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与李旭旦
——简述两位大师对人地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
杭建伟
今年是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逝世370周年，又适逢现代著名地理学家、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地理教育家李旭旦诞辰100周年。笔者之所以把这古今两位地理学大师联系一起，一是因为他们都是江苏江阴人，徐霞客的故里在马镇（今徐霞客镇），李旭旦是青阳镇人。两镇相邻，前后各出了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不可谓不奇；二是两位地理学家都十分重视人地关系问题，既有着很深的学脉渊源，又都站在他们所处时代的前沿，超越同时代人。
一、两位大师所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但都有着崇高的爱国情怀和求真精神
徐霞客诞生于明末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书香门第，家道虽已衰落，但尚殷实。徐霞客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特好奇书”，对舆地图籍着迷，深感“山川面目，多为舆地图籍所蒙”，他以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气概，放弃走旧读书人科考求功名的老路，而以布衣之身，走出书斋，迈向自然，追求科学，寄情祖国山水，“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足踏天下半”，写下了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其崇高的爱国情怀和科学求真精神为世人敬仰。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导人物和学者对此都有精彩的评述，这里不再赘述。
李旭旦出生在近代一个中医家庭，家境贫寒。早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高中毕业时，以全班总分第一，品学兼优，获得了该校唯一的直接保送进国立中央大学的机会，因对祖国大地的探知欲和受故乡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影响，他到中大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学专业，师从胡焕庸教授、德人费思孟教授等。1930年，作为中央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从研究家乡的地理开始，写了《江阴地理形势》发表在当时的学生刊物上，那年他才19岁。次年，李旭旦与同学任美锷合译了法国白吕钠的《人地学原理》，这部长达50万字的专著，被称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1936年夏，李旭旦听从李四光的意见，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在英国三年的时间里，李旭旦造访了瑞士和阿尔卑斯山及英国的许多地方。1939年获剑桥大学地理系硕士学位返国后，他应聘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地理系教授，时年仅28岁。1946、1947年，他应聘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地理系作访问教授。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为了发展祖国的地理教育事业，时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的李旭旦主动要求到新成立的南京师范学院创建地理系，并担任系主任。1958年李旭旦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恢复原职务，并为地理科学事业工作到最后一息。
李旭旦出生在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留学西方，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致力于介绍并引进西方人文地理学说，并为培养地理教育人才和人文地理学在中国的复兴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吴传钧教授对李先生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从钻研人文地理学起步到奠定人文地理学而结束”。“如果我们把他推崇为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我相信大家都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李旭旦的爱国情怀和科学求真精神令人感佩。
二、两位大师对人地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地关系”指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时，人们用它来泛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地关系包括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人的能动地位。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再次触发了从不同角度对人地关系的探讨，正在成为地理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人文地理学就是以人地关系为理论基础的一门学问。李旭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的《人文地理学》中写道:“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人文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面的人类活动或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形成的现象的分布与变化。它以人地关系论点作为理论基础的核心，而人地关系是人类出现以后就存在的客观关系，又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进化而不断变化的”。古今两位大师对人地关系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1）徐霞客是中国理性探索人地和谐关系第一人
我国自古以来，对人地关系问题有过丰富的论述。《礼记·王制》中曾指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禹贡》综合地记载了周代九州内的地理环境以及方域、土壤、物产、田赋、交通等情况，是一本最早的人文地理著作。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曾论述过各地区的人地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学术界，更有学者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例如明朝杨慎指出：“人有恒言曰：‘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囿也。……人之性禀于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地。习也者则系乎君之令，师之教，非水土所函也。”其意在说明人性是由水土与教化等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由水土单独、直接决定的。而徐霞客当为中国理性探索人地和谐关系的第一人。
徐霞客以科学求真的精神探索人地关系。他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亲情，他把自然万物拟人化，描写得栩栩如生，以平等的心态与万物进行交流，这是《游记》的一大特色。徐霞客这种重自然与人亲情的生态伦理观表现在寻山如访友、由天而人等方面。如浙江之游，“江清月晈，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净，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溜，满前皆飞跃也”。在雁宕山，“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
徐霞客较早意识到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在《游记》中记录并谴责了人们破坏环境的行为。他反对人畜共处，指出牲畜饲养和采山石、烧石灰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强调政府的措施对环境的保护作用，赞美良好的生态环境。如《楚游日记》“时侧户主人虽爱客，而室甚卑隘，猪圈客铺共在一处。”在永州愚溪,“行人至此以为溷围，污秽灵异，莫此为甚”。他呼吁“安得司世道者一厉禁之!”在江西永新梅田山，他记述了采石对于自然景观的无情破坏。当时徐霞客“夙慕梅田之胜，亟索饭登涯”，看到的却是不完整的溶洞：“东向者三洞，北向者一洞，唯东北一角山石完好，而东南洞尽处与西北诸面，俱为烧灰者铁削火淬，玲珑之质，十去其七矣”。徐霞客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如种植林木、保护石钟乳。徐霞客还坚决反对乱提诗词，损害生态景观的行为。徐霞客在鸡足山华首门见到倪氏按院竟在壁上的四个不同场所先后四次大书“石状奇绝”、“石状大奇”、“石状又奇”、“石状始奇”，各换一字，“横镌而朱丹之”，对倪氏此等污辱灵秀山川的俗人行为，极为愤慨地质问道：“其效颦耶？黥面耶？”“山灵何罪而受此耶？”
《游记》所反映的“天人合一”的人文地理的思想与内容，比之拉采尔所编《人类地理学》或白兰士编的《人文地理学原理》等要早200年至300年以上。学术界已有共识，认为《游记》不只是一部“地理百科全书”，更是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绿色文献。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致纪念徐霞客诞辰420周年大会的贺信”中所指出的，徐霞客“无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我意识方面，完成了他开拓性的全方位生态探讨与审美观照。他行走大自然中的悠游自在、上下求索；追求真知中的艰苦卓绝、得心应手，是与他对大自然的礼敬尊重和心印情怀分不开的。”
（2）李旭旦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
我国古代著作的记述中虽然也包含了丰富的人地关系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的人地关系理论重要的有德国f·拉采尔和美国c·森普尔等的环境决定论，法国p·维达尔和j·白吕纳的人地相关论(或然论)，英国p·罗士培的适应论；美国h·巴罗斯的人类生态论以及k·苏尔的文化景观论等。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大多数地理学者均强调要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但在我国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文革”结束后，李旭旦表现出了他科学求真的胆略和勇气，为复兴人文地理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李旭旦早年组织的一些区域地理调查中，都把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作为一个地域的统一整体来加以考察。1947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区之划分”一文即采用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综合起来划分的方法，把中国划分为12个大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地理学者学习苏联经验，强调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并造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截然分开的不良倾向。除经济地理学以外，整个人文地理学都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成为地理科学研究的禁区。李先生对此始终持有不同的看法。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学术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春天，他进一步坚定地表达出自己的见解，更明确提出“人地关系的协调是当代地理学的新课题”，“在人地关系上，已形成了人与环境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并把复兴人文地理学作为他晚年努力奋斗的重大目标。他在1979年撰写的《人地关系的回顾与瞻望》一文中指出：“在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地球上除少数地区外，己没有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纯自然环境了。当我们把地球当作人类之家来考虑时，就不能不考虑到人对环境所起的作用，也不能不考虑环境对人所产生的影响。就人类对环境所起的作用来说，既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也有消极的破坏性的一面。发挥环境的建设性作用，避免其破坏性作用，改善并恢复已被破坏的环境，已成为现代地理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李旭旦的远见卓识，他的思想走在同时期国人的前头。
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人地关系如何确保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重温两位大师对人地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无疑给我们以不少启示。
（作者系江阴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室主任，副教授，江阴徐霞客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