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游圣最后的旅程
――纪念徐霞客悲壮东归380周年
唐汉章
中国历史上不乏旅行者，汉代张骞肩负政治军事使命出使西域，前后13载，行程三万里，开辟了丝绸之路；司马迁为编写《史记》三次出游，足迹几遍全国；唐玄奘身负皇命西行，历尽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柳宗元、王安石、苏轼等宦官文人，游名山大川只是借景抒情，以诗言志，发泄对现实的忧患与期望。而徐霞客与他们不同，他的游不是为游而游，为的只是作科学考察而游。他没有仕途期望和政治志向，有的只是要“问奇于名山大川”，纠正志书图经之谬误。他冲破封建科举制度、封建传统观念和世俗偏见的束缚，抛却传统科举致仕的人生道路，特立独行，以性灵游，以驱命游，成就了他的千秋伟业。
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正月，双足俱废病重的徐霞客，由丽江土知府木生白派出的八个身强力壮的纳西族兄弟抬着，坐荀舆离开鸡足山悲壮东归，踏上返乡之路，这是他人生最后的旅程。历经一百五十日至楚江，黄冈侯大令为其具舟楫，六日而达京口，遂得生还。京口即今镇江，知其由长江转入京杭大运河，回到马镇南旸岐家中，时已六月夏日。
徐霞客此次的旅程，确实带有悲壮色彩。“悲壮东归”一说，是云南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为纪念徐霞客诞生420周年，云南省徐霞客研究会对设在昆明西山杨升庵祠徐霞客纪念馆重新布展，便增加了“悲壮东归”的内容，还请雕塑家创作了“悲壮东归”群雕场景，生动表现了徐霞客与友人告别时的情景。
徐霞客自崇祯九年（1636）九月十九日离家作西南万里遐征，此时已历五个年头，整整三年五个月。足迹遍及今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行程万里。其间曾三次遇盗，数次绝粮，历尽千难万险。出发时一僧二仆同行，返还回时孑然一人。先是仆人王二仅到浙江金华，因吃不了苦便不辞而别，还顺便偷走了银子。再是湖南衡阳湘江遇盗，财物尽失，险遭杀身之禍，静闻受伤，最后圆寂于广西南宁崇善寺。最为令他伤心至极的是仆人顾行的逃跑，主仆二人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三载有余，最后弃他于万里之外。若是没有木增知府竭尽全力的支持，没有纳族兄弟不畏艰难的尽心尽责，没有黄冈候大令悉心具舟，病重的徐霞客要回到家乡，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带回了多年写下的日记而没有流失在外，让人们了解他一生科学考察成果与贡献，精神之伟大。否则要永远被人误认为是二流子、浪荡子和败家子而成为反面教材。一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游记文学家将永远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由于徐霞客自崇祯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以后日记的缺失，以后的行踪除了吴国华所撰《徐霞客圹志铭》、陈函辉《徐霞客先生墓志铭》和钱谦益《徐霞客传》等提供的信息外，便没有更多的史料，至使留下诸多疑题无法解开，成为几百年来学界争而未决的难题。一如崇祯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以后日记的缺失，是徐霞客当时病重没有写，还是在明清鼎革时毁于战火；再如徐霞客东归路线，简要情况我们是陈志中获得的。陈函辉撰墓志铭和钱谦益作的传，是在霞客病故以后，有关归程情况也许是听家人所说，吴国华作圹志铭倒是在霞客东归之十月，其时霞客还活着。“伯子屺入都，携书与余，索生圹志。”（《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5月1188页）可见圹志是他在京城所撰，东归情况一句未曾提及。东归途经何地到达湖北黄冈，或许霞客没有给家人讲述，抑或家人未及介绍，成为380年以来未解之谜。
长期以来，徐学界专家学者一直在进行探索考证。丁文江先生在其《徐霞客先生年谱》（同上《游记》附录第1页）进行了详细分析，假设了徐霞客东归四条路线，作比较研究后认为：“若自丽江取道川藏，则至巴塘一千五百里，自巴塘经打箭炉至雅川一千八百余里，自雅川经嘉定、峨嵋至重庆约一千余里；合计约为四千四百里，一百日可达武汉，与‘一百五十日’之数较近。……陈志又云‘霞客于峨嵋山前作一札寄予。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书贻某宗伯（指钱牧斋），併托致予。书中皆言所历涉山川诸瑰状，併言江非始自岷山，河亦不由天上。’其言似不应全无根据。”自丁文江先生后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多年间，不少学者发表许多研究成果，对于霞客东归路线、是否入藏、入川，上过峨嵋山各抒己见，未成一统。今天我们纪念徐霞客悲壮东归，其意义不言而喻，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徐学这门显学大厦的建设，前辈们为我们奠定了坚实基础，需要我们后来者共同努力。
（作者系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