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游记》文稿散失引发的难题——徐学研究中的“歌德巴赫猜想”
作者： 汤家厚
随着徐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者视野的不断扩大，希望发掘新史料、发现《游记》新文稿、提出研究新课题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更加激发了徐学界积极探讨“徐霞客究竟写了多少美丽的文字，《游记》到底散失了多少文稿?”、“怎样才能搜寻、发现那些不幸散失的内容丰富精彩的文稿，破除徐学研究中的重重迷雾”等问题。比如：徐霞客游历过的许多地方，是“无游记”，还是“游记”散失了?徐霞客是否“有意选择宁海作为“开游地”及其《游记》的“开篇”地?徐霞客是否入川、涉藏?他北上齐、鲁、燕、京，登泰山，游孔孟故里，都能确定“无游记吗”?《徐霞客游记》西传后，对西方地学家有无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由《游记》文稿散失所引发的难题，多年来的积累，已逐渐形成了徐学研究中的“歌德巴赫猜想”[1]，激起了一代又一代的徐学爱好者、研究者的强烈呼吁与呐喊：有志者都来破解这个极具诱惑力的“猜想”，以实现完整地、准确地、全面恢复徐霞客及其《游记》的历史真面目，要让霞客“先生大奇之著作，亦如青萍结缘，一吐光芒”(奚又溥)。
笔者不揣浅陋，积极参与呐喊和呼吁，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游记》文稿丢失知多少
“世有同志，见而爱之”(奚又溥)的徐霞客《游记》，自问世以来，从抄本到印本，辗转流传，失而复得，缺而复全，历经人间苍桑。几百年来，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口头流传，还是有文字记录的，谁都说不清，也很难估算出，徐霞客究竟写了多少美丽的文字?《游记》到底丢失了多少文稿?
对此，历代研究者可谓“前仆后继”，积极钻研，深入探讨，且已取得某些阶段性、历史性研究成果，给我们今天的徐霞客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但从总体上看，搜寻《游记》丢失的文稿仍然处在头绪纷繁、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阶段。
据笔者初步考证，最早提出《游记》丢失文稿数字的是叶廷甲为《游记》所作的序。他在序里说：“闻郡城氏家藏抄本有60卷。戊辰三月，往郡访之。氏后人云：‘先世信有之，今已散失’。果尔，今之所刊，不过六分之一耳。”但丁文江先生的《徐霞客先生年谱》则认为：“叶氏之言，得之传闻，殆不足信也。”因为“霞客先生之《游记》，残缺者共140日，较之现存之1070余日，不过百分之14。”[2]这就是说，《游记》并没有60卷，丢失的文稿，也并不是叶氏所说的六分之五，而仅有七分之一左右(14％)。
发现季会明《游记》原始抄本，并整理出学界目前公认为是《游记》最佳本的三位专家之一的褚绍唐先生，在1998年6月发表的《徐学概论序二》里说：“《徐霞客游记》是世界篇幅最大的游记著作之一。今据推证，除现存已刊的《游记》之外，尚有4册丢失(估计尚有20余万字)。”即平均每册5．6万字(20余万字，最高只能达24万余字，超过25万余字就可说近30万字，按4舍5入算)。这与被学界认为目前最全本，即10卷63万字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本，每卷平均6．3万字比较接近，也许可信度较大些。
随着徐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关注《游记》文稿丢失情况者越来越多。徐学界近年来口头流传《游记》丢失文稿的数字，也从30万字、60万字到100万字、200万字，一直飚升到2000多万字。2005年在“中国(宁海)徐霞客开游节”的“徐霞客论坛”上，一位当前很著名的文化学者，语惊四座：“《徐霞客游记》可能有2000多万字，绝大部分丢失了。”笔者记下这个闻所未闻的数字，并在后面打上了问号与惊叹号。就在笔者心尚有余悸时，坐在我身边一位浙江台州学者问笔者：“他说《游记》有2000多万字文稿，有什么根据吗?我们小地方孤陋寡闻，你在北京大地方，见多识广，是否看到过(证据)，或是听说过?”笔者摇头苦笑：“我只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台州这位学者却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大声地说：“你听的没错!他说的就是2000多万字，我们绝对没听错!”我想，那位文化学者是即席演讲，没有讲稿，也许是口误吧?可又一想，他不仅是当下著名的文化学者，而且已被某市官封为“文化大师”，对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徐霞客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不可能这么随意断言吧?
我回京后，翻箱倒柜，四处搜寻，终因才疏学浅，一无所获。只好将丁文江认为“不可信”的叶延甲《游记》有60卷之说拿回来，权且“相信”他一回，因为这是“有文字记录的”、《游记》文稿最大的估计数。按现有公认最佳本的63万字10卷本《游记》计算，平均每卷6．3万字，60卷也只有378万字，仅有2000多万字的六十分之一多一点，落差实在太大，无法相提并论。再者，徐霞客旅游考察30多年，虽然“每日有记”，但除了暴风雨雪，白天不能出游，可在室内写作之外，绝大部分时间，徐霞客都是夜晚在油灯下磨墨蘸笔写作，即使文思敏捷、堪称天下第一文章快手的徐霞客，在没有电脑打字机，甚至连不用磨墨蘸笔的园珠笔都没有的时代，徐霞客能写出2000多万字吗?
直到目前为止，《游记》文稿散失的情况，仍然还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大难题，只能称作是徐学研究中的“歌德巴赫猜想”了。我们只有溯本探源，从《游记》文稿散失错综复杂的原因中，精心地搜寻蛛丝马迹的线索，才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综观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我认为《游记》文稿散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兵燹散失。徐霞客死后第4年(1645年)，清兵屠杀江阴县城之后不久，徐家发生奴变遭焚毁，《游记》手稿散失。事后，季会明收拾残稿本重抄；但文残简错、句乱字讹，已非《游记》全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经多方努力，寻找多种抄本加以整理，充实内容，将乾隆本与季氏抄本作底本，合二为一，加以整理后，较之乾隆本多14万字，基本上恢复了《游记》原貌，成为《(游记)》流传至今的最佳版本。[3]
二是《游记》传抄中“改换窜易”，“删削失真”。大量事实证明，现存《游记》，已经过大幅度删削改写、合并，严重损害了《游记》的本来面貌。“据统计，自崇祯丙子年九月十九日至十一年戊寅三月十七日，共573日，通行本存《游记》351天，季抄本存507天，比通行本字数多三分之二以上”。崇祯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日，在近一个月之游南宁者皆缺，季会明叹息道：“南宁一郡之名胜，霞客匝月之游踪，悉随简断消沉”。[4]还有，徐霞客根据丽江之旅的考察结果，写出了著名的《溯江纪源》，洋洋数万字(今所存仅千余字)，系统地论证了长江与黄河的源头。[5]
三是因涉禁教案内容，“辄为后人删削”殆尽。“惜《徐霞客游记》残缺，所记亦不全!况雍乾禁教以后，教内外著述中有涉及西来学术宗教者，辄为后人删削。”[6]
是“无游记”还是散失《游记》引发的难题
因为《游记》文稿的大量流失，徐霞客旅游考察过的许多地方，竟因此而引发出徐学研究中的众多难题。
现存《徐霞客游记》的第一篇就引起“徐霞客是否有意选择宁海作为“开游”地，或《游记》的“开篇地”的争议。这是著名的中国搜孤网记者2007年5月，向中国徐学会会长张宏仁提出的众多徐学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徐霞客是否有意从宁海“开游”?《游记》是否徐霞客有意从宁海“开篇”?这个本来并不难理解的常识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徐霞客从江阴出游到宁海这段近千里的旅程记录，几百年来至今尚未发现，也很难确定是否有记游文字所造成的。江阴本土生长的徐霞客，1607年春从家门口出发“开游”到无锡，再到各地。1613年的那次，他又从江阴出发，到浙江宁海，再从宁海到天台等地，这是完全符合逻辑与常理的事实，怎么能够忽略、甚至除去这中间一段徐霞客无法逾越的旅程，象从空中“飞”或“跳”过去，从宁海“开游”昵?同样的道理，不加分析地、笼统地说，徐霞客有意选择宁海作为“开篇地”，也是不确切的，只能说现存《游记》的“开篇地”是宁海。正如陈桥驿教授所说：“宁海县是《游记》开篇的地方，但徐霞客为什么不论及宁海?……焉知徐霞客没有另外文章，又焉知他的另外文章中不论及宁海?”[7]此言确实值得研究。其实，不要说他另有文章，只看他《游记》，丁文江时代的篇幅和现在就很不相同。而方豪先生在其《徐霞客与西方传教土关系之初步研究》一文中，也早己提过“惜《霞客游记》残缺，所记亦不全”的话。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说明，徐学研究者实在有必要扩大视野。[8]当然，现存多种版本的《徐霞客游记》，确实都是从宁海“开篇”的，说宁海是《游记》的“开篇地”，搞“开篇游”，都是名正言顺的。但如果未来某一天能够发现、发掘出徐霞客从江阴“出游”到宁海的日记，那现在的“开篇”，可就又当别论了。
“见而爱之”者将“遍发海内外书藏而求之”
如何搜寻、发掘目前很可能散失“在海内外天地间”的许多“游记”文稿?
笔者以为，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找到季会明原始抄本，《游记》基本恢复了原貌后，徐学界对能否搜寻、发掘到比季会明原始抄本更有价值、数量更多的《游记》散失文稿，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并且认为搜寻、发掘难度会更大，收效可能甚微，不如将主要精力，研究如何联系当前实际问题更有意义。笔者认为，搜求散失文稿，这是徐学基础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关系到能否完整地、准确地、全面恢复徐霞客及其《游记》全貌的根本问题。在徐学研究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值得我们象徐霞客那样以“躯命”和“性灵”，去夯实徐学研究的基础，这是大有可为的。
首先，季氏原始抄本虽然“基本”恢复了，但并未完全恢复原貌，因为季氏原始抄本在他“编次”时，其书已有缺失。即使季氏抄本现在看来完全恢复了原貌，也有可能象当年从未被怀疑过的李介立本为《游记》“诸本之祖”一样，因为后来发现了季氏原始抄本却证实，李介立本并非是《游记》的“祖本”，而只是《游记》的“子本”，甚至是“孙本”。
其次，季氏原始抄本在辗转流传中，未经“改换窜易”、“删削失真”者，也可能仍然散失在海内外天地间，特别是因涉禁教案要“避嫌”的内容，在国内即使大幅删削殆尽，但《游记》以抄本行世者百余年，抄本仍为人所珍，西人尤为重视。余深信徐霞客遗文，必尚存天地间者，安得扫净夷氛，“遍发海内外书藏而求之，则今日僻处万山中之初步研究，不过发凡起例而已”。比如：《徐霞客游记》传到西方后，对西方地学家有无影响?影响程度如何?西方地学家有无采纳徐霞客地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这些问题因目前史料(包括徐霞客遗文)太少，尚难以论述，有待于史料进一步的发掘。
只要我们坚持“遍发海内外书藏而求之”，就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成就，有所贡献。一个颇具诱惑力的事例是：有位“对地球构造处处有规则”这一论点作出宝贵贡献，对促进物理地质学的方法有真知灼见的英国地理学家约翰·伍德沃德（1665—1728），其科学精神，野外考察方式，语言行动，乃至“每日有记”，都与徐霞客极其相似。约翰·伍德沃德，每当听到哪里有岩洞，或者哪里为了打井、探矿而在挖掘时，他就马上赶往现场，考察其所观测到的具体情况，并记入到自己的日记。他提出把“征询表”的方法用于地质学，并绘制了一张“征询表单”，分寄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只可惜他没有证明，“征询表单”寄给了中国的什么人?谁回答了他的问题。但他所收到的答复使他确信：“遥远地区有关各项的情况和我们这里大致相同”，“中国的情形也相似”。约翰·伍德沃德，是在徐霞客死后24年出生的，其类似徐霞客的地学研究活动，要晚半个世纪，而对岩溶地貌的研究水平，更相差几个世纪[9]。约翰·伍德沃德或其他的西方地学家，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受到徐霞客的影响呢?其受影响的具体程度如何?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中西方世界地学成就都处在大休相同的水平，但中西方却各领风骚：西方在地理大发现方面领先，而以徐霞客为代表的中国地学在地球表面的研究上仍然一直领先世界。贺胜迪先生在《徐霞客与西方地学》一文中说：“值得注意的是，徐霞客逝世后不久，其成就初传西方之时，西方地理学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瓦伦纽斯提出极为先进的观点：地理学的注意力要集中地球表面，研究地球表面的气候、地形、水体、森林和荒漠、矿物及居民等”。又当18世纪中叶，徐霞客的野外考察及其成果，至少部分论述被译成西文刊出之际，时值爱士倍尔在欧洲首创研究喀斯特地形。这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还是受徐霞客感染的结果?
历史之谜可能会随史料的发掘，研究的深入而得到解决，但也可能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这也是徐学研究中的“歌德巴赫猜想”中，又一个重要的“猜想”。人们热诚地期待徐学研究队伍中的“陈景润”，能够早日出现，并全神贯注地突破徐学研究中的“歌德巴赫猜想”，徐学研究将会走上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汤家厚 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徐霞客研究》副主编）
注解
[1]“歌德巴赫猜想”：即20多年来，特别是60多年来，人们对于解析数论的中心问题猜想，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及研究这一课题所采用的一些重要方法：如图法，筛法，密率理论等。作家徐迟1977年写了我国中年数学家陈景润研究这一课题所取得的成果，题目也叫《歌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科技战线，从此“歌德巴赫猜想”几乎成了攻克各种科学难题的代名词。
[2]叶廷甲序：《徐霞客游记》1276—12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
[3]吕锡生：《千古奇人徐霞客》，114—115页，地质出版社，2009年3月。
[4]周宁霞：《徐霞客论稿》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5]夫巴：《徐霞客“丽江之旅”的史实与考证》。《徐霞客研究》第9辑，150页。
[6]方豪：《徐霞客与西洋传教士关系之初步研究》。载《地理学家徐霞客》。1948年，上海书局出版社。
[7]陈桥驿：《撇开(游记)——再论徐学研究》《徐霞客研究》第7辑17—18页。
[8]方豪：《徐霞客与西洋传教士关系之初步研究》。载《地理学家徐霞客》。1948年，上海书局出版。
[9]亚·沃尔夫(英)《16、17世纪的科学技术与哲学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商务印馆，周昌忠等5人译校，1984、1997年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