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生活视野下的徐霞客
谭笑
《游记》所记徐霞客的日常生活，既有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有对传统士人生活情趣的坚守，《游天台山》所云“五更梦中，闻明星满天，喜不成寐”（四月初二日）、《游白岳山》所云“梦中闻人言大雪，促奴起视，弥山漫谷矣”（正月二十八日）等，俱是士人赏景怡情的常态表现；而《游白岳山》中“奴子报：‘云开，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的描写，更令人联想到李清照《如梦令》中“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等语所呈现的文人生活情趣。《游记》尤其表现出对徐霞客俗世生活的关注，其中“有大量的对旅游生活的记载”[1]。钱谦益所谓“其文字质直，不事雕饰，又多载米盐琐屑，如甲乙帐薄”[2]，最早指出《游记》在记载俗世生活方面的价值。本节拟从《游记》既零散又丰富的对衣食住行的记载，考察俗世生活里的徐霞客形象。
一、衣物与徐霞客敝帚自珍的形象
中国古人颇为讲究衣裳服饰，所谓“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是也；蒙书《千字文》中“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之语，更是将“服衣裳”与“制文字”的重要性等而视之，一旦“赤身跣足肉袒以见人，若非羞辱自己便是羞辱他人”[3]。但正如班固《白虎通》所云：“衣，隐也。裳，障也。所以隐形，自障蔽也。”衣裳是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且最基本的需求，一旦衣物丧失，人生活的困窘也就显而易见了。《游记》中很少记载衣物，可每每提及，总与徐霞客西行生活的艰难紧密相连。
（一）徐霞客多次接受他人的衣物馈赠。
第一次接受衣物馈赠，是在湘江遇盗后（二月十一日至十九日）。当时，徐霞客“身无寸丝”，多亏“邻舟客戴姓者，甚怜余，从身分里衣、单裤各一以畀余”；看到“顾仆赤身无蔽”，则“以所畀裤与之，而自着其里衣，然仅及腰而止”，幸而“旁舟子又以衲一幅畀予，用蔽其前”；见到静闻，对方“怜予寒，急脱身衣以衣予，复救得余一裤一袜，俱火伤水湿，乃益取焚余炽火以炙之”；株守金寓时，更是不无悲惨地称自己“自顶至踵，无非金物”。徐霞客虽有名士精神，但与魏晋时期佯狂避世的名士截然不同，他称自己“身无寸丝”，语气中既羞愧又无奈；而接受戴姓者、舟子、静闻及金祥甫等人提供的衣物，对他而言，既维护了一个正常人的心理状态，又可见他此时遭受的损失。
除遇盗这一特殊情况外，《粤西游三》记云：“菜斋师见余衣单，为解夹衣衣我。始可出而见风。”（十月初七日）又云：“黄君以绵衣、唐巾为赐。”（十一月十日）《粤西游四》记云：“陆君供具丰腆，惠衣袜裤履。”（十二月廿六日）《滇游四》又云：“唐君又馈棉袄、夹裤，具厚赆焉。”（十月廿三日）无论是僧人、官吏，都不仅仅在精神层面同徐霞客交往，于他生活中的困难也都倾力相助，或赠“夹衣”，或赐“绵衣、唐巾”，或惠“衣袜裤履”，或馈“棉袄、夹裤”。《游记》对此反复提及，既写出赠者对友人的真切关怀，更写出徐霞客处境的艰难，及对赠者雪中送炭之义的感激。
（二）《游记》多次提及徐霞客洗衣涤被之事。
《游记》对徐霞客洗衣涤被之事多有记载，如《粤西游一》记云：“留顾仆浣衣涤被于寓。”（五月初一日）又云：“返寓，易衣浣污焉。”（初八日）《粤西游二》记云：“以衣裈积垢，就溪浣濯。”（七月初四日）《粤西游四》记云：“日色皎然，遂令顾仆浣衣濯被。”（十二月廿三日）《滇游二》亦云：“浣濯污衣，且补纫之。”（五月廿二日）《滇游九》又云：“时日色亭午，解衣浣濯久之。”（四月廿三日）从中可见，徐霞客不但知道“日色皎然”时让仆人洗衣涤被，自己更是亲自“浣濯”、“补纫”，说明他懂得关心自己的俗世生活。
《滇游九》甚至提到徐霞客卖“褶、袜、裙三事”“以为行资”之事：
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携之袖中，计不能为界头返城之用，然犹可籴米为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无主，竟不知抛堕何所，至是手无一文。乃以褶袜裙三事悬于寓外，冀售其一，以为行资。久之，一人以二百余文买裙去。（四月廿七日）
从身无寸丝，到接受赠衣物，到洗衣涤被，再到售褶袜裙，点点滴滴俱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或遇到悲惨困境时不得已的选择，徐霞客都一一体验且记载在《游记》中。可以想见，随着旅程的增加，随着囊中越来越羞涩，徐霞客逐渐摆脱固有的清高的一面选择变通，却又能在变通中苦中作乐，可见其性格中乐观的一面。
（三）徐霞客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小气”。
在他人笔下，徐霞客之游“一杖、一襥被，不治装”[4]，似乎颇为不拘小节而愈见“奇人”的色彩。但《游记》中的徐霞客，则时常不经意间流露出“小气”的言行，在处理与静闻相关的事情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如《粤西游二》静闻病倒天妃庙后，六月十四日写道：“竟以囊被诒僧抵钱付去。”十六日云：“余并付钱赎静闻囊被。”十八日云：“欲以钱赎被，而主僧复避不即至。”十九日云：“静闻已至，其病犹未全脱，而被幞俱弃之天妃庙，只身而来。”至七月十六日又云：“促静闻往天妃庙赎所当被，竟不得。”徐霞客日日念及囊被无法收回，可谓不厌其烦，似乎其所重者不在静闻而在囊被。又如《粤西游三》写其听闻静闻去世、云白不为置棺时，还补充道：“不知所留银钱并衣箧俱何人干没也？”（十月初八日）给人一种“银钱衣箧”之重丝毫不亚于静闻的感觉。再如《粤西游四》中，为争取静闻的经衣等遗物，徐霞客反复与崇善寺僧、梁店主人周旋，一连六七日，甚至报了官，结果只领得戒衣、册叶。就所举数例而言，徐霞客毫不避言衣物、囊被诸物无法收回的不平之气，确乎写出他对这些物事的重视，不亚于对静闻及其后事的负责。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衣物之事上，徐霞客所表现出的“小气”与敝帚自珍的形象。由此，也反映出在财物有限而前途漫漫的旅途中，徐霞客对西行队伍、对自己负责的形象。
二、食宿与徐霞客随遇而安的形象
《游记》中的徐霞客践行了孔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主张，表现出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
（一）饮食与徐霞客的随遇而安。
徐霞客虽远离政治、投身山水，却同先贤们一样重视日常饮食。所不同的是，先贤重视日常饮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5]，徐霞客则只将其视为日常生活实实在在的一部分，甚至典卖衣物后第一件事就是“沽酒市肉，令顾仆烹于寓”（《滇游十》五月廿七日）。日常饮食中所见徐霞客随遇而安的态度，大致可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考察。
一方面，徐霞客旅途中的就餐地点不定。徐霞客时常在寺观、旅店、民家、友人家等提供住宿之所就餐，或自己炊饭，“仅在可住宿的地方，由仆人或徐霞客自己动手做饭的记录就有70多次”[6]，如《粤西游一》记云：“二病俱僵卧不行，余无如之何，始躬操爨具。”（六月初九日）或他人款待，如《黔游一》云：“抵白云庵，主僧自然供餐。”（四月十五日）《粤西游一》记云：“庆宇之母，已具餐相待。”（五月十三日）有时在饭馆、面肆等饮食点就餐，如《浙游》记云：“与王敬川同入歙人面肆，面甚佳，因一人兼两人馔。”（十月初九日）有时在旅途中就餐，如《粤西游二》记云：“余先每入一岩，辄以所携龙眼、饼饵箕踞啖之。”（七月十三日）《滇游八》记云：“无从市米，得面为巴而啖之。……啖所存巴。”（三月廿五日）由此可见，对徐霞客而言，无处不可以就餐。
另一方面，徐霞客的饮食种类多而杂乱。有日常的主食如米饭、冷饭、泡饭、粥、面食、杂粮、糕点等[7]，如《粤西游三》记云：“顾仆至，令与舆夫同餐所携冷饭，余出菜斋师所贻腐干啖之，腹遂果然。”而粥最为常见，如《游黄山日记》记云：“主僧曰智空，见客色饥，先以粥饷。”（二月初六日）《粤西游二》记云：“因顾仆病不能炊，余就粥肆中。”（六月十八日）有平时难以得见的荤食，如鸡，《粤西游三》记云：“余乃以所致生鸡畀僧代养，买蕉煮肉，酌酒而醉。”（十一月初七日）《滇游七》记云：“有生鸡大如鹅，通体皆油，色黄而体圆，盖肥之极也。”（二月初六日）如小鲫，《黔游一》记云：“市小鲫佐酒……中街市人颇集，鱼肉不乏。”（四月十九日）还有各地方野味，也多为徐霞客充饥之用，如《粤西游一》记云：“余自大鼻山刘家炙得观音笋，即觅一山篮背负之。路拾蕨芽、萱菌可食之物，辄投其中，抵逆旅，即煮以供焉。”（闰四月十八日）观音笋、蕨芽、萱菌等可能为当地特色食物，或为贫苦人家食物，而偶得观音笋之美味，为徐霞客的饮食提供了些许乐趣。从“觅一山篮背负之”、“可食之物”、“煮以供”等用语，仍可看出徐霞客还是将其用于充饥。又如《滇游十二》记云：“先是余从途中，见牧童手持一鸡葼，甚巨而鲜洁，时鸡葼已过时，盖最后者独出而大也。余市之，至是瀹汤为饭，甚适。”（八月二十日）所云“甚适”既有对汤之美味的赞赏，也是对有如此美味作为食物的感叹。总的来说，徐霞客的日常饮食虽种类看似丰富，但较为杂乱，且多用于充饥果腹。
徐霞客对日常饮食虽能随遇而安，可面对绝粮困境却并非坐待周济，而是想方设法弄到食物。《黔游一》记云：“余令随夫以盐易米而炊。”（三月二十八日）选择“以盐易米”方式解决暂时饮食问题，以及卖褶袜裙换饭，都是主动的一种体现。徐霞客的主动，在滇游期间的三次绝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滇游十》六月二十四日记：“绝粮。”《滇游十一》七月初五日记：“又绝粮。”十七日记：“晨起绝粮……空腹行。”与孔子陈蔡之厄时以精神之满足充腹中之饥不同，徐霞客毫不讳言自己的困境，以期获得食物。第一次绝粮时，徐霞客听说友人要“设酌招余”，立刻作书婉拒：“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饱数日也。”（六月廿四日）说明徐霞客对自己处境与需求的清醒。第二次绝粮时，徐霞客立即“作书寄潘莲华……且与潘索粮”（七月初五日），甚至走出去希望能找到食物：“不及待，往拜吴氏昆仲，不遇……余夙闻马元中有兄居此……至是问主人，已归城，庄虚无人。”（同前）拜访有希望获得食物的人家都不值，只得“煮大麦为饭”，“强啮”。可他仍积极出去寻找食物，直到遇见马元康，对方一见“即为投辖，割鸡为黍”，且“瀹茗命醴，备极山家清供”。这令徐霞客不胜感慨：“视隔宵麦饭粝口，不谓之仙不可也。”（七月初六日）第三次绝粮时，徐霞客也是靠主动向友人提出困难，才使情况有所缓解。徐霞客在绝粮期间主动求食，又说明他在随遇而安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意识与变通意识。
（二）住宿与徐霞客的随遇而安。
明代王士性曾云：“归、巴郡邑僻小残径，不足供过客之履，携家行者，苦于日不完一站则露宿，少停车之所，又荒寂无人烟聚落，故行者仍以难之。”[8]指出穷乡僻壤之地求宿的困难，而这恰能磨练出行者的随遇而安，徐霞客即是如此。
徐霞客惯于在条件相对艰苦的自然山水间过夜。有宿于岩穴间者，如《粤西一》写到徐霞客等人夜宿山洞：“山洞中多蚊，无帐睡不能熟。”（五月十五日）虽不能熟睡，但蚊虫的叮咬毕竟还是能可以忍受的。有宿于泊舟中者，且比宿于岩穴间更为寻常，徐霞客自浙江出发，直到粤西境内，曾多次连续多日宿于泊舟之中，如《浙游》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写道：“饮至子夜，乘醉放舟”、“饮至深夜，乃入舟”、“泊于半塘”、“小酌余舟……夜半乃别”、“泊于江东之小桥渡侧”，直到二十四日在陈眉公处托宿。也正因为时常夜宿泊舟，缺少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才会在湘江遭遇盗贼的劫掠。而徐霞客选择宿于泊舟中，乃是因为长江中下游水路交通发达，舟船不仅能提供运输功能，还兼顾了食宿的功能，对他而言更为合适，至于其他诸如安全方面，似乎并未成为他的主要考虑因素。
徐霞客托宿之所的条件往往很差。其托宿之地，或住禅房寺庙，或宿于祠堂，或宿于民居，或投宿逆旅，或借宿友人家，或托宿驿站等等。有时能住进居住条件较好的地方，如《粤西游四》在三里城，“下榻东阁，阁在署东隅，乔松浮空，幽爽兼致”（十二月廿六日），环境可谓清雅；又如《滇游五》除夕夜所住莘野楼，“其楼东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两峰，甚舒而称”（十二月三十日），可称住所之佳者！然而其托宿之处，大多数条件并不如意。或因投宿被拒，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环境更恶劣的地方，如《楚游》四月初七日，先写借宿岩下人家时，“有一人当门拒客，不入纳”，似乎充满敌意；在徐霞客苦苦恳请下，才有“屋侧一小户中容留焉”，“而室甚卑隘，猪圈客铺共在一处”。又如《粤西游二》记云：“山雨复来，谋止宿其处而村人无纳者。村杨姓，俱闭门避客。”（七月二十二日）徐霞客不得不选择在舂舍间度夜。虽然这两次都最终没住进条件差的地方，却仍足以说明其托宿地条件之差。或因找不到投宿地，不得不选择居住环境恶劣之所，如《滇游二》中徐霞客听说有营房可宿，等真正入住之后，才发现“营中茅舍如蜗，上漏下湿，人畜杂处”，环境十分不堪；可营兵却犹然沾沾：“使不遇余辈，而前无可托宿，奈何？”（八月十七日）可见错过投宿之后，住进环境恶劣之所，乃是常有之事。
徐霞客尽管处处表现出随遇而安的态度，可有时非常在意托宿的环境。《黔游一》记云：“得一堡，强入其中，茅茨陋甚，而卧处与猪畜同秽……令人反忆土蛮竹栏为上乘耳。”（四月十八日）《滇游三》记云：“所投宿者，乃新至之家，百无一具。时日已暮，无暇他徙，煨湿薪，卧湿草，暗中就枕而已。”（九月初六日）又云：“入白马庙，庙敝甚，不堪托宿。乃东过骈沓石崖，从村庐之后，问宿于灵云山僧。”（二十八日）《滇游十》记云：“得茅二龛在峡间，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数龛，乃下陟深坑，攀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龛，则架竹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爨卧，俨然与粤西无异。”（五月初六日）从“意不便”、“土蛮竹栏为上乘”、“无暇他徙”，到“敝甚不堪托宿”、“ 隘鄙不堪宿”，均说明在徐霞客眼中，虽然无处不可安身，但对托宿环境仍有一定要求；因为无法改变，也就随遇而安了。
从上述分析可见，食、宿是与徐霞客旅途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两件事，食、宿条件的好坏参差并未难住徐霞客。《游记》反倒通过对食宿的记述，摹画出徐霞客随遇而安的形象。然而，随遇而安并不表示他对食宿条件的认同，相反，他对更好的食宿抱有很大的希求，这又反映出其不安现状的一面。
三、行程与徐霞客消极负面的形象
在他人心目中，徐霞客表现出了积极正面的形象，性情开朗、不畏艰辛、敢于冒险等，《游记》于此也多有体现。然而，《游记》也记载了徐霞客性格中消极的一面，一遇到困境、不如意之处，就会本能地表现出来。这在行程中有突出表现，且随行程的增加而愈加明显。
（一）当自己或同伴生病以致跬步难行时，会流露出消极情绪。
徐霞客一行自出发后极少生病，湘江遇盗却使得徐霞客、静闻、顾仆相继病倒，无形中耽误了许多行程。《楚游》对此多次提及，或云“余病怯行，卧崖边石上，待舟久之，恨磨崖碑拓架未彻而无拓者，为之怅怅”（三月初十日），或云“余卧病舱中，与媳妇觌面而过”（同前），徐霞客因病导致行程中最为重要的游览无法进行，不得不“怅怅”；或云“整束行李，为明日早行计，而静闻、顾仆俱病……二病俱僵卧不行，余无如之何”（六月初八、初九日），或云“与二病人俱殊益闷闷”（十一日），因静闻、顾仆生病，行程多次出现滞留、迂回等情况，《游记》多次写出徐霞客因此而“无如之何”、“殊益闷闷”的心态。
静闻病重后导致行程屡止不前，尤使得徐霞客流露出更多消极情绪。《粤西游二》六月十四日记，徐霞客为病重的静闻雇了肩舆后，“先独行，拟前铺待之”，途中却多次停步等候静闻的消息，或云：“行者共憩树下，候静闻舆不至。问后至者，言途中并无肩舆，心甚惶惑。”或云：“遇来者，问无乘肩舆僧，止有一卧牛车僧。始知舆人之故迟其行，窥静闻可愚，欲私以牛车代易也。”于是，“心甚惶惑”的徐霞客开始寻找静闻，“出南门，随途人辄问之，有见有不见者”，先后找过开元寺、千佛楼、三官堂、天妃庙等地，才最终找到静闻，则徐霞客的心境情绪可知，难怪会认为：“静闻虽病，何愚至此！”以徐霞客对静闻之敬重，及静闻在湘江遇盗时的无畏表现，若非其消极情绪受到激发，绝不可能发出如此慨叹。不仅如此，待徐霞客看到静闻“被襆俱弃之天妃庙”（六月十九日）、“与庙僧交以言侵余”（十八日）、“与僧相侵弥甚”（同前），二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至其在南宁放弃病中的静闻时，虽是忍痛割舍，却也流露出“心如死灰”的情绪：
静闻复欲索余所买布履、衡茶，意甚恳。余语静闻：“汝可起行，余当还候。此何必索之今日乎！”慧禅亦开谕再三，而彼意不释。……时日色尚高，余展转念静闻索鞋、茶不已，盖其意犹望更生，便复向鸡足，不欲待予来也。若与其来而不遇，既非余心；若预期其必死，而来携其骨，又非静闻心。不若以二物付之，遂与永别，不作转念，可并酬峨眉之愿也。……入崇善寺，已日薄崦嵫。入别静闻，与之永诀。（九月廿三日）
永诀前二人恰好相处一年，相互间已建立起深厚情谊。《游记》此处所云“汝可起行，余当还候”，言外之意即若起行不得，便不能再候；所云“余展转念静闻索鞋、茶不已”，“不若以二物付之，遂与永别，不作转念，可并酬峨眉之愿也”，则是将以往情谊暂且搁置，各奔前程。徐霞客于此表现出的狠心与无情等消极情绪，似乎可视为徐霞客的负面形象，应当成为批评他的依据。可若考虑徐霞客所云“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则可看出行程对他的重要性，而静闻本不在其计划之内的。
（二）当行程受阻或被有意耽误时，也会流露出负面情绪。
行程受阻如《粤西游三》，由于边地既有土官之乱，又有交夷、莫夷入侵，徐霞客行进不得，负面心理遂不自觉表现出来。或云“中夜余梦墙倾覆身，心恶之”，或云“意欲返辕，惶惑未定”，或云“以前途艰阻，求大士决签为行止……似有中阻，不识可免大难否”等等（十月廿八日），备写其在行程受阻时表现出的焦急无奈、惊惶犹疑的心理。
行程被有意耽误，如觅夫担行李，面对担夫坐地起价或抗拒，徐霞客总是表现出无奈，虽或强迫对方成行，或遂了对方意愿，双方都不情不愿。《黔游二》记云：“候夫虽有至者，而恶主代为掯价，力阻以去。下午得骑，亦重价定之，无可奈何也。”（五月初八日）《滇游十二》八月初五日记云，起初对方“索价甚贵，强从之”，等起行时，“以一饭包加其上，辄弃之去，遂不得行”。徐霞客对担夫的需求是迫切的，可一旦得不到，就容易出现消极情绪。又如看到同伴不将西行之事放在心上，徐霞客则会抱怨不已。《楚游》写道：“（静闻）欣欣以听经为得意，而竟忘留日之久”（四月十六日）、“以静闻久留而不亟于从事，不免征色发声焉”（十七日）、“促静闻往候王，而静闻泄泄”（十九日）。静闻遇到讲经者欣欣得意，本无可厚非，然而其忘却“留日之久”，不免耽误了行程，难怪徐霞客“征色发声”，不满之色溢于言表。
（三）当行程中遭到对抗时，则会罕见地采取强力之举。
在《粤西游三》中，徐霞客因持有马牌，可随村征用村民为役夫，而村民表现出的消极对抗十分明显。一方面，役夫数量与规模逐渐缩小，从最初“两肩舆，十夫”，到“止八名”、“少二名，以妇人代担”、“半以童子代舆”，到“止六名”、“复少一名”，到“尚少三人”，到“有夫两人、马一匹”、“以马代舆”，最后马、舆俱无，只有“二夫肩行李”，递减趋势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场景：
装行李，呼夫速去。及饭毕，而夫哄然散，无一人矣。盖余呼其去，乃促其起程，而彼误以为姑散去也。饭后，令顾仆往催其家，俱已入山采薪，更订期明早焉。（十一月初六日）
也许真是出于误会，却未尝不是村民对役夫差事某种程度的消极对抗。再一方面，徐霞客与役夫之间连连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其间他几次采取了强力之举。如面对众夫的“哄然去”时，总是“执一人絷之”；检查行李发现“失二鸡”时，“仍絷前夫不释”，直到村人承诺召鸡；当役夫无法征用时，也是“执一夫絷而候之”。他所以屡屡“絷夫”，实是无可奈何之下不得已之举。而面对役夫近乎达到顶峰的对抗，徐霞客的举动也更为强力：
其处深茅没顶，舆人又妄指前山径中多贼阵，余辈遥望不见也。……时及麓，舆夫遂哄然遁去。时日已薄暮，行李俱弃草莽中。余急趋旧州……抵前发站老人家，己昏黑，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老人妇卧暗处作呻吟声。余恐行李为人所攫，遍呼人不得。久之，搜得两妇执之出，谕以无恐，为觅老人父子归，令取行李。既而顾仆先携二囊至，而舆担犹弃暗中。已而前舍有一客户来询，谕令往取，其人复遁去。余追之执于前舍架上，强之下，同顾仆往取。久之，前所遣妇归，云：“老人旋至矣。”余令其速炊，而老人犹不至。盖不敢即来见余，亦随顾行后，往负行李也。半晌，乃得俱来。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余谕以不责意。已晚餐，其子跛立，予叱令速觅夫，遂卧。（十一月廿五日）
虽是强力之举，可文中所用“执”、“谕”、“强”、“叱令”等词，强力色彩并不浓重。徐霞客与粤西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形象的负面色彩，也成为论者批评他的主要依据之一。可若考虑徐霞客此时正处于担虑之中，舆夫遁去，行李弃于草莽中很可能被人攫走，他表现出的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反应。论者虽不应为贤者讳，却也不能过分苛求，尤其不能不顾事情的前因后果而过分指摘。[9]强力之举也表明，随着旅程的增加，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遭遇与挫败，徐霞客在面对复杂的人类社会时，越来越表现出普通人的一面。
以上通过衣食住行等方面，对世俗生活里的徐霞客形象进行了分析。“普通的生活……构成了人物形象塑造的另一个侧面。也许作者自己从未想过自我塑造，但他的参与意识却使自己不自觉地进入了角色。作为一个非凡的人物，又作为非凡的旅行，他的一举一动都产生了意味。”[10]这正是《游记》对主体人物形象书写的成功之处，其成功源于《游记》毫不回避对徐霞客世俗生活的关注，丝毫不吝惜笔墨，这使得徐霞客的形象真实可感。
[1] 王小舒：《〈徐霞客游记〉的美学价值》，《求是学刊》1993年第1期。
[2] 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1282页。
[3] 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4] 钱谦益：《徐霞客传》，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1282页。
[5] 重视饮食与文化的关系，可视为中华文明独有特色。如《礼记•礼运》云“礼之初，始诸饮食”，且礼器中如鼎、彝、爵、尊等均是食器；孔子曾以“觚不觚，觚哉”喻说自己的政治抱负，庄子更以“卮言日出”形容自己的说话方式，这些都明显是饮食事物在思维活动中的延伸；而以饮食论治，则无论儒家道家都十分看重，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即此之谓也。参见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第23－40页。
[6] 张 勇：《徐霞客旅行中的食宿问题研究》，《江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后文关于就餐地点的分类，亦参考此文。
[7] 参见庞毅明：《徐霞客旅途饮食考察》，《徐霞客研究》（第1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39－243页。
[8] [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71页。
[9] 可参考陈锡良：《驳所谓徐霞客的“污点”“劣迹”》，《徐霞客研究》（第18辑），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年，第180－192页。
[10] 王小舒：《〈徐霞客游记〉的美学价值》，《求是学刊》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