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客号的出典
作者： 陈锡良
霞客号的出典，即霞客号的来源，记载的典籍。徐学界都说“霞客”是陈继儒给徐弘祖取的号。有人问：这事最早记载在哪篇文章或哪部书里呢？笔者虽然业余研究徐学多年，竟然一时答不出来。
一、出典仅有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九个字
笔者开始查阅出典。笔者想，应该按时间顺序来查找。既然霞客号是陈继儒所取，这事最有可能记在陈继儒所撰《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里。细看，没有。
陈继儒写寿文第二年，徐母去世了。笔者于是再查董其昌所撰《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细看，没有。
再查陈继儒撰、文震孟书《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没有。再查王思任所撰《徐氏三可传》，没有。
笔者粗略通读过《徐霞客游记》，没读到出典。徐霞客的诗和朋友赠诗，也没记出典。
最后查阅徐霞客去世后相关人的典籍。吴国华所撰《徐霞客圹志铭》，钱谦益所撰《徐霞客传》，黄道周所撰《遣奠霞客寓长君书》，都不见出典。在陈函辉所撰《霞客徐先生墓志铭》①里查到了出典：
“先生名弘祖，字振之，霞号其别号也。石斋师为更号霞逸，而薄海内外，以眉公所号之霞客行。”这就是霞客号的出典。
出典是否仅此一处呢？笔者再查清代《梧塍徐氏宗谱》所载《高士霞客公传》，没有；查清康熙《鸡足山志》，没有；查清乾隆徐镇刊本《徐霞客游记》附编所载《李介立先生小传》，查陈继儒《小窗幽记》，查张大复《梅花堂记》等，都没有。
由此看来，霞客号的出典仅在陈函辉所撰《霞客徐先生墓志铭》里，而且关键仅九个字“以眉公所号之霞客行”。
“石斋师为更号霞逸”，为什么会“薄海内外”（没有在国内外叫响）呢？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陈继儒取霞客号在先，黄道周改号霞逸在后，陈继儒、黄道周都是徐霞客敬仰的学问家，徐霞客不能弃“旧”迎“新”，弃旧迎新是不礼貌的。二是徐霞客偏爱霞客号，落款钤印都用“徐霞客”而不用“徐霞逸”。
那末，陈继儒何时何地取霞客号的呢？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没有说明。虽说徐学界早有学者指出，霞客号是在天启四年（1624年），67岁的陈继儒在上海寓所——松江府华亭佘山长生书屋，给39岁的徐弘祖乞寿文时所取，但这是命题，未必有证据。笔者作为业余研究者，有必要证实这一命题：在此地而不在他地，在此时而不在他时。
二、推算陈继儒起霞客号的时间
史料记载，徐霞客拜见陈继儒有四次。第一次，天启四年（1624年）甲子五月，39岁的徐霞客专赴青浦佘山长生书屋请陈继儒写寿文，始识陈继儒。第二次，天启五年，母亲病逝，赴上海请陈继儒写父母合传。第三次，崇祯元年八月中秋，至青浦佘山“顽仙庐”访陈继儒，谈三年来的情况。第四次，崇祯九年秋，万里遐征出发时到佘山拜别陈继儒。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游记》中，徐霞客始识陈继儒之后、天启五年再访陈继儒之前，在朋友题诗中，开始出现“徐霞客”了。因此，排除第二、第三、第四次晤面时所取，而认定徐陈第一次在佘山寓所相识时所取。以下是具体证据。
天启四年五月小暑日，陈继儒在寓所写寿文之前，徐弘祖先自我介绍多年来的旅游奇险经历和母亲独支门户的事迹。寿文写好后，徐霞客再请陈继儒在《秋圃晨机图》上题诗。拜别后，徐霞客马不停蹄，赴南京请董其昌、李维桢在《秋圃晨机图》题诗。同年夏秋，徐霞客挟《秋圃晨机图》和册页，请江阴夏树芳、无锡高攀龙、常州孙应慎、江阴张育癸等在册页上为《秋圃晨机图》题咏。从天启“甲子春”到崇祯“己巳秋日6年间，共有28人题咏《秋圃晨机图》。其中4人题“霞客”、“徐霞客”，其余多数人则题“弘祖”、“振之”、“徐仲子”。
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游记》排列，题“霞客”、“徐霞客”的4人中，排在最前的是张育癸，另3人是福建人。张育葵写四言廿八句古风，在序言中写道：“披《秋圃晨机图》咏，而王夫人素风，霞客兄远韵并传矣。辄题数语，志其盛。”张育葵，江阴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任陕西曲江县令。可见，张育葵题咏时尚是举人，年龄比徐霞客小几岁，又是同乡，关系亲近，是徐弘祖请陈继儒写寿文返乡后，最早向张育癸坦露了眉公给取了霞客号，故张育癸喜称“霞客兄”。诚然，徐弘祖坦露霞客号，不见文字记载，但可以推理出来。 徐弘祖也完全有可能向同乡长辈夏树芳坦露霞客号，只是夏树芳在题咏里没有写出来。虽然张育癸所撰古风落款“张育癸题”，未写日期，但时间应在天启四年甲子五月之后的夏秋日。由此可见，张育葵最早写“霞客”，是写“霞客”第一人。由此印证了霞客号确实是天启四年由陈继儒在佘山所取。陈继儒之所以会起霞客号，显然是因为倾听了奇男子徐弘祖所述奇险经历后，感慨系之，欣然由之。
三、丁文江也不知道霞客号的出典
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丁文江所编《徐霞客游记·徐霞客先生年谱》。丁文江在他编撰的《徐霞客先生年谱》里，只写到“天启四年，甲子（一六二四年）。先生年三十九岁。是年先生母王孺人年八十。先生奉母游荆溪、勾曲。因闽人王琦海绍介，见陈继儒（眉公），乞寿文，于是始识眉公。眉公寿序云：‘王琦海先生携一客见访，墨颧雪齿，长六尺，望之如枯道人，有寝处山泽间仪，而实内腴多胆骨。’可想见先生丰采……”没有写到眉公起霞客号，而且整部年谱都没写到。丁文江是民国地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徐霞客的大学者。一位官方人士，拥有资料优势，却没有把眉公在天启四年起霞客号这一重要情节写入年谱，可见丁文江不知道霞客号的出处。
笔者在2014年第三期《徐学研究》上撰文《徐霞客舫次武塘诗稿手迹是膺品》，指出膺品最大破绽是：造假者把徐弘祖39岁才有的“徐霞客”印，硬盖到28岁时写的诗稿上。造假者不是冒险，而是不知道霞客号的出处，以为徐弘祖28岁时就叫徐霞客了。造假估计在清末民初。至民国17年，连研究徐霞客的官方学者丁文江都不知道霞客号的出处，民间造假者画蛇添足、弄巧成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陈函辉著作在清朝是禁毁书
为什么研究徐霞客而拥有资料的的官方学者丁文江不知道霞客号的出处呢？这要从清朝禁书说起。
女历史学家、瑶族人黄爱平在《四库全书篡修研究》一书中认为：清乾隆朝“在长达十九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民间惧祸而自毁者难以计算。”②清末学者姚觐元在《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一书中写道：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大学士四库馆正总裁英廉给乾隆帝上奏本，奏明在各省督抚呈送四库馆的书籍里，开列出全毁的书目146种，要抽毁的书目近千种。全毁的146种书目里赫然写着：小寒山集十本（明陈函辉撰），王季重纪游四本（明王思任撰），梅花堂集二本（明张大复撰），石仓全集十二本、石仓诗稿十六本（明曹学佺撰），从野堂丛稿四本（明缪昌期撰）。另外，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四库馆提调办事翰林官6人奏本：抽毁的上千种书目写着：大泌山房集四十八本（明李维桢撰……语有干碍，应请抽毁）。③
上述陈函辉、王思任、曹学佺都是抗清死节明臣，尽管百年后乾隆朝追谥为“忠节”，正像乾隆朝允许江阴建造纪念八十一天抗清首领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的三公祠一样，只是为缓和民族矛盾的策略，但禁毁抗清志士的著作是毫不手软的。陈函辉、王思任、张大复诸人，都与徐霞客交往深厚，他们著作中都写过徐霞客。《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就是在徐霞客逝世后，族兄徐仲昭渡江急告靖江县令陈函辉，陈函辉连夜写就的，其中霞客号九言出典成为绝句。即使《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底本不在全毁著作中，清朝冷酷文字狱阴霾弥散至晚清，影响至民初，民间隐藏者谁敢示人？难怪丁文江收集不到，或者查阅不到了。
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徐霞客游记·附编》提供研究资料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的上下册《徐霞客游记》中的《附编》，是最早最全的有关徐霞客的历史资料。附编包括诗文·书牍、题赠·书牍、传志、石刻、旧序·校勘、附录·徐霞客先生年谱。附编是研究徐霞客的重要资料库、工具书，笔者查阅霞客号的出典，就是从附编中的传志得到的。对照《附编》中《秋圃晨机图》题咏次序和晴山堂石刻中《秋圃晨机图》的排列次序，《石刻》有点乱，晚题的排在前面，早题的却排在后面，张育癸题咏排到21位；而《附编》则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张育癸题咏就排到第6位，给研究带来方便。但附编也有小瑕疵。开始查下册最后的《徐霞客先生年谱》，没有查到陈继儒给徐霞客取号霞客，心想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怎么没有把这件重要的事编入年谱呢？后来才从上册开头的目录里发现《年谱》原来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丁文江编的。《附编》里连每首诗的作者在目录和正文里都有署名，长达60多页的《年谱》标题下竟不署丁文江名，确实是个小失误，给读者带来了不便。
关于霞客号的出典，笔者毕竟知识肤浅，目力有限，只写到仅在陈函辉所撰《霞客徐先生墓志铭》里，是否之外另有出典，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注释
①以上所查阅的许多文章均见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徐霞客游记·附编》。
②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2001年）。
③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补遗）》（1957年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