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徐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布衣思想家”
——霞客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思想家
蔡伯仁
2000年我发表《徐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布衣思想家》，在文尾曾说：是的！我的“徐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布衣思想家”（以下简称“徐霞客是思想家”）这一论断，自知如能为学者们所认同，也还需待个较长的时间，但我深信终久是会为世所认同的！—— 是后，我对这一论断仍在不停地学习与探索着，但求有所何意。现把学习与探索所得的一些断想汇为《申论“徐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布衣思想家”》。我之所谓“申论”旨在补充、申述前文——实是力求更好地自圆“徐霞客是思想家”这一论断的正确、成立，能为世所“认同”！
一、关于“思想家”的称谓
考诸历史，大凡称得上“思想家”的人，无不是对哲学、即世界观的学说在自然、社会、思维（此见据《辞海》）等某些方面提出了些唯物辩证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新认识，批判了唯心形而上思想，发展了前人认识世界的范围、深度，对改造世界有所建树，推动了历史发展。他们的认识、行为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且具有现代价值。如历史公认的、早于徐霞客的李贽（1527—1602）、晚于徐霞客的王夫之（1619—1692）就是这样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霞客与李贽、王夫之都有着一段共同生活的年代。这自不能认定霞客就是“思想家”。不过我之称谓“徐霞客是思想家”，自有客观的、充分的根据。这既隐见于他的《游记》，更明见于我从他《游记》中揭示出来的《徐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布衣思想家》。对徐霞客的《游记》，我曾以“游记化哲学”喻之。徐霞客诚如李贽、王夫之这样的人！总体来说是“这样的人”，具体来说不同“思想家”个体的所言所行各有差异，所思所量自有侧重。试看李贽、王夫之两位，不都是各行其是、且在思想见地上各存侧重吗？作为思想家的徐霞客，与李、王也不全然相同，但他们的哲理、即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唯物辩证的观念、方法、理想，都随历史发展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利于推动社会发展，所以都可以“思想家”肯定之！
当然，称谓徐霞客是“思想家”，并不意味对他“地理学家”的否定。
二、徐霞客是“思想家”
兹再就朱熹、王守仁与徐霞客哲学有关的几个方面提要较比之，以张我《徐霞客的哲学思想》（1997年发表）、《徐霞客是思想家》（2000年发表）等篇所论及的哲理之目。
1、对万物生存的认识
朱熹是集客观唯心学说的大成者。他继承程颐的“理一分株”说，发展为没有了“理”，就没有了世界上的“万物”；“理”生万物，理是万物的本原。此即是说：“理”是第一性的，实即“精神”是第一性的。它是先于世界万物存在着的。“理”是本原，是说它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和基础。这里不涉及由“理”的运动转化为“气”的方面。所谓“万物”，包含着林林总总的自然之物与社会之物。诸如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社会上的君臣、父子等封建秩序，都缘“理”而存在着（参见《语类》卷18）。“理”是绝对不变的，如此永恒地存在着！说“理无形体”（朱子文集卷一《理气上》），即“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朱熹坚信“理”是存在着的，且是万物之所以孳生存在之根本，这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核心之说！
王守仁是集主观唯心学说之大成者。他继承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说，发展为没有了“心”，就没有了世界上的万物。“心外无物”，即“心”是万物的本原。“心”是本原，是说它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和基础。所谓“万物”包含着林林总总的自然之物与社会之物。诸如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社会上的认识天地鬼神，以及事亲孝，事兄弟，事君忠都缘“心”而存在着。
王守仁所主“心”说是否定朱熹所主“理”说的！王氏认为“心外无理”，其实是在否定朱熹的客观“理”生万物的本原说。王守仁又说：“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神鬼万物了！”“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传习录》）王守仁的“心”说与“灵明”、“良知”说原是同一的。若论其关系则是：“灵明”属于“心”，所谓“心之灵明”是也；“良知”是“心”之本体；“良知”是生成一切的，天地神鬼万物皆出于“良知”。王守仁说离开了人“心”世界万物也就不存在了，坚信“心”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本原。此即是说“心”是第一性的，实即“精神”是第一性的。它是先于世界万物存在着的。这是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核心之说。
综观朱熹的认识论与王守仁的认识论都是唯心的，所不同的只在于朱氏主“客观”、王氏主“主观”而已。其实，都是颠倒了存在与思维的正确关系。
徐霞客力反朱熹的“理生万物”、王守仁的“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坚持唯物的“物质自在”观。 如《游九鲤湖日记》：“九氵祭皆以次得名矣。然一带云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岂心刻迹而求乎？盖水乘峡展，既得自恣；其旁崩崖颓石，斜插为岩，横架为室，层叠成楼，屈曲成洞；悬则瀑，环则流，潴则泉；皆可坐可卧可倚可濯……若水之或悬或氵亭，或翼飞叠注，即匡庐三叠，雁宕龙湫，各以一长擅胜，未若此山微体而皆具也。”请注意引句中的“得趣故在山水中”、“既得自恣”、“各以一长擅胜”，所言“故在”，实言“云蒸霞蔚”之景是九氵祭一带自在的、非由“理”、“心”所生存的；所言“自恣”，实言“岩”、“室”、“楼”、“瀑”、“流”、“泉”、“可坐可卧可倚可濯”，皆因“水乘峡展”而自然形成的不同姿态，非由“理”、“心”生存的；所言“各以一长擅胜”，实言匡庐三叠、雁宕龙湫“各以一长擅胜”，都是自擅水之“悬”、“氵亭”、“飞”、“注”形成的，非由“理”、“心”生存的。
又如：“ 腾越密迩诸彝，实滇西藩屏，而滇境大势，北近吐蕃、南皆彝缅，郡邑所置，介于其间，不过以声教羁縻而已……数十年频为缅患……（土酋）附缅而叛天朝……负固以抗天兵……”（褚、吴本《徐霞客游记》，下同。1136页）
这里应认作哲学“物质”概念的“腾越”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千万年来形成的自然区域。至于腾越“数十年频为缅患”，有土酋“附缅而叛天朝……负固以抗天兵”，实乃民族间的矛盾。这主要在于明王朝的“人为”——采取镇压少数民族的政策而迫使少数民族的反抗。这“反抗”也不是因“理”、因“心”而生成的。
九氵祭自然山势与腾越社会离乱，都该根据客观“物质自在”认识之！霞客这种“物质自在”观，只要我们在阅读《游记》时稍加关注，随处可见而理悟，故不赘述。霞客信守“物质”是第一性的。客观的实实在在的世界万物，并不是因朱熹的“理”、或王守仁的“心”而决定其是否生存的。
霞客的认识论是正确的。他把握了存在与思维的正确关系！
2、对“行”“知”关系的论断
这里所表述的是在认识世界万物过程中的“行”与“知”的关系，其实也是“认识论”的问题。我之所以要另列一节表述，旨在凸出朱熹、王守仁与徐霞客的“行知观”存在着唯心与唯物的差异！
朱熹强调的是“知先行后”。他论“行”、“知”关系有说：“论先后，知为先。”“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语类》九）意为不先“知”“义理”怎能“行”得呢？那“义理”所指的是封建伦理道德。究其实义是，只有先“知”封建伦理道德而后才能“行”。他所说知“义理”之“行”，并不同于我们所要求的科学的实践，而只是要求能忠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而已！为达先“知”封建伦理道德，他强调必须努力“格物致知”，“格物穷理”、“格物穷其理”。据此可证“格物”之“行”并不是实践“穷理”而“知”的目的！所“穷”之理、实即是封建伦理道德之“义理”。“格物”之目的，只是为使人们了解“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朱子文集39篇陈齐仲）以成为封建王朝统治的驯民。
王守仁宣扬的是“知行合一”。他反对朱熹的“外心以求理”。他有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答顾东桥书》）据此可见，他的“知行合一”说是建立在他的所谓“致良知”即“求理于吾心”的基础之上的。其实，王守仁的“行”也并不同于我们所要求的科学的实践，而是“致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而已。他所谓的“良知”，就是封建的道德准则。对事事物物，能无违于道德准则，也就是“致良知”了！不错，王守仁所强调的“致知在于格物”的“格”，当“正”字讲，“物”是指人的意念而不是指客观事物。这就是说，正了意念而后能正认识、自觉遵行封建人伦道德准则，如事事物物无违于封建道德准则，也就“致良知”了！实意即是封建王朝合格的驯民。诚如是“知”即“行”、“行”即是“知”，“知”与“行”也就“合一”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绝非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的概念！王守仁所说“知”的范畴，实在于封建人伦道德。“行”的本义，实非实践，仍囿于学习、践履封建人伦道德。此岂不就是“稍行于知”了吗？
综观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其论断、宣扬的方面虽有所差异，但实质同是唯心主义的论调。
徐霞客对此主“不行不知”（含“行而可知”）说，其实就是“行先知后”说，持之力反朱熹“知先行后”、王守仁“知行合一”说。不错，徐霞客对此并未有专章论述，但此种论断，尽贯彻、体现于他的《游记》之中。例一：他“不登此台（庐山文殊台）不悉此瀑布之胜。”（29页）“向犀牛洞三误三返，而后得知。”（458页）例二：他丙辰年（1616）二月初二第一次游黄山，由北路上，因遇雪阻，未登文殊院（今称玉屏楼），未知天都、莲花诸峰。两年后九月初三日再游黄山，由南路上，因天气适宜，登文殊院。记中有说：“余昔年（即1616年首游黄山）欲登末登者”那“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13—30页）实即在1618年再“游”而得“知”！例三：他癸丑年（1613）三月初九日第一次游雁宕山，未能证实《一统志》所说“宕（雁湖）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和雁宕山云静庵和尚所说“湖（雁宕）中草满，已成芜田”说的正确、真实与否？待20年后，即壬申年（1632）四月二十八日再游雁宕山，经考察证实了雁湖“顶，道不甚峻”，有水分流南北，但“皆与大龙湫（之水）风马牛无及”，雁湖“积水成芜，青青弥望”，即未“芜”成“田”也。（8、9—22页）实即在他20年后再“游”而得“知”！众所周知的霞客“推论者当以金沙为首”正确论断之“知”，更是得之于他一生考察即“行”之后。
霞客的“不行不知”、“行而可知”的识见、理念、论断，突出于他始终一如地“吾探吾胜”、“目摭足析”，即由“行”而得“知”！此可证他的论断是唯物主义的。霞客之“行”，具有科学的实践的意义。这与我们今天所强调“实践第一”的实质是相通的！
3、对事物变易的主见
哲学一般地是根据对客观事物变易的主见，而判别为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这其实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思维是否合乎科学实际的问题。
朱熹既认定“理生万物”，且又主见：“天地间自有一定不易之理。”朱氏据而强调：“此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朱熹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父子”长幼定位不易这是对的，然而“君臣尊卑”也是定位不易说，此正是否定对立面的转化，即是“理”所生定的。此主见是错的！“君臣”定位不易，其实质岂不是封建帝皇之“位”永不可“易”了吗？历史果真如是发展下去，岂不是社会人群永远地帝皇统治、百姓受统治了吗？这纯属形而上学之主见，实即唯心思维！
王守仁既认定“心外无物”，且又主见：“……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答顾东桥书》）这就把社会人群分为“圣”、“愚”两类了。自然“圣”者“治人”、“愚”者“被治”，这事实是永远不会、也不能变易的，此正是否定对立面的转化，即是“心”所生成的主见，是错的！其实质岂不是封建帝皇“圣”者与百姓“愚”者现实地永远地存在下去了吗？这也纯属形而学之主见。实即唯心思维！
徐霞客在实践中认定“事物自在”，不因“理”、“心”而生成。且又主见自然的、社会的林林总总事物无不按照自身的规律在不断地变易、发展着。诸如社会史事，“临阵易帅且不可，遽就军中逮之，亦太甚矣！嗟呼！朝廷东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独西南彝也。”（1134页）这是说朝廷主观思维之错：在东北对后金、在西南对少数民族的处事不当，杀害将领袁崇焕、逮捕中丞王伉事，其结果是清兵入关攻陷京城，少数民族越加叛离大明。又如入黔至安庄而闻“此间为安邦彦所荼毒，残害独惨，人人恨不洗其穴。然以天兵临之，荡平甚易，而部院朱独主抚，以致天讨不行，而叛逆不戢……”（648页）
此为对叛逆土司安邦彦所采取之措施失当，以致人民遭受“荼毒”而日深。此乃主见错误——部院朱主观思维不合乎客观之错误遭来之后果。至于自然景色。诸如“粤西、滇南、黔南之山，漓水、洛青、柳江之水……年复一年，无不有变，且无不由因，以致各具个性而耸立、氵宛涎于大地。”所谓“有变”，在《游记》即时时呈现之“沧桑”——实即“变易”是也！也就是说“变易”，无论是社会的、抑自然的事都是在“变易”的、且都各有其“因”、各有其“果”的。这因果之间，究之必自有其规律存在着！在考察中霞客时时在探索社会、自然规律的因果关系。这实是他切实的思想——思维的最高、最深层次。
霞客“沧桑”之主见，纯属唯物辩证之主见。实即唯物思维。此足以否定朱熹、王守仁的纯属唯心而形上学之主见。
4、对政治理想的追求
朱熹、王守仁和徐霞客的认识论见之社会政治理想各有所主、各有所求，其结果效应自然也就自呈差异了。
朱熹主张恢复“三代”（一般指夏、商、周）之治。“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三代之隆，其法浸备。”“君臣父子定位不易。”（《续近思录集解·大学章句序》）这里所称“立极、“隆”、“浸备”实是肯定“三代”之治完善至美。皇上只要恢复“三代”之治，就能达到“至治”的社会效应。天下国家的长久安宁，“惟赖朝庭三纲五常之教。”（《续近思录集解·治体》）“三纲五常”是封建帝王赖以治理的准则，即封建帝王日益完善的以父子君臣为纲纪，配合仁、义、礼、智、信这道统的治世之道。这该是说“定位不易”之措施！据说“天下国家（封建帝王之国家）”，凭借贯彻“三纲五常”之道统，就能达到“长久安宁”的社会效应。这实是朱熹的政治理想追求。也实是对皇上的献策！
王守仁的政治理想似比朱熹较为现实。他认为“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也。”（《传习录上》）
王氏这不就从“心”学以反对朱熹主“理”，而理想恢复“三代”之治？他强调“治”，当从实际出发。那么，王守仁在实际中认识到了什么呢？“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是王守仁在镇压农民运动过程中体验出来的。所谓“心中贼”，实是他把明代的危机归结为老百姓不驯朝庭统治，且奋起反抗。他积极宣扬的“去人欲，存天理”的“致良知”，目的全在于破天下老百姓的“心中贼”！他在《大学问》中强调的“明明德”和“在亲民”，都是推行“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借以维护垂危的明王统治！其实明王朝的垂危，不仅在于农民的起义，不驯“三纲五常”之教化。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有待改变；后金的崛起，民族间的矛盾；明王宫庭里的斗争……而王守仁独识明王朝的垂危在于大众百姓“心中”存“贼”不驯“三纲五常”之教。这实是王守仁竭诚为明皇效忠的政治偏见。自然，这实是他的政治理想追求。也实是对皇上的献策！
徐霞客基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政治理想就较切合实际了。他在生活（1587—1641年）的过程中有鉴于北方后金始于1583年的崛起，势压北京；西南边陲的离乱，版图阴有所失；明王朝政治腐败，人民生活极度疾苦；朝庭魏忠贤等阉党先后擅权；朝中正臣如缪昌其等先后被杀或被迫去国；守关爱国将帅如崇祯二年（1629）兵部尚书袁崇焕抗后金有功而被杀、五年（1632年）中丞王伉平西南之叛得胜而被逮；汉官腐败而无能迫害百姓而有加；关中农民起义已成气候……霞客在数十年考察山川地理的过程中，直觉大明王朝垂危，在《游记》中有见急切唤呼：“边陲一大利害（外彝与汉官勾结为患）上人焉得知！我太祖高皇帝！“（928页）这听来平平，然隐寓着霞客的心崇大明的忠诚。其实他的政治理想追求：愿大明振兴，边陲无虑，版图无失！他是基于身历明神宗、光宗、熹宗和思宗四朝日益腐败——垂危之际而呼唤：“我太祖高皇帝”的！“太祖高皇帝”，即大明开国皇上朱元璋！朱皇帝开国有方，日增兴隆，创百世之伟业。“我”字尤见霞客对大明王朝的心向与亲情——如质霞客之心愿，还不在于大明王朝世代隆盛，威镇四方！是的！这是霞客政治理想的追求，自然这也应认作是他对明皇的献策！霞客这种政治理想的追求，并不包涵如王守仁那样要剿人民心中的“贼”！也并不包涵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他与纳西族首领木增的结好，充分证明他有着民族大家庭中的和谐相处的情怀……霞客政治理想的追求，虽没有如清黄遵宪那样提出“君主立宪”，但是十分地开明的！这在今天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不错，霞客此种政治理想也是在对明皇的献策，但不过比之于朱熹、王守仁的政治理想来，具有着历史的现实性与进步性。
如就哲学质之以实，则在于朱熹、王守仁源于唯心，而徐霞客源于唯物。此所谓各有所主，各有所求，其结果（效应）自然也就自呈差异是也。
三、徐霞客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思想家
徐霞客一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丁文江语），他“欲穷……”的过程，其实是实践的过程，认识了世界，从而升华为改造世界的哲学思想。因为它言之成理、理切实际、实际可行、行能见效。——挽救垂危之大明王朝不失是个好“奏本”（在野布衣霞客自不得上殿奏本，只得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想散见于《游记》之中，似又消失于无声无有之中）——论其思想，具有特定时代的哲学价值，故以“徐霞客是思想家”称谓之。
没错！霞客“欲穷……”的过程，即是他实践……的过程！霞客带有反正统狂性的实践，具有时代全新的理念：走出书斋，不囿陈说、面对世物，探究秘奥，创新学说……终立一家之说，此乃时代实践创新之成果。其哲学思想影响及于中外！霞客思想之核心是实践——创新！这对我们今天从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颇有价值！为此说：我们传承霞客精神，就是要弘扬霞客勇于实践、奋于创新的精神！徐霞客是从实践创新走出来的思想家——他唯物的生存认识、知行论断、变易主见和政治理想无不得之于实践，又从而创新为哲理！他那现存约60余万字的《游记》就是有力、可靠的实证！
徐霞客的哲学思想，如比之于朱熹、王守仁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那就益见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发辩证法的光辉了！
思想家的徐霞客，如比之于史称思想家的李贽、王夫之，其哲学价值，尤其是实践创新的价值，则有过之无不及！但只是霞客在生前及死后数百年间徒为一“游”字所蔽，固未有人能从“思想家”的角度去认识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地理科学家”，还后待于1927年幸有丁文江先生发现，从而认定之、弘扬之！
思想家徐霞客，我真哀其过去的被忽视，但又庆其今日的被认识！那2006年8月原南京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匡亚明主编的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徐霞客评传》就是今日的一宗“认识”。往后这定将“为学者们所认同”——以致“为世所认同”。岂不庆哉！
《徐霞客评传》的出版发行，这我自信可引以是对我于2000年作出的“徐霞客是思想家”这一论断的认可与支持！
（作者系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