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陟安知山之奇 身履方见真面目——徐霞客实践观浅析
作者： 沈俊鸿
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游探险家徐霞客，以一往无前的实践精神，“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1]为地理考察事业贡献了一生。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没有迷信前人留下的图经志籍，而是尊重实践，投身实践，“问奇于名山大川”，[2]跋涉于峻岭险滩，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正如著名地理学家任美锷所言：“他一生处处重视实践，是我国实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先驱。”[3]
“不登此台，不悉此瀑之胜”
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徐霞客，少年时代便“特好奇书”，[4]尤其喜欢阅读古今历史、地理、山海图经、方志及有关探险、游历的书籍，常常如痴如醉地沉酣其中，以至于达到“神栩栩动”[5]的境地。书本上所描绘的祖国壮丽的山岳、秀美的河川，像磁石一样地深深吸引着他，使其仰慕备至，心驰神往。然而，在博览群书之后，善于思索的徐霞客却发现：“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纪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6]也就是说，从这时候起，徐霞客便产生了亲身游历名山大川、投身地理考察实践的强烈愿望。
万历四十六年（1618）夏，徐霞客同族兄雷门、堂侄白夫同游庐山，当他登上文殊台，看到“对崖削立万仞，瀑布轰轰下坠，与台仅隔一涧。自颠至底，一目殆无不尽”，不禁发出了“不登此台，不悉此瀑之胜”[7]的感慨。
崇祯十年（1637），徐霞客在八月初五的粤西游日记中兴致勃勃地写道：“偕从夫循危崖北行，夹径藤树密荫，深绿空，径东涧声唧唧如寒蛩私语；径西飞崖千尺，轰影流空，隔绝天地。若不有此行，只谓都峤南魁北峭，一览可尽，而谁觉其幽悄至此哉！”[8]
翌年，徐霞客在滇游途中登上安宁城东进耳山山冈，山上有一寺，山门外有一坊，他“由坊西望见寺后，大山环于上，此冈绕于前，内夹深坑，旋转而入”。他发现这里的地形“若耳内之孔；寺临孔上盘朵边以进”。怪不得这座山叫“进耳山”，至此，他由衷感慨：“取名之义，非身履此冈，不见其亲切也。”[9]
从徐霞客的以上感慨可以看出，他已深深体会到，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领略大自然胜境之壮美；要真切地了解和认识地理环境，就必须“身履”其中。
“至是始得其真面目”
徐霞客在游记中多处明确指出了实践对山川地理研究的必要性。诸如山脉的走向如何？河流的源头在哪里等等，都必须通过实际考察，才能水落石出，知其真相。
在崇祯十年（1637）八月初五的日记中，他写道：“此中岩名、村界，询之则彼此多错，陟之则脉络递现，山灵与杖屦辐辏，其无幽不抉如此！”[10]十一年（1638）九月二十二日日记中，又写道：“余前登翠峰，第见其西过盘龙，不至此，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11]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记中，他再一次写道：“南走绵耸于河口之北崖，是为尧林山，前挟交溪，而果马水入焉。不陟此冈，不知此脉乃由此也。”[12]十二月二十三日日记中，他深有感触地写道：“悉檀为鸡山最东丛林，后倚九重崖，前临黑龙潭，而前则龙两层环之。先是，省中诸君或称息潭，或称雪潭，至是而后知其皆非也。”[13]十二年（1639）三月二十七的日记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写道：“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环钩，其水如交臂……此又山水交潆之概也。”[14]
被明末文坛巨擘钱谦益称之为千古奇书的《徐霞客游记》，是徐霞客从事地理考察实践的真实记录，也是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独具魅力的珍贵文献。这部日记体游记不仅生动地描绘了17世纪我国的自然山河和社会历史面貌，而且以清晰的实测概念和综合性地理描述，阐释了地理环境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深入进行了区域地理特征的比较，从而成为一部标志我国地理学研究进入近代发展新阶段的地理科学著作。而其最可贵之处，则在于它是以长达30年的考察实践为基础的。在艰苦的考察途中，他几乎每天都忠实而详尽地记录下他所经过的路线，以及对山川风貌的观察所得、对风土人情的了解所获。难怪钱谦益将这部巨著称之为“不当令泯灭不传”的“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15]翻开这部不朽的著作，我们仿佛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千古奇人在考察征程中留下的一个个脚印。
“不可以意拟如此”
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处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日趋没落时期，尽管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控制，大兴封建理学，将空虚不实的程朱理学奉为官方哲学，然而以鲜明的反理学为特征的明末实学应运而生，形成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在认识论上，明末实学家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的“以知代行”的唯心观点，他们重视实践在认识上的作用，强调知依赖于行。而徐霞客更是以他的考察实践，批判了封建理学的唯心观点，他身体力行，将“不行不见”、“不行不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观，贯穿于他的探险、考察过程之中。
在《江右游日记》中，徐霞客写道：“余曳杖披棘而入，直抵围屏峰、城垛峰之下，仰视‘饿虎赶羊’诸石，何酷肖也……出循狮子峰之北，岭南转，所谓轿顶、象牙诸峰，从其外西向视之，又俱夹叠而起，中悬一峰，恍若卓笔，有咄咄书空之状，名之曰卓笔峰不虚也，不经此不见也。”[16]徐霞客这里所说的“不经此不见也”，即“不行不见”，道出了他在实地考察之后的深刻体会，也是他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在《粤西游日记》中，徐霞客写道：“出洞下山，望西北山嘴颇近，以为由此穿水月后洞而入，抵上岩甚便……复随流出洞后，睇望所涉路断处，犹隔一峰嘴，始知此中山形横侧倏变，不可以意拟如此。”[17]从“以为”“甚便”到“不可以意拟如此”，对徐霞客来说，这一认识上的变化所蕴含的哲理何其深刻，他从中领悟到，地理考察不可以主观猜测，“不行不知”也，只有到了那个地方，他才了解了那里的“山形横侧倏变”。
“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如此”
在30年的地理考察过程中，徐霞客总是随身携带《大明一统志》、《名胜记》等多种文献图志，旅途中还不断收集和购置当地的图经方志。徐霞客一方面用作考察中的工具，随时查阅引用，从中吸取前人留下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不为这些现成文献所局限和束缚。他经常将文献中的记载与实际观察到的状况对照验证，一旦发现文献中存在错误，便在日记中加以纠正。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询是村为戈家冲。由是而西，并翠峰诸涧之流，皆为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潆带不过数里之内，而沐西平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渡而夹攻之，著之青史，为不世勋，而不知与坳堂无异也。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如此！”[18]
在考察了周围的山水状况后，他又在这天的日记中指出：“然则一山而东出为南盘，西出为北盘，惟此山及炎方足以当之；若曲靖东山，则旁支错出，而志之所称悉误也。”[19]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初一，他在日记中写道：“又忆一统志、永昌志二者，皆谓永昌之水，东入峡口，出枯柯而东下澜沧。余按姚关图说，已疑之。至是询之土人，揽其形势，而后知此水入峡口山，透天生桥，即东出阿思郎，遂南经枯柯桥，渐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坳，即南流上湾甸，合姚关水，又南流下湾甸，会猛多罗，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此说余遍访而得之腊彝主人杨姓者，与目之所睹，姚关图所云，皆合，乃知统志与郡志之所误不浅也。”[20]
更难能可贵的是，徐霞客经过深入实地考察，反复踏勘调查，在《溯江纪源》一文中，就长江源头究竟在哪里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导河自积石，而河源不始于积石；导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于岷山……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经黎、雅，与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长于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21]徐霞客以亲身实践得出的这一科学结论，推翻了承袭一千多年被视作绝对权威的“岷山导江”说。
与徐霞客同时代的众多学人迷信书本，迷信权威，徐霞客却不唯书本，不唯权威，坚持以实践为准绳，“霞客尝谓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故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不惮以身命殉”。[22]他强调“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并表示“余亦欲经此验之”。[23]这种尊重实践、坚持实践的精神令人钦佩。
“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徐霞客一生曾二游黄山，三游天台山、雁荡山。他深谙实践的由浅入深决定认识的由浅入深，为把所要了解的山水状况搞清楚，他不惜几次三番对同一山水进行反复考察。
在第二次游历黄山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往。既登峰顶，一庵翼然，为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揽。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24]从此段文字可以看出，与第一次游历相比，此刻他进一步领略了黄山景色之奇。
徐霞客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第一次游天台山，山上的石梁飞瀑深深吸引了他，两天之内，他先后六次，从上下远近各个不同角度，反复观察，然后将石梁的风貌、特点记录于日记中。崇祯五年（1632）三月、四月，他又先后两次游历考察了天台山。三月十六日，他于“五鼓，乘月上华顶，观日出，衣履尽湿”，又“南下十里，至分水岭”。他在这里搞清楚了“岭西之水出石梁，岭东之水出天封。”[25]这年四月十六日，徐霞客第三次来到天台山，观赏了琼台之奇，他在日记中写道：“忆余二十年前，同云峰自桃源来，溯其外涧入，未深穷其窟奥。今始俯瞰于崖端，高深俱无遗胜矣。”[26]这一次，通过进一步考察，他搞清楚了20年前曾经六次观察过的石梁方位：“万年为天台西境，正与天封相对，石梁当其中。”[27]并细致地勘察了天台之溪的源头和去向。通过前后三次考察，徐霞客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天台山的地理状况。
在三游天台山的前后，徐霞客对雁荡山同样进行了三次考察。第一次上雁荡时，为了验证《大明一统志》中“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28]的说法，他想攀上山顶，寻找雁湖，探个究竟，不料为断崖所阻，未能如愿，还差点丢了性命。第二次上雁荡山时，仍然未能找到雁湖。徐霞客不罢休，十多天后，他三上雁荡山，终于登上山顶，找到了雁湖。但是，他发现雁湖之水分坠南北，“皆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云”。[29]第二天，他上山继续勘察，这才发现“大龙湫从卷崖中泻下，水出绝顶之南、常云之北，夹坞中即其源也”。[30]至此，前后相隔20年，徐霞客三上雁荡山，终于找到了大龙湫之源，从而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关于龙湫之源的错误结论。
300多年来，徐霞客的科学考察实践得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时至今日，他那尊重实践、坚持实践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沈俊鸿 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学术委员）
参考文献
[1]史夏隆，《徐霞客游记》序，《徐霞客游记》12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以下均为同一版本。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徐霞客游记》1191页
[2][4][5]《徐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序一
[3]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徐霞客游记》1194页
[6]至[13]《徐霞客游记》第29页，432页，782页，737页，746页，822页，949～ 950页。
[14]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徐霞客游记》1186页
[15]至[21]《徐霞客游记》第117页，417～418页，730页，1067页，1128页。
[22]吴国华，《徐霞客圹志铭》，《徐霞客游记》1189页。
[23]至[30]《徐霞客游记》第1101页，30页，69页，73页，9页，77～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