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辰东归与霞客川游
高峰
一
明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完成《鸡足山志》编纂的徐霞客在丽江土司木增的派人护送下，踏上了归程，并于当年六月回到阔别四年的江阴马镇老家。这一年岁在庚辰，徐学界遂将这一事件称为“庚辰东归”。
关于徐霞客“庚辰东归”的记载主要来源以下几则文献：
一、吴国华《霞客生圹志》载：“伯子屺入都，携书与余，索生圹志。…… 西游归，在崇祯庚辰之六月，而请余圹志，在归之十月。”
二、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称： “霞客游轨既毕，还至滇南。一日，忽病足，
不良于行。留修《鸡足山志》，三月而《志》成。丽江木守为饬舆从送归。转侧笋舆者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黄冈侯大令为具舟楫，六日而达江口，遂得生还。”
三、钱谦益《徐霞客传》：“霞客还滇南，足不良行，修《鸡足山志》，三月而毕。丽江木太守偫糇粮，具笋舆以归。 ……西游归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阴之马湾。亦履丁云。”
四、《（崇祯）江阴县志》： 霞客游迹遍天下。崇祯丙子夏辞家远游，至庚辰秋而归自西域。其所讨论江源，则从足目互订，直补桑经郦注于千古者。
因为缺少《徐霞客游记》与其他文献的直接佐证，对徐霞客是否在“庚辰东归”途中曾绕道四川再返江阴，学界历来有争议。
主张曾有四川之行的学者认为，陈函辉在墓志铭中提及徐霞客曾在峨眉山下致信于他，并附寄《溯江纪源》一文，此事若非属实，陈氏断不敢在如此严肃的文本中虚构造次。且该铭文经徐霞客家人审定，可信度较高。此外，钱谦益亦在《徐霞客传》中明确表示曾收到徐氏自峨眉山寄来的《溯江纪源》，可视为有力旁证。
持否定意见者则指出，陈《铭》与钱《传》所载行程与《徐霞客游记》存在明显出入，因而主张“信陈《铭》不如信《游记》”，从而否定徐霞客绕道四川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徐霞客在“庚辰东归”途中迂道游川之说较为可信。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其游峨眉的直接证据，但有迹象表明他并未取道传统的滇返内地路线，且归程耗时远超寻常，这为绕行四川提供了间接支持。
2012 年，复旦大学副研究员王启元先生发表《苍雪与木增交游因缘考》①一文。据其考证：崇祯十三年正月，木增除了派人护送徐霞客东返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外，同时还派了另外一个人到南直隶苏州府。此人便是悉檀寺的法润和尚。
据毛晋《送法润禅师载华严海印仪还南诏》诗序云：
崇祯十三年四月八日，余因汰如明公讲华严解制入华山，苍雪彻公偕坐莲花洞，俯瞰法侣，瓢笠蝉联，如云出山。独有一僧，缘绀泉鸟道而上，前舁经一簏，状貌缀饰，迥别吴装，目睹而异焉。弹指间直至座下，擎一锦函，长跪而请曰：弟子从云南悉檀寺而来，奉木生 白大士命也。木大士位居方伯，从鸡足山叶榆崇圣寺觏得《大方广佛华严经忏法》四十二晌。相传一行依经录者，兵燹之余，普瑞藏诸寺中。自唐迄今， 未入大藏，故特发愿刊布，敬授把事，度岭涉江，就正法眼。言毕， 随出兼金异香为供，作礼而退。苍公合掌向余曰：异哉！子向藏中峰禅师华严宋本，模勒即成；昨又镌《贤首本传》。汰兄方讲清凉大钞第一会。适有三昧海印仪不远万里而至，真杂华一会，光召影响也。寿梓以传，非子而谁。余遂欣然鸠工庀材，经始乃事。越岁辛巳，木公再持一介，遥寄尺书，赠以琥珀、熏陆诸异品， 谆切 郑重，云山万里，如接几席。迨工人告成，又逢如来胁生之诞，何时分之适符，不可思议耶！一时远近缁素，诧为奇特，闻风随喜者，陆不停轮，水不辍棹。至法润师南旋之日，烧香献花者棋布于隐湖之干，或绘无声，或歌有韵。余亦沾一味之泽，聊赓五际之言。庶几他日溯岷源、登雪山，访白水道人，与法润长老共披十万之正文，不为生客矣。②根据这篇序文，我们可知法润此行始末。
原来，木增在鸡足山叶榆崇圣寺发现《华严忏仪》（全称 《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 因其未刊入大藏经，遂命法润到苏州，找苍雪禅师刻印，以刊布于世。
法润由鸡足山出发的时间，毛晋在《华严海印道场忏仪题辞》（残）载：
暨乎我明，滇中丽江生白木大士，辄遇于叶榆之崇圣寺，机因迹 显，道赖人弘，真法界之玄镜重辉，高山之慧日再朗也。忽于庚辰之端月，星使轺车，怀金万里，爰来虞山，问询汲古主人，因命校阅，绣刻流通。③
“庚辰之端月”，正与霞客出发的时间相同。两人的目的地江阴与苏州相距甚近，通常一日可达，而法润到达苏州的时间是四月八日，较霞客六月方归，早了两月有余。
王启元先生对此有如下分析：
二者皆奉木增之命，于庚辰正月，同自鸡足山悉檀寺出发；木增使人东来，路途千里，且危险重重，不太可能在短短一个正月之内，两次安排同一方向的不同行程。两重因缘，同时同地，因一人之力而起，当合为一大缘起，似乎如此解释会更合理。况且，法润与霞客也久相识，一路同行，于情于理皆通。区别只是一支行两月余即至，另一支则走了半年，途中细节便不可知了。
按此推测不误，则可归纳，木增通过陈继儒与担当和尚的媒介，认识了西游至滇的徐霞客，慕其人品、学品，结为好友，并委其撰修《鸡足山志》。毛晋虽与徐霞客未见订交，然徐与钱谦益相识已久，钱、毛在师友间；徐为江阴人，去虞山、姑苏未远。木增或由此间接听说毛晋汲古阁刻书之盛。其为刻《华严忏仪》之念，起于何时不可考；然其待徐霞客病归故里，木增则尽宾主友朋之谊送行，并遣使同行，亦可为刻经之事，一举两得。徐霞客为一伟大的旅行者，他的游历超出了个人对自然、人文地理认识的意义，而成为进一步打通区域文化圈间的开拓者，连接汉文化圈与木氏的纳西、藏文化圈之举，便是生动一例。
但其晚年返回故里归程甚长，重病至记载凋零；今传《华严忏仪》东来文献，片言不及徐霞客事，历三百余年，颇有“埋没英雄芳草地”之嫌。④
王先生分析后认为，霞客东归是与法润同行，共同肩负护送《华严忏仪》至苏州的职责，只是功劳被埋没了，未能为后人知悉，所以著文为霞客鸣冤叫屈。
但王先生没有对同时出发、相同行程，徐霞客却比法润晚了两个月余才到家作出解释，只以一句“途中细节便不可知了”一笔带过。
笔者认为：
王先生观点有误。霞客庚辰东归与法润吴中之行虽同时、同地出发，但行程与目的绝不相同，更非同行，是故霞客才会比法润迟归两个月。这恰可为徐霞客迂道四川，登峨眉、考察金沙江，从而完成《溯江纪源》有力的旁证。
二
除了时间因素，我们再从身体状况的角度探讨徐霞客是否具备考察四川的条件。
根据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与季梦良《序》的记载，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底，徐霞客因“病足，不良于行”返回鸡足山。三个月后，《鸡足山志》修撰完成。
次年正月，木增“为饬舆从送归”。至六月底，
徐霞客抵家时已“两足俱废”。这些文字常被解读为徐霞客此时已基本丧失行走能力，甚至需靠轿夫一路抬送返乡。若果真如此，他如何完成接下来的四川考察？
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悲观。
徐霞客在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对自身状况有如下描述：
“余先以久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理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半月前以为虱也，素之无有。至是知为风，而苦于无药；北汤池水深，俱煎以药草，乃久浸而熏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风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机矣。”
他认为自己因长期跋涉瘴疠之地，引发风湿皮疹，但通过药草温泉的熏蒸疗法，已觉病情好转，“有瘳机矣”。这很可能就是陈函辉笔下“病足，不良于行”的实际所指。
此后数日，徐霞客的行迹也印证了他的恢复情况：九月初一至初八在悉檀寺，初九游大觉寺、玉龙阁，十一日赴藏经楼查阅资料，十二日访华严寺与南京庵，十三日更登九重崖、罗汉壁，至西来寺。可见风湿并未严重限制他的行动能力，“不良于行”应仅指行走略有不便，远未到“不能行走”的程度。
那么，木增为何要“饬舆从送归”？“饬舆”意为备好车马与随从，未必是指一路以轿抬行。木增此举可能出于多重考量：一是感激徐霞客为其校正《云薖谈墨》、教授其子、修纂山志；二是徐霞客当时顾仆已逃，需人协助行李与生活照料；三是路途安全考虑；四则是因徐霞客确有足疾，山路艰险，备轿是以防万一。
更值得注意的一种可能是，木增此举实为助徐霞客实现四川考察提供便利。崇祯十二年（1639） ，木增刚被加封为四川左布政司，虽属荣誉职衔，仍可借其身份请当地官府为徐霞客提供考察支持。如此，徐霞客入川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
然而，蜀道艰险远超滇贵。尽管有人护送，长途劳顿仍加重了他的足疾。据载“至楚江困甚”，他此时已难以继续行走，加上旅资耗尽，只得求助黄冈知县徐调元，“为具舟楫”方得返家。
陈函辉所言“转侧笋舆者百五十日”也与此吻合：全程约二百余天，前两月在川考察时应仍可步行，之后身体不支才须乘轿。
徐霞客实则是以生命为代价完成夙愿。通过四川之行，他最终确认长江正源，写出《溯江纪源》这一不朽之作。若他当初直接从云南乘轿返家，足疾或不至急剧恶化，但他却选择以病弱之躯完成考察，最终双足俱废，翌年溘然长逝。
三
最后，我们有必要对徐霞客考察四川可能选择的路线作一探讨。
云南虽处边疆，但自元初起便陆续开辟驿路。其中通往内地的干道，以通四川、湖广两路最为重要。通往四川的是建都道，通往湖广的则有乌蒙道，另有一条普安道，据考“贯通大约在至元三十年（1293）以后至大德五年（1301）以前这一段时期中”⑤。
徐霞客很可能从鸡足山返回昆明后，取建都道进入四川，经会理、西昌抵达雅安，登峨眉，从而了却“峨游未畅”的遗憾。
不过，丁文江先生曾否认徐霞客从这条道路入川的可能。因为徐霞客在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八日的《游记》中这样写道：
“滇中人皆谓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假道于黔，而出遵义。余不信。及濒行，与吴方生别（吴是江南人，遣戍在云南）。方生执裾黯然曰： ‘君去矣！余归何日？后会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图一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已。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
丁先生据此认为，徐霞客“从金沙江到雅州的计划早已取消⑥”。
滇人所谓“此路久塞不可行”，起因是天启二年（1622），四川建昌地区水西土司安邦彦发动叛乱，导致建都道部分路段长期中断。但崇祯三年（1630）春，安邦彦之乱已告平定。中断 9 年之久的建都道没有理由不开通。事实上，徐霞客起初不愿相信，仍欲一试，但在友人吴方生的劝诫下产生动摇。
以上是崇祯十 一 年（1638）之事，至十三年（1640）正月，徐霞客再度启程时，情况与心态或许已有变化。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他最终仍极有可能选择建都道入川。
尽管他当时患有足疾，未必登顶，但对大渡河、岷江、金沙江一带的考察应是在此行完成。所以，他才能写就《溯江纪源》一文，并将成果寄予陈函辉、钱谦益等友人分享。
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中说：徐 霞客“遂从蜀道登嵋，北抵岷山，极于松潘。又南过大渡河、至黎、雅、瓦屋、晒经诸山，复寻金沙江，极于犛牛徼……由鸡足而西出 石门关数千里，至昆仑，穷星宿海。 …遂发 感复策杖西番，参大宝法王。鸣沙以外，咸 称火聚，如迷庐、阿耨诸名， 由旬不能悉。”
这段行程因为与现存的《游记》记载有抵触，前人予以否定。但是，有可能的是，只是陈函辉把徐霞客行程路线的顺序记颠倒错乱了，但行程本身是真实存在的。
徐霞客游川结束，回程路线应大致如下：从峨眉向东北行，经嘉定州（今乐山） ，沿官道北上至成都，自成都乘船顺锦江东下，再经眉州（今眉山） 、嘉定州转入岷江，顺流直下叙州府（今宜宾），于宜宾汇入长江，继续东行至重庆。
自重庆沿长江东下，经夔州府（今奉节），穿越三峡进入湖广行省（今湖北），再经夷陵州（今宜昌） 、荆州府（今江陵）抵武昌府（今武汉）。从武昌陆路东行至团风镇（明代重要驿站） ，达黄冈县，最终从黄冈乘船顺流而下，六日后回到江阴。
至于法润的“吴中之行”路线，则应是从鸡足山出发，经昆明、曲靖进入贵州，过普安、贵阳等地，于偏桥（今贵州施秉）与镇远之间转走水路，沿沅江（经今芷江）→辰州（今沅陵）→常德府，入洞庭湖后转入长江，最终抵达苏州。
（作者系江苏省徐霞客研究会靖江分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注释
①原载 2012 年 4 月《中国典籍与文化》，后收入作者《晚明佛教考：从僧俗互动的视野展开》，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23.05。
②【明】毛晋《野外诗卷》，《和古人诗》，民国五年（1916）常熟丁氏刻虞山丛刻本。
③毛晋《华严忏法》叙、题记，《中国佛教经论序跋纪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④王启元《苍雪与木增交游因缘考》。
⑤陈庆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06
⑥丁文江《徐霞客游记》，《丁文江集（上辑）》，花城出版社 , 2010.04。第 14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