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江源新说的国家认定
作者： 万 萍
人类社会是在人类自身的活动中不断发展的。它的发展，既需要普通民众的辛勤劳动，也需要社会精英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所谓发现，应是对原本已经存在的客观事物或社会现象的发现。这种发现，有时只是一时的灵感触发，如牛顿，从树上落下一只苹果而发现万有引力；更多的时候，它需要由灵感触发后的长期苦苦探索，如马克思，是在长期研究后才发现和总结出剩余价值学说。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社会精英的智慧，有赖他们的锐利眼光、怀疑精神和探索行动。
长江之源的发现也是如此。亘古以来，我们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就一直在中华大地奔腾流淌。但普通民众在享受长江的灌溉之利和航运之便时，大多对它熟视无睹，了无感悟。古代的文人墨客，也往往只是从长江的滚滚东去而抒发感慨：李白“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是抒发对朋友的绵长情谊；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表达动乱之后的急切归心；那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所唱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说豪放也豪放，可惜最后却归于“早生华发”、“人生如梦” 的无奈和苍凉！在徐霞客的家乡江阴，也正如徐霞客所说，“生长其地者，望洋击楫，知其大，不知其远；溯流穷源，知其远者，亦以为发源岷山而已”。而当徐霞客伫立在长江岸边的时候，那长江后浪推前浪激起的朵朵浪花，触发的是另一种灵感，激起的是另一种情怀。他别具慧眼，不是感叹大江东去，而是关注大江西来。我住长江尾，那西边的长江头，真的是如古人所说、如乡人所说，是发源于岷山吗？长江最远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他产生了强烈的探索愿望。古人和家乡人所说长江发源于岷山，是《禹贡》的记载：“岷山导江”。《禹贡》是《尚书 》中的一篇。《尚书》为五经之一，是儒家的经典，经典是不容置疑的。而徐霞客却偏偏怀疑它，要重新探索。他初考纪籍，提出疑问：“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岂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河乎？”他“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考定：长江之源应以金沙江为正源，而岷江只是它的一条支流。据钱谦益《徐霞客传》记载，徐霞客在探索长江之源后，“还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树虬根以归，并以《溯江纪源》一篇寓余” 《溯江纪源》是一篇几万字的长文，钱谦益在《徐霞客传》中“撮其大略”作了简单介绍。认为徐霞客的论述，“皆订补桑《经》、郦《注》，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我们现在读到的附于《徐霞客游记》中的《江源考》，一般认为就是《溯江纪源》的节录。即以现存的一千多字的《江源考》来看，徐霞客俯视中华大地，宛如凌空航拍，而且不是在普通飞机上航拍，而是在卫星上航拍，类似毛泽东所说的“巡天遥看一千河”。其高度，其视野，其磅礴气势和对中华大地的炽热情怀，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并顿生敬意。
但是，徐霞客的江源说，遇到了两大挑战。
一是胡渭的批驳。胡渭是清初德清人，原名渭生，字朏明，号东樵，精于舆地考证之学，曾参与修纂《大清一统志》。他在所撰《禹贡锥指》卷十四下，专门写了《附论江源》一文，指斥徐霞客“其不学无识一至于此！” “余谓霞客所言东西南北，茫然无辨，恐未必身历其地，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非但不学无识也！” “岷山导江，经有明文，其可以丽水为正源乎！霞客不足道！”简直是谩骂了。胡渭是当时研究《禹贡》的权威，《禹贡锥指》是他“生平精力所注”，被誉为“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胡渭如此诋毁江源新说，而当时徐霞客已长眠地下，顾不得反驳了；就即便霞客健在，一介布衣，面对权威，也根本没有话语权。
其二，无庸讳言，元末明初的僧人宗泐，也曾说过长江之源不是岷山。宗泐，俗姓周，字季潭，宁海人，是著名的诗僧，任左善世（僧录司长官，掌全国佛教僧侣之事，类似今天的国家宗教局局长），有《全室集》存世。明洪武十一年（1378），宗泐奉朱元璋之命，带领三十多人，出使西域求佛经，并撰有《西游集》，记录往返见闻。《西游集》今已不存。据当时人的记载，宗泐在《西游集》中说：西番抹必力巴山有二水，在东北者为河源，在东南者为犛牛河，江源也。犛牛河即丽江，一名金沙江。既然宗泐早有这种论说，那徐霞客算不算最早发现长江之源的人呢？
在激烈竞争的运动场上，一项世界纪录的诞生，需要权威机构和相关人员的认定；在遥远而浩瀚的太空，发现一个新的星球，得经过严密的再观察、再检验。尤其是有争议的问题，更得有权威的裁定。徐霞客的长江之源的新说，既是历史旧帐，又是现实问题，它还关系到国家的最大河流，当然更不能例外。它需要权威的认定、官方的认定、国家的认定。
最近粗检康熙帝《御制文集》，读到多篇谈江源的文章。文献证明，正是这位雄才大略而又严谨审慎的康熙皇帝，一言九鼎，实现了徐霞客江源说的官方认定、国家认定。
康熙谈江源之文，一是《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六《杂著》中的一则：
雍州西北之地古称沙漠，向来人迹罕通，是以纪载所传多未详确，今皆奉车书往来，故知之独详。大约甘肃之西，从长城外至四川松潘，止十余日可达。导江虽始于岷山，其实江源尚在茂州之西，至岷山始大耳。黄河自积石北流为河套之地，至延安府入陕西境，其地亦不甚远，今阿尔多斯固山之地即是也。
康熙虽然说了导江始于岷山，但指出“其实江源尚在茂州之西，至岷山始大耳”。茂州，是现在的四川茂县。所谓“至岷山始大耳”，也就是徐霞客说的“乃泛滥中国之始”。这一则文字在康熙《御制文集》第一集，是康熙二十二年以前所撰。他说“江源尚在茂州之西，至岷山始大耳”，这或许是读过徐霞客《溯江纪源》后的认同，也可能是尚未读徐文，而与徐霞客所见相同。
另一篇是《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十五《敕谕》中的《谕大学士九卿等》：
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大概中国诸大水，皆发于东南大干内外，其源委可得而缕析也。黄河之源出西宁外枯尔坤山之东，众泉流出，沮洳涣散，不可胜数，望之灿如列星，蒙古名敖敦他拉，西番名苏罗木，译言星宿海也，是为河源。汇为查灵、鄂灵二湖。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岷江之源出于黄河之西巴颜哈拉岭七七勒哈纳，番名岷捏撮。《汉书》所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贡》“导江”之处，在今四川黄胜关外乃褚山。古人谓江源与河源相近。《禹贡》“岷山导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实有可据。其水自黄胜关流入，至灌县分数十岐，至新津县复合为一，东南流至叙州府金沙江入之。金沙江之源自达赖喇嘛东北乌捏乌苏流出，乌捏乌苏译言乳牛山也。其水名母鲁乌苏，东南流入喀木地，又东南流，迳中甸，入云南塔城关，名金沙江，至丽江府，亦名丽江。至永北府，会打冲河，东流，迳武定府入四川界。至叙州府合岷江，流迳夔州府，入湖广境。由荆州府至武昌府，与汉江合。汉江源出陕西宁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东流至南郑县，为汉水。入湖广界，东南流至汉阳县汉口，合岷江。此诸水在东南大干之内，故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也。澜沧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格尔几杂噶儿山，名杂褚河。一源于喀木之济鲁肯他拉，名敖母褚河。二水会于叉木多庙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云南境，为澜沧江，南流至车里宣抚司，名九龙江，流入缅国。澜沧之西为哈拉乌苏，即《禹贡》之黑水，今云南所谓潞江也。其水自达赖喇嘛东北哈拉脑儿流出，东南入喀木界，又东南流入怒彝界，为怒江，入云南大塘隘，名潞江。南流迳永昌府潞江安抚司境，入缅国。潞江之西为龙川江。龙川江之源从喀木所属春多岭流出，南流入云南大塘隘，西流为龙川江，至汉龙关入缅国。此诸水在东南大干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又云南边境有槟榔江者，其源发自阿里之冈底斯东打母朱喀巴珀山，译言马口也。有泉流出，为牙母藏布江，从南折东流迳藏危地，过日噶公噶儿城傍，合噶尔诏母伦江，又南流迳公布部落地，入云南古勇州，为槟榔江。出铁壁关，入缅国。而冈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珀，译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马品母达赖脑儿，又流入郎噶脑儿。两湖之水西流至桑纳地。冈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珀，译言狮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纳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东行，至那克拉苏母多地，与冈底斯西马珀家喀巴珀山所出之水会。马珀家喀巴珀者，译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苏母多地，会东行之水，东南流至厄纳忒克国，为冈噶母伦江，即佛法所谓恒河也。《佛国记》载，魏法显顺恒河入南海，至山东之渤海入口，应即此水矣。《梵书》言，四大水出于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古特称冈底斯者，犹言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冈底斯之前有二湖连接，土人相传为西王母瑶池，意即阿耨达池也。又《梵书》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纳忒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游舍，是乃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县海中，为善财第二十八参观音菩萨说法处。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达拉山也，亦为观音化现之地。释氏之书本自西域，故于彼地山川颇可引为据也。《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之西南，达赖喇嘛所属拉里城之东南为喀木地，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班禅胡土克图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哈拉乌苏由其地入海，故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至于诸番名号，虽与史传不同，而亦有可据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时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于庙。今番人名招招者，译言如来也。其地犹有唐时中国载去佛像。明成化中，乌斯藏大宝法王来朝，辞归时以半驾卤簿送之，遣内监护行，内监至四川边境即不能前进而返，留其仪仗于佛庙，至今往来之人，多有见之，此载于《明实录》者。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改正具奏。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这一道谕旨，在《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九年也全文实录。在此之前的康熙四十四年（1705）， 康熙南巡时，胡渭将其《禹贡锥指》进呈御览，被康熙召赴行在，并赐给“耆年笃学”匾额。康熙在胡渭进呈的《禹贡锥指》中，当然读到了胡渭对徐霞客的批驳。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时候，康熙读到了，至少是知道了徐霞客的《溯江纪源》。而究竟是仅仅知道徐霞客的《溯江纪源》，还是实际读了《溯江纪源》呢？我倾向认为康熙此时已经读过《溯江纪源》。理由如下：一是徐霞客的《溯江纪源》一文，在陈函辉的《徐霞客墓志铭》中已经提到，后由钱谦益在《徐霞客传》中“撮其大略”披露。钱氏为著名文人，江源新说是一件大事，地方官员会主动向康熙报告，并进呈《溯江纪源》全文。与此同时，康熙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一些亲信做耳目，大事小事都要求他们报告，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当时任江陵织造，密折向康熙报告地方上的事情，就是任务之一。江源新说这样一件大事，即使行政官员不报告，各地的耳目也会向他报告，向他进呈徐霞客的文章。二是康熙自幼关心地理，又熟读儒家经典，当然知道“岷山导江”之说，徐霞客挑战《禹贡》所说“岷山导江”，提出江源新说，当会引起他的注意，并找《溯江纪源》来一读。三是即使原先没有读过，而在康熙四十四年他得到胡渭的《禹贡锥指》后，了解到徐、胡二人在江源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当然感兴趣，会向下索要《溯江纪源》的全文。四是现在他要为江源之事要下谕旨了，处事严谨的康熙，不会满足于胡渭书中对《溯江纪源》的简单介绍，更会主动向下索要《溯江纪源》全文。
康熙这一道敕谕是颁给大学士和九卿的。敕谕是皇帝对下的公文，大学士和九卿是内阁长官。康熙行文谨慎，所以在谕旨中没有提到徐、胡二人。当时胡渭还在世，他没有在公文中批驳当年他曾赐匾的胡渭，大概是怕产生其它后果；而文中虽然也没有提到徐霞客之名，但谕旨中说：“《禹贡》‘岷山导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实有可据”，明确地采纳徐霞客的观点。
第三篇是康熙《御制文第四集》卷三十一《杂著·康熙几暇格物编》中的《江源》：
中国水之大而流长者唯河与江，其源皆出西番界。河之源自元史发明之后，人因得知其大略。江之源则从未有能确指其地者。郦道元《水经注》颇言其端委，而于发源之处则云，以今所闻殆未滥觞。道元亦阙疑而弗敢定也。今三藏之地俱归版籍，山川原委皆可案图以稽，乃知所谓岷山导江者，江水泛滥中国之始。禹从此水而导之，江之源实不在是也。江源发于科尔坤山之东南，有三泉流出（一自匝巴颜哈拉岭流出，名七七拉噶纳；一自麻穆巴颜哈拉岭流出，名麻穆七七拉噶纳；一自巴颜吐呼母巴颜哈拉岭流出，名古科克巴哈七七拉噶纳）。合而东南流，土人名岷捏撮。岷捏撮者，译言岷江也，是为岷江之源。南流至岷纳克地，名鸦龙江。又南流至占对宣抚司，会打冲河，入于金沙江。东流迳云南境，至四川叙州府，与川江合，是真江源根据。后人但见打冲河之入金沙、金沙之入川江，而又据《禹贡》“东别为陀“之文，谓川江为岷江，溯流以穷源，谓江源必在黄胜关外，不知鸦龙江之上流实为江源也。故导江之江，有蜀江、离江、锦江、都江之称，随地随时异名，而不得专岷江之目者，非其源也。宋范成大、陆游尝言之。范成大《吴船录》曰，江源自西戎由岷山涧壑中出而合于都江。今书所云止自中国言耳。陆游《入蜀记》曰，尝登岷山，欲穷江源而不可得。盖自蜀郡之西大山广谷西南走蛮箐中皆岷山也。则江所从来远矣。二说皆知黄胜关流入之江非江源，而不能定其所在。后人反据《禹贡》文，以辨其非。《汉书·地理志》谓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言虽无弊，特不知所谓徼外者，今科尔坤山之东南耶，抑即黄胜关外地也。《元史》云江水出蜀西南徼外，东至于岷山。而《禹》“导”之可谓得其方矣，而不能明悉。如记河源者，盖河自都实奉使后始得其源。大江浚发之地，从无人至者。元世祖南征即从葱岭而南直达天竺、缅甸，由云贵，迳湖广以返，路在江源之外，故不得其详也。然亦有至其地而究未能辨之者，明之宗泐是也。宗泐使西域归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有二水，在东北者为河源，在东南者为犛牛河，江源也。犛牛河即丽江，一名金沙江者。宗泐但见是水之先合于金沙江，而后合于川江，不知金沙江别源于西番之乳牛山，去江源西千余里，乃谓岷江即金沙，误矣。数家之说，犹近于影响，其余荒唐散漫更无可采。《隋·经籍志》有《寻江源》一卷，其书不传，见地记有引之者，其说云岷江发源于临洮木塔山。临洮，今洮州卫，洮河横亘于南，江岂能越洮河而南下耶？即有其书，必多舛错，亦不足观已。唯明徐弘祖有《溯江纪源》一篇，颇切于形理。弘祖曰：河入中国，历省五而入海，江入中国，亦历省五（原文如此——万注）而入海，计其吐纳，江倍于河，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自昆仑之南（按昆仑即科尔坤之之讹，非真昆仑也）。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又云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中龙中界之，北龙只南向半支入中国，唯南龙磅礴半宇内，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并南下环滇池以达五岭。龙长则源脉亦长，江之所以大于河也。至李膺《益州记》云，羊膊岭水分为二派，一东南流为大江，一西南流为大渡河。元金履祥释《禹贡》从之。夫大渡河源发于四川大邑县之雾中山，至嘉定州合川江，其去岷江真源，东西相隔千余里，去《禹》“导江”之处，南北亦相悬五百余里（《禹贡》“导江”之处，在今黄胜关外乃褚山），而云俱发于羊膊岭。何其谬耶？此皆未得其真，惑于载籍以意悬揣而失之也。学者孰从而徵之，故详记江源，并论列诸家之说于篇。
此文专门论述江源，对考察江源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回顾、梳理和评论，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康熙指出，江之源“从未有能确指其地者”。他认为：郦道元对江源虽“颇言其端委，而于发源之处，则云以今所闻未滥觞。道元亦阙疑而弗敢定”；范成大、陆游二人，虽“知黄胜关流入之江非江源，而不能定其所在”；至于《元史》说“江水出蜀西南徼外，东至于岷山而禹导之，可谓得其方矣。而不能明悉”；而《汉书》，“言虽无弊，特不知所谓徼外者，今科尔坤山之东南耶，抑即黄胜关外地也”；并指出，元世祖南征，“路在江源之外，故不得其详”；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寻江源》一卷，虽不传，但据地记所引，推定其书，“必多舛错，亦不足观已”。而对于那位宗泐，康熙则写了较长一段，说宗泐是“至其地而未能辨之者”，“宗泐使西域归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有二水，在东北者为河源，在东南者为犛牛河，江源也，犛牛河即丽江，一名金沙江者。宗泐但见是水之先合于金沙江而后合于川江，不知金沙江别源于西番之乳牛山，去江源西千余里，乃谓岷江即金沙，误矣”。 康熙明确指出了宗泐的错误，否定宗泐是发现江源之人。对徐霞客，康熙则再一次作了明确的肯定：“唯明徐宏祖有《溯江纪源》一篇，颇切于形理。”
后来，我又读到乾隆帝的《御制诗集》，第三集卷九十三中有《四渎·江》诗：“谁从天汉觅源头，石遗支机自有由。入徼滥觞始西发，分疆委带永东流。九星璇政象昭宿，首渎禋宗秩视侯。术妙夏珪能缩地，即教万里一图收。”诗后按语说：
按《禹贡》有“岷山导江”之文，厥后桑《经》、郦《注》，及汉、宋诸儒并云：江出岷山，其源不越益州之境。此皆囿于内地见闻所及，非探本之论。唯胡渭著《禹贡锥指》引明《徐宏祖传》，称其平生好远游，出玉门关，至昆仑山，去中夏三万余里，尝作《溯江纪源》一篇，以“岷山导江，特泛滥中国之始”，按其发源，则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其说实得之目击。渭乃以其所经里数吹毛索瘢，殊为过当。夫昆仑即今所谓刚底斯，为群山祖脉，其水四方分流。然则大江之雄长四渎，不徒恃源于西蜀之眉州，义复何疑？但谓江源出天汉，则史家不无穿凿之说耳！
当年康熙没有在公文中点胡渭之名，处理慎审得当。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乾隆不必计虑什么，便直截了当地点名批评胡渭，说他是“吹毛求瘢，殊为过当”。诗的首句说“谁从天汉觅源头”，是问句。按语作了回答了：是徐霞客觅得了长江的源头。
宗泐是明太祖朱元璋派遣的使者，官居正六品，胡渭曾获康熙召见，并赐予匾额，而徐霞客只是一介布衣，但是，宗、胡二人在江源问题上带给徐霞客的麻烦，都被康熙、乾隆子孙二人明确否定了，钦定徐霞客为发现江源之人。当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康熙。
康熙“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 这主要是案头方面的功夫。与此同时，康熙还“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同时又对沿江各地的番汉异名一一标明。这是认真的实地考察和验证（据清人《江源记》说，康熙派遣考察江源等地的使臣是大臣桑格。关于《江源记》，将另文介绍）。皇帝派遣大臣考察，事关重大，是一种国家行为。封建帝王，“朕即国家”。康熙，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此“详考图籍”，“论列诸家之说”，并派遣使臣远赴边陲，进行实地考察，是为了将准确的长江之源“载入舆图”，这就是乾隆诗中所说“却教万里一图收”。所谓“载入舆图”，就是将徐霞客的江源新说绘入国家地图，即以国家的名义，予以肯定。
徐霞客卒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八十年后，他的江源新说，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明确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