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民族政策与徐霞客的民族思想
作者： 范祖锜
先“有牧童二人,引余循崖东转,复入一石队中,又得围崖一区”，后“复有一老儸儸披兽皮前来,引余相与攀跻”。这几位彝族老少，不仅带他在迷宫似的石城中入洞穴、出围崖、过洼地、攀险峰，“东眺海门”“西俯洼地”“复高南脊，转造西峰”，而且还教给他知识。在山崖旁的蜂巢面前，牧童向他讲述“以火熏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复成巢矣”的过程；在岩石缝隙旁，老人告诉他“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处”（第825页）。在这穷乡僻壤，一位来自“江南佳丽地”的汉族知识分子，与彝族最底层的劳动者一道，攀援于“阖辟曲折,层沓玲珑,幻化莫测,钟秀独异”的石城胜境中，这位知识份子毫无居高临下之态，而是怀抱极大兴趣，倾听普通劳动者的诉说。这是一幅何等自然、和谐的图画！这一闪发出民族平等思想的图画，在徐霞客西南考察的过程中多次出现。
徐霞客多次记录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对各族人民的艰辛寄予深切同情，对各族人民的苦难发出了愤怒呼号。在滇东北曲靖地区，彝族先民住在条件较差的山头上，生活十分艰苦，生活方式十分落后：“茅舍低隘,牛畜杂处其中,皆所谓儸儸也。”（第767页）这里的彝族茅舍低隘，人畜杂处。而在安宁温泉旁的山洞中所见的彝族，更为艰难：“其洞狭而深,洞门一柱中悬,界为二窍,有儸儸囚发赤身,织草履于中,烟即其所炊也。”（第830页）大理点苍山西坡石门的一位老人也为贫困所逼而居于石洞中，“每日登山箍桶,晚负下山,鬻以为餐,亦不能夜宿洞间也。”（第1002页）这位老人以箍桶维持生计，晚上下山卖桶，竟然连山洞都回不了，实在可悲。同样是大理，在三塔寺的石户村，原有石工数十家，因为采石太辛苦，“人户具流徙已尽”。徐霞客闻之大为感叹：“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第994页）
深重的苦难，极大地震撼着徐霞客的心灵；无私的支持，深深地感动了徐霞客。这样入脑入髓的体验，对徐霞客民族平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德行高尚的知识分子，徐霞客同情和关心民族地区的贫苦百姓，热爱和关注民族地区的山水草木。他记录了百姓民生之艰辛，也记录了百姓的淳朴善良和乐善好施；描述穷乡僻野的荒凉，也刻画了奇山异水的壮丽。他确实是把民族地区的百姓和山水视为自己的好伙伴、好朋友、好兄弟。这种民族平等的思想，与明朝统治者“华夷一家”思想是不同的，前者是从实践中而来的真情实感的升华，而后者不过是出于维护王朝统治需要的一种策略和手腕。“华夷一家”民族观的产生与明初统治者的经历与明初的政治军事形势紧密相连。元朝近百年的统治给予传统大汉族主义猛烈冲击，元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曾使明朝开国国君身受其害，元朝覆亡的巨变更昭示后世统治必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再加上明朝初年，北方的蒙古族和西北、西南、南方各少数民族上层不同程度地拥兵自重，明王朝无力四顾。因此，在军事征讨的同时，更多地是“怀之以恩，待之以礼”的招降和安抚，公开的旗号便是“华夷一家”、“一视同仁”。不言而喻，“华夷一家”与恩威并施是王朝的统治之术，而徐霞客的民族平等则是一介布衣切身体验，这里有平民社会与官方政权的分野，更有知识分子与帝王大臣的区别。
三
在深入边疆民族地区考察的过程中，徐霞客接触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结交了多民族的上层统治者和文化人士。他客观记录了民风民俗，没有贬仰之心和嘲讽之言；赞扬了他们的素质，决无倨傲之态；当然，他更热心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真诚地帮助边疆各民族进步。他的这种思想，是否与明王朝的民族政策有联系？
的确，明王朝建立后，不仅在内地开设学校，也主张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儒学”、提倡“贡举”、“因俗而治”，似乎是尊重少数民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俗而治”的落脚点是“治”；是“欲其率修善道，阴助王化”（《明太祖实录》卷226），是利用民间习俗以帮助王朝统治；提倡儒学，是要以封建理学“教化”、“感化”各民族，使之服膺中原文化；特别是对民族上层，使之听命于朝廷。明太祖认为：“边夷土官, 皆世袭其职, 鲜知礼义, 治之则激, 纵之则玩, 不予教之, 何由能化? 其云南、四川土官, 皆设儒学, 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 使知君臣、父子之义, 而无悖礼争斗之事, 亦安边之道也。” （《明太祖实录》卷239）据此思想，明代边疆民族地区纷纷开设儒学，“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明史》卷69）。当然在民族地区兴儒学的目的十分明确，从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的大局考虑，是“安边”、保证王朝的安全、消弭民族间的争斗；从民族关系看，站在大汉族主义立场，居高临下，以强者态势，同化弱者；从文化上看，根本看不起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而力图用强势文化挤压少数民族文化。
徐霞客自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希望边疆民族人士接受中原文化以提高素质，但他与明王朝统治者的区别是，他平等地对各民族人民，也平等地对各民族文化。他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目的是为各民族人民进步而非为“安边”、“誓助王化”。他客观地无歧视地记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人们了解、研究各民族提供了详实、具体、生动的资料。他与民族地区的文化人真诚相处、心心相印，丝毫没有中原高士的架子。他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充分展示了一位科学家平等待人的风范。对一个民族的尊重，核心是文化的尊重。徐霞客做到了这一点，也正是这一点，显示了明王朝推行封建文化与徐霞客传播中原文化的区别。他在西南地区游历期间，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各民族知识分子建立良好关系，留下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传播中原文化的佳话。其中，与纳西族木氏土司的文化神交，把汉族知识分子与少数民族的深情厚谊推到了极致。
云南纳西族早在明代以前就十分推崇汉文化，并广泛采撷相邻的藏、白等民族的文化精华，使这一僻处滇西北人口不多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发达、力量强大的民族。木氏土司作为纳西族的首领，被朝廷任命为知府，统治滇西北广大地区200多年；所传20余代土司，多数兼具文治武功，汉文化修养深厚。其中木公、木增两位土司，袭职前勤于学习汉文化，为日后的文化成就奠定坚实基础；袭职后更是热衷于接纳汉族及各民族文人雅士，以文会友，吟诗酬唱，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也未曾懈怠，终成为杰出诗人。木公一生留下诗集7部、诗400多首，被收入《四库全书》、《列朝诗集》，影响播及中原。木公之重孙木增绍续先辈遗风，留下诗文1000多篇，分别编入《云 淡墨》《啸月堂集》《山中逸集》等6部诗文集中。《四库全书·子集杂家》对《云 淡墨》作出提要介绍。木公在职期间，明代大学者杨慎因著名的“大礼仪”之争触怒嘉靖皇帝，遭“廷杖”后侥幸“复苏”，谪居云南。木公对杨慎的人品才学心向往之，探寻游踪，遣人问候，献诗求教。杨慎对木公有感遇之恩，且钦佩其为人，赞赏其诗作，欣然为木公选编诗集并为之作序。杨慎与木公的交往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杰出篇章。徐霞客在杨慎逝世后77年抵达云南，比起杨慎谪居云南38年，徐霞客旅滇不足两年是短暂的，但他与木增的友谊在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做出的贡献同样应镌刻于史册。
木增仰慕徐霞客已久，在得知徐霞客到达鸡足山后，派通事诚送请柬，又安排人在守卫严密的邱塘关亲自迎候。崇祯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木增在丽江府官苑解脱林会见徐霞客，礼敬有加，品茗畅谈，十分投机，茶换了3次才散席。二月初一下午，木增在解脱林东堂设宴，以纳西族的最高礼仪，盛情款待徐霞客。嗣后，木增把徐霞客奉为上宾，派大把事亲自照顾日常生活，还赠送白银和各种贵重礼品；特别是虔诚地视徐霞客为师长，请教汉文化的诸多问题。从木增身上，徐霞客深切感受到云南少数民族的真诚、善良，感受到他们对中原文化的向往，感受到他们接受中原文化习染后的知书达理和极高素养。这些事实，对歧视、蔑视、轻视少数民族的封建传统思想无疑是最有力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徐霞客的反传统思想十分契合，也有助于深化他的民族平等思想。
木增与徐霞客思想共同之处，是二人对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木增诚邀徐霞客到丽江，希望能从他身上真正获得中原文化之真谛，借以提高木氏家族乃至整个纳西族的文化素养和教化水平。徐霞客感佩木增的赤诚，更出于将中原文化传布至民族地区的信念，为木土司也为纳西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做了一系列实事：①对丽江大研古镇作了科学考察，准确地记录了古城的方位、居室、交通、河流，使人们透过字里行间得以窥探古城300多年前的风貌。②对纳西族的风俗习惯、生活生产作了生动描述，为研究纳西族古代社会形态和历史变迁提供了生动的史料。③应木增之情，为木增辑注《云 淡墨》6卷，点评《山中逸集》并为其作序跋；又遵木增之嘱，为其四子批阅文章，细为解析，促膝交谈，大大提高这位“修晰清俊”、“清便可昕”、执着于汉文化的纳西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学术品位。④由木增资助，在鸡足山苦攻3个月，修成第一部《鸡足山志》，为这座名山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和修志的方法、思路、架构。⑤促进中土佛教向民族地区传播。静闻和尚是徐霞客家乡江阴迎福寺僧人，与徐霞客志同道合，二人同时开始西南“万里遐征”。静闻刺血写成一部《法华经》，愿供于鸡足山。湘江遇盗，静闻受伤，后殁于南宁崇善寺。徐霞客悲痛地火化这位挚友，负其遗骸，千里迢迢带至鸡足山，将《法华经》供于木增捐资修建的悉檀寺内，葬静闻骨骸于寺前黑龙潭东二里，让这位江南僧人长眠于边疆民族地区的青绿山水间，也把中原宗教文化传到边疆民族地区。
徐霞客旅游和科学考察的最重要的阶段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渡过的，他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和最重要的著述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完成的，他最辉煌的晚年是在西南民族地区闪射光芒的，历尽艰险后把他重病之躯送归故里的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同胞。他平等地对待受尽历代王朝欺压、凌辱的少数民族同胞，把他们视为朋友，真诚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出力。在此同时，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不仅是指他学术上的成就，更指他获得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普通民众的真挚友谊。
四
明王朝的民族政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继承历代封建王朝“以夷制夷”思想，推行土司制度；后来土司制度引发社会矛盾又采取“改土归流”的措施。
“以夷制夷”、因俗而治思想渊源久远。先秦时期的统治者就主张“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礼记·王制》）。汉代实行“以其故俗治”（《汉书·食货志》）。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首创羁縻府州制度，授各民族首领以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等官，让他们继续按本民族的传统管理本地区事务，并且可以世袭。宋代承袭这一制度。元代在唐宋羁縻府州制度的基础上，又开创“土司制度”；在行省以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既设路、府、州、县，又设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等，并任命当地民族首领为官吏。这些土官“世守其土，世长其民”；“土官病故，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元史·仁宗本纪》）。
明朝发展和完善了元朝的土司制度。在平定民族地区后，保留元朝授予各民族首领的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职，保留各民族传统的统治机构和制度。不仅如此，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土府、土州、土县，册封更多的土司和土官。应该说土司制度设立的初衷，是既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建制之中，有利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又不改变各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既加强中原王朝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控制和扶持，也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边防巩固。无疑，这是一项进步之举。然而，事物的发展常常违背开创者的心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地区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各土司之间仇杀不断，各土司内部内讧不止，导致民族地区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在土司制度下，百姓身受土司和朝廷双重剥削压迫，苦不堪言，多次发动起义。这一切表明，明朝初年为招抚和安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而推行的土司制度已经完全背离王朝的初衷，成为中央王朝控制民族地区的一道障碍和边疆局势混乱的重要原因。
徐霞客在民族地区考察，深入到社会底层，对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生产了解透彻，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深切，对他们的种种苦难有着最直接的观察。其中，对土司制度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徐霞客寄以深切的同情，对一些土司的罪行深恶痛绝。他一进入贵州，就了解到丰宁下司土司杨国贤使当地“地乱不能辖，民皆剽掠，三里之内，靡非贼窟”，“其叔杨云道，聚众其中为乱首，人莫敢入。”（第649页）在贵州普定安庄卫，徐霞客从伍、徐二位门客处了解到，水西土司安邦彦叛乱，给当地造成巨大破坏：“此间为安邦彦所荼毒,残害独惨,人人恨不洗其穴。”（第678页）普安州城中也是十要荒弊：“茅舍离离,不复成行。东下为州署,门廨无一完者。皆安酋叛时,城破鞠为丘莽,至今未复也。”（第706页）安氏土司是元明时期贵州境内两大土司之一的水西土司。安邦彦于天启二年（1622）谋反，先后攻陷安顺、平坝、沾益，又参与围困贵阳10个月，并围攻普安州一年后破之。崇祯元年（1628）朝廷调朱燮元总督贵州、云南、四川军务以平息叛乱，“邦彦乱七年而诛”。安邦彦死，其继任者安位继续为乱。《明史·朱燮元传》记载：“时寇乱久,里井萧条,贵阳民不及五百家。”可见安氏谋乱对贵州危害之深重。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来到贵州，距离诛安邦彦不足10年，这一带仍然形势紧张。朝廷为对付安氏仍在交通要道布设兵力。然而王朝末世，国事日蹙，“添设虽多，而势不尊矣”。徐霞客也无可奈何。
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进入云南后，徐霞客更耳闻目睹土司鱼肉百姓、横行一方的劣行。在《随笔二则》中，他根据自己搜集的材料，厘清了阿迷土司普名胜之乱的来龙去脉。在《滇游日记》中，多次记录土司叛乱的恶果。在广西府（今云南泸西县）一带考察时，徐霞客目睹此地“昔亦有村落,自普与诸彝出没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径”。又听人说：“师宗南四十里,寂无一人,皆因普乱,民不安居。”(第733页)普名胜叛乱造成的城乡凋敝，可见一斑。老百姓亦饱受苦难煎熬：“自广西郡城外,皆普氏所慑服。即城北诸村,小民稍温饱,辄坐派其赀以供,如违,即全家掳掠而去。故小民宁流离四方,不敢一鸣之有司,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生杀立见也。”（第733页）土司彪悍霸道，百姓性命难保，只得背井离乡，颠沛流落异域。徐霞客透过耳闻目睹的事实，看清了土司的本质：“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这一认识，比起对现象的平铺直叙，比起一般的感慨呼吁，显出高超的洞察力和抽象能力。不掌握土司糜烂人民的大量事实，不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不具备揭露问题实质的胆识，就不可能得出如此深刻的结论。徐霞客不止于同情少数民族的苦难，呼喊“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752页），更揭露其丑恶本质，这正是他过人之处。
徐霞客的民族思想的闪光点，还在于他立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张扬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既是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也是民族大义的集中和升华。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为抵御外侮、抗击侵略，也表现为反对民族分裂割据，维护祖国强大统一；不仅表现为对祖国山河、家乡土地的爱恋，也表现为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切。徐霞客游历赞颂祖国河山，眷恋热爱故乡山水，关切忧虑苍生百姓，是爱国心的表现；对待土司割据叛乱的态度，更是他爱国主义的展示。土司割据、叛乱，给国家统一强大、边疆稳定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普名胜叛乱使“临安以东，广西以南，不知复有明官”（第725页），这是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使云南通往广西的三条道路“今皆阻塞”，“既宦辙之不敢入，亦商旅之莫能从”（第751页），这是对经济交流、政令畅达、社会安定的威胁；糜烂人民，“紊及朝廷之封疆”（第752页），这就更是对领土完整的威胁。徐霞客对土司罪行的揭露，似乎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说话。对此，应作具体分析。诚然，封建朝廷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但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它又是整个中国的代表。站在朝庭立场上说话，如果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立场特别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说话那是为着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果是以朝廷的名义，为国家统一和人民安宁而呼吁，为反对民族分裂和地方割据而呼吁，这是正义的，是以中华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主义。在阶级矛盾尖锐时，站在镇压人民的封建立场上说话，阻碍历史进步，是反动的；在民族矛盾或是统一与分裂矛盾尖锐时，朝廷抗御外侮、荡平割据势力、制止民族分裂，此时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说话则是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徐霞客对西南地区一些土司危害社会、分裂祖国、阻碍民族进步的叛乱割据行为表现的极大愤慨，蕴含了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清醒认识，他把爱国主义这一民族大义视为最重要的民族利益。在滇西邻近边境地区的考察中，他的爱国主义表现得更为直接。他对考察材料进行整理，写成《近腾诸彝说略》（第11 30页）。此文在分析了毗邻缅甸的腾越边境形势和土司设置状况后，提出巩固边疆的策对。他指出腾越为“滇西蕃屏”，地位重要；他提醒朝廷，“数十年频为缅患”，形势十分严峻；指出“目今瓦酋枭悍称雄，诸彝悉听号召，倘经略失驭，其造乱者，尤有甚于昔也，为腾计者慎之”，朝廷应抓住“瓦酋”这一关键谨慎对待，方能消解外患。他最后希望朝廷能“重其责以弭变”，最终能“于腾少安”。
徐霞客对滇西边患的考察和议论均较为简略，但他对边疆形势和土酋为患却有清醒的认识，守土卫国之策切中要害，爱国忧民之心令人动容。徐霞客就是这样一位热爱边疆各族人民，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杰出知识分子。他的民族思想在中国古代优秀民族思想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