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到过昆仑山考
缪幸龙
去年春节，笔者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陈函辉诗作《寒山诗合选》中找到一首名为《霞客独游三十年多在名山特赋俚言劝往海外》的五言古风，从中找到了徐霞客陟昆仑、游海外的证据。撰写的论文《新发现的<劝（霞客）往海外诗>考析》在第十三届中国·江阴徐霞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并刊登于《徐霞客研究》第37期以及《徐学研究》2019年第2期。之后，笔者继续从陈函辉在靖江从政期间刻印的著作入手寻找与徐霞客有关的新的线索，最近从沈乃文编辑、黄山书社2016年影印出版的《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五十七册收录的陈函辉著作《寒玉集》卷二中发现了一篇名为《前纪游》的组诗，从中找到了徐霞客西南之行到达昆仑山的又一证据。
该组诗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江阴友人徐霞客，赋性简远落穆（此即霞客善游本领），事其母至孝，而足迹几遍九州。自云吾行且陟昆仑、出西域矣。其言游与人异（自然不同），持数尺铁作蹬道，靡险不披（真古今第一奇人）。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能逢着即吃，能襆被单夹耐寒暑（阅此数语知霞客自是再来人矣），所遇多畸人。然初无封豕长蛇[②]种种诸毒之害，此非霞客独有九仙骨，那得独往乃尔。
第二首诗全文如下：
何不秉烛游，百年亦未央。局促服辕下，驹隙驰电光（读此四语知其神游八极俯视世人）。不见双鸿鹄，千里恣翱翔。我爱徐霞客，拂衣竟裹粮。掉头不肯住，足下有八荒（奇语实事，霞客近自昆仑、海外初归）。山灵岂旧交，与子长徜徉。
两则资料都是赞颂徐霞客，前者从品性、足迹、游法、忍耐度、运气等方面刻画霞客的与众不同，后者通过两人的游迹对比，以自己的渺小突显霞客的伟大。前者正文和后者夹评中一致提到：徐霞客晚年的西南之行足迹先到达了昆仑山，再到达了西域。
《前纪游》组诗最早收录于陈函辉著作《小寒山子集》第十四卷，卷名为《合刻纪游诗》。全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客还草》，一名《司马悔》，收录《纪游十九首》；第二部分名为《罌存》，一名《闭户吟》，收录《纪游后十九首》。都是陈函辉为徐霞客所写。浙江周琦、丁式贤先生在《徐霞客台州新史料考析》一文[③]中认为，《合刻纪游诗》首刻本，“当在黄道周访黄岩吴执御的崇祯九年（1636）”，写作时间为徐霞客崇祯五年（1632）四月三游天台、雁荡之后。《合刻纪游诗》收录于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5册，读者能够方便地查阅到，但由于原文没有评语和注解，读者很难据此对徐霞客和陈函辉的亲密关系以及徐霞客是否到过昆仑山等重大问题作出考证。
到了崇祯十三年，钱邦芑在靖江陈函辉公署帮助陈函辉选编“公车初第之作”的《寒玉集》时，选录的《前纪游》组诗将原来的《纪游十九首》删减为十三首，并将《纪游后十九首》中的三首移到《前纪游》组诗中，使《前纪游》经过组合变为新的十六首。引言和部分诗作部分文字也作了少量改动，并在引言中增加了七条夹评二条尾评，十六首诗作中增加了三十六条夹评二十五条尾评。新增的四十三条夹评无署名，其中有六处提到徐霞客。二十七条尾评有署名，经统计出自陈函辉二十位好友，分别是黄心甫、钱开少（名邦芑）、徐仲昭、傅野倩、徐元叹、潘木公、顾与治（名梦游）、光含万、恽道生（名向）、靳于王、但惟肖、杨龙友（名文骢）、华闻修、何巢阿（名鸣凤）、顾鼎孙、曹涧山、何无咎、周安期、林茂之、谭友夏（名元春）。这些新增的文字为考证徐霞客是否到达昆仑山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前纪游》组诗的选编时间，从第二则资料显示的“霞客近自昆仑海外初归”推测，当为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霞客自云南回到江阴以后。查钱邦芑撰写的《选寒玉集序》，内载：“庚辰（1640）夏秋之交（公历7月下旬至8月上旬），读书马洲署中，为寒山先生选定诗文，以宦游诗为《寒光》，以香奁体为《寒香》。二集刻既成，寒山复取已刻诗十五种授芑曰：‘此余未遇时诸刻也，总计诗三千余首，虽同社选订各有去取，而未定也，子其为我严删之。’”又查钱邦芑继《寒玉集》以后为陈函辉选编的《寒山诗合选》撰写的序言，内载“庚辰（1640）读书马洲署中，读寒山全集，选得诗一千一百馀篇，分三集，一《寒玉》，一《寒光》，一《寒香》”。再查陈函辉崇祯十四年春分时节撰写的《选寒玉集自引》，有“（黄）明立以庚辰之秋年登八袠，扁舟访予江外，偶见选刻梓成”。这些记载表明，《寒玉集》选编启动时间为崇祯十三年夏秋，到秋天已基本完成，第二年春分，离霞客去世不到一个月时，刻板全部完成。经与两则资料对比可以发现，《前纪游》组诗所记载的霞客自述到达昆仑山之说，极有可能是陈函辉在霞客生前从好友徐仲昭、钱邦芑那里听来[④]，再结合其他确凿的资料证得。这是判断两则资料可信度高的理由之一。
徐霞客去世前后，有四位关系密切的亲友在不同时间、不同背景为其撰写了不同体裁的文章。其中霞客连襟吴国华的文章为霞客生前所撰，其余三人徐仲昭、陈函辉、钱谦益的文章为霞客身后所撰。但是吴国华撰写的《徐霞客圹志铭》、徐仲昭撰写的《高士霞客公传》、陈函辉撰写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钱谦益撰写的《徐霞客传》，都一致记载徐霞客先到昆仑再到西番，这条路线又与《前纪游》组诗中所记载的完全一致。徐仲昭、陈函辉、钱谦益、吴国华四人都是徐霞客西游海外的知情人，徐仲昭与陈函辉、钱谦益又是好友，霞客先到昆仑再到西番一说，从四人的知情程度推测，陈函辉文章的来源渠道以上第一条理由中已有论述，其余三人的文章很大可能也是根据霞客本人直接所讲或者霞客友人、家人间接所讲的真实内容整理而成。这是判断两则资料可信度高的理由之二。
《前纪游》组诗与初版的《合刻纪游诗·纪游十九首》相比，原来引言中的霞客“自云名岳已了，所未到者，独有滇黔二区耳”改成了霞客“自云吾行且陟昆仑、出西域矣”。与《前纪游》组诗相对应的《后纪游》组诗与初版的《合刻纪游诗·纪游后十九首》相比，原来引言中的主题“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改成了“霞客去矣，将谁与语”。对于《前纪游》组诗的改动，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很明显，前者是在“烧灯夜话”期间，徐霞客游遍了天下名山，还没有西游海外的设想，后者是在霞客听从陈函辉劝驾，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陟昆仑、出西域的壮举并安全回到家乡。取得这样常人难以达到的成就，必须重点记述并大力宣扬。对于《后纪游》组诗的改动，作者明显是要表达对霞客万里西游回到江阴一年不到就匆匆离世的感慨与悲痛。这是判断两则资料可信度高的理由之三。
《前纪游》组诗中有二十位陈函辉的好友撰写了二十七条尾评，显然有集体为霞客庆功之意。由此可以看出，徐霞客西南之行归来不久，与江阴、靖江的一群好友一起分享了上昆仑、出西番的快乐。从评语内容看，二十位知情人很可能与霞客有过不止一场的会面。这些好友中，有位何巢阿是云南洱源县人，对云南的山川地理非常熟悉，万历年间考取举人，任安徽六安县令，后升任浙江盐运判官，与陈函辉关系紧密，徐霞客崇祯十二年在云南期间，何巢阿介绍徐霞客游览了家乡洱源的凤羽坝子，结识了凤羽土司尹忠，还带上长子陪霞客到大理游了九天。霞客在《游记》中有专门记载。崇祯十三年徐霞客回到江阴后自述“陟昆仑、出西域”，凭何巢阿的地理经验和对霞客的了解，对霞客的自述相信不会出现判断错误。还有钱邦芑，徐霞客从云南回到江阴后，上门探望，发现“霞客病足，就榻畔听谭海外事，是一本活西游记”[⑤]。霞客去世后钱邦芑于顺治十一年（1654）削发为僧，法名大错，顺治十六年（1659）隐居鸡足山，顺治十七年（1660）继霞客之后编修山志，晚年在《流寓徐宏祖事略》一文[⑥]中说：“（霞客）自滇归，犹为余言西域山水之奇，宛然在目。”他对霞客“陟昆仑、出西域”也持相信态度。霞客去世后，又有二十位好友为陈函辉《后纪游》组诗十六首作尾评，其中杨龙友、钱开少、徐仲昭、何无咎、华闻修、恽道生、靳于王、顾与治八人同时为《前纪游》组诗作过尾评。这么众多的旁证成了判断两则资料可信度高的理由之四，也合理解释了为什么霞客到过昆仑及海外的说法在当时没人怀疑的问题。
古时的昆仑山，并非今天地理上的昆仑山，而与河源、江源相关的昆仑山则又区别于其他名义上的昆仑山。康熙皇帝在《康熙几暇格物编·江源》[⑦]中认为：“江源发于科尔坤山之东南，有三泉流出（一自匝巴颜哈拉岭流出，名七七拉噶纳 一自麻穆巴颜哈拉岭流出，名麻穆七七拉噶纳。一自巴颜吐呼母巴颜哈拉岭流出，名古科克巴哈七七拉噶纳），合而东南流，土人名‘岷捏撮’。岷捏撮者，译言岷江也，是为岷江之源。南流至岷纳克，地名鸦龙江，又南流至占对宣抚司，会打冲河，入于金沙江，东流经云南境，至四川叙州府，与川江合。是真江源根据。”又说：“明徐弘祖有《溯江纪源》一篇颇切于形理。弘祖曰：‘河入中国历省五而入海，江入中国亦历省五而入海。计其吐纳，江倍于河。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自昆仑之南（按：昆仑即科尔坤之讹，非真昆仑也），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清代高奣映编著的《鸡足山志》[⑧]卷二中，有一张《江导南干龙之图》，图中昆仑山位于鸡足山之北，中间隔了犁牛石、老君山、葱岭、星宿海，沿金沙江上溯可以到达。昆仑山之西就是流沙河。由此可见，要考察江源并远游西番，必须先到昆仑山，再到流沙河。徐霞客在《溯江纪源》中说：“发于（昆仑之）南者曰犁牛石，南流经石门关，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而《大理国董迦罗碑》载：“大理古泽国，源出通天河，巨灵开山，山海成形，江河之巨，通天河矣。源自西昆仑，行三千里，南抵玉龙，出石门而经点苍，直入南海。” 《鸡足山志》卷二收录的《鸡足自昆仑发源为南干龙华盖总论》载：“考金沙江亦自星宿海之北，遇二十八日，水从地脉中环出，方至犁牛石耳。其上源煮逋阳钞，皆乌斯藏境，知夫此，则可知南干龙之来矣。夫昆仑南干之源，后枕弱水，左逆星宿海之河源，远降而下，四十八日始夹（口厌）哒、乌浒之黑水，自此过小葱岭、小雪山，四环者，百折直降者，数百折而至老君山也。此山昔谓之小昆仑，其下又有小雪山，夹黑白二江于两腋，行二十一日，乃达于丽江之玉龙山。”这些资料将与江源相关的昆仑山的位置、到达的路线和距离都说得比较明白。
徐霞客在《溯江纪源》中说：“迨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而后知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入江之水为省十一。”从其自述里，可看出他曾从金沙江北上探寻过江源。而康乾时期的《明史》綦修官浙江平陆人陆奎勋（1663-1738）在《陆堂诗学十二卷读诗总论一卷》[⑨]卷一中说：“霞客亲历昆仑南境，为说甚详。”《（崇祯）江阴县志》收录的《溯江纪源》开头有江阴县令冯士仁引言曰：“近邑人徐弘祖字霞客，夙好远游，欲讨江源，崇祯丙子夏，辞家出流沙外，至庚辰秋归。”两则记载从侧面说明霞客到过昆仑之南和西番的流沙河有据可查。
《寒玉集·前纪游》组诗的发现，不仅为徐霞客是否到过昆仑提供了又一难得的证据，也为研究徐霞客滇黔之行特别是昆仑与海外之游提供了多维度的边界思考。
一、徐霞客滇黔之行的时空界限。“烧灯夜话”期间，徐霞客的足迹按其自己所说“名岳已了，所未到者，独有滇、黔二区耳”，可知其当时还没到过云南及贵州。真正到达云南、贵州的时间，是在烧灯夜话（崇祯五年，1632）以后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去世的八年多期间，到达的地点和区域按其自述有昆仑和西域。据此两条线索，研究徐霞客滇黔之行的有关话题都应从这一时间界限和空间界限中去寻找答案。
二、徐霞客滇黔之行的探索界限。徐霞客四十七岁之前的三十年，从陈函辉引言中的“吾乡王恒叔先生有五岳纪游，实缺其二，而黄十岳即以两游五岳得名，霞客游遍五岳且有三四登者”分析，精力重点放在了登临名山，这期间留下的文字尽管在现存游记中比例不高，但事实清晰，疑问较少。四十七岁那年，徐霞客遇到了陈函辉，经陈函辉一番开导，从此以后将精力重点放在了探索江源[⑩]。以后直到去世的八年中，尽管跟前三十年相比时间非常短暂，但因为见识更趣成熟，方向更为准确，取得的成就远比前三十年丰硕，留下的日记和几篇论文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更具价值。但因为徐家遭遇乙酉奴变，游记有不少佚失，加上后来的整理者对游记和论文有所删改，留下的遗憾相比前三十年要多出许多，随之而来值得学术界研究的话题相比前三十年也要多出许多，其中最值得探索的话题之一就是霞客是否以及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什么行进方式陟昆仑、出西域。
三、徐霞客滇黔之行的文献界限。徐霞客陟昆仑、出西域的话题，霞客本人在现存游记中没留下记载，但霞客好友在存世文献中留下了不止一条的记载。众多好友中，就目前已知的存世文献而言，陈函辉的著作最具研究价值。陈函辉的著作目前绝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但公开影印出版的只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以善本形式保存于国家图书馆和陈函辉家乡的地方图书馆。而陈函辉在靖江任职期间由钱邦芑等人选编、有众多好友添加评语的几部信息丰富的诗集，从最近几十年徐学同仁发表的研究文章看，看到过的寥寥无几。这也是徐霞客陟昆仑、出西域话题一直不能突破的关键。由此看来，徐学研究固然要立足于《游记》，但不能局限于《游记》，有时还要敢于跳出《游记》。就徐霞客陟昆仑、出西域话题的证据寻找工作而言，重点必须放到陈函辉在靖江任职期间刊印的几部著作以及相关好友的存世著作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大的突破。
[②] “封豕长蛇”，成语记为“封豨长蛇”，出自《淮南子本经训》，本意指大野猪和大蟒蛇，后喻为贪婪和残暴之人。
[③] 见《徐霞客研究》第14辑，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④] 徐霞客从云南返回江阴后，目前据可资征信的文献可以证明徐仲昭、钱邦芑见过徐霞客，陈涵辉尚无证据可以证明见过徐霞客。由于徐、钱两人见过霞客的事实可以在陈函辉的文章里看出，故推测陈函辉记载的霞客事迹，应是从徐仲昭、钱邦芑那里听来。
[⑤] 载《霞客独游三十年多在名山特赋俚言劝往海外》尾评，见陈函辉《寒山诗合选》。
[⑥] 载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浙江大学编印的《徐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
[⑦] 载《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三十一，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
[⑩] 反映在《寒山诗合选》收录的《霞客独游三十年多在名山特赋俚言劝往海外》一诗中，具体考证详见笔者撰写的《新发现的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考析》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