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霞客游记》中病疫记载之随感
蔡崇武
在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的日子里，重读《徐霞客游记》（下称《游记》），尤其是《游记》中关于徐霞客亲历，亲见的病疫记载，顿时拉近了这部《游记》与当今时代的距离，深深感到，它们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深刻的当代意义，值得我们很好地探讨与研究。
一
在《游记》中，真实地记载了徐霞客在旅游过程中与病痛斗争的情况。徐霞客的身体，在年轻时是十分健康的，由于他从22岁始游太湖起，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全国性的漫游。到了丙子年（1636，时年51岁）浙游开始，他的体质已不如年轻时。他在《浙游日记》开头写道：“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在这里，他自己已意识到“老病将至”，因此，决定西游，并从浙江开始。52岁时，他来到湘江遇盗，跳入江中，得邻舟救助才脱离险境。也许与徐霞客湘江遇盗有关，一个月不到的三月初九日，徐霞客在日记中写道：“味爽，舟人放舟，余病骤至。”而且当时病得不轻，日记中写道：“五十余里，下午抵祁阳，遂泊焉，而余不能登。”由此以后，徐霞客记载的病患时见于日记中。四月初二日，《楚游日记》中这样写道：“余欲为石柱游，平明，雨复连绵，且足痛不胜履，遂少停逆旅。”这是徐霞客第一次记述其足病，后来到了丽江，就因为两足皆病，才返回江阴的。就在发足痛病后两天，他又病了，日记这样记载：“初四日，予以夜卧发热，平明乃起。”徐霞客这次发病直到初五日，“早令顾仆炊姜汤一大碗，重被袭衣覆之，汗大注，久之，乃起，觉开爽矣”，也就是说，喝了姜汤，发了汗了以后，才好了些。这次发病，直到初七日才逐渐好转。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徐霞客来到广东作“粤西游”，时在十月初一，夜晚泊于捺利，他在《粤西游日记》中记载说：“不意中夜腹痛顿发，至晨遂胀满如鼓。此嵐瘴所中无疑。于是转侧俱难，长途之望，又一阻矣。”但是，徐霞客是顽强的，第二天还是带病前行，然而，疾患依然袭击着徐霞客。时隔两个多月，进入戊寅年（1638年，53岁）正月底，当时他与朋友陆伯恒刚游过白崖堡岩洞以及青狮岩后，晚上还与姓孙、张、王三位指挥使一起饮酒，但谁也没料到，当夜他就发病，直到二月初二日，徐霞客在日记中写道：“是日余病少愈，乃起。”徐霞客后来经贵州进入云南，在《滇游日记》中又多次记述了他与病患斗争的经过。例如，在《滇游日记二》八月十八日，就记述了他足病发作的经过：“余时右足为污泥所染，以足向舌下，就下垂水濯之。行未几，右足忽痛不止。”幸亏疼痛时间不长，只“十步而痛忽止”，当时他以为是神灵在帮助他，其实是他的足疾在轻度发作。但后来他的足病就越发越厉害了。进入巳卯年（1639年，54岁）初，正月十一日，当他来到悉檀寺，足疾又一次发作，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饭后，觉左足拇指不良，为皮鞋所窘也。而复吾（人名）亦订余莫出，姑停怠一日，余从之。”但后来由于徐霞客一直在旅行中，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与治疗，他的足疾就越来越严重了。在《滇游日记十三》，徐霞客结束滇游之际，他这样记载：“二十九日，为弘辨师诞日，设面甚诘白。平午，浴于大池。余先以久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理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半月前以为蝨也，束之无有。至是知为风，而苦于无药；兹汤池水深，俱煎以药草，乃久浸而熏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风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机矣。”这是徐霞客将结束鸡足山访问前的一段记实性的描写，从这里我们可以知悉，其实他这时的病患已很严重，决不是洗一两次药浴能痊愈的。陈函辉是徐霞客的知交，他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记载说：“（徐霞客）病足不良于行。留修鸡足山志，三月而志成。丽江太守为饬舆从送归，转侧筍舆者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黄岡侯大令为具舟楫，六日而达京口，遂得生还。是庚辰（1640，55岁）夏间事也。”钱谦益在《徐霞客传》中，也作了几乎相同的记载。徐霞客是在双脚病患已严重到不能走的情况下，被丽江太守木增派人送回家的，这一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徐霞客回到家中，请季会明给他整理游记，季会明在游记的序中写道：“崇祯丙子秋（1636），霞客为海外游，从缄以余别去。去五年始归。归而两足俱废。”这里清楚地说明，徐霞客之所以停止旅游，是“两足俱废”，不得已而为之。
这是徐霞客一生中最重要的“西游”时身体情况的真实记载。在整个《徐霞客游记》中，这似乎只是一些随笔而记的琐碎的细节，然而恰恰在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病患记载中，让我们看到了徐霞客精神的伟大，其品格的高尚。徐霞客为什么在五十一岁时还要进行西游？他在《致陈继儒书》中说得很明白：“弘祖将决策西游，从洋河夜郎以极碉门铁桥之外。其地皆豺嘷鼯啸，魑魅纵横之区，往返难以时计，死生不能自保。……然无紫囊真嶽之形，而效青牛出关之辙，漫以血肉，偿彼险巇？他日或老先生悯其毕命，招以楚声，绝域游魂，堪傲玉门生入者矣。特勒此奉别。”徐霞客在这里说出了去西游的目的地，即“从牂诃夜郎以极碉门铁桥之外”。他知道路途极为艰险，但他决心“漫以血肉，偿彼险巇。”因此，他以诀别的心情写下了这封书信，向陈继儒告别。事实上，正如徐霞客估计的那样，一路走去，十分艰难。他多次迷路，多次从悬崖峭壁上摔下来，还遇上歹徒打劫，身体也越来越差，各种病痛时常发作。但是，徐霞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大无畏精神充彻在游记中。虽然这里只是摘录了徐霞客在旅游途中遭遇的一部分病患，但一样反映了他的坚定的意志和顽强拼搏的精神。他在出征时就估计到“老病将至”路途的艰难，但他无所畏惧，依然前行。他多次记到途中遭遇到突然的病患袭击，如“余病骤至”、“夜卧发热”、“中夜腹痛顿发”、“……胀满如鼓”等等，尤其他的足痛病，不但在途中发作，而且到了丽江后，越来越严重，直至“病足不良于行”，最后只能由人抬着送归家乡。然而，正是这“漫以血肉，偿彼险巇？”的西南之行，成就了徐霞客，使他最后走上了“游圣”的圣坛。著名的徐学专家黄实在《徐霞客》一文中评价说：“徐霞客在地理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四年，对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地貌和岩溶洞穴的考察。这方面不仅涉及岩溶地貌洞穴学的许多方面，而且记述翔实，见解精辟（约50万字，占《游记》字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徐霞客是对这一广大地区岩溶地貌和岩溶洞穴进行实地考察，并做了详细纪录的第一人……《游记》则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区域性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著作。”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十分正确，十分中肯，这是对徐霞客西行考察的最好的肯定。
二
我们必须注意到，徐霞客在真实地记叙自身在西行中病患频发过程的同时，还突出地记叙了旅伴静闻的发病情况及其所作的善后处理。
静闻是迎福寺僧莲舟的弟子，他有个心愿，即是把自己刺血写就的“法华经”供奉到鸡足山上。他提出需跟徐霞客一起去西游，徐霞客答应了。但天有不测风云，当徐霞客和他一起到达湘江时，遇到了强盗（丁丑1637年2月11日）。静闻当时被强盗刺伤。但等强盗离开后，他就跳入江中捞取掉入江中的经书和徐霞客的盘缠。由于江水寒冷，他的健康受到了影响，到了粤西游时，静闻病了。丁丑年（1637）六月十四日，徐霞客这样写道：“昧爽起饭，觅担夫肩筐囊，倩马驼静闻，由南门外绕城而西。静闻甫登骑，辄滚而下。”说明静闻病得不轻。六月十五日，静闻继续“卧庙中”。六月十六日，庙僧前来：“言昨日静闻病少瘥，至夜愈甚，今奄奄垂毙。亟须以舆迎之。”徐霞客听了，觉得病重不宜移动，决定请医师前往诊治。于是，他“急趋天妃（庙）视静闻，（静闻）则形变语谵，尽失常度。”徐霞客了解到，这是静闻误服菖蒲、雄黄而造成的，因此，他亲自去找了医生，根据医生的意见，为静闻改配了益元散，静闻服后，病始好转。但到六月十八日，徐霞客再去探视静闻时，发现“静闻病虽少痊，而形神犹非故吾也。”后来，徐霞客自己外出游览，等到七月十一日，回到顾仆和静闻的住处，发现“静闻与顾仆病犹未瘥也。”由于考虑到静闻有病，徐霞客就安排静闻在崇善寺养病。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徐霞客考虑要继续出游，就又一次去崇善寺看望静闻。他发现静闻“畏窗前风裂”，因先前他曾多次提出要求修窗户，寺僧云白等只是口头答应，没有落实，因此，他“携钱少许付静闻，令其觅人代整。”但静闻却又向他索要徐霞客所买的布履及衡茶。徐霞客当时考虑只要静闻身体恢复就会回来，与静闻继续远游，因此不必“索之今日”，但他后来一想，静闻可能待病好后自己去鸡足山，因此，他在离开崇善寺后，又在当日傍晚重新回到崇善寺，把布履和衡茶给了静闻，第二天一早，他离开崇善寺继续远行。等到十二月初十，徐霞客再次回到崇善寺，才知道静闻已于该年九月二十四日病逝。由于静闻遗愿：“必窆骨鸡足山”，因此，徐霞客克服重重困难，拾得了静闻的骨殖，并“包而缝之，置大竹撞间”，历经千辛万苦，一直带到了鸡足山安葬。
徐霞客对静闻是很尊崇的，一直把他当作同行的旅伴，亲密的朋友看待。湘江遇盗时，静闻的表现，不仅十分勇敢，而且十分仗义。他当着盗贼的面，苦苦哀求保留了徐霞客收藏的部分文物，等盗贼离开后，他又借助江中的“谷舟”，三次下水捞取了沉到水底的?衣、布衣、布被等物，并在“谷舟”离开后，“移置沙上”，“守余辈渡江”。后来，同时遭盗贼抢劫并一同避难的石瑶庭及艾仆认领了一部分所救之物，静闻问了句“悉是君物乎？”谁也没想到，遭到了石瑶庭的羞辱，因而激起了徐霞客的不平，愤怒地斥责：“不知静闻为彼冒刃、冒寒、冒火、冒水，守护此匧，以待主者，彼不为德，而反诟之。”因此感叹说：“盗犹怜僧，彼更胜盗哉矣，人之无良如此！”徐霞客不仅通过静闻归还石瑶庭溺水之物来肯定了静闻的品德之高尚，而且通过对静闻病情的关切，以及有关静闻后事的安排，充分表现了两人的情谊之深以及徐霞客尊重科学，信守诺言的高尚品格。静闻的病是从湘江遇盗后开始的，但真正发病，已到了粤西游的途中。徐霞客发现后，一方面安排静闻休息养病，另一方面积极请人给静闻治病。他在听取医生的意见后，亲自为静闻配置了益元散给静闻服用。看到静闻住在崇善寺时“畏窗前风裂”，他立即给钱静闻，让他请人修整窗户。他发现静闻有自己独自去鸡足山的意愿，他在离开崇善寺后，在同一天又返回，把新购的布履和衡茶送给了静闻。当然，徐霞客也没有回天之力，最后静闻还是病逝了。当徐霞客于十二月初十日再次回到崇善寺，知道静闻于九月二十四日酉时病逝的消息时，他无限悲痛地写道：“僧引至窆骨之所，乃在木梁东岸溪之半。余拜而哭之。”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徐霞客与静闻的手足之情可等之深。更令人感动的是，徐霞客在静闻遗骸的处理上，表现出了恪守信义、敢于担当的高风亮节。静闻病故后，原来是被崇善寺的几个恶僧草草安葬在寺院内。当徐霞客知道了静闻“必窆骨鸡足山”的遗愿后，立即开始与崇善寺的几个恶僧展开了交涉，要求带走静闻的骨殖。但遭到云白、宝檀等恶僧的百般阻挠，后来徐霞客表示“止索戒衣、册叶、竹擅，其它可易价者，悉不问”，云白这才同意徐霞客起窆静闻之白骨。后来宝檀回来了，又威胁徐霞客：“汝谓我谋死僧（指静闻），我恨不谋汝耳。”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徐霞客只得“遂从其意，以虚领畀之”，最后“抵得戒衣、册叶，乃得抱骸归。”就这样，徐霞客才把静闻的骸骨带离了崇善寺，并最终到鸡足山安葬。因此，我们从徐霞客在静闻问题的处理上，可以看到，徐霞客确实是个讲究仁义，言而有信的人。
三
我们决不能忽视，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七》中记载的关于丽江一带对天花（即出豆）的防疫的历史事实。在日记中，徐霞客这样写道：“是方极畏出豆（出天花）。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牵染，死者相继。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穷谷，不令人知。都鄙间一有染豆者，即徒之九和，绝其往来，道路为断，其禁甚严。以避而免于出者居半。然五六十岁，犹惴惴奔避。木公长子之袭郡职者，与第三子皆未出，以旧岁戊寅，尚各避山中，越岁未归。惟第二、第四者，俱出过。公令第四者启来候，求肄文木家院焉。”对于这种避疫做法，在丽江是十分深入人心的。例如，徐霞客当时想从九和去剑川，木公的儿子“四君”就对徐霞客说：“此道虽险而实近，但此时徙诸出豆者在此，死秽之气相闻，而路亦绝行人，不若从鹤庆便。”徐霞客听从了四君的话，后来没有从疫区去剑川。
这一记载，十分重要，它真实地反映了明朝末年，在丽江一带天花流行的史实。天花是一世纪时传入中国的一种世界性的流行病。美国哈佛大学免疫学和传染病学博士内森·沃尔夫在《病毒来袭》（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中说：“在约500年前，全球性流行开始，新、旧大陆相连接，天花就有了迁移的机会。它害死了美洲数百万毫无招架之力的居民。那种跨越大陆的跳跃，就说明天花最有可能是第一个真正的流行病。”当然徐霞客记载丽江的天花疫情，是在380年前的情况，但从当时记载的情况看，实际上丽江的天花疫情已相当严重，“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牵染，死者相继”，因此，当地人民只能“避之深山穷谷”。木增的长公子及三公子也逃山中避难。当时，徐霞客曾想从九和去剑川，因为要经过疫区，也被木增的四君劝他改道了。其实，当时内地已有了对付天花的办法，那就是种痘。据董正山《牛痘新书》（1884）就记有“自唐开元之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说明种痘防天花始于唐代，但当时丽江处于边远地区，不了解这一治疗方法，还只是逃到深山避疫，徐霞客这一记载不仅真实可信，而且留下了当时丽江人民与天花斗争的可贵史料。
四
《徐霞客游记》中关于病疫的记载，虽然在整部游记中着墨不多，但极为重要，尤其在当今新冠肺炎在中国乃至世界爆发的今天，有着深刻的当代意义。一是告诉我们，自古至今，病患是人类的天敌，人类只有认清形势，振奋精神，自觉地与病患展开斗争，才能度过难关，取得最终的胜利。徐霞客西征，一路上徐了要接受大自然各种各样的考验外，他还与自己意外感染的各种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在西征的途中，他刚到祁阳，就已经有病，下船的力气也没有，“而余不能登”。后来的路上又多次发病，到了云南，他的足病越发厉害，直到滇游快结束时，在一次洗澡时才完全暴露出来，这时他“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里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最后终因“病足不能行”，只能由丽江木守派人“饬舆从送归”。然而就在这样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徐霞客并没有屈服，他始终斗志昂扬，全力以赴，完成了西行的征途。尽管新冠肺炎发生在当今的时代，但徐霞客这种始终与病患作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难道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吗？难道不值得我学习与继承吗？
二是启示我们，要像徐霞客那样，关心和爱护病人的身体健康，要具有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静闻只是徐霞客在西行时结识的旅伴，但当静闻生病后，徐霞客始终不离不弃，还想方设法给他治病。静闻去世后，希望把遗体能安葬到鸡足山，徐霞客知悉后，不顾种种阻挠，想方设法从崇善寺取出了静闻的遗骨，不远千里，带到了鸡足山安葬。徐霞客这种把病人当亲人，而且千方百计满足逝者遗愿的做法，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吗？徐霞客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这次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四万多医护人员，在党中央的一声号领下，义无反顾地奔向湖北，奔向武汉的抗疫一线，不顾生命危险投入了抗疫战斗中，这不正是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实践吗？
三是激励我们要像徐霞客那样关心社会，在特定的病疫前，要遵守相关的规约。徐霞客来到丽江木府，适逢丽江天花爆发，当时不少人都躲到山中避疫。游记中记载：“木公长子之袭郡职者，与第三子俱未出，以旧岁戊寅，尚各避山中，越岁未归。”也就是说，木公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因躲避天花，躲到了山中，到了新年也没回家。对此徐霞客并没有引起重视，当时他只想从“九和趋剑川。”木公的四公子知道后告诉他，“此道虽险而实近，但此时徒诸出豆者在此，死秽之气相闻，而路亦绝行人，不若从鹤庆便。”徐霞客听从了四公子的劝说，就改道而去。这一切，说明徐霞客十分重视当地的天花病疫，而且能遵守规定。其实，这也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这次新冠肺炎暴发期间，十四亿人民都能自觉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居家隔离，从而形成全国一盘棋，迅速取得了抗疫战争的胜利，从这里，我们能不感到自豪吗？
徐霞客的病疫记载，在整部《游记中》，只是绝小的一部分，但它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它有独特的永恒的历史价值，它必将伴随着《游记》一起，永远在天地间熠熠闪光！
2020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