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期-一流雅集，不尽悲凉 ——倪瓒《本中书室图》诸家题跋暨题写情境考释文 / 汪小玲

一流雅集，不尽悲凉 ——倪瓒《本中书室图》诸家题跋暨题写情境考释

文 / 汪小玲

《晴山堂法帖》是我国著名旅行家、明末江阴人徐霞客主持刻制的一部私家法帖，陆续刻成于明天启四年至崇祯九年（1624— 1636） 。法帖第一块刻石四件作品，从文字内容上看，都与著名画家倪瓒所画《本中书室图》（现已失传）有关、都是为该画所作题跋，可视为同一组作品，可名为“倪瓒《本中书室图》诸家题跋”。

题跋四人，按法帖中排序，分别为：杨  维  桢（1296—1370）、  倪  瓒（1306— 1374）、高启（1336—1374）、徐贲（1335— 1380）。其中， 倪瓒跋为自题画跋。按常理：自题画跋在时序上应最早，应排在首位。而法帖却把倪瓒自题跋放在第二位，排在首位的是杨维桢跋。如此反常排序，推究起来应该有以下原因：⑴在全组四件作品中，唯杨维桢跋带有文题“本中书室图与云林子赋”，而其它三跋均无题，故把杨跋排在最前、第一位，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对全组作品具有统领作用；⑵“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① ,在文章和书法之间，古人更加看重文章，而杨维桢是“文章巨公”、被奉为“文坛泰斗”“四十余年乃终”② ;⑶杨维桢在元末曾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③ （省级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并曾主持江浙行省乡试、多次出任考试官，故在文化人中影响很大。

一、诸家题跋作品析读

1. 倪瓒题《本中书室图》（图 1）作品析读

①张怀

图 1 倪瓒题《本中书室图》

为行文方便，此按原创时序、从倪瓒题跋开始析读。

此件题跋，为带有行书笔意的小楷。字形总体上显得宽扁，呈左边按下、右部上抬的平行四边形，加以多处长舒撇画，故给人以飘扬放逸感觉，仙气十足。又，字形大小变化、不拘一格，在总体的宽扁中多处插以瘦长字形，耐人寻味。倪瓒的书法，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取法王献之、褚遂良，用笔凝练、含蓄，字形平整、古雅，整体秀丽、精美；而到了后期，笔画纵横放逸、潇洒爽健，

体势率意天真、豪迈旷达。这件作品因其十足的仙气、飘逸的神态，一眼可知为倪瓒晚期作品，堪为其晚年书法代表作之一。2023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此件以“倪瓒—题本中书室图·问字惭荒老”之名收录其中（编序为 1364）。

2. 杨维桢《本中书室图与云林子赋》（图2）作品析读

图 2  杨维桢《本中书室图与云林子赋》

杨维桢题跋作品，既有典型规范的小楷形体，也多有行楷笔法，还夹杂少量草书字法。总体上看平淡从容、平和清雅，与他常见的书法风格迥异。他的常见作品，分成两类：一是带有章草特点的小行草，由于有欧体底子，故结构上偏于紧密；很多字形捺脚尖挑上扬，呈现浓重的章草意味，且字字孤立，牵连不多，显得古拙高雅；第二类亦为行草，用笔弱化了挑起的捺尾，行笔的连转

和笔画间的牵连较多，且用笔奇崛生辣、布局乱石铺街，给人印象恣肆汪洋、大胆生辣，又笔墨云烟、拍塞满纸，呈现出极为强烈的个性抒情色彩。这两类作品以后一类最能代表杨维桢书法特色。既然此件在两类之外，它就无疑丰富了我们对杨维桢书法全貌的认知。这也是该件作品的意义所在。

3. 高启题《本中书室图》（图 3）作品

析读

图 3  高启题《本中书室图》

高启在诗歌创作方面主张“复古”“拟古”、取法汉魏晋唐，在书法方面也如此：他有《跋兰亭》《跋王右军墨迹》《跋张长史〈春草帖〉》《跋张外史〈自书杂诗〉》《跋松雪临兰亭》《跋松雪书洛神赋》等④

数篇关于书法的题跋短文，仅从文名来看，他关注晋唐人墨迹以及在“复古”、师法晋唐方面堪为典范的赵孟頫的书法。高启题《本中书室图》，就是一种浓重的晋唐人小楷风貌：用笔圆转清丽，结字舒朗端庄，体势从容稳重、自在安详，  全件气息格高调雅、神采超逸。且字形宽扁、富有隶意，使用“凬”“寍”“”等高古异体字形。

4. 徐贲题《本中书室图》（图 4）作品析读

图 4 徐贲题《本中书室图》

明末李日华评徐贲书法：楷书“秀整端慎，不为遝拖自恣”，草书“雄紧跌宕，出入旭、素，无不淋漓快健”⑤ ,从这个评论来看，徐贲草书似乎更胜一筹，但遗憾的是，其草书作品传世极少。徐贲这件题《本中书室图》书作为小楷，前五行用笔相对凝练，笔画相对含蓄，字形以宽扁为主，呈现为较为浓厚的钟繇、王羲之小楷风格；六至末行，字形

相对舒放，用笔也少了拘束，有虞世南风格特点。整体看来，作品虽出于“学古”“拟古”，与明初小楷风气契合，但也雅逸清劲，自然生动。

四件作品，两种类型：倪瓒属隐逸书风，高启、徐贲属复古书风；杨维桢书法本也属隐逸，但这件风格不似往常，偏于复古类型。两种书风汇聚一堂，反应了元末明初易代变革时期书法总体格局：在元朝，占据主流地位的书风是赵孟頫崇尚晋唐、讲究古雅精美的风格，楷书以钟、王、虞、欧等为师法对象，行草则在回归“二王”的基础上追求更加遒媚、更加圆熟。但到元末，随着社会的分崩离析，文化人参与政治、官场，客观上风险增大、主观上意愿降低，面向自我、追求个性成了部分文化人的选择，表现在书法方面，与主流书风相对应，打破陈规、张扬个性的野逸书风形成。倪瓒书法、杨维桢常见类型书法，正是这一书风的典型。

虽然，两种书风汇聚一堂，但前景不同。在明初，野逸书风随着倪、杨两位年老病故而落寞下沉。而复古书风，却没有因高、徐二位的英年早逝而消失，反而得到提倡而过度、畸形发展，最终致使“台阁体”书法弥漫书坛，书法的艺术性、抒情性被严重压制。

二、诸家题跋创作情境考释

创作情境主要涉及四方面：创作时间、地点、动因和作者情感情绪。此仍从倪瓒题跋开始考释。

1. 倪瓒题跋情境

⑴时间、地点

倪瓒题跋的时间，作品落款明确记载为“庚戌人日”，即明洪武三年（1370）正月初七。至于地点，虽跋文记为“旅寓”（旅途暂居之地），但比较含糊，不是具体精确的地点。所幸，张丑《真迹日录》辑录倪瓒复题“绢本山水小帧一”的跋文透露了些许消息：

庚戌正月七日，为余初度之辰，孙渚王君彦辅访余于其亲戚思明家之停云轩中，具酒馔肴核之饷以为寿，且出此图相示。 ……是岁余年六十五矣。⑥

读此跋可知：庚戌正月初七，正是倪瓒生日（“初度之辰”）。这一天，倪瓒在“思明家之停云轩”，著名琴师王彦辅⑦“具酒馔肴核之饷”为他庆寿。由此可以推断，倪瓒同日为自作画《本中书室图》题跋，也当在“思明家之停云轩”中。

按，元末明初时“停云轩”有两处，碰巧均为夏姓所建：一为松江人夏颐贞（号西畴、停云，著名鉴藏家夏文彦之侄）建于松江泗泾（今上海徐汇区境内）， 即郑元祐《停云轩记》⑧、钱宰《题夏氏停云轩》二首⑨所记咏；二是江阴人夏颧（字叔度，号雪洲，著名外科医生）建于江阴泾里（今江苏江阴市长泾镇）。然而，倪瓒所记“停云轩”为“思明家”所有，但目前尚未见有资料显示夏颐贞、夏颧另有字、或号为“思明”，难道停云轩另有第三处？

画家王绂有《寿雪洲》诗， 序记“夏颧，上海县主簿师颜之子”⑩ ,著名书法家沈度《雪州处士夏叔度圹志》①记“（夏颧）父渊，元上海县主簿”。把这两处文字结合起来，可知：夏颧父，名渊，字（或号）师颜，曾任元上海县主簿。按，古人字、号之义，与名之间往往有某种关联，或相同、或相近、或相反互补、或构成特定含义短语等。把夏颧父的名“渊”、字（号）“师颜”合在一起，其意就是“师法颜渊”。颜渊，即孔子弟子颜回（前 521—前 481/ 前 490），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思想家，孔门七十二贤之首。由此，可以看出夏颧父对颜渊的仰慕、对儒家和儒学的推崇。然而，这两段文字也未显示“思明”与夏颧父有关。但名与字、号之间的关联，却提示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入手考查。而把夏颧父的名“渊”与“思明”合在一起，其义竟是“思慕陶渊明”。陶渊明（约 365—427），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东晋时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性孤高，晚年弃绝官场，归隐田园，表现出道家的出世思想。另，   陶渊明有四言诗名为“停云”，夏渊亦名其轩为“停云”，显然也有慕陶之意。至此，我们看见一位以“儒道互补”为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可以确定，“思明”即是夏颧父夏渊“师颜”之外的另一个字、或号。既如此，那么“思明家之停云轩”，必当是指夏渊家、亦即夏颧家之停云轩。

倪瓒为《本中书室图》题跋，具体地点是江阴泾里夏颧家停云轩。——实际上，倪瓒晚年，漂泊于“五湖三泖”，其间也常来夏颧家停云轩居住，《光绪江阴县志》记：“（倪瓒）元末避乱来江，泾里夏雪洲筑馆居之，馆有停云轩。”

⑵创作动因和作者情感情绪

据跋文“为图一书屋，题诗于上”可知，倪瓒是在画完《本中书室图》后即刻题跋（含年日名款）的，也就是说，《本中书室图》是在当日、在题跋前所作。当日为倪瓒寿辰，王彦辅具宴为倪庆寿，到场的亲朋好友不少，这其中，就有年仅十岁的徐麒（徐霞客八世祖）。

倪瓒见到徐麒，瞬间想起他的父亲、自己的好友徐直（字均平），徐直“远征未归”、久无音讯。《徐霞客家传》亦载徐直“建义滇南，一往不归”。按，徐氏家族在宋朝多有出仕，而在元朝始终不愿为官、对蒙古贵族的统治怀有抵触情绪，至徐直，则直接参加了四川明玉珍大夏国反元义军。据杨敏《明氏实录》：自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起，明玉珍大夏国先后三次进兵云南、讨伐元军，均“不克而还”。徐直应是随军参战、终至战死，故他在江浙的亲友自此就没了他的音讯。

父亲远征未归、久无音讯，年幼的徐麒无异于孤子。倪瓒以长者身份为他命字“本中”、作《本中书室图》、并题诗跋，夸赞他“辑书鉏经”、勤学好读，告诫他“居静饮和”、谨守中道。谆谆教导之余，倪瓒内心必然是酸痛的、悲凉的！

2. 杨维桢题跋情境

⑴时间、地点

该件题跋虽无纪年，但所题《本中书室图》为倪瓒“庚戌”年（1370）正月作品、而杨维桢又于同年五月二十五日病逝，故此件作于洪武三年（1370）春夏是一眼可知的。

关于题写地点，跋文中也有交代，是在“阁中”。然而这一记载也显模糊。按，洪武三年春夏杨维桢行程：正月，应朝廷征召，赴京（南京）参加礼乐编修；约四月底，编修工作完成，杨维桢因疾病缠身，“即以白衣丐骸骨”，回到松江，起初住城外九山精舍，后病情加重，转移到城中拄颊楼居住；五月二十五日去世。这一行程，与杨维桢有关的“阁”有两处：

其一、所谓京师“内阁”。

据都穆《都公谭纂》：杨维桢在京师编修礼乐，  曾被明太祖召见，谈话最后，“（太祖）又曰：宋濂在内阁，与诸儒共修《元史》，卿可往观之。廉夫（杨维桢）辞谢入阁。”按， 《元史》修纂，宋濂、王祎为总裁官。《明史》载：

“以是年二月，开局天界寺”, 就是说，《元史》修纂是在天界寺进行的。然而，无论史局、还是史局所在地天界寺，都不是中枢权力机 构，作为帝王的朱元璋不可能犯此低级错误 而把史局、或寺院称作“内阁”。况且，明 朝的“内阁”，最终确立要到永乐时期。因 此，杨维桢跋所谓“在阁中”，绝不是在京 师内阁！都穆记朱元璋语称宋濂等在“内阁”修史显系误记。也正因为此，明末骆问礼在 记述同一段话时，就把“内阁”改为“翰林院”：“（杨维桢）见太祖高皇帝，太祖曰：

有荐汝者宋濂，今在翰林院，可往见之。”

其二、杨维桢私人书斋“草玄阁”。

元至正十九年（1359）十月，杨维桢受邀到松江府学讲学，自此告别官场隐居松江。在松江府学附近、望仙桥边， 在友人帮助下，他先后筑“拄颊楼”“草玄阁”以自居。然而，至正廿七年（1367）四月，明军占据松江时发生钱鹤皋反明事件，“（杨维桢）望仙桥阁署亦付之祝融”——草玄阁在战火中被烧毁。但此后不久，杨维桢文章中又出现了他在草玄阁待客、应酬的记述：

（吕仲善）出使于淞，谒抱遗先生（杨维桢自称）于草玄阁，曰：愿先生一言以白吾志。先生曰：营丘在虚危分野，为今济南地……。谢曰：请书为记。戊申（1368）冬十月朔戊辰记。

洪武二年（1369），（翟）桂迁柩于明山，复还妣柩采石，合葬于巢之翟家峤西关之原。先远日（下葬日），桂来拜予草玄阁次…… 

从纪年可知，草玄阁被毁后，仅隔一年就得到重建。

洪武三年（1370）约四月底，杨维桢带着病体自京师返回松江，先是避居九山精舍，后病情沉重，遂转至位于松江城的拄颊楼居住，五月廿五日病逝。这段时间他最有可能到草玄阁的时间，应是移居拄颊楼期间，因为拄颊楼和草玄阁邻近，都在松江府学近边，由拄颊楼往草玄阁，只在片刻之间。

综上，杨维桢题《本中书室图》，具体地点是他私人书房草玄阁；又根据他去草玄阁可能的时间是移住拄颊楼期间，故题跋具体时间可由洪武三年（1370）的春夏、进一步确定为四月底到五月廿五日之间。

⑵创作动因和作者情感情绪

从跋文中“予时在阁中，顾索赋，遂并纪一绝”之句可知，杨维桢此跋，系应到访的徐本中之“索”而题。当然，年仅十岁的徐本中不太可能独自从江阴奔赴松江城、向杨维桢索题，而应有成年家人陪同。根据当时徐氏家族状况，陪同徐本中到松江索题的，极有可能是他的叔父、与当时文化人有一定交往的徐谅。

自洪武二年（1369）春，为躲避朝廷征召，杨维桢多次离开松江， 日遑遑于常熟、海盐、嘉兴、昆山、吴江等地之间。长期的劳累奔波，致使这位 74 岁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未能逃过官府眼线，年底，在松江别驾反复“追趣”下，杨维桢不得不起身前往京师，并于次年正月抵达。

杨维桢返回松江去世时的情景，宋濂《杨维桢墓志铭》记述：

疾且革（危急），移拄颊楼中，呼左右谓曰： “吾欲观化一巡，如何？ ”乃自起，捉笔撰《归全堂记》，顷刻而就，掷笔曰：“九华伯潘君招我，我当往，车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

杨维祯临终作《归全堂记》, 所谓“归全堂”，即“回到故乡诸暨的全堂村”，其实，杨维祯临终时，诸暨已被元末战争严重摧残、破坏，他在全堂村的老宅也已毁废殆尽，那里已没有属于他的一草一木。诸暨全堂村，他自然是回不去了！他魂牵梦萦的故乡，此时不过是空洞的概念而已！

在杨维桢身体、精神遭受双重摧残的情形下，他为《本中书室图》题跋，已不可能再如往年那样写得骨力雄强、汪洋恣肆、精气外溢。他的这件暮年“绝笔”，隐现着作者情绪的低迷、境遇的悲凉！

杨维桢此件题跋，系题倪瓒画作，跋文顺承倪瓒画意和倪跋文意，且选用倪瓒雅号“云林子”（“子”含敬意）称谓倪瓒，由此可见暮年杨维桢对倪瓒的敬重。都穆《都公谭纂》记：倪瓒有洁癖，曾与杨维桢共饮，杨脱妓人鞋行酒，倪翻案大怒，“后二公竟不复面”。实际上， “不复面”只是倪瓒单方面行为，并非杨维桢意愿。暮年杨维桢对倪瓒表达敬意，却一直遭到倪瓒冷遇、多年未能与之相见，这加重、凸显了他内心境遇的悲凉。

3. 高启题跋情境

高启跋文，既未记题写时间，也未署题写地点。而探究时间和地点需要对他情感情绪进行考察、且情感情绪的考察又脱不了时间、地点。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故本节论述不再强分为两个方面。

读其跋文，中有两句“寸心宁逐天倪返，变化由来未出宗”，可以看出，这是勉励少年徐本中返回自然（“天倪”）、坚守本性，也流露出作者归隐野处、消极避世的思想。

元明易代之际，高启的思想与倪瓒、杨维桢绝意隐处不同，他比较年轻（朱元璋于 1368 年建立明朝时，高启 33 岁，倪瓒 63 岁、杨维桢 73 岁），才高气盛，意气风发，此前又未经历大的波折、挫折，故信奉儒家入世建功哲学，“时泰，则行其道以膏泽于人民，端冕委佩，立于朝庙之上”；若时不“泰”，虽可潜隐，然“非君子之所欲也。”这样一个人，又何以在题《本中书室图》时流露出归隐野处的思想、做了一回连他自己都不屑的“非君子”？

据贾继用《吴中四杰年谱》：洪武二年（1369）， 高启应诏至京参与编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元史》成，被授翰林院编修，并受命教授诸王。然而就在此时，高启感觉到朱元璋对官员的态度趋向严厉：在朝为官稍有不慎，就会受到严厉处罚，包括贬职、充军、诛戮、株连等。因此，这年七月，朝廷拟擢其为户部右侍郎，他便以“年少不敢当重任”为由而辞归苏州。其辞归原因，如同黄景昉所言：“高季迪编修辞户部侍郎之擢，力请罢归，意但求免祸耳，非有他也。”

高启辞归苏州，其具体隐居地，先是吴淞江畔的青丘，后在苏州城南。隐居期间，他的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情绪是低靡的——既怀“有所为”的抱负，又不得不退隐以保全生命。但这种境遇高启只持续了 20个月：洪武五年（1372）三月，魏观知苏州府，高启受聘订经史；洪武六年（1373）春，为便于府事，“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且“旦夕延见，甚欢”。也就是说，与魏观共事的这段时间，除去魏观案发、高启受牵连被腰斩的最后时光，高启的内心是愉悦快乐的。他之所以心境好转，是因为被知府魏观聘用、能为甫经残酷战争（朱元璋建明朝前夕，明军攻打盘踞苏州的张士诚政权，围城而战长达十个月）而残破不堪的苏州城做一些实际重建工作，他“入世建功”的理想有了用武之地。特别是，魏观知府“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在他的治理下，“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最” ，高启知遇于这么一位贤能良吏，无疑是心怀感激而兴奋的。

综上，高启在洪武三年（1370）七月至洪武五年（1372）三月，为避祸而隐居，因不能实现“有所为”的理想而情绪低靡。只有在这一时期，他的笔下才能流露出消极避世思想。也就是说， 高启题《本中书室图》，时间在洪武三年（1370） 七月至洪武五年（1372）三月之间，地点或是吴淞江畔的青丘、或是苏州城南。当时他的情感情绪是避祸隐居、消极低靡。再把高启为避祸而隐居与最终受魏观案牵连而被处以极刑、终未能规避杀身之祸联系起来，他的境遇益显悲凉！

至于高启为《本中书室图》题跋的动因，因他隐居地苏州距徐本中居住地江阴较近，推测亦是应徐本中之索，如同杨维桢题跋动因。

4. 徐贲题跋情境

⑴时间、地点

徐贲跋文明确记载题写时间：“洪武戊午年暮春既望”，即洪武十一年（1378）三月十六日。

徐贲在这年前后的履历，目前所知为：洪武九年（1376）八月，徐贲在河南，任河南布政使；洪武十年（1377）五月，降为河南怀庆知府；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在广东，任广东布政使司参政；洪武十二年（1379）春，在河南任上被诉下狱。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他或在河南、或在广东，都远离江浙，似无地利条件为徐本中题写《本中书室图》。

然而，根据《明史》记载：洪武十一年三月，全国各地官员入朝靓见，并接受明太祖朱元璋命吏部组织的考核：“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此事亦载于《明通鉴》（卷六）、《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十七）、《明太祖宝训》（卷三）等史籍，由此可知为明史大事，加以这是明朝廷首次进行“朝觐考核”，故“这一年全国的布政使及各府知府遵旨进京朝觐”。徐贲无论作为广东布政使、还是怀庆知府，都不可能例外，换言之，洪武十一年（1378）三月，徐贲因朝觐考核到过京师南京。而此时，徐本中已十八岁，正就学于京师国子学、并以诗文从宋濂。故，徐贲题《本中书室图》，只可能是在他进京接受“朝觐考核”之余暇，在南京与徐本中相遇所作。

⑵创作动因和作者情感情绪

徐贲跋文实为带序长诗。序为：

偶检本中行笥，得云林先生命字图咏，中多故友，不胜今昔之慨。聊殿其意，并纪不忘。

读序可知，徐贲题写跋文，其动因是：偶然翻阅徐本中随身携带的书箱，看见倪瓒《本中书室图》及各家所题诗跋，一时感慨而题。可算是有感而发。

仔细品味“中多故友，不胜今昔之慨”之句，可以感受到徐贲情感至深处的伤悲：所谓“今昔”，岂止是字面上的“今日”“往昔”，而是“生死两隔”，他所面对的这三位“故友”，现均已不在人世：洪武三年（1370）五月，杨维桢以病体为徐本中题跋后，不久即撒手人寰； 洪武七年（1374） 九月， 年仅 39 岁的高启受魏观案牵连被处腰斩；同年十一月，倪瓒病逝于江阴夏颧家。尤其是高启，不仅英年早逝、死状惨烈， 而且与徐贲最为交好，在高启生前，双方诗文往来频繁：现存徐贲《北郭集》，收录有《夜卧闻邻家酒声呈季迪》《同季迪宿丁至刚南轩》《赠高季迪幼女定儿》《居龙河寺怀高季迪（二首）》等五首与高启（字季迪）唱和诗；而高启《凫藻集》 《大全集》所辑录的与徐贲有关的诗文在 20篇以上：《蜀山书舍记》《送徐以文序》《送徐七山人往蜀山书舍》《怀徐七》《雨中留徐七贲》《午日有怀彦正幼文》《冬至夜喜逢徐七》《喜幼文北归》《期徐七游云岩》 《答徐七记室病中作》《寒夜逢徐七》《登白莲阁贻幼文》《读徐七〈北郭集〉》（徐贲，字以文、幼文，又被称为“徐七”）等等。

然而，徐贲为故人而感慨、伤悲，后人也为他而感叹：题此跋后仅一年，徐贲就在河南任上被诉“大军征洮、岷，  道其境，……犒劳不时”而下狱，并于次年“瘐死”狱中。 终年仅四十五岁。把徐贲“瘐死”与其不久前为故人而感慨、伤悲联系起来，不能不使人感到徐贲境遇的悲凉！

三、综论

综上考释，倪瓒《本中书室图》诸家题跋创作情境如表格所示。

多位不同的文艺家以同一题材、或以同一规定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这在艺术史上称为笔墨雅集。传统的笔墨雅集，通常需要参与者汇集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典型的如“金谷宴集”（西晋“二十四友”于元康六年王翊返长安之日会于石崇洛阳“金谷园”）、“兰亭雅集”（东晋名士 42 人于“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至元明时期，雅集形式呈现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参与形式外，还有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吕良佐“应奎文会”征诗活动）、同一地点不同时间（顾瑛“玉山雅集”，持续十余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杨维桢“西湖竹枝酬唱”活动）等多种形式。

倪瓒《本中书室图》诸家题跋也是一种 雅集活动，属于上述最后一种：参与四人在 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围绕倪瓒《本中书室图》进行创作，算是同一题材。这场雅集的参与 者虽人数不多，但参与四人都是那个时代顶 尖文艺家：杨维桢是“文章巨公”，被视为“文 坛泰斗”“四十余年乃终” ；倪瓒位列美 术史“元四家”，被评为“米痴后一人也”     ；高启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实据 明一代诗人之上”；至于徐贲，也是诗坛“明初四杰”之一。如此方阵， 同时期其它雅集 活动很难与之相比，即便能够相比，多数也 是因为有他们的主导、主盟、或参与：“清 閟阁雅集”主持人是倪瓒，“玉山雅集”主 盟人是杨维桢（顾瑛是组织者），“北郭雅集”东道主是高启，《吴越两山亭记》诸家题跋，领衔人也是杨维桢……。倪瓒《本中书室图》诸家题跋，无疑是一场高规格、高品质、一流的文人雅集创作活动。

倪瓒作《本中书室图》并题跋，缘于庆寿之日偶见好友徐直之子徐本中，由此想起徐直“远征未归”“一往不返”、徐本中年幼失父而成孤子，从而心生酸楚、伤悲之情，在众亲友为他庆寿的热闹氛围的反衬下，他的境遇显得如此悲凉！杨维桢题《本中书室图》时，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摧残，弥留之际还在思念已无片瓦属于他的故乡，这种场景不能不使人感到他境遇的悲凉。高启题跋时情感情绪正陷于低谷，信奉入世建功人生哲学的他为保全生命不得不辞官隐居，这也使人感受到他的无可奈何和内心境遇的悲凉。徐贲题跋，缘于偶见徐本中所藏倪瓒画，题跋三家（倪瓒、杨维桢、高启）均系已故旧友，一时生发“今昔之别”“生死两隔”的感慨和伤痛，结合徐贲亦不久遭遇横祸、蒙狱离世，他题跋时的境遇益使人感觉悲凉。

——倪瓒《本中书室图》诸家题跋，一场高规格、高品质、一流的笔墨雅集，承载着参与诸家内心的酸楚、伤悲，留给后人以绵绵无尽的悲凉，读之令人动容、叹息！

（作者系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理事）

注释瓘《书议》，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年，第 150 页。

②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

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宋濂全集》之《銮坡后集》卷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679、680 页。

④高启《大全集 凫藻集》之《凫藻集》卷四，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305—306 页。

李日华《六砚斋笔记（ 下）》，沈亚公校订，中央书店，1936 年，第 59 页。

张丑《真迹 日录》卷二， 中 国书店， 2018 年，第 97 页。

黄玲《琴士王彦辅》，《弁山小隐吟录》卷一，四库本。

郑元祐《侨吴集》卷十，郑元祐《侨吴集、遂昌杂录》，郑春奎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第 286 页。

钱宰《临安集》卷二，《胡仲子集（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528 页。

王绂《寿雪洲》序，《王舍人诗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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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度《雪州处士夏叔度圹志》，江阴市博物馆藏。

《光绪江阴县志》卷二十二 “古迹”，凤凰出版社，2011 年，第 629 页。

吕锡生编著《徐霞客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8 页。

杨敏《明氏实录》，转引 自《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中编）》，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51、352、360 页。

詹同《老客妇传》，朱存理、赵琦美《珊瑚木难 赵氏铁网珊瑚》之《珊瑚木难》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41 页。

据徐晓刚《杨维桢传稿》， 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 年，第 307—338 页。

①都穆《都公谭纂》卷上，《都公谭纂·皋言》，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1 页。

《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 ·赵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797 页。

《宋濂全集》之《潜溪录》卷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677 页。

参阅徐晓刚《杨维桢传稿》第十三章，同 ，第 292 页。

杨维桢《营丘山房记》，《东维子集》卷十五，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523 页。

②杨维桢《乔山处士翟君墓志铭》，《东维子集》卷二十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60 页。

高启《野潜稿序》，同④卷二，第 276 页。

黄景肪《国史唯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

《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 ·高启” ，同 ，第 799 页。

《明史》列传第二十八 “魏观”， 同  , 第 416 页。

《明史》志第四十七 “选举三”， 同  , 第 189 页。

柳海松《论明代的朝觐制度》，《社会科学战线》（ 古代史），1994 年第 4 期，第147 页。

《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 ·徐贲” ，同 ，第 799 页。

董其昌《容台集》别集卷四，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年，第 687 页。

纪昀《大全集提要》， 高启《大全集

凫藻集》，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