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研究》2015年第1期刊登了陈锡良先生《徐母王孺人身世考略》一文，陈先生根据《东常王氏西沙支谱》和《（民国）梧塍徐氏宗谱》及其他资料，推测徐霞客母亲王孺人为东常王氏十六世王诗之女。本人读了该文，经过查阅《东常王氏西沙支谱》，结合自己多年来整理并研究家族文献的经验，提出三点疑问。
一、《东常王氏西沙支谱》世系表引出的疑问
王孺人的身世在王诗的世系表中没有记载，对这一关键点，陈先生的解释是：“宗谱记子不记女是常事。”为了验证陈先生的解释，本人查阅了王氏支谱，对一世到十七世男主人的女儿婚配情况作了详细统计。
《东常王氏西沙支谱》明正统五年由十三世王祯创谱，由于仅“得曾祖天惓手书宗系一纸（卷一第5页娄宏《族谱旧序》，下同）”，编纂时只能“远者略而近者详”。谱中收录的第一世至第八世17人的世系表以及十一世8人的世系表中没有一人有女儿及婚配情况的记载，九世7人的世系表中有3人有女儿及婚配的记载，十世11人的世系表中有2人有女儿及婚配的记载，十二世14人的世系表中有5人有女儿及婚配的记载，十三世20人的世系表中有1人有女儿及婚配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前十三世由于前人留下的资料极其有限，世系表中记男不记女现象确实非常普遍，女儿及其婚配情况的记载缺失很多。
到了嘉靖二十六年，第十六世王谐主持第二次修谱时，“其法则主乎旧，其事则本乎实，信以传信，疑以阙疑，不敢附会，以拂其情（卷一第5页王谐《续谱引》）”，谱中收录的第十四世29人的世系表中，有2人无后，11人有女儿，其中2人婚配有姓有名，6人婚配有姓无名，4人婚配姓名不详。十五世60人的世系表中，有13人无传、失考、早亡或从出家从释，32人有女儿，其中11人婚配有姓有名，21人婚配有姓无名。十六世88人的世系表中，有24人失考、无后或未娶，31人有女儿，其中3人婚配有姓有名，27人婚配有姓无名，1人婚配姓名不详。在有姓有名的婚配中，有多处还注明男方出自的家族，如梧塍徐氏、圆塘徐氏、梧塍孔氏、习礼夏氏、琉璜张氏、富杯陶氏、邓阳薛氏，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与创谱时相比，本次修谱由于增补的仅仅是最近四五代人的资料，因此女儿及其婚配情况的记载已明显增多。
万历五年，王汰支第十七世53岁的王宏学主持第三次修谱，他继承上一届续修时的传统，谱中收录的第十七世140人的世系表中，有58人失考、无后或未娶，32人有女儿，其中4人婚配有姓有名，25人婚配有姓无名，3人婚配姓名不详。作为王汰后裔，王宏学对曾祖父三个儿子的后代特别是女儿婚配情况留下了详实的记载：
1、长子鸾，子二：言、度；女二，长适琉璜张，次适富杯陶。言生子一：庭学；女三，长适白，次适张，三适薛。度生子四：成学、困学、曲学、潜学；女一，适华。
2、次子鹉，子二：侯、伟。侯生子三：时学、宏学、崇学；女二，长适圆塘徐大昌，次适胡家渡胡洁。伟生子二：视学、后学；女一，适黄。
3、三子鹢，子一：诗；女一，适张。诗生子五：原学、与学、本学、受学、幼学。
王宏学主持修谱时，王诗已去世，但其儿子原学38岁，其他四个儿子也均健在。对于堂兄宏学的记载，兄弟五人不会不关注，宏学也不会不核实清楚。如果徐霞客母亲王孺人果真是王诗之女，从宏学对鸾鹉鹢三兄弟的世系记载详细程度看，很难想像他会漏记这样一位嫁给名门望族的堂妹。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漏记了，清代续修宗谱时凭徐霞客的知名度，王氏后人也不可能忘记补上这一记录。陈先生还拿王诗五个儿子的年龄作对比，认为“长子与次子年龄间隔十一年，明显缺了一人，这人正好是生在两人中间的、生于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的王孺人”。其实长子与次子年龄间隔大，其中的原因远不止一种。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过去的医疗条件下，子女夭折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这种情况谱里经常不记。基于以上分析，本人觉得陈先生对王诗世系表中无女儿所作的解释，不符合该谱实际情况，很难让人信服。
二、徐曾起撰文引出的疑问
《东常王氏西沙支谱》卷廿四第37页有徐霞客曾孙徐曾起撰写的王氏第二十四世《云德王公传》云：
翁讳天龄，字云德，世居东常里，为暨阳望族。翁赋性纯笃，硁硁自守。一生勤稼穑，无分外之求。虽略涉经史，然与文人学士意气相投。邑侯陆嘉其行，时造其庐，有谈心之乐。其事父母也，克尽孝道。临殁之日，以不能终养老母为憾。昆季之间，克尽友于之谊。幼弟先翁殁，翁为之抚孤恤寡，无使饥寒。其御下也宽而能惠，有僮仆为人所诱而逃，越数年感翁之德，仍复来归。居家教子，不失为义方，是以令嗣复以象贤绳武。常啸傲溪山之侧，优游绿野之旁。翁可谓得全于天者矣。闾里之间，方谓仁者必享大年，不意才过五旬，天即夺其寿。
野史氏赞曰：古有独行之士，声闻足迹不出乡曲，而恂恂自好，以孝义名节砥于其躬。如东汉范式、梁鸿之徒，卒能名动公卿，声施后世。若翁者，殆其人欤！今国家教化修明，崇奖节孝，以鼓励人心为急。闻翁之风者，其亦可以兴矣。
明清家谱收录的传记、行状或墓志铭，撰写人如果与传主有缘，一般会在三个地方表明与传主及其家族的关系：一是正文中直接由作者提及，二是正文不便提及的，由作者在文尾署名中提及，三是标题下方由宗谱编修者提及。《东常王氏西沙支谱》也不例外。卷廿四收录的明清时期35位传主的36篇传记、行状或墓志铭中，有13篇在正文中提到作者本人与传主存在亲戚、师生、同学或朋友关系，分别是龚勉撰写的《滨溪公墓志铭》（朋友关系），华敦夏撰写的《涵虚公墓志铭》（朋友关系），季科撰写的《国贞公墓志铭》（姻亲关系），倪寅科撰写的《晋昌公传》（朋友关系），吴楷撰写的《鹏程公传》（同学关系），赵与治撰写的《希祖公传》（姻亲关系），华刚中撰写的《国贞公传》（作者为传主舅父），秦道然撰写的《我生公传》（姻亲关系），嵇璜撰写的《书岩先生序》（亲戚关系），郑经撰写的《祥盛王君传》（远亲关系），黄慕陶撰写的《蔚堂先生传》（师生关系），夏炜如撰写的《燕堂公传》（姻亲关系），吴凤韶撰写的《翼堂公传》（远亲关系）；4篇在文尾署名中提到作者本人与传主存在近亲或宗亲关系，分别是“孙婿邢世章”撰写的《德和公暨配冯孺人传》，“孙婿赵鼎昶”撰写的《森槐公传》，“子婿祝廷华”撰写的《岳父玉章公传》，“同宗弟仰之”撰写的《锡章公传》；4篇在标题下方注明作者本人与传主存在血亲关系，分别是“胞弟之宾”撰写的《抱赤公行状》，“男桂芬”撰写的《征我公暨张孺人梅孺人行实》，“男以焜”撰写的《清之公暨孔孺人行略》，“甥张嗣厚”撰写的《母舅平侯王公序》。剩下的15篇传记、行状或墓志铭中，尽管作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些知名度还很高，如宋濂、祝允明、沈德潜、顾皋、张洵佳等，但在正文、文尾以及标题下方均看不出与传主家有何关系，经与其它21篇文章对比，可以看出作者与传主家基本不存在亲情、友情或师生情，其为传主家作文完全是受主家所托，为主家捉笔。徐曾起的文章就属于此类。
徐曾起是康熙二十八年庠生，缪昌期曾孙缪弘仁女婿，事迹与父亲徐建极一并载入《（乾隆）江阴县志》卷十七“文苑”。加上与传主同乡，住所离传主家不远，因此应邀为传主作传完全符合当时的身份。然而，通观徐曾起全文，其在文中扮演的完全是一个与沈德潜一样的与王家毫不相关的局外人。如果王孺人真是王诗的女儿，作为孺人后裔的徐曾起写这样的传记时从情理上讲不会不提及与王家的这层姻亲关系，即使因为文体限制不便提及，王氏族人也绝对不会忘记在标题下点明这种关系，否则很难想像这样一篇一点亲情气息都没有的文章能顺利地收录到王家族谱中。基于以上分析，本人觉得王孺人完全不像出自东常王氏。
三、《王孺人墓志铭》引出的疑问
《（民国）梧塍徐氏宗谱》卷五十四收录的陈仁锡撰《王孺人墓志铭》云：“城东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倭燹避之锡山，孺人年最幼，与母华过姻家杨，见踉跄之履塞户，俄聚族而嬉，孺人料寇至，又念父食乏绝，趣母入城。”
对于第一句中的“城东”，陈先生认为应是王诗雅号“成东”，理由是两者发音相同，是陈仁锡听音笔误。对于第二句，陈先生演绎的情节是：“倭寇肆虐，32岁的王诗和妻子带了16岁的原学、11岁的女儿、5岁的与学、3岁的本学（受学、幼学还未出生）到无锡县城避难。6人先步行或乘船到无锡前州岳父华家。因华家一下子来了6人，住宿有困难，加上妻子体力不支，需要休息，于是王诗就掮着3岁独生子本学，由华家派一个少年携着5岁儿子与学，当天先赶进县城，投奔华家在县城的远亲，匆忙中未带食粮。妻子华氏和16岁的长子原学、11岁的王孺人住一夜。翌日早晨，华家再派1人引路，4人背着装有衣服食粮的包袱进城，剩下的华家青壮年看家守户。华氏4人顺路先探望离县城不远的洛社张皋庄的亲家，即原学未来的岳父张家。”
陈先生的解释，与原文文义明显不符，混淆了四个关键的概念。第一，“城”“成”之区别。两字在字典里发音相同但含义完全不同。“城”字在《王孺人墓志铭》中共出现过两次，除了第一次“城东王公”外，另一次为“城东公亦卒”。另外，在收录《王孺人墓志铭》的同一卷中，比该墓志铭问世更早的由徐氏族人徐材撰写的徐霞客曾祖徐洽的《鸿胪云岐公行状》中也有“有勉娶王城东女”的记载。这说明，“城”字从徐霞客曾祖到徐霞客祖孙四代的记忆里一直没有混淆过，家谱也没有记错过，所谓陈仁锡听音笔误之说不能成立。第二，城东之寓意。从字句组合规律、墓志铭中的称呼习惯以及陈仁锡与徐霞客父母的年龄差距分析，“城东”正如陈先生所推测，很可能是一个人的雅号，也是作者对王孺人父亲的尊称。但与原文中的“澄江右族”连起来完整理解，其寓意很可能是指地域方位，正如元代文学家陆文圭寓居江阴城东自号“墙东叟”外人尊称为“墙东公”或“陆墙东”，这与陈先生解释的“继承、完成父亲事业和成就东常村事业”完全不同。第三，姻家之姓氏。原文明确姓杨。陈先生却认为姓张，理由是张、杨两字韵母相同，只怪徐霞客丧母后记忆力衰退，错将“张”记成了“杨”，导致陈仁锡也跟着记错。第四，孺人之年龄。原文里，孺人在逃往第一站——锡山乡村姻家杨氏的全家人中年龄最小。而在陈先生的解释中，孺人在逃难的全家人中，第一站年龄并非最小，第二站无锡县城年龄才居最小。
对于第一、第二两个关键概念，事实已经证明，王孺人父亲与王诗雅号写法不一样，含义与寓意也不一样，非要把两家说成一家很难让人信服。
对于第三个关键概念，无论从情理上看还是从其他墓志铭记载的正确程度看，很难想像徐霞客请陈仁锡撰写墓志铭时会对姻亲家姓氏不表述清楚，凭陈仁锡对徐霞客家人的熟悉程度也很难想像他在墓志铭中会将“姻家张”错记成“姻家杨”。退一万步讲，如果真的发生了如陈先生所说的徐霞客记错，那么徐霞客在世时不可能一直糊涂，当他发现陈仁锡的错误后不可能视若罔闻。其后代与其兄弟二房之族亲也不可能集体失去记忆，清代续修宗谱时完全可以将这些错误改正过来。相反，如果不是陈先生所说，那么两家的姻亲显然不是出自一家，既然不是一家，说明王孺人娘家与王诗家本来就不是一家。
对于第四个关键概念，如果果真如陈先生文中所说孺人带了两个弟弟一起逃难，那么原文中的“年最幼”就无法解释得通。既然解释不通，又怎能证明王孺人出自王诗家？
总之，陈先生对王孺人身世的考证疑点颇多，本人赞赏陈先生的探索勇气，但不苟同陈先生的考证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