明了徐家世代忠良，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的优良传统。接着九世祖徐麟于洪武（中）被举荐出使巴蜀，出色完成任务后返还京都，却“乞求归田”。经朱元璋同意，辞官回江阴梧塍务农，收租纳税，上交国家，从物质层面为国分忧。洪武帝称之为“足国于家，是亦为政”。“是亦为政”，说明朱元璋明白，徐麟不愿继续做官，愿意回乡从事农业，为朝廷交粮纳税，屯粮积银，同样是为国出力，辅助朝政。于是他成为唯一一个立了大功，即将提拔重用而婉拒，不求高官只要求回乡的人。陈敬宗说，自明以来，除了本中，再无第二个人。以此而言，徐麟出使巴蜀也好，回乡务农也罢，都是尽心尽力在为国家出力，而这份忠心也得到了当朝皇帝的认可。
二、大义。也正是因为有了徐麟九世祖的辞官还乡，重视农耕，辛勤劳作，徐家家业才得以更加兴旺、更加殷实。田亩广连，仓廪充盈，不仅被推举为税长，同时也成了江南名副其实富甲，“列郡甲胄之家”。
1、捐粮赈灾，救济贫病。本中公身高体长，“生而轩卓”，“素有大志”，“富而好礼，见义必为”，他既继承了先祖的忠诚爱国之心，又发扬了徐家乐而好施的仁义之德，不管是当地民众有难，还是朝廷有急，他都当作自己的一种责任，尽力相助。为人极好，声誉极高。影响最大的一次是捐粮救灾，获得一片赞扬。正统辛酉年间，大饥荒，农民家中无粮，国家空仓。朝廷下了劝分令，意思是希望有余粮的富足人家捐粮救灾，帮助国家渡过困难。五世本中公当即把两个儿子景南、景州叫到跟前，说：“粟不可不储，复不可不散。不储则难以展德，不散则易以致殃。吾有余而人不给，非仁也，况天子有命乎？亟散之勿后。”两个儿子按照父亲的吩咐，每人各拿出四千斛粮食，共八千斛，合四千石，输送给国家粮仓，以备国家调拨，救济灾民。有司通报朝廷，皇上下诏书颁奖，“旌为义民”（挂匾表彰）。族人乡人无不称道，都以徐家的大义美德为荣，整个乡里洋溢着喜悦之情，更有乡绅纷纷效仿，民风日臻淳朴。
后于景泰年间再次捐粮赈灾，朝廷再次嘉奖，官拜七品。
在本中公的教诲下，景南、景州“恪遵庭训，务农重谷，读书好礼，敦行孝悌，重义轻财”，家业越来越大，越来越富裕。而他们的德量也超乎一般常人，义举不断，接济穷困成了他们的义务。农户婚丧，如有困难；孤寡贫病，需要接济，必出手相助，倾囊倒囷，毫不足惜，不图名利，不求回报。声誉极好。
三公子景高也是一位豪杰之士，虽年少于两位兄长，没有得到皇上的封赏，三十年后，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开辟荒土，广植谷粮，其富裕程度不亚于两位哥哥，而且同样“克富而仁”，重仁义，轻财物。景泰年间，江南又一次发生大饥荒，景高毫不犹豫，捐出两千石稻谷给有司，已补充粮食不足，帮助国家救济灾民。有司受以冠带，以示表彰。
2、修补交通，造福桑梓。十一世祖徐颐，号一庵，景南长子。少年练习书法，写得一手楷书，老师是少卿黄养正。“英宗朝，入中书科，掌诰敕。三载，拜中书舍人，直文华殿，出入勤慎。”后因病回乡，不再复出。在家侍奉双亲，勤俭开拓，家境富足。他秉承父辈义举更为慷慨，不仅经常资助贫困，千金散尽毫不吝惜，更让人感动的是，如遇到有欠债的农户因贫困交不出租子的时候，不管数目巨大，纵有数千石之多，他一概全免，权当捐献。所以钱福称赞他是“玩世之东方，市义之孟尝”，一点也不夸张。
县城南面的大道上有一座永安桥，年久失修，被潮水冲垮，无人修复。一庵公自掏钱财，买材料，请工匠，出巨资，修葺一新，恢复了交通。家乡其他地方有此类情况，他也这样，修桥补路，为民造福，多不可数。
3、出资助学，培育后人。一庵公曾请名师在家开办学堂教授子弟。除了自己家人，亲戚、朋友，不管亲疏远近，只要后生聪慧伶俐，勤勉肯学，他全都接收，出资培养。有两位山东兄弟，名叫韩普、韩智，也来就学，一庵公只见一面，就认定这两人日后必成大器，立即收授。三年后，两兄弟连登进士。一庵公的眼力超群，非一般可比。又因他的慷慨助学，为朝廷培养了两位人才。
公之弟徐泰，生前官职为荆门守，卒于任上。一庵公不仅为弟办理治丧事宜，对于遗孤侄子，照顾，关心，读书，教育，如同己出。
一庵公教育子弟，其宗旨也是不离仁义，重品德，戒骄奢，勉勤俭，远声色，成为育人之典范。李东阳在其墓志铭中高度评赞曰；“独君教子之笃，可以为世法矣。”
三、正直。这是徐氏家谱中人表现出的又一人格魅力。二世祖徐谊，官职不是很高，但是皇帝近臣，执掌宫中文书，天天和重臣打交道，参与朝廷重要事务。而皇帝身边除了忠心耿直之士，自古也不乏奸诈忤逆之徒。徐谊深喑此中交往，表现尤为突出，立场尤为鲜明，光明磊落，从不做首鼠两端的事。
1、不近奸佞。 当时朝中宰相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韩自恃功大，而感觉赏赐太轻，怨恨渐生。徐谊对汝愚说：“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后汝愚请退，宁宗也已答应。韩自以为得逞，更加无视规矩，随意出入宫中禁区，而赵汝愚身为丞相，却根本奈何不了他。对徐谊而言，此事本可不管，但出于朝廷的安危，也出于自己人品的耿直，对于韩的嚣张跋扈，忍不住直面相叽。韩感觉徐谊在排斥他，就主动去拜谒，并希望徐谊能回访他，和他保持友好往来，以方便出入宫中，结果大失所望，徐谊根本就不理这个茬，并因此结下梁子。徐谊之刚直不阿形象跃然纸上，赢得后人一片称颂。
2、亲抵外侮。徐谊的正直还体现在抗击金兵、阻止外敌入侵上。徐谊当时任建康府知府，兼江、淮制置使，官职不很高，可地方军政大权一手在握。当金兵南下，一路骚扰，屯驻濠州（今安徽凤阳）等待议和期间，更是掳掠不止，平民时时不得安宁。后与宋军遭遇，打了个平手，再次向江南推进，约有十万人马靠近建康（南京）。在这非常时期，徐谊亲自不分白天黑夜的来回安抚巡查，更加严密地防备，随时做好抵抗的准备。
他的爱国情怀和不向外敌屈膝的刚毅正气，给后人树立了榜样，也深深烙上了中华文明的印记。
3、民间包拯。徐谊的正直正派一代代传至九世祖徐麟这里，从官场到民间，又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徐麟“奉使川蜀”，功成千秋，却不愿留在朝堂高升重用，恳请回乡之举，连朱元璋都佩服夸赞他是称帝以来，遇到的第一个不为高官厚禄所迷恋的人。对待民间的矛盾纠纷，徐麟爱管，肇事者也服管，且一以贯之公正、正直的作风与态度，槪不夸大别人的错误，却一定会当面指出其错误所在，摆事实，析原因，讲道理，使错者心悦诚服，即使事情过后，也服服帖帖，不留后遗症。俨然一个民事调解的包大人。平日里，他“尊贤敬宾”，“择善与交”，和他来往的都是乡里的贤士贤达。他又好客，待友真诚。又乐施好善，族人乡亲有难，他必定竭力相助，不考虑花费多少。他这种正直又重义气的品质同样也是华夏文明的一种体现。
4、友善清官。其子景州，不仅与兄景南一起“旌为义门”，也曾当过承事郞一职。家境富裕，慷慨大度，义举不断，且喜欢干预不平之事，也不怕得罪上司，即使知道会遭遇不测，会损失财产，也在所不惜。县丞张廷纲，因为办事多为百姓着想，得罪了当道者而被罢免。景州带着许多银两追到江口相送，赠与盘缠说，我知道你清正廉明，没有余钱可带回家的。张不受，景州竟然要把银两投于江中，以表示自己不是有意对张清白的玷污，而是让张县丞知道有人了解、明白其所作作为和清白。张对他的真诚、正直表示钦佩，说“君诚厚，不愧山阴叟矣。”
5、顺乎民心。 江北有马驼沙，非本地人集居。他们“阻江而俗悍”，欠租不还。有司无奈。当时尚书周文襄巡抚江南，他了解徐氏家人的德与能，便将这桩难缠的事务交给了景州。还没有超过一个月，滞纳的税收和债务全部偿还。沙人认为此地为沙滩，受江水冲刷，地段不同，收成不同，出产也不能稳定，希望当地管理部门上诉此情，要求均衡以对。谁来给他们反映这一诉求呢？他们仍然委托景州替他们办理。他们说：“节庵公不仅懂我们这里的情况，以情纳税，而且公正无私，我们都只听他的命令。”于是，这里得到治理，没有一个反对者。
6、清廉为官。徐有造是十五世祖徐有勉的大兄弟，徐霞客的二伯公。自小颖异，幼负不凡，“弱冠声腾痒序”，后被荐拔，供职于国子监，自勉曰“丈夫可漫无建树，郁郁以老耶！”后“艺益精而名益播”，被选拔任豫章南昌府参军一职。到任后，建立规章制度，公正对待大小事情，凡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民风民俗焕然一新，上司极为赏识，升至西岭（今四川成都）履职，贤能之誉没有因为是治理边塞而有所下降，推崇、赞扬之声却不绝于耳。没有多久再次提升为云南盐司正举。此时的盐司一片混乱，盐官与商贩勾结，私自牟利，少数权贵成了奸商的保护伞，成了垄断寡头。徐公励精图治，苦心拨乱反正，“搜剔宿弊，纤厥渠魁”，“条陈封事千言，直指朱使君”。他不顾反对派的围攻报复，直接上书，要求革除弊端，严惩违法乱纪的黑首头目，还盐司一个廉明公正的清白名声。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乱象得以纠正，税赋得以收缴，局面得以稳定，百姓非常认可他的品德及功绩。
有位内侍依仗势力，打算在黑井旁别穿一井，以图牟利，公立即加以阻止，并上书以报，虽然自身受到骚扰，但终于通过商定终止了这一不正当行为。为纪念徐公的政绩和清廉爱民的高德，云南人民立生祠，塑金身，家家为之祭祀，以报答这位造福于民，有德有功的清官。
有苦于当地人民徒步涉水之艰难，徐公捐千金修筑桥梁，以利交通。寺阁倾倒失修，又花费重金整修，使千佛焕然一新。这些义举，让辖治下的缙绅大佬争相记颂，钦佩不已，（至今口碑与声名仍然昭著于当地百姓中），此事一直传扬到帝京，以致到任后又再次挽留。
待公从云南归乡，陪伴他一起的回家的，只是“一琴一鹤”，“箧具萧然”，除了一架琴，还有一只箱子而已。自己写了一首《归来》赋，和陶潜一样，日扫三径，会亲友，琴棋诗酒，过起了清净的田园生活。《民譜》卷五十五《提举养庵公传》称赞曰：“若公其人者，仕则慕君，处则慕亲，入世而能持世，出世而能持身，诚忠孝君子，有道仁人矣，是可法今传后也”。
7、清正无私。霞客的五叔公徐有登，李涞在《郡丞渐庵公传》（《民譜》卷五十五《传文》）中用九个“为~之奇”概括了他传奇的一生。其中的“此公为臣之奇也”，概录了他作为人臣，手握实权时的突出表现：一是为官目的，理念先进，“乃其志在经济，不在封殖”，就是说，即使经济收入有限，志在经世济民，不以盘剥增殖财富为目的。哪怕仕途不得志，但这是我的心志，不可改变。后授光禄丞，官职不高，可“手握四篆”。当时因选拔不到合适的人才，有些空缺就让徐有登一人包揽，所以他一人掌有四枚大印，管辖范围较广。他白天处理多方面有关民生的事情，晚上忙着清理各类文案。对朝廷要考虑如何节约开支，对黎民要体恤民脂民膏的来之不易。他的才识、能干为上司赏识，不久，擢升临兆府同知，“政声昭著，内安外攘”。他到任后，“洗沉冤，清积案，拯孤鹜，抑强梗，无虑千百；惩墨、锄奸、饬卒、输饷，冗务棼集，应手立办”。被赞为汉时之萧何。
在他任署正时，其秉公无私就已出名，即使是米、盐琐屑之事，也事必躬亲，从不敷衍塞责。也从不畏惧权势及显赫的宦官，也从不做谄媚、阿臾逢迎的事。对于署衙里一切财物，米粮，钱银，全都按照要求颁布执行，鼎力照办，超额征收的钱财和醢腊肉食品，一律按例收入官库，从不私侵。他说：“此商人命髓，吾忍入吾橐耶！”意思是，这些财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我怎么忍心私自装入自己的口袋呢？在临兆时，官大了，权重了，清廉的秉性没有变。有个地方叫两当，穷乡僻壤，商贾不通，百姓仅二十五家，原来的辖官每年征税五百银，三年以后，百姓几乎全逃走了。又有管理矿山的头目每年征收矿银一千八百两，人民苦不堪言，难以聊生。呈词送到徐公手里，他立即往上申报，革除时弊，裁减税赋，解救生民。不管是“议裁员，议将领，议民运，议营伍，议盐屯，议边粮，议家丁，议给饷等文，”都能洞察利弊，摸清情况，切中要害。原有的官员从来没有此等能力运筹帷幄，也没有这种能力有此担当。
这些仅仅是徐有登为官时的一个侧面，就从这一个侧面，留给后人的不是戴乌沙，穿锦袍，坐官轿的老爷，而是一个不贪不拿，公正无私，勤政为民的人民勤务员。在封建社会里有这样的清官，好官，当是朝廷的福音，堪称吏治之典范！“又为古之良吏之所不能及者。”
四、勤俭。勤劳节俭是我中华美德，也是每个家庭必须要具有的优良作风。“业精于勤而毁于惰”，不仅是指学业，对持家守业也有一份指导意义。事业、家业的成功，同样在于一个“勤”字，还要坚持一个“俭”。人常说“富不过三代”，原因就在于一代人创业成功了，第二代、三代就不“俭”了。而徐家能保持十九代诗书门第，富豪之家，其中很重要的支点就是世代相传的“勤、俭”家训。
徐家家谱从徐锢至前四代，秉持为官宦门第，到了五世祖千十一公，时代剧变，祖上一直为之效忠的大宋被元取代，因遵祖训，宁恪守高士家风也不为二主，遂弃官隐居于偏僻的江阴梧塍里，开启了从事农耕的隐世之旅。
到其子伯三，在梧塍“读书行义，身修家齐，生业寝广”家业既而兴旺。
1、勤俭致富，遂成望族。九世祖本中公徐麟本为布衣，明太祖朱元璋因初建大明，急需贤能之士辅佐。徐麟凭其德才被皇帝招为白衣使节，出使羌蜀安抚羌人，大获成功，褒奖加冕，封以高管厚禄，这在别人求之不得，一步登天的大好机遇时，麟不羡高官，辞请回乡，决心以广植稻粟、丰盈粮仓报答朝廷知遇之恩。
回到家乡，他在父辈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勤奋开拓，辟荒田，垦脊土，终使原田连阡，地达千顷，成为富甲一方的望族大户。每遇饥荒，慷慨捐粮千石，积极为国分忧；邻里党族抑或有难，即无偿资助相帮，不计回报，成为了乡亲们可依可靠的大后方，也成为乡亲们引以为荣的乡里富庶之家，被朝廷旌为义门。
又亲植花草，栽种梧桐、乔木，挖池种莲，修整家园，使庭院“池莲妥红，庭梧交翠。萃八荒于我闼，湛寸屙于太空”。把家园整饬得如同融入了美好的大自然一般。为“梧塍十景”的命名奠定了基础。
2、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徐应，字景高，本中公第三个儿子。其父下世时，他还年幼，而两个兄长皆因赈灾出粟而衣锦冠带了，可他仍与母亲一起生活，当然田地、房舍都不如两位兄长，母子两人节约花费，清苦度日。但他不甘落后，牢记“勤俭”之家风，艰苦奋斗三十年，开疆辟土，自强不息，终于有了与两位兄长持平的家产。当饥荒来袭时，他发扬家风，出粟两千石捐粮赈灾，同样受到朝廷重赏，赐以冠带，被乡里称为“豪杰之士”。但终因过劳过忧而壮年早逝。
3、十一世祖一庵公，虽为皇帝近臣，但非常谦和、淡泊。“起家素封，不自以为隆，而履俭以终。”《民譜》卷五十三《旧传辑略》《内翰一庵公传》：“教子必以义方，不奢服，不重肉”，“公性无杂好，庄矜严毅，不溺声伎，无诸谑玩好”。是赞扬他既为朝廷官员，家业又富裕，却不讲究吃，不讲究穿，庄严矜持，无声色爱好，一生简朴，直至终老。
文徵明《一庵公赞》曰：“起家素封不自以为隆，而履俭以终”。
祝允明《一庵公赞》曰：“禄而弗侈，富而不骄”。
都是称赞他虽为富家子弟，又兼官宦之身，却以简朴持家的优秀品德的。
3、孤儿寡母，节俭度日。景南次子生白，其妻顾孺人是一位勤劳的女性。丈夫荆门公去世时，儿子才三岁，孺人白天下地，并督促田间管理，晚上则亲自纺纱织布，辛勤劳作，恪守家业，督抚幼子。
徐经因遭遇官场舞弊案郁愤不平，英年早逝。其妻杨氏亦独撑门户，抚育幼子幼女。为守祖业，以不负丈夫嘱托，她竭力节俭节约，勤俭持家，凡能用的，能修的，一律不置新的，能将就就将就，能节省就节省，积攒下一铢一两，一寸一分，以求家业不致衰落。数十年来，水灾旱灾，荒年歉收，开支匮乏，既要应付府县各项支付，又要备好亲戚、家族里婚丧嫁娶的费用，虽说是大户人家，她一孤家寡人，也只能靠劳力劳心，省吃俭用来维持生计。
4、秋浦晨机，绿荫篱豆。霞客母亲王孺人是一位有远见，能吃苦，善经营，勤劳而又节俭的女中豪杰。丈夫豫庵公去世后的二十多年里，她一边带孙子，一边忙春播秋收，在自家门前种豆插篱，雍根疏剪，干旱浇水，大雨排涝，又自己绞绳搭架，使绿荫满棚，果实累累，把房前屋后开垦成了名副其实的蔬菜基地，亲朋好友都能分享到她的劳动果实。
除了种植搭架，旱涝管理，对于所有家务，徐母一应尽揽，管理得井井有条。譬如酿酒，煮饭，譬如砍树劈柴，譬如牛栏鷄埘，以及对此的棚顶上泥修补，等等。
她又善于纺织，一直坚持亲手经营纺纱织布，织出的布又细又白，闻名遐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绿荫架下已是纺机札札，书声琅琅，庭院一片繁忙，充满生机。
由于徐母的勤劳持家，虽霞客常年在外，家境一直还算富裕，面对霞客流露出“许身穹崖断壑之间”，不能尽儿应尽之责的愧疚心情之时，徐母不但没有半句怨言，相反鼓励儿子放心出游，不必忧虑。“儿无恙！吾贸布以易糈，摘豆以佐酒，卯孙从旁复诵句读，以挑汝欢，吾母子尚复何求哉？”
5、两粒桂圆，彰显传统。徐母的节俭堪称模范，我们可以从两粒桂圆的故事见证其一生的节俭。当初，孺人新进徐家之门，她知礼数懂规矩，在给太公（徐洽）沏茶时，特意在茶碗中放了两粒桂圆，以示孝敬。没想到作为大户的执掌人老太公竟以为这样做太奢侈了，把桂圆扔在了一边。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孺人，徐家的“节俭”传统也因此深深烙进了孺人的记忆里，直到终老，她一直深藏着这两粒桂圆，生前还把此事记忆犹新地讲给霞客听。张大复在《秋浦晨机图记》中针对此事称赞说：“故母年八十而神明不衰：其德俭也。”
孺人说过，“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忘，忘则恶心生。男女效织，愆则有辟，古之制也。”“《诗》曰蘋蘩，《礼》曰穜稑，后王君公之家且然，燕惰何以长世？”所以，在《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文中陈继儒老先生夸赞道“王孺人种豆离离，弄杼轧轧，此虽细小庞杂，其犹有《诗》、《礼》之遗意，公父文伯母之家风乎？”
故，徐母的勤劳、节俭，不是一时的兴致，而是她知书达理，理念源自于中华古代的文明。
五、孝悌。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弟相亲，对于一个家庭，是发达的象征，对于国家，是兴旺的标志。徐氏家谱相传十九代，家族庞大，人口众多，从族谱记载上看，尊老爱幼，兄弟友善这点也是非常突出，值得后人称道。
1、高士之风，相传不缀。徐谱称徐氏老祖为“南州高士”，高士就是志行高尚而隐居不仕的人。徐氏世代，即使出仕，也一直尊奉先祖“志行高尚”的家训，绵绵以传，从不违背，这是对祖宗最大的恭敬，最大的“孝”。从徐氏家谱所记载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传承十八代的亦官亦隐的曲线，这条曲线说明徐氏后人并非刻意追求世代做隐士，只要他认为哪一届封建王朝适合并具备徐家后人发挥才干才能的时候，他们就会尽力效忠当朝，忠心耿耿为之服务。当朝代更替，外族称雄，或仕途不顺，遭遇重创时，高士之风又尽展风采。而不管出仕、隐居，孝悌始终相随。
2、孝顺双亲，尊敬兄长。记载如六世祖伯三，字宣议。《宣议公赞》：“礼乐以律厥身，孝敬以事其亲。乐尧舜之道，为林泉之民。怀抱之中，盎然阳春。呜呼！公其今之古人欤？”尧舜之道，指的就是孝悌，就是善事父母，敬爱兄长。伯三继承其父千十一的梧塍隐居生活，遵循的就是侍奉双亲，友爱兄弟的家训。而其弟伯四、伯十也都效仿。《伯四小传》有记，“读书不仕，力行孝悌，乡邦称之。”伯十，字节干，《节干公赞》“道德是其所慕，山水是其所钟。一时高洁，千古清风。”《民譜》卷五十四《赞像》。
再如七世祖亨一、亨二，张伯淳《亨一公赞》：“既刚且仁个，不染势利，服诗与书，惟孝及悌，是其平生之所为也。”《亨二小传》，《山谱记》云：“笃孝，不仕而卒，”
又九世祖徐麟，一片孝心连朱元璋都被感动了。他在出色完成了朝廷使命后，倍受皇帝赏识，本可以居功高升，加冠进爵，风光无限，他却“事竣还京，以亲存乞归养。”谢绝了皇帝的美意，放弃了在别人看来求之而不得的难逢的升迁机会，只因回到家里侍奉双亲，或可为国储粮。连皇帝都觉得“自君而外，未能一二见也。”而他的两个儿子景南、景州，也相当的孝顺和讲义气，荒年赈灾，父亲的话就是命令，各捐两千石，言出必行。《隐君退庵公传》尚书胡公瀠序曰：“恪守庭训，务农重谷，读书好礼，敦行孝悌。------”而在梁粟《竹雪公赞》：“行仁则父为之式，尚义则兄为之率。”说的是老三景高，虽年龄最小，成年后，做事风格以父亲为楷模，以兄长为榜样，发奋追赶，创出一番业绩后，荒年捐粮，不输兄长。
霞客二伯父徐有造，官至云南盐运司正提举，人品一流，《提举养庵公传》称赞；“若公其人者，仕则慕君，处则慕亲，入世而能特世，出世而能持身，诚忠孝君子，有道仁人矣，是可法今传后也”。
而霞客公的孝更是尽人皆知，传为世谈。父遇盗，跣足奔救；于大故，哀毁骨立。“里人以稚孝称”。虽出游，而“游必有方”。堂兄仲昭言：“吾弟性至孝，每游，辄携奇花异草、碧藕雪桃归，为阿母寿”。母王孺人八十大寿，请眉公、苓石等名人作序，作图，几遍海内，又“悉以寿之贞珉”，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晴山堂石刻。母病，不食，霞客也不食；母寿终，“霞客日夜作孺子啼。”曾在母亲病重时，“吁天愿以身代”。“笃孝种种不可枚举，几贻讥于灭性矣。”
3、分家析产，兄和弟顺。徐家是江南富甲，家大业大，田产广连，屋宇多处，且子孙尚多，分家析产，是每一代人的大事。普通小户人家尚且有个多与少的不平之争，但在家谱记载中只有兄弟互谦互让之美谈，没有不公不平之争执。见如，徐经妻《杨氏夫人手书分拨》，三个儿子，治为长，分得祖居、房屋基地、船坊、市屋、池塘。老二洽，得旸岐祖遗庄屋一所，可住，但地窄屋少，不及祖居，故另补贴银两四千。三儿沾，分得沙山房屋基地，与洽一样，可以在祖居西园自行起造楼房，补贴银两四千，又未婚娶，再补贴二千四百。很明显，长子所得略优于弟弟，但二位弟弟均无异议。而作为兄长的徐治，当父亲徐经过世时，他尚且年幼，但恰非常懂事，“匍匐四千里扶梓而归”。二个弟弟方在乳抱，他帮着母亲把他们抚养长大，“友爱备至，宗党称孝悌无间。”
到了霞客的父辈，兄弟共有六人，霞客爷爷去世时，其父才十九岁。并且未曾留下遗产分割的任何交代，且这时的江南首富家道已经开始中落。怎么分？这是考验手足之情的关键时刻。然而，这事发生在徐家，祖辈有榜样，后人自效仿。经伯季六人商量，决定采用抓阄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单从分割的方法上看，就给人一种如兄弟几个在做游戏的感觉，完全没有一点紧张或争抢的气氛，兄长徐衍芳也完全没有挟身自重的举动。而结果也是出人意料：霞客父亲为老三，却一再得祖居正室，显然是优于弟、兄。可他坚决退让给长兄，自己要了偏东的一处开阔地，与妻子王孺人勤俭开辟，“竟复旧观”。堪为兄弟和睦的美谈。而于孺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也是相当慷慨，不存私念。霞客弟兄三人，一哥一弟，弟为异母生。霞客父亲临终嘱咐孺人，三子得产不可与两兄同等，但孺人却坚持均分，霞客和其哥服从母意，毫无争执。
综上所述，《徐霞客家传》留给我们的是：出仕，忠君爱国，正直无私；隐退，修身齐家，孝悌助民。这些优良的风尚在我国古代就早已有之。
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尧典》里，尧帝的行为作风就是楷模：他办事认真严肃，明察四方，管理有方；讲求诚信，恪尽职守，又能谦让；他发扬大德，使家族内部亲密和睦，又协调诸侯万邦，使天下民众都变得团结友好起来。
《皐陶谟》里，舜帝的大臣皋陶也说过：不要倡导安乐享受和贪得无厌，各诸侯国君都要兢兢业业-----。还规定了尊卑长幼的人伦准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法。
《尚书·盘庚下》中记载了盘庚的治国主张和对官员的职责要求，他告诫道，我将努力考察你们关注和敬重我的民众的工作情况。“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意为，我不会任用贪财的人，而会大胆地重用那些为民谋取财富的人，那些能养育民众并想方设法为民众谋求安居的人。这说的就是作为官员，就要廉洁，爱民，为民造福，不能有贪欲之念。
《洪范》大法篇，是箕子向周武王讲述的治国安民的方针，其中也提到官员要有“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就是说，作为官员，还要具备三种品德，即除了正直，既要有刚毅刚强的一面，也要有柔和柔顺的一面。
由此而知，《徐霞客家谱》的意义非同一般，传承了十九世的良好家风，正如宋、明朝大儒、名人在家谱传记中赞颂所言，具有古人之遗风，而其精华本源自于我古代的文明，实为民间稀有之家传！
(作者系江阴徐霞客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