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抽烟考
殷石海
摘要：在现有相关史料中并没有关于徐霞客会抽烟的记载。笔者通过《徐霞客游记》中与烟草有关的 5 则记载，结合明朝末年与烟草有关的文献记录，推断徐霞客存在会抽烟的可能性，并指出其抽烟的目的更有可能是为了药用。
关键词：徐霞客 抽烟 药用
参照现有史料及相关文献，均未提及徐霞客有抽烟的习惯或相关行为。然而，笔者以为，仔细研读《徐霞客游记》（以下简称《游记》） 中关于“烟草”的一共 5 则记载，结合明朝末年烟草种植和消费的客观大环境，简单地依据史料文献中没有“关于徐霞客会抽烟”的记载，从而非此即彼地作出关于“徐霞客不会抽烟”的结论，似乎略显草率。
一、《游记》中关于“烟草”的记载
要弄清“徐霞客会不会抽烟”这一问题，还得从《游记》文本入手分析。在《游记》中，与“烟草”有关的记载并不多，全文一共只有 5 处，分别是：
崇祯十年（1637）五月初二日，当徐霞客来到广西桂林庆林观附近时，记载：“则峰下西开一窍，种圃灌园者而聚炉焉。种金系草，为吃烟药者。”[1]
崇祯十年（1637）十月三十日，当徐霞客到达今天的广西百色市靖西县湖润寨时，记载：“一村人语俱不能辨，惟此老能作汉语，亦不披发跣足，并不食烟与槟榔，且不知太平、南宁诸流官地也。”[2]
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二十五日，当徐霞客在广西庆远府驻留时，记载：“彼欲以两人从余，先畀定银与之市烟焉。”[3]
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二十八日，在徐霞客从今天的广西庆远府城前往多灵山途中，到达今天的宜州区六桥村附近时，记载： “又西四里上土冈，见南山有村三四家，投之炊，其家闭户避不出。久之，排户入，与之烟少许，辄以村醪、山笋为供。”[4]
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二十八日，当徐霞客从贵州独山州下司前往上司途中，记载：“又北二里，忽山雨大至。担夫停担，各牵笠蔽雨，余持伞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镖负弩，悬剑櫜矢，自后奔突而至。两人趋余伞下，一人趋顾仆伞下，一人趋担夫笠下，皆勇壮凶狞，似避雨，又似夹持。余甚恐。问余何往，余对以都匀。问余求烟，余对以不用。”[5]
二、对《游记》记载的与“烟草”有关内容的解读
（一）关于“金系草”之名
《游记》崇祯十年（1637）五月初二日提及的“金系草”，它与现存最早的关于烟草在中文文献中（1611 年）的名称十分接近，明代文人姚旅（约 1573 年 - 约 1622 年）在其著述《露书》中将其称之为“金丝醺”[6]。
在中国古代“系”的繁体字即为“系”，而“丝”的异体字可写作“糸”。由于“系”和“糸”两个字的形状极为接近，因此笔者认为，《游 记》中所载的“金系草”之名，很有可能是 因历代《游记》整理而出现的误讹，其原本 的名称当为“金糸草”，即“金丝草”。在 追溯这一可能存在的误讹时，由于笔者手中 资料有限，为此求助于徐学前辈唐汉章、刘 瑞升等老师，但在唐汉章老师托人查找的乾 隆四十一年《游记》版本中，也未能证实笔 者的猜测。倘若《游记》中确实出现了关于 “系”和“糸”两个字的误讹，更有可能是 乾隆四十一年以前、早期《游记》手抄本誊 抄时发生的错误。实际上，关于中国烟草最 早的英文史书，其作者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也颇有诗意地将之描述为“金丝烟” （Golden-silk smoke）[7]。
（二）关于烟草在中国的种植与吸食
目前，尽管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声音，但大多数人都认同“烟草是在万历年间传入中国”[8] 的观点。据《烟草史话》研究表明：“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烟草在短时间内迅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红花烟草首先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种植，再传入内地，在明万历、天启年间更推广到西南区域。耐寒的黄花烟草则传入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9]可见，在明朝末年的中国西南地区已经存在着烟草种植、吸食，并将其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现象了。另外，根 据 [ 美 ] 班 凯 乐（Carol
Benedict）所著《中国烟草史》（《Golden-Silk Smoke》）的研究总结：“17 世纪流传至今 以烟草为主题的许多中文文本不使用‘吸烟’这个词，而是使用‘吃烟’或‘食烟’。”[10] 这与《游记》崇祯十年（1637）五月初二日 和十月三十日分别所记“为吃烟药者”[11]、“并 不食烟与槟榔”[12] 的使用特征是一致的。而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外公关于“烟”，也从 来不说“抽烟”“吸烟”，而是说“吃烟”。
事实上，就在徐霞客万里遐征的明朝崇祯末年，吸烟之风的确已经在大江南北各类人群中风靡一时了。根据加拿大裔著名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在《维米尔的帽子》（《Vermeer's Hat》） 中的研究： “1631 年一位叫杨士聪的人到北京参加科考时，抽食‘烟酒’（当时有人这么称呼烟）在京城已颇为普遍。据杨士聪的记载，烟草出现于北京，始于天启年间。”[13] 明末人王逋的《蚓庵琐语》记载：“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我地（浙江嘉兴）遍处栽种，虽三尺童子，莫不食烟，风俗顿改。”[14]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也说， 崇祯年间，“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15]。明末杨士聪则在《玉堂荟记》中让我们看到了北方烟草发展的情况：“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16] 清人沈赤然也在其《寒夜丛谈》中追记了明末吸烟的情况：“男女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17]
同时，结合《游记》中关于烟草种植、
吸食与购买（“先畀定银与之市烟”[18]）的 5次记载，他们分别出现在崇祯十年（1637）
和崇祯十一年（1638）的广西、贵州地区，
我们可以确定：在 17 世纪 30 年代， “烟草”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已经很高，从广西百色市 湖润寨的“蛮夷”百姓、到广西河池市宜州 区六桥村的荒郊村夫、至贵州黔南州独山县 上司附近的山贼草寇，他们都认识烟草，也 都会吸食烟草。如果上述诸类人员都普遍吸 食烟草的话，那么徐霞客也并非没有吸食烟 草的可能性。
三、关于徐霞客是否会抽烟的推测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回归正题，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 “徐霞客究竟会不会抽烟”？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命题讨论是多余的，因为当徐霞客在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来到贵州独山州境内的时候，疑似盗匪的人向其求烟，徐霞客明确说过“对以不用”[19] ，这不是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徐霞客不会抽烟”的结论吗？关于这一天的记载，可能也是很多徐学研究者认为“徐霞客不会抽烟”的主要依据所在。但我以为这一天关于徐霞客抽烟所说的“对以不用”之话语，更多的是危险即将降临之前的一种应对之策。我们每一个人设身处境地想一想：在瓢泼大雨的荒郊野外，四个“持镖负弩，悬剑櫜矢”[20] 的“皆勇壮凶狞”[21] 之人突然冲到你的面前，“似避雨，又似夹持”[22]，
在如此惊恐之中，你的身体、心理都处于高度紧张防御的状态，疑似盗匪者向你“求烟”[23] ，你有胆量打开行李包袱“与之烟”吗？我想稍有头脑或辨识能力的人都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同躲避瘟神一样”的心态来应对这一突发事件，长期闯荡江湖的徐霞客此时向索要烟草者所言“对以不用”[24]，更多的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敷衍应付。因此，笔者以为，此情此景下的回答，不可采信，不可作为“徐霞客不会抽烟”的依据。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的《游记》记载：“彼 欲以两人从余，先畀定银与之市烟焉。”[25]“其 家闭户避不出。久之， 排户入，与之烟少许，辄以村醪、山笋为供。”[26] 试想，倘若徐霞 客真的不会抽烟的话，他为什么要在万里遐 征途中，旅游资金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先 畀定银与之市烟焉”[27] ？烟草于徐霞客来说，如果不是刚需用品，买之何用？还有，他为 什么在从庆远府城至多灵山往返一共只有约 100 公里、为期 4 天的短途旅行中，还要携 带烟草（“排户入， 与之烟少许，辄以村醪、山笋为供”[28]）？难道仅仅只是为了社交礼 仪之目的而随身携带？综合上述疑问，我以 为：在旅资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还派人用“银”去“市烟”，说明徐霞客存在会抽烟的可能性。在往返仅 4 天的短途旅行中，除非是必需携带的随身物品外，非必要的物品都应当存放于庆远府香山寺之中，而此行其又携带了“烟草”。由此可见，烟草当为徐霞客日常随身携带的必需用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基本坐实“徐霞客会抽烟”的命题。
四、如若徐霞客“会抽烟”，并不等于其“常抽烟”
通过对以上《游记》文本、结合明末历史大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徐霞客存在会抽烟的可能性”。但笔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徐霞客“会抽烟”，并不等于徐
霞客“常抽烟”。其理由如下：
（一）相较于《游记》中“酒”和“茶”的记载，关于“烟”的记载屈指可数
《游记》中并没有直接记录过徐霞客的抽烟行为，而与烟有关的记载也仅见上述 5则。喝酒饮茶抽烟，俗称“人生三味”。然而同是“三味”，根据笔者统计，相较于《游记》万里遐征途中徐霞客分别不少于 134 次和 62次的饮酒、喝茶记载，关于其抽烟的记载却为零。通过《游记》文本中关于“烟酒茶”记载频次如此之大的反差，我们可以推断：倘若徐霞客真的会抽烟的话，其抽烟的频率并不高，只是偶尔吸食。
（二）彼时烟草的价格，不允许徐霞客经常抽
根据卜正民的研究发现 ,“1596 年后的（北京）县府采购列表记载有烟叶这一项，价钱是北京市场上肉桂或硫黄价钱的两倍茉莉香片的七倍。”[29] 清人沈赤然在《寒夜丛谈》中记载，明末“边以寒疾，非此不治，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者”[30]。可见，在明末时期，关外贸易中， 一匹马能换一斤烟。“据王逋在《蚓庵琐语》中的记载，清初，烟草在军队中流传，一斤烟值一两多白银。”[31] 综合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徐霞客万里遐征的那个年代，烟草乃是“奢侈品”，普通人的经济实力难以承受其高昂的价格。这也就可以理解：当 1638 年二月二十八日，徐霞客从庆远府城前往多灵山途中，仅仅只需要向村民“与之烟少许”[32] ，便可“以村醪、山笋为供。”[33] 为此，价格不菲的烟草，对于万里遐征途中捉襟见肘的徐霞客来说，不允许其经常吸食。
五、徐霞客购买、随身携带或吸食烟草的真正目的可能是为了“药用”
既然烟草价格如此昂贵，徐霞客为何还要购买、携带或吸食烟草呢？笔者推测，徐霞客购买、携带或吸食烟草的真正目的旨在“药用”。其理由如下：
（一）徐霞客具备知医、懂药、会诊的基本能力
中国古代称医生为“儒医”，儒者，读书人也。所以历代文人与中医药关系密切，他们大多兼具医药常识， 明代的“游圣”徐霞客也不例外。现将《游记》中徐霞客诊断病情、购买药物和医治病症的相关记载梳理如下：
崇祯十年（1637）四月初四日“予病寒未痊，乃减晚餐，市酒磨锭药饮之。”[34]
崇祯十年（1637）四月初五日“令顾仆炊姜汤一大碗，重被袭衣覆之，汗大注，久之乃起，觉开爽矣。”[35]
崇祯十年（1637）六月十六日“余谓病既甚，益不可移，劝僧少留，余当出视，并携医就治也……急趋天妃视静闻，则形变语谵，尽失常度。始问之， 不能言，继而详讯，始知昨果少瘥，晚觅菖蒲、雄黄服之，遂大委顿，盖蕴热之极而又服此温热之药，其性悍烈，宜其及此。余数日前阅《西事珥》，载此中人有食饮端午菖蒲酒，一家俱毙者，方以为戒。而静闻病中服此，其不即毙亦天幸也。余欲以益元散解之，恐其不信。乃二里入北门，觅医董姓者出诊之。医言无伤，服药即愈。乃复随之抵医寓，见所治剂俱旁杂无要。余携至城寓，另觅益元散，并药剂令顾仆传致之，谕以医意，先服益元，随煎剂以服。迨暮，顾仆返，知服益元后病势少杀矣。”[36]
崇祯十年（1637）六月二十八日“出南门，欲觅药市纸，俱不能得。遇医者询之，曰：‘此中猪腰子、山豆根俱出罗城。所云不死草者，乃挂兰，悬空不槁，乃草不死，非能不死人也。’为之一笑。”[37]
崇祯十年（1637）七月十七日“既而复从南门入抵北门，市土药于朱医士，得山豆根、猪腰子、天竺黄、水萝葡、兔金藤诸药各少许，下舟已昏黑矣。”[38]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初十日“是日此地复墟，以黄君所赐宋钱，选各朝者俱存其一，以其余市布为裹足，市鱼肉为蔬，又得何首乌之大者一枚。”[39]
崇祯十年（1637）十二月初五日“向武多何首乌，出石山穴中，大有至四五斤者。余于州墟以十二钱得三枚，重约十五斤。”[40]
崇祯十年（1637）十二月初十日“余以疮痛市药于肆，并履袜而还。”[41]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二十四日“担夫摘洞口黑果来啖，此真覆盆子也；其色红，熟则黑而可食，比前去时街子所鬻黄果，形同而色异，其熟亦异，其功用当亦不同也。黄者非覆盆。覆盆补肾。变白为黑，则为此果无疑。”[42]
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二十三日“先是自清水关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饥，连日体甚不安，欲以汗发之。方赴市取药，而禹锡知余仆未归，再来邀余，乃置药而赴之，遂痛饮。入夜， 元真辈先去，余竟卧禹锡斋。禹锡携襆被连榻，且以新绵被覆余，被褥俱丽甚。余以醉后觉蒸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乎挟纩之胜于药石也。”[43]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九日“余先以久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理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半月前以为虱也，索之无有。至是知为风，而苦于无药。兹汤池水深，俱煎以药草，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风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机矣。”[44]
通过以上《游记》中徐霞客辨识诊断病情、购买中草药、和使用中医药治病的记载，可以佐证徐霞客掌握具备一定的知医、懂药、会诊的能力。
（二）彼时关于“烟草”的中医药功效大行其道，客观上契合了徐霞客的主观需求
16 世纪至 17 世纪初的人们普遍认为烟草具有预防和治疗瘴气的退热功效。姚旅观察到，吸烟可以预防瘴气。可能出版于 1636年左右的《景岳全书》的作者张介宾讲述了一则轶事：“向以征滇之役，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服烟，由是遍传”[45] ，吸烟的士兵进入充满瘴气的云南境内，却没有染上任何疾病。张介宾认为：“其（烟草）气上行则能温心肺，下行则能温肝脾肾，服后能使通身温暖微汗，元阳陡壮。”[46] 烟草是一种温性物质，如果适当使用，可以增强阳性。与张介宾同时代的倪朱谟作为最早描写烟草的儒医之一，“他判断这种药物的味是苦和辛，其气的属性为
热。”[47] 在倪朱谟看来，烟草之气被吸入时，能够抵挡风雨之寒、山蛊之气和鬼邪之力这些可能导致间歇性发热的东西。”[48]“17世纪某些江南医生仍然坚信：烟草具有抵抗寒湿的功效”[49]。
对于既谙熟中医行医，又常年户外风餐露宿、栉风沐雨，更跋山涉水于瘴气频发的西南地区的徐霞客来说，明末中医关于“烟草”功效的普遍观点， 即其所具有的祛热、抵抗寒湿、预防和治疗瘴气等功效，无疑对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促使其无论贵贱、无论长途短途，都随身携带，偶尔药用吸食，以发挥烟草在那个时代所传说的功效，尽管在今天看来吸烟有百害而无一益。
历史并非总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虽然现有相关史料中并没有关于徐霞客会抽 烟的有关记载，但并不等于其不存在会抽烟 的可能性。基于《游记》中徐霞客关于“烟草”的购买及随身携带，结合明末烟草种植、吸 食的大环境，烟草之于彼时的中医药效之观 点，笔者作出了徐霞客“会抽烟”，但不“常 抽烟”，其抽烟主要是为了“药用”的大胆 推测。
俗话说：“闲茶浪酒糊涂烟”。鄙人写就这些文字的目的，在于厘清《游记》中关于“烟草”记载中相关信息的矛盾与困惑，让“糊涂烟”尽可能变为“明白烟”，揭示明末社会生活中的“烟草”样态，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完整的“徐霞客”。
（作者供职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文化和旅游局，中国徐霞客研究会理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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