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发现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引起的思考
蔡 崇 武
读了缪幸龙同志的《新发现的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考析》，我十分振奋，因为徐霞客的海外之游，是徐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我赞同他在文章中提出的这一发现传达了四个信息的意见，尤其是前三条。为此，在缪幸龙同志论述的基础上，我感到，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析，以便引起大家的关注与讨论。
第一，这一发现，提供了徐霞客海外之游的最有力的关键性证据。
其实，在明末清初，也即徐霞客的时代，关于徐霞客海外之游，是被一致认同的。其主要的历史记载，集中在关于徐霞客的四个铭序中。最早记述这件事的是吴国华。他在《徐霞客圹誌铭》中这样写道：“最奇者，晚年流沙一行，登昆仑天柱，参西番法宝，往来鸡足山中，单装徒步，行十万余里，因得探江、河发源，寻三大龙脉，此又台、禽所未经，桑、郦所未疏，直抉鸿濛来未凿之窍，非有胜情胜具能之乎？”吴国华的这段话，言之凿凿，把徐霞客海外之游写得十分清楚，我认为虽然有些夸大，但是，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吴国华是徐霞客的连襟，大家知根知底，而且这次写生圹誌，是徐霞客生前派儿子徐屺进京，在探望黄道周的同时，请吴国华写的，所以，他记载的海外之游的真实性，应该是可靠的。接着是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里写到了这件事：“由鸡足而西出石门关数千里，至昆仑、穷星宿海。登半山，风吹衣欲堕，望见外方黄金宝塔，又数千里遥矣。遂发愿复策杖西番，参大宝法王。鸣沙以外，咸称火聚，如迷卢、阿耨诸名，由旬不能悉……霞客何以如飞鸟行空，岂非有大因缘在耶？”陈函辉比吴国华写得具体，说出了徐霞客去海外之游的路线：由鸡足山出石门关，但登昆仑，到西番参大宝法王，与吴国华是相同的。陈函辉是徐霞客的挚友，从这次新发现的劝徐霞客去海外游的诗来看，他是知道徐霞客去海外游的经过的，因此，我认为陈函辉的记述也是可信的。钱谦益在《徐霞客传》中，也记述了徐霞客的海外之游，但基本内容与陈函辉大致相同，其中有一句是陈函辉没有写到的，即在“至昆仑山、穷星宿海”后加了这样一句：“（徐霞客）去中夏三万四千三百里”。这一句话，很像是钱谦益自己想象出来的，因此，丁文江先生说“钱牧斋作传，大抵据陈誌，故辞意悉同”（见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这是说到要害上的。但是，我认为钱谦益对徐霞客海外之游的记载，除个别语句外，正如丁文江先生所说的与“陈志”“辞意悉同”，因此，钱谦益的那些记述也是可信的。此外，徐霞客的堂兄徐仲昭也记载了徐霞客到过海外之游。那是在他的《高士霞客公传》中，他这样写道：“洲岛巳游徧，晚年繇峨眉，过大渡河，出石门关，至昆仑，抵西番，蹑唐三藏游地。辨江源非始于岷山，直空蔡传及桑经郦注所承譌。今其说载江靖邑志中。”徐仲昭的记述比较简洁，但在内容上有个很值得关注的特点，那就是和吴国华一样，强调了徐霞客去海外的目的是“辨江源”，而这一点是陈函辉和钱谦益都没有提及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别，我认为并不奇怪，因为只有他和吴国华是徐霞客的亲戚，他们与徐霞客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更多，对徐霞客更为了解，因此，徐仲昭关于徐霞客海外之游的记载，虽然在具体表述上，与前述几人有些出入，但应该是可信的。这就是徐霞客同时代的人，记载徐霞客海外之游的大体情况。
这些关于徐霞客海外之游的记述，虽然出自不同人之手，而且写作的时间、背景也各不相同，但只要仔细梳理一下，可以发现，它们有着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这些人，不是徐霞客的亲戚，就是徐霞客的挚友，他们对徐霞客一生都是知根知底的；二是这些人记述的徐霞客海外之游的内容大体一致，有些涉及游览地点等关键词，如流沙（鸣沙）、昆仑、西番、江源等，至少有两人以上是相同的。这些相同点，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充分说明它们源自同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正因为这样，这些历史记载，长期以来一直被古人所认同。然而，尽管这样，如果再深入一层来剖析，这些记载，有着一个共同的缺憾，那就是缺少真正的实证材料，即关键性的证据。什么是关键性的证据？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徐霞客海外之游的日记；二是徐霞客关于海外之游的谈话实录。这是确定徐霞客海外之游历史真实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正因为这样，出生于清顺治三年的吴江人潘耒（字次耕），在他的《徐霞客游记》“序”中，以钱谦益的《徐霞客传》为突破口，对徐霞客的海外之游提出了质疑：“往年钱牧斋奇霞客之为人，特为作传，略悉其生平，然未见所撰游记，传中语颇有失实者。余求得其书，知出玉门关、上昆仑、穷星宿海之事，皆无之，足踏之鸡足山而止。”潘耒否定钱谦益在《徐霞客传》中所记载的海外之游，其依据就是《徐霞客游记》中未有记载。其实，潘耒的活也不一定可靠。自晚明至清初，为《徐霞客游记》写序及后记的共有十余篇，其余的都没有对徐霞客海外之游表示异议，相反，《四库全书·徐霞客游记总目提要》中，还采用了吴国华、陈函辉等人的记载，肯定了徐霞客有过海外之游。因此，潘耒否定徐霞客的海外之游，实属一家之言。但出乎意料的是，丁文江先生却对潘耒的观点大加赞赏，不仅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把潘耒的那段话全部引用，而且用自身在讲学中否定徐霞客有海外之游的经历，来进一步证明潘耒否定之词的正确性。他说：“作者于民国十年，讲演于北京之文友会，亦辩其未到川藏，时尚未见潘序也。”丁文江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又是第一个编写《徐霞客先生年谱》的徐学专家，他这样公开否定徐霞客的海外之游，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顿时使徐霞客的海外之游成了历史的谜团。而且，近百年来，这一谜团始终无法真正解开。
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的发现，是徐学研究中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它可以毫无悬念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因为陈函辉这首劝徐霞客海外之游的诗中有三则尾评，第二则尾评是徐霞客的挚友钱邦芑的，他这样写道：“霞客自海外归，余往访之，时霞客病足，就榻畔听谭海外事，是一本话西游记。木叔此诗，殆道其实。”这一尾评，是徐霞客海外之游的实证材料，钱邦芑不仅直接点明了听徐霞客谈论的内容是“海外事”，而且把当时交谈的时间——“霞客自海外归”，起因——“余往访之”，访谈情景——“时霞客病足，就榻前听谭海外事”，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因此，这是徐霞客海外之游的十分罕见的实证材料，也是关键性的历史证据。其实，钱邦芑在后来隐居鸡足山（法名大错和尚），继徐霞客后修鸡足山志时，他在《流寓徐宏祖事略后》一文中也曾提到他亲访徐霞客，听徐霞客谈海外之游的事。他这样写道：“（徐霞客）癸未自滇归，犹为余言西域山水之奇，宛然在目”。这段文字，由于把徐霞客从庚辰年（1640）回到江阴，错写成癸未年（1643）才回到江阴（缪幸龙也指出了这一错误），人们以为这是不实之词，因此没有引起重视，实际上，这次访谈是实有其事，只是钱邦芑把访谈时间记错了。因此，我认为，只要为钱邦芑这一次访谈实录，纠正时间之错误，就可以证明徐霞客海外之游实有其事。更可贵的是，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有三则尾评，这说明，钱邦芑到徐霞客家访谈海外之游一事，不仅陈函辉知道，另外两个加尾评的徐仲昭、杜诏先也一定是知道的，正如缪幸龙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很可能其他人还陪同钱邦芑一起去访问了徐霞客，这一推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因此，陈函辉这首劝徐霞客游海外诗，实际上成了徐霞客海外之游的集体证明之历史证据。我们知道，历史上新的发现，常常能改变人们先前的认知。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就是这样，因为它的真实性、确凿性，它像一声惊雷，一扫笼罩着徐霞客海外之游历史谜团上空的乌云，让我们看到了海外之游确是客观存在，在学术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我想，这才是这一发现最大的历史价值。
第二，这一发现，激起人们对徐霞客东归线路的思考与研究。
既然徐霞客海外之游是客观存在，那么徐霞客是怎样走自己的海外之路的呢？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说：“霞客游轨既毕，还至滇南。一日，忽病足，不良于行。留修鸡足山志，三月而志成。丽江木守为饬舆从送归。转侧笋舆者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黄冈侯大令为具舟楫，六日而达江口，遂得生还。是庚辰夏间事也。”徐仲昭与陈函辉的记载略有不同，徐仲昭在《高士霞客公传》中说：“归途触瘴病足，留鸡足山修志，木丽江饰舆从还里。”这里，不像陈函辉说的那样，徐霞客是从滇南回来以后才发现足疾，而是“归途触瘴病足”。吴国华写徐霞客流沙之行，用了“其东也，盖以伤足等息壤云。”表述了同样的意思。这说明，徐霞客确实足病很厉害，而且在回鸡足山时已经缠上。这时，徐霞客接受了修鸡足山志的任务，但他没有把志修完，就离开了鸡足山。据丁文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说：“陆誌钱传均云先生修鸡足山志，三月而成，然今存鸡足山志修于康熙二十一年。范承勋序云：‘向寺僧索山志。……僧曰：昔曾有志创于徐宏祖，辑于僧大错。迭罹兵燹，板为火毁，旧本散失无存。……’今年春忽寺僧持旧志残编至，且请增修。大错和尚（原名钱邦芑，江南人，明亡为僧）原序则仅云：‘庚子春（顺治十七年）受曹延生托，修鸡山志’，绝不及霞客先生事。惟人物篇载先生小传，末云：‘丽江木知府木生自聘为鸡山志。剏稿四卷，未几以病辞焉。’复观今志共十卷，惟卷一至卷四目录为先生原目略同。以是知先生修志至卷四而辞职，陈誌钱传所云均未足据也。”丁文江先生这段话，讲得很清楚，徐霞客修《鸡足山志》，只是“剏稿四卷，未几以病辞矣。”什么病？就是“足病”。那么，徐霞客带着“足病”怎么回江阴呢？这就是陈函辉所说的“丽江木守为饬舆从送归。”那么，前边四部序誌中提到的徐霞客海外之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与丽江木守饬舆送徐霞客回江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
其实，最早认为徐霞客有可能在归途中去游川藏的（即海外之游），就是丁文江。他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说：“然先生是年以前，固未尝游川藏，而是年自藏边入川，则非不可能。”然后，他设置了徐霞客回江阴的四条线路，一一设想，认为均不可能。最后，设置了一条从雅州、嘉定的路线，这些地区川边为藏族，认为这条线路全程走完要“一百五十日”，有可能从这条线路回归江阴，徐霞客行走在这条路上，误以为自己到了“海外”一游。他这样写道：“或者先生东归，实取道雅州、嘉定。当日川边悉为藏境。流沙、昆仑与西番法王诸说即由是起欤？”这里，丁文江坚持了一个底线：也即是徐霞客可能从雅州、嘉定一线回江阴，只是因“当日川边悉为藏境”，徐霞客就以为出境到了川藏一游。丁文江的观点其实是有片面性的，他骨子里还是保留着自己在“北京之文友会”上发言时的意见，认为徐霞客即使回来的路上到过西藏，也只是沿着藏界的边沿走了一遭，像前边吴国华、陈函辉、钱谦益及徐仲昭等四位名家提到的“海外之游”是没有的。丁文江是著名的徐学专家，他重新编印出版《徐霞客游记》，九十多年来，他的观点影响深远，于是徐霞客到底有没有去过海外，成了近百年来难解的谜题。
然而，学术研究是不会停止的，总是随着不停的探索而前行。从2017年开始，徐学前辈吕锡生教授对徐霞客东归展开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徐霞客确实去过“海外”，到过金沙江的源头实地考察，并在实地考察后写下了《溯江纪源》（《江源考》）。他为此，曾写下多篇专题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强调指出：陈函辉、钱谦益、徐仲昭关于徐霞客去海外之游有一定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三人的论述中，“……过藏区见到岷山、岷江这在溯江探源中的理论也是站得住的，不可能不是事实。……对以上三位为徐霞客所写的《志》、《传》，首先应认为是可信的，因为他们都是同时代了解徐霞客的人。其次应把它和‘溯江探源’要考察的内容联系起来看，然后找到他们记载的共同点。”（见吕锡生《徐霞客》在长江第一城叙州完成《江源考》）。我认为吕锡生教授的观点是可取的，他从方法论入手，强调了应该如何探考溯江纪源这一问题。然后，吕锡生教授用多篇文章证明徐霞客到过“海外”，并对他回归江阴的路线进行了探考，他指出，“……既然卧病东归走的是‘西出石门、金沙’道，(徐霞客)西出之后就不会再转到丽江以东的入川路线，他必走中甸。……到了中甸，向前便进入四川境内，有乡城和稻城两县，从路线上看，一般不会舍近求远经乡城，而是从稻城直达理塘，再达雅江。他为了考察大渡河，又从雅江绕道黎州(汉源)晒经山，后达雅安城。从雅安经瓦屋山后上峨眉山。然后乐山考察，再乘岷江之船到达叙州(宜宾)，完成了溯江探源，在这里写了《江源考》。再顺着长江东归江南故里。这是一条丽江——石门——中甸——稻城——理塘——雅江——黎州（汉源）——雅安——峨眉山——乐山——叙州（宜宾），然后顺着长江的东归线（到达江阴）。（见吕锡生《徐霞客东归“西出石门、金沙”在何时何地？——兼论他的东归线路》）我认为，吕锡生教授这一考证，立论新颖，特别对徐霞客到过峨眉的论述，应该是可信的，他的考证，否定了丁文江的“雅州、嘉定”的回归路线的论述，在学术上有独特的创新意义。
然而，徐霞客西游的问题，依然是个谜，这里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吕锡生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跟着徐霞客游宜兴》一书中，论及了这件事。他说：“有的学者因徐霞客游踪，从未到达昆仑而认为其中有夸张不实的成分在内，不过也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否定徐霞客晚年东归时‘西出石门、金沙’，有过藏区川游峨眉的事实。”我认为，吕锡生教授的叙述，尊重了事实，但并不完整，其实，有的学者肯定徐霞客晚年东归时，不仅仅是“西出石门、金沙”，到过“藏区川游峨眉”，而且还到过昆仑山。前面我们提到的吴国华、陈函辉、钱谦益、徐仲昭，还有钱邦芑都作了这样的叙述，而且后人也是相信的。清代学者，嘉庆年间的藏书出版家叶廷甲，就在《徐霞客游记》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虽然，霞客记游之书，岂仅此哉？前人谓霞客西出石门关，至昆仑山，穷星宿海；今所刻之本，暨杨、陈二抄本，其游览日记，不过至滇南鸡足山而止耳。廷甲闻郡城庄氏家藏钞本有六十卷。戊辰三月往郡访之。庄后人云：‘先世信有之，今已散失’。果尔，今之所刻，不过六分之一耳。”这里叶廷甲记述得很清楚，他相信徐霞客“西出石门关，至昆仑山，穷星宿海”，实为史实，而且为此走访了庄氏后人，认为现在的游记，只是原来的“六分之一”。当然，说只剩“六分之一”有点夸大，但游记有较多的散佚，这一点是肯定的。因此，对徐霞客究竟有否去海外，有否到过昆仑山，随着陈函辉劝霞客作海外游一诗的发现，我认为，这是一个带有突破意义的新发现，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长期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我认为，徐霞客很有可能到过昆仑山，只是目前资料的缺失，才造成历史的悬案。因此，我建议，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借助这次陈函辉新诗的发现，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争鸣，让大家各抒己见，从争议中还原历史的真相。
当然，不管争议的结果怎样，我认为，缪幸龙同志对陈函辉的劝徐霞客海外游诗的新发现，为我们研究徐霞客海外游，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就此停步，应该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和创意的收获！
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