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游记》文本性质的历史解读与辨正
作者： 蔡 崇 武
《徐霞客游记》（下简称《游记》）自问世以来，对其文本性质，一直岐见频出，至今未见有统一的认识。这是徐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件大事。为了推进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厘清在《游记》文本问题上的某些模糊理念，及早形成共识，我认为，很有必要对《游记》文本的性质问题进行一番历史的解读，并在学术上作出必要的辨正。
一
《徐霞客游记》从成书开始，其实就已有关于其文本性质的记载和交代。《游记》最早的《季梦良序》中写道：“余(季梦良)时就榻前与谈游事，每丙夜不倦。既而（徐霞客）出箧中稿示余曰：‘余（徐霞客）日必有记，但散乱无绪，子为我理而辑之”。这里，徐霞客告诉季梦良，自己出游，“日必有记”，这说明徐霞客写作的《游记》是日记体，他要季梦良整理的是一体日记体的游记。后来，经过王忠纫的手校，不久又回到季梦良的身边，最后由季梦良“遍搜遗帙，补忠纫之未补，因地分集，录成一编”，才在徐霞客逝世后第二年冬天完成全书的编纂工作。但季梦良当时对《游记》的文本性质及其价值，认识上还是比较模糊的，到底能不能付梓出版，他也没有把握。在序言的最后，他写道：“俟名公删定，付之梓人，以不朽霞客”。这说明，只有“俟名公删定”，才能付梓。“名公”是谁？季梦良没有交代，我认为，“名公”就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大儒——钱谦益。
钱谦益看到《徐霞客游记》，是徐仲昭介绍给他的。他在《嘱毛了晋刻游记书》中写道：“……惜其残缺，仅存数本。仲老（指徐仲昭）携来，思欲传之不朽。”这充分证明，季梦良序中指的“俟名公删定”，“名公”就是钱谦益。钱谦益没有辜负徐仲昭的重托，他对“惜其残缺，仅存数本”的《游记》认真阅读后，不仅为《游记》文本的性质作了定位，而且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嘱徐仲昭刻游记书》中这样写道：“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而在《嘱毛子晋刻游记书》中，更是激情满怀地称：“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钱谦益用“真、大、奇”三个字来评价《徐霞客游记》，极其准确，极其精当，也极其深刻。这里的“真文字”，是肯定了徐霞客忠实地继承了中国“写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同时也巧妙地指出徐霞客借鉴了当时“三袁”的“性灵说”，在游记中抒写了真性灵，《游记》是徐霞客的一幅“心灵图画”，是真思想，真感情的真实表达。这里的“大文字”，是指《游记》的气象大、格局大、容量大。徐霞客从二十二岁出游，到五十四岁结束壮游，“驰鹜数万里，踯躅三十年”，是中国旅游史上游历地域最广、一生游历时间最长的旅行家，他的六十余万字的游记，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及体量最大的游记杰作。这里的“奇文字”，是指徐霞客所记载的自然世界奇妙异常，其旅游经历奇特曲折，其审美感受奇幻莫测，因此，《游记》被称为“盖古今一大奇著作也”。钱谦益的这些评价，显然是把《游记》作为文学游记来看待的，他实际上为《游记》文本的性质作了定位——《徐霞客游记》是一部自古以来极为少见的优秀的文学著作。
由于钱谦益在明朝文坛上声名显赫，影响巨大，因此，钱谦益对《游记》的评价，几乎一锤定音，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一般的文人都把《游记》看作是文学著作。史夏隆在《游记》序中说：“读其记，如见其人，如历其地……如绘如谈”。奚又溥在《游记》序中写道：“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不诚自古及今未有之奇书也哉。”杨名时在《游记》序中对《游记》称赞道：“其所记游迹，计日按程，凿凿有稽，文词繁委，要为道所亲历，不失质实详密之体，而形容物态，摹绘情景，时复雅丽自赏，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悦，复堪供持赠者也”。潘耒在《游记》序中，充分肯定了徐霞客旅游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特点后，对《游记》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记文排日编次，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即使乾隆时期，把《游记》作为“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收入《四库全书》，但在《总目提要》中也作了说明，《游记》并非作为地理书收录，而是“存兹一体，于地理之学，未偿无补矣”，也就是说，只是把它作为地理学的参考书看待，而《游记》的性质未变，还是文学著作。因此，用了很长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六朝文士，无不托兴登临，史册所载，若谢灵运《居名山志》、《游名山志》之类，撰述日繁，然未有累牍连篇，都为一集者。宏祖耽奇嗜僻，刻意远游；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篇。”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始终是把《游记》看作为文学游记，而且是文学游记中“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的典范之作。因此，可以这样说，从明末钱谦益开始到清末的诸多古代文人学者，对《游记》文本性质的看法，是基本上一致的——那就是文学著作。
二
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西学东渐”，对《徐霞客游记》文本的性质，出现了一个新的定义，说其为地理学著作，也即为科学著作。
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梁启超。1923到1925年间，梁启超当时分别任教于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在课上开讲“中国学术史”，后来根据这些讲义，整理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式出版。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反动与先驱》中，梁启超先生在批评了王阳明学说种种“末流积弊”之后，例举了学术上的所谓种种“反动”的实例。在讲到“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时写道：“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贵、蜀、桂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梁启超先生毕竟是学识渊博之人，虽然给《游记》文本的性质下了中国第一部“实际调查的地理书”的定义，有石破天惊之势，但在具体表述时，是极有分寸的。他肯定《游记》“内中一本虽属描写风景”，这表明他没有否定《游记》的文学属性，然后才说：《游记》是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梁启超这一定义，在徐学发展史上，有着突破性的意义，因为他是第一个正式提出《游记》文本为地理学著作，使《游记》文本从此有了“跨界”性质，多元的解读。
然而，由于梁启超提出《游记》为“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时，只是在大学讲堂，虽然这讲义后来也见诸报刊，但真正成书较晚，加上梁启超并非专门评述徐霞客及其《游记》，只是在书中一个章节中提及，因此，实际的影响不大。后来，把《游记》定义为地理学著作，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丁文江。
丁文江先生早年曾留学日本、英国，1911年学成回国，是个著名的地质学家。1922年曾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校点整理的《徐霞客游记》，并同时出版了他编写的《徐霞客先生年谱》。丁文江先生在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中，极力称赞《徐霞客游记》，说：“三年复入滇……独行滇东、滇北二百余日，倦甚则取游记读之，并证以所见闻。始惊叹先生精力之富，观赏之精，记载之详且实。”他把《游记》称之为“舆地之学”（即地理学著作）。而且，在《徐霞客游记》（载沈松泉标点本《徐霞客游记》）一文中，狠批钱谦益，他这样写道：“钱牧斋（谦益）说：‘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似乎他真是徐霞客的知己，然而看他所做的徐霞客传，连霞客游历的程途都没弄明白，真可谓怪事！后来的人随声附和，异口同声说‘奇人奇书’，但是他们不是赞赏他的文章，就是惊叹他的脚力，除去了潘次耕（潘耒）以外，没有一个人是真能知徐霞客的。”这里，很明显，丁文江是反对钱谦益把《游记》定性为文学著作的，而且认为，除了潘耒外，没有一个人真知徐霞客。为此，他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用了一段语气极为激烈的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这样写道：“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湖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论先生者，或仅爱其文章，或徒惊其游迹，皆非真能知先生者也”。丁文江先生由于其地位的特殊，他在继梁启超之后，旗帜鲜明地提出《游记》是“舆地之学”，是地理学著作，特别是指出了徐霞客在地理学上有诸多重大科学发现，这立即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于是《徐霞客游记》文本的另一个属性——“科学著作”顿成定论，徐霞客终身寄情山水，也说成是“科学考察之旅”。毫无疑问，丁文江为丰富《徐霞客游记》内涵的研究，提升徐霞客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徐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对于丁文江发表的徐霞客及其《游记》的一些观点，当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1941年12月，在徐霞客逝世3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发表了《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他在指出丁氏所言徐霞客在地理上的“五大发现”，除一项以外，“其余四项，皆断乎绝无‘发现’之可言”的同时，在文章的开头，引述了丁文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有关论述后，就反驳说：“诚者斯言。然霞客作万里遐征之志，虽在乎此，而霞客之成就却不在乎此，丁氏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竟谓霞客于西南地理上多所重要发现，——揭示而誉扬之。其言差谬，贻误后学不浅。是丁氏亦非真知霞客者也。盖霞客之成就，仍在其游迹文章，霞客能到人所不能到，写人所不能写，此霞客之所以为‘千古奇人’，游记之所以为‘千古奇书’（并钱谦益语）也”。对谭其骧先生的这篇文章，人们都只关注谭先生否定的丁文江先生提出的徐霞客的所谓“四大发现”上，而常常忽略了谭其骧先生与丁文江先生关于《游记》文本的性质之争论。很显然，谭其骧先生反对丁文江把《游记》定性为科学著作，他赞成钱谦益对《游记》“千古奇书”的评价，认为其主要成就还是在其“游迹文章”，说到底，他认为《游记》就是游记，还是文学著作。可惜的是，谭其骧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科学论”占绝对优势的语境下，并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
三
又是文学著作，又是地理学著作，即科学著作，《徐霞客游记》的文本性质上的“跨界”现象，开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了徐霞客。他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后来在1959年4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一次赞扬了徐霞客。还说：“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可以看！”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两次谈话，都认为毛泽东是在提倡调查研究，忽视了他对《游记》文本性质的论断。毛泽东同志认为《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一样，都是伟大的经典著作，“可以看”。同时指出《游记》“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用了一个递进复习。我们知道，递进复句的分句间的关系，是一层进一层的，这是个顺向推进的递进复句，说明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文学作品”比“科学作品”的性质更为重要。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观点，是《游记》性质出现“跨界”现象以来，对文学与科学两个属性，相互关系间谁主谁次的重要论断，应该说，是有着创新意义的。然而，学术界的情况是复杂的，他的这些观点，并没有被一些专家学者所接受。1980年禇绍唐，吴应寿先生整理本《徐霞客游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前言》中，他们这样写道：“《游记》既是科学著作，也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文学游记。”这里，他们用了一个并列复句，表示《游记》的科学属性与文学属性是并列的，这决不是用词造句上的疏忽，这表明了他们对《游记》“跨界”属性上的学术认知，他们认为《游记》的文学属性并不比科学属性重要。不仅如此，在叙述文学成就时，除了引用古人对《游记》的一些评价外，就是一般性地说《游记》质朴而绮丽，作者对祖国山川景物怀有深厚的感情，体现了一个“真”，真正属于文学上的特色没有深入论及。后来，据《游记》的责任编辑、前言的执笔者、著名学者周宁霞先生的爱人周晓回忆：“晚年以徐学研究为生命的她（周宁霞），‘走’时是有遗憾的。她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特色有些新的心得，还有思索颇久的其他一、二论题，都未及着笔……”（见《徐霞客研究》13辑）。可见，周宁霞先生在逝世前，对《游记》的文学性质是有新的思考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周宁霞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她对《游记》文学上的新的发现与心得，我们是无从得知了。
1985年，朱惠荣先生的《徐霞客游记校注》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前言》中，对《游记》的文本的性质作了四种表述，即“导游手册”、“地学百科全书”、“历史实录”、“文学著作”。朱惠荣先生一下子列出了《游记》文本的四种属性，这说明朱惠荣先生已经感觉到，《游记》文本决不是单纯的科学著作那么简单，《游记》的内涵有极大的丰富性，《游记》文本性质上有着复杂的“跨界”现象。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前言的“文学著作”一节中，对这种“跨界”现象作出了耐人寻味的解读。他说：“《徐霞客游记》既忠实于科学真实，又进行了认真的艺术加工，它把丰富多采的地学和史学内容，统一到各个特定的地理环境，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再随作者的游踪逐步展开，一步一奇，引人入胜，它避免说教和空洞的阐述理论，使读者不觉得枯燥乏味，却在文学欣赏中不知不觉地了解自然，接受科学知识。”朱惠荣先生这段话极为重要，他从《游记》的实际出发，指出了科学和史学等内容，都是统一在作者设置的地理环境和“色彩斑斓的画面”中，是随着文学欣赏而被读者接受。尽管朱惠荣先生在这里没有说文学与科学等之间谁主谁次的问题，但客观上证明了科学、史学等内容，都是融入文学中的，这一点，比禇绍唐、吴应寿先生只强调文学与科学为并列关系，实实在在地是前进了一大步。
对《游记》文本性质的认识上的分岐，也引起了一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关注。著名的魏晋文学史专家、长期担任《文学遗产》主编的徐公持先生，在《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略谈徐霞客壮游及其〈游记〉之性质》（《徐霞客研究》第2辑1998年2月）一文中指出：“这部游记由于对所游之处的地形地貌有详细准确记述，因此具有重大的地理学价值、科学价值。然而，它（指文学游记）作为‘游记’之基本性质，却是无可怀疑的。游记，作为散文艺术之一种，它的文学性居于首要地位，所以游记首先就是一部文学书。它是文学书带有科学性，而非科学书带有文学性。”他还认为：“从徐霞客为人处世态度去把握其壮游的性质，再从其壮游性质去把握《游记》之性质。……这应当是一条认识徐霞客及其《游记》的基本思路。”这是自《游记》问世以来，第一篇专题论及《游记》文本性质的文章，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徐公持先生第一个提出了研究《游记》文本性质，要看其基本性质的观点。他认为：“《徐霞客游记》之性质正如书名所示，是游记，而非其他（例如考察报告之类）。”因此认为“它的文学性属于首要地位”，“它首先就是一部文学书”。这一观点，从中国传统文化根脉入手，为我们研究《游记》文本性质，规定了一个标准，这既符合传统的学术规范，又在诸多关于《游记》文本性质的论述中，有着突破性的意义。其次，徐公持先生指出了“把握《游记》之性质”的“基本思路”，那就是要从“把握其（徐霞客）壮游性质”入手。这一观点十分重要，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研究《游记》文本性质的原则，那就是要尊重作家和作品的实际，一切要从作家和作品的实际出发。其实，这是所有搞学术研究的人必须遵循的一个共同原则。再次，徐公持先生用最简明的语言，说明了《游记》文本的文学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这样说：“它是文学书带有科学性，而非科学书带有文学性”。这个论断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文学性是第一位的，是《游记》的基本性质，是《游记》的底色；二是科学性是融合在文学书之中的，科学性不能游离于文学游记之外，单独存在。三是他强调指出，即使《游记》带有科学性，但“非科学书带有文学性。”这些观点从文学性与科学性关系着眼，表述了他的学术主张，在对《游记》文本性质的不少论述中，不仅独特新颖，而且给人极为深刻的启示。
徐公持先生的文章发表二十多年了，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对《游记》文本性质认识上的分歧，依然存在着。2017年5月刘汉俊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徐霞客：中华民族科学精神的高峰》一文，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发出了一段带有警示意义的论断：“徐霞客是一位旅行家，但把他仅仅当‘游圣’来供奉，是一种误读；徐霞客是一位文学家，但把《徐霞客游记》只是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是一种浅读”，这一论断直接涉及了《游记》文本的性质，并说出了对文本性质的不同认知，带来的不同的阅读结果。其实这是一个省却大前提的三段论，那么，它的大前提是什么呢？那就是文章第二段中提出的关于《游记》文本性质的论点：“（《徐霞客游记》）既是文学著作、更是科学著作、哲学著作”。这里，刘汉俊先生也用了一个递进复句，说明，他认为《游记》的科学著作、哲学著作的属性比文学著作更为重要。正因为这样，他担心人们阅读《游记》时，忽视了《游记》的科学与哲学这两个属性，这才在文章开头发表了一段关于“误读”与“浅读”的警示式的论断。其实，刘汉俊先生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人们只要正确理解了《游记》文本的性质，自然就会知道怎么读书。但刘汉俊先生对《游记》文本性质，在文学著作，科学著作之外，提出了一个哲学著作，这是对《游记》文本性质作出的一个新的定义，不过，还需要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阐释，才能形成大家的共识。但是，这一提法，很有新意，只要细细研读过，《徐霞客游记》的人，几乎都发现《游记》中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因此把《游记》定义为哲学著作，这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事。
四
又是文学著作，又是科学著作，还有旅游手册（旅游著作）、历史实录（历史著作），哲学著作等等，《游记》的文本性质到底该如何认定呢？这里，我谈几点看法，以作为《游记》文本性质的探讨和辨正的引玉之砖。
（一）必须重新解读徐霞客壮游的性质。只要稍稍关注一下，就可以发现，对《游记》文本性质认识上的分歧，几乎都是从对徐霞客壮游性质认识的分歧开始的。长期来，人们对徐霞客壮游的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一是清朝以前的文人学士，认为徐霞客的壮游，是一种像古代文人一样的清流名士之游。二是从丁文江认定《游记》为地理学著作开始，认为徐霞客的壮游是“科学考察之旅”，这种认识占着绝对的优势。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有片面性。对徐霞客的壮游，一切要从徐霞客及其《游记》的实际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是徐霞客壮游的目的，或者说原因；二是徐霞客壮游的具体实践。徐霞客其人，决不是在欧美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下，特别是在徐氏家族的优良家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的壮游，是有他特定的目的的。他少小即立志，科学考察，纠正古今史籍中的错误，只是他志向之一部分，他主要的志向是出于对祖国山水的无限热爱，认为“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欲问奇于名山大川”（见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这里一个“奇”字，点出了徐霞客寄情山水，着重在于其独特的审美需求，这和司马迁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竹林七贤”肆意酣畅于竹林之下，李白的“仗剑出国、辞亲远游”等文人投身自然，以求得精神的寄托与升华，是一脉相承的。徐霞客的壮游，与古代文人中的清流名士既同又不同。因此，只强调其所谓“科学考察”，或者只强调徐霞客的清流名士作派，显然与徐霞客的思想实际都是不相符合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徐霞客壮游的具体实践。《游记》是记录徐霞客壮游的唯一依据，我们研究徐霞客的壮游性质，必须从《游记》记录的实际情况来考察。从《游记》记录的内容来看，徐霞客除了有地理考察外，还大量涉及了社会风情、人事往来、旅途涉险、农工商业、文物考证、宗教佛事、历史回顾、边陲动乱等等内容，因此，徐霞客的壮游是一次带有综合特点的文化性灵之游，它不仅是一次地理考察之旅，也是一次山水审美之旅，社会采风之旅，文化传播之旅，宗教朝圣之旅，民族团结之旅，探险创新之旅，是徐霞客亲近自然、走进自然，追求精神上升华，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一次生动而伟大的实践。我认为，这才是徐霞客壮游的丰富内涵和真正的性质。
（二）判定《徐霞客游记》文本的性质，必须抓住两个关键问题。目前对《游记》文本性质出现了多种定义，但是，不管有多少种定义，有两个问题我们在定义时是必须郑重考虑的。一个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容决定形式的问题。这是写作的普遍规律，古人多有论述。南朝梁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写道：“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见，因内而符外者也。”他的意思是说，感情有了激动，就要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有了活动，就要用文字来表现，一般说来，从潜藏的思想感情，到表达语言文字，这只是内在的内容表现为显性的形式而已。正因为这样，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一致的。《徐霞客游记》是徐霞客壮游的实录，徐霞客壮游的内容，决定了《游记》的形式。徐霞客的壮游的内容极为丰富，它有着下列几个特点：一是时间跨度大，从二十二岁首游太湖开始，到五十四岁在丽江因病休游，前后三十三年。二是游域范围广，据最新研究发现，他的足迹所及达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可以说已遍及中国。三是涵盖内容多，他不仅潜心于地理考察，还涉及了政治、历史、工农商业、民族、宗教、文化、社会风情、人民生活等等方面，几乎涵盖了一切自然与社会领域。四是见闻感触深，徐霞客是个有高深文化修养的人，他在壮游的过程中，对所见所闻，常常有大量的独特的所思所感，这是徐霞客壮游的一个潜在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常常被我们忽视了。面对如此生动而丰富，特色鲜明的伟大实践，用什么形式来表现它呢？这是个难题，但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徐霞客却胸有成竹，他选择了日记。这是个非常高明的举措，因为日记有三大优势，一是真实性强，日记是记述个人真经历，表达真思想，真感情的一种体式，可以增加文字的真切感。二是自由度大，各种各样的内容均可记载，限制较少。三是即时性好，可以机动灵活地随时随地写作。这一切最适合旅游的特点，而且每日一记，时间跨度再大，游域面积再广，涉及内容再多，都能适应，更重要的，通过日记，可以说出自己的真感受，抒发自己的真性情，因此可以说，徐霞客为表现自己一生壮游的伟大实践，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文字表现形式。
第二个问题，就是文体的选择问题。有些人以为，徐霞客选择了日记，就是选择了文学，这是一种误解。日记这种体式，只是指每日一记而言，在古代，它属于“杂散体”，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是非文学的。如果徐霞客只是从地理考察出发，每天的日记，仅记载什么山、什么水、什么洞，这些山水洞在什么地理方位，是何形状，有什么特点等，这也可以以日记形式来表现，但这只能算是科学考察报告，整部作品，不管叫不叫游记，它也只能是科学著作，与文学就无关了。日记走向文学，还有个文体的定位问题。怎么定位？徐霞客选择了散文，他用散文的笔法来写作日记，并按散文的文体要求建构了游记。综观整部《游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徐霞客采取了虚（对祖国山水无限热爱的爱国主义情感）、实（足迹所及）双线贯串的“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结构；运用了“叙实事”、“叙议论”、插补、伏应等散文常用的多种叙事、描写、抒情的艺术手法；采用了质朴自然、精准鲜活，整齐律动，新意迭出的散文语言；塑造了一个宏伟博大、奇幻缤纷、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只有散文才独有的大美意境。这一切，无不彰显着徐霞客形象思维的特点，它以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徐霞客游记》就是一部属于散文一类的优秀的文学游记，按照学科来分类，它就是文学著作。我们知道，任何一部作品，当它的表现形式一旦形成，特别是相关体裁确定后，它就有了无可替代的稳定性。徐霞客选择了日记来记录一生的壮游，并用散文的体式来建构游记，这就决定了这部游记，已永远定格在文学著作上了。徐公持先生说《徐霞客游记》“首先就是一部文学书”。这十分正确，我认为，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那就是文学性永远是《游记》的本质属性，是第一位的。文学著作是《游记》文本性质的最基本的定义，它标示着《游记》的基本性质，相对于《游记》文本的其他各种性质，它有着不可替代和不可逾越的本原意义。
（三）正确对待《游记》文本性质定义中的“跨界”现象。目前，对《游记》文本的性质，有着多种不同的提法，每一个不同提法的出现，实际上是对《游记》文本性质作了一次新的定义。由于各自定义的标准不同，因此 出现了“跨界”现象。怎样看待这种“跨界”现象呢？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出现，由于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当人们从不同视角去解读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出现“跨界”现象。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了一部《诗学》，这本来是他给学生讲述诗歌创作规律的讲义，后来有人把它整理并正式出版，成了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讲述诗歌创作规律的文艺理论著作。出版后，人们发现著作中有着深刻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意蕴，于是认为它又是哲学著作和美学著作，这样就出现了文艺理论著作、哲学著作、美学著作三者之间的“跨界”现象。《徐霞客游记》也是这样，它在明末清初问世时，谁都认为它是文学著作，直到三百多年后，梁启超、丁文江等人发现了它的地理学价值，才出现了“科学著作”的提法，也才出现了文学著作与科学著作的“跨界”现象，当然到现在，对《游记》文本性质的定义越来越多，其“跨界”现象也越来越复杂。这一切其实不必担心，这正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徐学研究正在向广度和深度不断前进。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那么《游记》文本性质各种定义间的“跨界”关系是怎样的呢？我认为，由于文学性是《游记》的本质属性，文学著作与科学、哲学、历史、旅游等各种定义所表述的内容之间，是一种带有包容性的承载关系，也就是说，在《游记》中，科学、哲学、历史、旅游等内容都是借助文学为载体而存在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徐霞客写作游记，是文学为体，其他的科学、哲学等等的各种内容为用，正如朱惠荣先生所说的那样，把一切“统一到各个特定的地理环境，罗织成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并进而建构成一个个特定的审美对象，然后借助文学来表现这整个审美观照过程。《游记》就是这审美观照过程的实录。举个例子来说明，如《滇游日记十》中，徐霞客来到一个硫黄塘村，看到了硫黄泉在沸腾，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又南一里，则西山南进，有峡东注大溪，遥望峡中蒸腾之气，东西数处，郁然勃发，如浓烟卷雾，东濒大溪，西贯山峡。先趋其近溪烟势独大者，则一池大四五亩，中洼如釜，水贮于中，止及其半，其色浑白，从下沸腾，作滚涌之状，而势更厉；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有声，其中高且尺余，亦异观也。……溯小溪而上，半里，坡间烟势更大，见石坡平突，东北开一穴，如仰口而张其上腭，其中下绾如喉，水与气从中喷出，如有炉橐鼓风扇焰于下，水一沸跃，一停伏，作呼吸状，跃出之势，风水交迫，喷若发机，声如吼虎，其高数丈，坠涧下流，犹热若探汤；或跃时，风从中卷，水輙旁射，揽人于数尺外，飞沫犹烁人面也。”这一段文字，实际上是记载了地热资源及硫黄泉的科学发现，但它却作为作者审美对象而推出，然后，作者把这些科学内容融合在文学中，作为一个审美过程，以优美的文字加以表述，从而让人们在文学欣赏中了解地热资源及其在地表的自然形态。这是一则关于科学发现的例子，其他各种关于自然的、社会的内容，也都是这样，借助文学的承载而在《游记》中出现。因此，我们说，文学著作与其他各种对《游记》文本性质的定义之间，是个包容性的承载关系，决不是并列关系。因此，毛泽东同志，用个递进复句，指出文学著作比科学著作属性更为重要，这是正确的，他实际上是在强调《游记》的文学性是第一位的。然而，从丁文江开始，人们发现《游记》有着重大的地理学价值，徐霞客有着重要的科学发现，因此有人提出，《游记》文本的科学著作属性比文学著作的属性更为重要。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我们前边所举的“硫黄泉”的例子那样，如果没有徐霞客那样的文学记述，别人也无从知道“硫黄泉”的存在，这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说“皮”重要，还是“毛”重要？因此，只要《游记》中，文学著作对《游记》文本性质的各种定义的内容包容性的承载关系存在着，那么，文学著作就永远是《游记》的基本属性，文学性在《游记》文本的各种性质中永远是第一位的。
（四）深入开展《游记》文本性质的研究，是新时代的需要。对《游记》文本性质的探讨与辨正，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徐霞客及其《游记》的前提。最近，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不久前，《文学报》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拓宽文艺创作的思路，讲好中国故事，举办了一个探讨文学与科学“跨界”的大型论坛，邀请了全国不少著名的文艺理论权威和一批大作家，论坛搞得很成功。然而，我在想，如果有人在论坛上告诉大家，四百多年前的徐霞客，已经把文学与科学融为一体，并介绍一下他成功创作“跨界”性质的《徐霞客游记》的相关事迹。那么，论坛上将出现怎样一番热烈景象呢？另外，最近教育部结合中学的“新课改”，公布了高中语数外三门课程的“学科核心要素”，其中语文部分，第一次向学生提出了“文本阅读”的要求。北师大王宁教授作了专门解读，她说，这是“要学生积累整本书的阅读经验，探索阅读整本书的门径，读懂文本，把握文本”。《徐霞客游记》是不少学校规定的必读书之一，如果我们连《游记》文本性质的正确答案都无法告诉学生，那他们怎么可能找到阅读的“门径”？这些新发生的事件，其实是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里的一种新气象。因此，我深深感到，对《游记》文本性质的探讨与辨正，包括徐学的其他基础研究，一定要深入下去，因为它已不再是“象牙塔里做文章”，在这伟大的新时代，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的当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