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与江南水文化
作者： 单旭
在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中，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水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温家宝总理在纪念徐霞客诞辰420周年时的贺信中指出：“作为中华文化滋养出的这位先哲，……让他本能地意识到人类生活中水的要义，人与人之间鱼水和谐的要义，人的品性之上善若水的要义。”江南水文化对徐霞客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地球表面有70%被水覆盖，世间万物繁衍生息，充满生机，靠的是水的滋养哺育。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世间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没有水，我们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将变得黯然无光，美丽可爱的家园也就“灰飞烟灭”；没有水，也就没有横伸枝条的苍郁，没有鲜艳山花的烂漫，没有流觞曲水的诗意，没有巫山云雨的伤怀；没有水，也就没有“日照香炉升紫烟”的气象，没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清闲，没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意境……
水，是世上最美丽的东西，是滋润万物生命的源泉。因为有了水，我们才有了长江流域的美丽风光，才有了黄河流域的远古文化，才有了江南水乡……因为有了水，大山才显得越发有灵气，树林才青翠欲滴……因为有了水，我们才拥有了绿色，拥有了清纯，拥有了生命。水，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水，是一种载体，可以构成丰富的文化资源，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水，以其宇宙的精髓内涵渗入到人类文化思想的意识深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以及对自然的认知，由物质的表面升华到一种精神境界。水，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产生，在文化进程中演绎出丰姿多彩的面貌，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已成为中国文化所阐释的一个重要“对象主体”，并使这一文化体系发出特异的艺术光彩。
“人水和谐”，是中国“天人合一”和“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人水关系上的反映，是正确处理人水关系的指导方针。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使水不要危害人，造福于人，满足人类的合理需求；另一方面人要善待水，尊重自然、尊重科学，要满足河湖水健康的基本需求。尊重水伦理和水规律，把水视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最忠实的朋友，把河流、湖泊及一切水资源生存的处所视为有生命、有活力的载体，用心去珍惜它、保护它，使人与水友善相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上善若水”和“智者乐水”是古代哲人以水的品格为人们提出的一种道德规范。老子在《道德经·八章》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就是说，上乘境界的善，如同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相争，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低下之处，所以最接近于道的观念。上善者像水那样，居住要选择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存心要渊深，交友要仁爱，说话要真诚守信，为政要条理分明，做事要无所不能，行为要把握时机。这样的人才不会有过失。这里，水成了高尚和友善的标准。“智者乐水”是孔子的名言。在《韩诗外传·卷三》、《荀子·宥坐》、《说苑·杂言》、《孔子家语》等书中都有孔子回答学生子贡关于为什么“君子见大水必观焉”的类似记载，孔子说“水者君子比德焉”，即水是君子用来比喻道德的。汉朝刘向在《说苑·杂言》中有孔子直接回答：“夫智者何以乐水也？”的一段话：“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动而下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乎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侧，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即聪明的人喜欢水是因为水奔流澎湃，日夜不停，象是毅力坚强的人。水按一定规律流淌，不遗漏每个小地方，象主持公平的人。水向低处流，象知礼节的人。流向千仞深壑而不犹豫，象是勇敢的人。遇到障碍能清正对待，象知天命的人。不清洁的进去而干净的出来，象是善于感化人的人。水是品类万物的标准，万物得者生，失者亡，象是有仁德的人。水深不可测，象是通达事理的圣人。水滋润天地万物，国家因此形成。所以聪明的人喜欢水。这样孔子把水比作人的仁爱、礼义、智慧、勇敢、坚定、灵敏、有为、包容、趋下、公正、有度、意志等，几乎人的所有美德都可以从水中得到相应的启迪和表现。
江南水乡孕育的水文化
长江成就了江南。江南，字面上的含义为江的南面，但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地理概念，江南本意指长江以南的地区。在古代，江南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区域大致划分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江南代表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希望。但是，关于江南一词的定义及其运用，古今中外学者从未统一过。
广义的江南，指宜昌以东，长江中下游以南，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狭义的江南、江西以北、湖北长江以南和湖南北部地区，福建有些地区有时也被称为江南。广义的江南在古代较多使用，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是写在长沙的事。广义的江南在现代也使用，比如天气预报中的江南就指广义的江南；江南三大名楼（武汉的黄鹤楼，岳阳的岳阳楼和南昌的滕王阁）中所说的江南即为广义上的江南。
狭义的江南，是指被文人美化了的江东地区，即除去福建省与浙江南部的南京至苏州、杭州一带为核心的地区，包括长江以南安徽省、江西省、浙江省的部分地区，即江苏南部和浙北、皖南、赣东北地区。长江下游以北部分地区，如扬州地区等，虽然地理位置在江北，但经济文化形同江南，也被看作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地域的组成；而并非长江流域却被认为是江南地域的有太湖以南及钱塘江以东部分地区，如绍兴、宁波地区等。
文化意义的江南，文化意义上特指的“江南”，即狭义的江南，地域相当于江东地区，包括江苏南部（及扬州）、上海地区、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地区。自东晋中原士族衣冠南渡、中华政权定都金陵起，江南地区便取代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核心地带。
区域文化精神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长期交互作用下逐步整合显现出来的，它包含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认识的总和。一方面，它不断变易、逐渐丰富，随着人类各种活动的渐次展开而不断有新的内容补充并沉积；另一方面，它又相对稳定，始终保持着一些使之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品质。而在此过程中，自然环境如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等，常常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限定，规定了这一区域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度里，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缤纷多彩、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杏花春雨江南，骏马秋风冀北”的清辞丽句，形象地概括了两地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南方草木葱茏、清奇瑰丽，北方则土厚水深、雄浑阔大，在这样有着显著差异的自然环境中孕育成长的人文风气亦因此而各具特色。而在大的江南文化区域中，东南地区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亚文化区域。特别是唐宋以降，东南地区逐渐成为天下财赋之所区、士大夫渊薮，“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彻底移向江南地区，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也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
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曾经说过：“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皆从水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于水。”江南水乡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水的历史，这里形成的江南水文化，世代相传，培育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江南才俊。
江南水文化培育的人格特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水文化造就了一代代具有鲜明特征的江南人。
一、勤劳
江南典型而传统的农耕社会，造就了此地纯粹的小农个体和小农家庭，这种农耕意识至今仍然深深地印映在人们的性格中。父耕、母织、子读的家庭理想源远流长。两熟制或三熟制使江南地区“农事紧张”，民众“四体既勤”，勤劳使优越的气候和水田之利赋于此地民众先天的美德。在一年一熟制和农闲时间占近半年的情况下，农民生产生活的慢节奏可想而知。勤劳惜时是所有自耕农和佃农的基本秉性。勤劳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业剩余的增多，正是这种明显的多劳与多得的对应关系，民众有了普遍强烈的追求剩余的冲动。在靠天吃饭或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之下，人们久而久之只能无所作为，望洋兴叹，随遇而安，从而主动改造自然、追求剩余的冲动只会越来越弱。
勤劳吃苦是江南民众基本的价值观。它主宰并衍生了江南水文化的方方面面。
二、精巧
勤劳者必然节俭，而理智也就意味着节制。土地有限，人口稠密，生活艰辛，人人都是善于筹划，巧于安排的好管家。绍兴出师爷，苏南一带出管家，管理型的人才在这里比比皆是。节省开支，节制享受，细水长流，江南水文化中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正是从小农身上继承下来的优秀品质。
与节俭、节制相联着的便是精打细算，精细作业。和他们勤劳的秉性一样，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然的可改造性强，人力容易在自然界留下痕迹，而山川沟壑的稀少也需要人为的点缀，尤其那些南迁的北方贵族为弥补平原和水乡在景观上的单一，视觉上的贫乏，便利用精巧的手艺来模拟人造景观。在江南仕风熏染之下，民众心智之精巧，性格之细腻便深深植入文化传统之中。盆景、建筑、绘画、刺绣乃至纺织名冠天下，甲于古今。同是一件东西，在这里可以制做得更细、更巧、更好，同是泥瓦匠、木匠、铁匠，这里的匠人能做的活计，其它地方就不一定能做得来。当然，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不能过分局限于地貌山川的自然条件上，这样容易流于机械和肤浅。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等人文环境等一旦形成，便会陈陈相因，产生惯性和强化作用。
三、阴柔
在江南地区有几个词的使用频率很高，如素质、文明、档次等，而衡量一个人的素质、文明、档次的高低，实则是一种“水性”标准，这下如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素质”和“文明”的标准上见仁见智，各取所好，层次不一。水一样的性格是好性格，也是一种阴柔的性格。由精巧而工于心计，由工于心计而鸡肠小肚，江南水文化阴柔的一面使这一地区透露出一种浓厚的胭脂气。
原来的荆蛮之地缘何成了阴柔之乡？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三国之后，历代统治者已认识到江南农业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天下大计，仰给东南”已是中唐之后历代统治者治国宝训。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和统治遂越来越得到加强，国家机器健全，政权机构发达，从而保证皇家粮仓和国家粮库的地位。因之这一地区统治严、压迫深，赋税历来十分苛重。《明会曲》载，仅苏州府一地占全国实征税粮近1/10，比一般田赋高8倍。地租亦奇高，一般超过出产之半（《苏州市志》p5）。太湖流域土地肥沃，但土地集中现象非常明显。据清代昆山人顾炎武调查：“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租重者至一石三斗，少有八、九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日知录》卷十）。民众隐忍、柔韧、阴柔的性格便在高压而又富庶的天堂里逐步养成；其二一个原因是文化传统的浸染。唐宋以来，江南经济日益发达，官绅倡导文化，一改六朝之前吴人好剑尚武之俗。战国时吴起著《吴子》48篇，孙武著《孙子》13篇，为古代著名军事著作，至今传诵不衰，合称孙吴。吴钩、吴干、吴戈皆是吴地出产的有名兵器，干将、莫邪是名噪古今的铸剑大师。汉代王志在《治衔》中亦有“吴越之俗，断发文身”的记载。“吴子”曾是一个轻蔑的称呼，被视为化外之民。六朝之后，北方少数民族一度入主中原，而中原仕族的大举南迁，大批文化典籍随之转移至此，才子佳人，鼎盛一时，琴棋书画，人文荟萃。光阴流转，仕风薰染，人民文而化之，文化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江南仕林，人才辈出，文人墨客，名重朝野，舞文弄墨者，代不乏人。然而仕林文化与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从来未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既想攀附于庙堂，居于正宗，但又受到北方政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排斥，甚至遭到残酷镇压(东林党人)，因之仕林始终带着浓重的忧伤、无奈、败落、轻薄的陈梁遗风。
四、秩序
在中国的地域文化中没有哪一种文化比江南水文化更讲秩序了，即使衙门林立的京兆文化也是望尘莫及的。
民众日常生活的秩序感来源于其组织程度。这种组织化程度来源于水利之需。有学者指出，政权的合法性及政府的威信，领袖的威信均与水有关，治水（包括疏和堵）、用水、争水产生最强烈的制度需求。有学者则更指出，平原水乡等自然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比险峻偏僻的山区更易产生合作性组织，而后者容易产生冲突性组织。历史上江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农民起义。借助于频繁浩大的水利工程而产生的基层社会组织网络未曾遭到颠覆和破坏，相反，历代统治者十分倚重于这一基层组织网。人口之密，赋税之重使其统治功能更加强化。
五、士风
从根子上讲，江南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支。泰伯带来了周礼，孔子的唯一一个江南弟子子游擅长文学，“得圣人之一体”成为东南学术之祖。“自泰伯以天下之上，而吴为礼义之邦；自言偃（子游）北学于圣人，而吴始有圣贤之教。”
西晋末年大批贵族和知识分子渡江南下，齐鲁燕赵一些著名的官宦之家如王羲之家族、谢安家族等迁居江南，吴越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撞击、揉和。随着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文学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亦取得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史学界有人（如陈寅恪）将此称为“南朝化”。
自晋末至隋统一的四百余年间，北方战乱，江南则相对稳定。唐末、宋末又有大批文人南下，元、清少数民族政权时期，儒家文化再次南移。由此，江南地区深得传统文化熏陶，人文鼎盛，人才辈出，持续时间长，涉及领域广，人才数量多，从名相重臣到文坛泰斗，从名僧道士到能工巧匠，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文风之盛使江南地区呈现出独特而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江南仕风”。西晋末年《世说新语》实际上真实地描述了“过江诸人”的高雅的生活状态及失落感和无奈。唐末、南宋时期又有大批文人如过江之鱼，鱼贯南下，文学艺术、佛教，道教一度十分繁荣。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清军入关及近代义和团运动使江南得边缘、杂交、移民之优势，人才聚集，朝野倚重。南迁诸人中，除了躲避战乱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部分官场失意者、出仕南方为官者、受雇围垦者、屯兵打仗的士兵也留在这里。因为此缘故，江南仕风带有浓厚的离人、亡国的感伤情绪，消极无奈，逃避现实，玩世不恭，流风所及，民众中间也笼罩着一股柔弱之气。“东林党人”案之后，明清两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疯狂追杀和迫害，使江南仕人们参与政治、跻身庙堂的希望彻底破灭，一些文人沉溺于南朝旧调、吴声杂曲、琴棋书画、香榭春苑之中乃至修道成仙。水文化在深重的封建儒家文明的基础上又沾染上了一种颓废、腐败之风。余秋雨将此地称为“中国文化的后院”，大致不差。
除了历史上南北文化交融之外，历代统治者由于倚重于这一地区粮仓、钱庄的地位，因此特别注重以儒家意识形态将庶民文而化之，以礼治为内容的官学、私学历代不衰。自唐至清近1300年间，苏州共出文状元45名，武状元5名。尤其在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开科取仕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260年间全国共出状元114名，而苏州一府即出26名，占全国总数的22.8%。清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儒，先后选举267人，其中江苏78人，浙江68人，而江南地区又占了一大半。清代苏州文人汪琬称状元是苏州的特产。有人统计过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出自江南地区者占有突出的比重。因此，也有人称这一地区为“状元之乡”、“院士之乡”，甚至有“吴才大贤，尽出江南”之说。无疑这些成就的取得既得益于历史上的南北杂交，也得益于此地文化教育之兴盛，而文教兴盛的原因则是人口稠密带来的教育规模效应和经验积累。
徐霞客对江南水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江南水文化为江南人民世代相传，其特质浸润在一代代人的生命历程中，流淌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徐霞客出生在江南水乡，他深受江南水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他的一生也与水紧密相联，据学者杨文衡统计：徐霞客记载的江名162个、溪名126个、水名109个、河名61个、瀑布72个、湖名57个、潭名51个、塘名54个、伏流38个、川名19个，总数约800个。在他的最后一次西南科考中，认真考察了珠江水系，包括东江、西江及其上游南北盘江，作《盘江考》；查证长江水系的来龙去脉，撰写《溯江纪源》。
勤劳吃苦是江南水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个基本价值观，这在徐霞客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游行无碍。”在陈函辉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清晰地勾勒出徐霞客勤劳刻苦的形象：“持数尺铁作磴道，无险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能逢食即吃，能与山魈野魅夜话，能袱被单夹耐寒暑。尤异者，天与双趼，不假舆骑，或丛箐悬崖，计程将百里，夜就破壁枯树下，即燃脂拾穗记之。”
精巧准确无误更是成就了徐霞客游记的不朽价值。在长达数十年的科学考察中，徐霞客将江南水文化的精巧发挥到极致，在他的考察笔记中，处处可以看到这一点。在云南腾冲，他对当地地热和蒸汽的记载就十分准确，在当时还没有温度计，如热海硫磺一带水气温度在90度以上，但还没有超过100度，他记载是“不敢以身试也”和“水辄旁射，揽人于数尺之外，飞沫犹烁人面也”，以及“久立不能停足”等语，精准地描述了热泉沸腾的状况。
刚柔相济，徐霞客有效地克服了江南水文化的阴柔特性，阴柔有着精灵婉约、惟妙惟肖，但缺少了大气、正直和力度，徐霞客在对科举仕途放弃后，在大量阅读古今史籍的基础上，萌生了走山水人生之路的想法。他的这一追求，不同于归隐之士的山水之乐，而是立下了“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自成一家言”，因此，徐霞客游山玩水的背后，隐藏着人生的大志向，为了实现这一伟大事业，他百折不挠，坚定地回答：“不欲变余去志”，“吾荷一锸耒，何处不可埋吾骨耶”。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志向，他奋不顾身地继续着自己的科考事业。
徐霞客从江南水文化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同时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伟大精神，而徐霞客对人类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及其献身精神，又为江南水文化的进一步弘扬和发展增添了新的光彩。
（作者系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副秘书长，江阴日报社副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