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既倾嗟何及 殷殷哀国真可怜
——李介立《潼关》诗评析
作者： 刘徐昌
潼关，历来为兵家重地。古往今来，多少风流人物在此举燃烽烟，演绎了一幕幕历史活剧，他们得者定安安，失者悲哀哀。由此引来了多少文人墨客，来此瞻拜、怀古、凭吊，并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以抒发文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国高士李介立，也曾到此一游，写下了意蕴丰富的《潼关》诗。
李介立此诗写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据田柳先生《李寄生平年表》载：“此年（顺治十三年）又应祖星岳之邀游秦，由运河入淮，从河南陆行经函谷关入潼关。”对军事深有研究并写下《历代兵鉴》的李介立深知潼关自秦汉至明清在此发和过许多重大战役，这次入秦，潼关是不能不游览之地。他登上潼关后环顾四周地理形势，回忆一幕幕历史往事，写下了二首《潼关》诗。第一首是五律，第二首是七言古风。这二首诗收入了他的《听雨集》诗集里。
第一首五律，只是一般的游览诗作，写了潼关之雄壮，“群雉连云起，雄关扼九州”；险要，说他像熊罴狮虎一样扼守着通往函谷关的道路及滔滔的黄河天堑。“罴当函谷道，虎踞大河流。”并扼守着天下九州。最后，联系自己的身世并抒发了自己的感想，说自己已“无家”牵挂，身骑毛驴随处游玩，这种生活自由自在胜过王侯。“谁知驴背上，白衣傲王侯。”如果说，第一首写得比较虚，那么第二首就是写实了，具体评说了发生在13年前的一场关系到明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孙传庭与李自成的“潼关大战”。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孙传庭以兵部右侍郎衔领兵十万，与李自成农民义军战于陕西陕县，先“传庭设三伏以待贼，贼奔入伏中，而佯败，溃东走，斩首千余，追三十里，及之郏县之塚头。”（《明史·孙传庭传》，这是战役的第一仗，看似义军失败，是义军中了孙传庭的埋伏之计，殊不知李自成是将计就计的“佯败”，引孙传庭追赶，义军边“逃”边大量抛失军械物资，一是以此阻塞道路，二是引明军轰抢而乱其阵脚，明军果中其计，疯狂抢夺，军阵大乱，孙传庭猛然醒悟中了义军引诱之计，立即制止军士抢夺物资行为，但军已大乱难以控制；义军乘机反击，明军大败，兵败如山倒，孙传庭与败兵一起败走巩县，再由孟津逃进了潼关。明史写道“贼弃甲仗军资于道，秦兵（明军）趋利，贼觇我军器，反兵乘之，诸军皆溃，……贼倍获其所丧马，传庭走巩，由孟入关”。义军乘胜追击，包围潼关，而孙传庭深知潼关对明廷安危的重要，于是整军再战。九月八日，两军对垒。但明军经前次失败，军心动摇，已无斗志，而且谣言四起，更要命的是军饷不济，军士已饿饭几天了，无奈只得稍为退却，这一退却铸成了全军失败大错，“前军既移，后军乱。”义军看到明军后退，奋勇向前，在这关键时刻，明军有人大喊：“我军大败了！”于是全军溃败，而义军更加勇敢向前，于是全线失败。“死者四万余，失之兵器辎重数十万，……乘胜破潼关，大败官军。”（《明史·孙传庭传》）孙传庭全军覆没，只能拼死而战，以身殉国。“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跃马大呼而殁于阵。”潼关既失，“关以内无坚城矣。”于是义军一路攻向北京。1643年10月潼关失陷到1644年3月仅仅五个月时间，就攻陷北京，“帝崩于万寿山。”（《明史·荘烈帝（即崇祯帝）纪》）明朝灭亡。
对十三年前孙传庭潼关失败，导致明皇朝迅速灭亡的事，李介立牢记在心，耿耿于怀。他写诗不无揶揄地说：“当时十万貔貅卒，大将桓桓柏与日。”意为，你孙传庭当时率领着十万勇猛将士，威风凛凛，在皇上面前请缨出师，并且慷慨陈词，誓死灭贼，皇上也封你为兵部侍郎，把全国的仅有一点兵力全交付给你，把捍卫大明江山，扫灭李自成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一锋数骑未叩门，督师先渡夏阳奔。借问归人督师谁？传庭其名姓是孙。”想不到你孙传庭却是这样无能，“贼军”几个大将仅冲到潼关城下，还没来得及敲打关门，你孙督师却一个人先渡黄河向夏阳方向奔逃而去！这里李介立采用夸张手法将孙传庭潼关之败只用两句话加以叙述。夸张是诗歌的惯用手法，但“夸张”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说李介立对孙传庭的谴责与愤恨，为了表达这种愤慨之情，诗人采用“借问路人”的形式直呼其名，“借问归人督师谁？传庭其名姓是孙。”古代，直呼其名是对人的不尊。同样是怀古之诗，李介立在《过阪子矶吊黄将军》中对为南明殉国的黄得功处处以“将军”称呼，而这里却直点其名。应该说孙传庭也是殉国而死的，孙传庭死得还要“壮烈”，因为他死于战阵中，最后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可是李介立在感情上很不原谅孙传庭，因为他失败的后果太严重，“可怜千里金城地，拱手授受而已矣。既据长山天下头，席卷燕京势披靡。君亡臣走社稷墟，祖始秦关各处逋。”你孙传庭的失败就将原来固若金汤的潼关拱手送给了李自成，让李自成一路浩荡，由陕而豫，直捣北京，最后是君皇吊死万寿山，社稷也成为废墟，大明的江山社稷都葬送在你的手里。你的死不足以抵你的罪！最后，作者从往事的回忆回到现实，“壮哉百二之天险，屹屹当关无一夫！”多么雄壮啊，百二天险潼关，至今却是寂寞凄凉，竟然连一个守卒也没有了！作者以这无限的感叹作为全诗的总结。
就李介立对孙传庭的评价客观地看，是不公正的，因为潼关的失败不能让孙传庭负全责，它是君臣、将帅、国力诸种矛盾的综合性结果。
首先，孙传庭的军事才能，在明朝末期也是可卷可点的，早在崇祯十一年（1638）春，孙传庭作为杨嗣昌手下的一员大将，在杨家岭、黄龙山与李自成的大战中，大破李自成军，打得李自成仅剩刘宗敏、田见秀等18骑窜伏于商洛山中，孙传庭的军事才能可见一斑。孙传庭在镇压义军中立有大功，身为督师的杨嗣昌怕孙对他的影响，非但不向崇祯帝上报军功，反而设计陷害孙传庭。崇祯帝偏听偏信，将孙传庭下于大狱，“传庭长系待决，举朝知其冤，莫为言，在狱三年。”（《明史·孙传庭传》），立功无赏，反而有罪，并将处决，其冤莫大矣，这不仅是杨、孙将帅之间的恩怨了，也是崇祯帝的责任。清乾隆时期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评论崇祯帝时说：“荘烈帝（即崇祯帝）性愎而自用，怙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凡荘烈之召祸，在内则官官而不终，在外则吝于和义。”（全祖望《明荘烈帝论》）。也就是说崇祯帝刚愎自用，“官官不终”意为任用官员随意而为，随便撤换，像孙传庭这样有军事才能的人才应是国家之干城，立国的栋梁，你却将他随便地下狱并要处斩，你刚愎自用，大臣们不敢出来说话，让这样一个大将在狱中受罪，崇祯帝罪责难逃！这不是君臣之怨么。
三年后，李自成东山再起，占湖北，破河南，占领开封，杨嗣昌惨败后绝食而死，到再无人领兵“灭贼”时，“兵散而贼益横，帝思传庭言，朝士荐者益众。”（同上）朝中无人，再用罪犯，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走出大狱再去领兵打仗的孙传庭的是怎样的思想感情呢？领兵就领兵吧，皇上还要派个太监作为监军来监督他，这种实实在在的事实，现在看来实在是荒唐可笑。刚到前线，皇帝、太监就要孙传庭出兵打仗，“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传庭不得已出师。”刚招募来的新兵，还没来得及训练，就硬要他出兵打仗，这怎么行呢？后来临阵争抢军资而无法控制，这是势在必然。
再则孙传庭兵虽十万，但军饷不济，第一次失败就是“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同上），军士饿得没有办法去采还没成熟的青柿子吃，所以河南人戏称是役是“柿子之役”。天下大雨，也是孙传庭潼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综合分析，天时、地利、人和，孙仅占其一，其失败不是必然的么？大厦将倾，梁栋俱蠹，轰然而倒，独木难支！由此看来，李介立对孙传庭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
李介立之所以有这样的偏颇，源自于他对大明王朝的热爱，随着大明王朝的灭亡，这热爱之情又转为悲哀。再联想到早先时走留都上《平贼十策》而不报，料想大明灭亡就在眼前，而登山放声长哭，可想其身在潼关城头的悲哀之情是何等地痛彻心肺！所以此诗所表达的感情是五味杂陈，慨叹、惋惜、悲愤、怨恨、嗟愍，兼而有之。可是大明已亡这些情感还有何用？唯其殷殷的哀国之情留待后人而鉴之，并给予同情，这真是：大厦既倾嗟何及，殷殷哀国真可怜！
刘徐昌
附《潼关》诗二首：
潼 关
李介立
群雉连云起，雄关扼九州。
罴当函谷道，虎踞大河流。
有舌拱长啸，无家成壮游。
谁知驴背上，白衣傲王侯。
又
滚滚白云压驴背，鞭指关城在云内。
连山万里倒捲回，黄河天上奔腾会。
春风城上捲红旗，桃花无主出城飞。
城边老人自叹息，贼破城空燕语稀。
当时十万貔貅卒，大将桓桓柏与日。
请缨慷慨祖金吾，厉齿磨牙思嚼贼。
一锋数骑未叩门，督师先渡夏阳奔。
借问归人督师谁，传庭其名姓是孙。
可怜千里金城地，拱手授受而已矣。
既据长山天下头，席卷燕京势披靡。
君亡臣走社稷墟，祖始秦关各处逋。
壮哉百二之天险，屹屹当关无一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