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玉与《徐霞客游记》
刘徐昌
吴天玉在徐学人物“大观园”中似乎可以归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我却认为《徐霞客游记》（以下简称为“游记”）能广行于世，从某个方面看，吴天玉却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为“游记”文化作出了极大贡献。现试述如下：
一、史夏隆之“游记”不知所归
徐学界一致公认，李介立本“游记”为诸本之祖，而李介立本“游记”与史夏隆本“游记”有很大关系。据邬秋龙《史夏隆生平考述》称，史夏隆字趾祥、号樵岩，宜兴滆湖官林镇义庄人。出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寿85岁。崇祯九年（1636），25岁时中举，崇祯十六年（1643）癸末科考中进士，授南昌府推官。抵任不久，北京被李自成义军攻破，史夏隆就悄悄潜回家乡。弘光帝在南京称帝，授于他监察御史之职，“未赴召，优游林下，寿跻大耋，举乡饮大宾。”其父史孟麟（1559—1623）万历十年（1582）中举，万历十一年（1583）联捷登进，累官太仆寺正卿；为官敢言，匡扶正义，为东林巨子，与顾宪成、高攀龙为师友，曾讲学于东林书院，又在宜兴城东创办明道书院。史家父子皆进士，可称为书香世家。史夏隆对徐霞客及其“游记”推崇备至。一般称徐霞客为奇人，“游记”为奇书，而史氏称之为“畸人”、“畸书”，史氏是持此称谓的“第一人”（第二人是为“游记”作序的吴江潘耒：“要之，宇宙不可无此畸人。”）。所谓“畸人”，意为奇特的人，不合于世俗的异人。它与奇人的含义相比，更为精深。史氏认为以往经传中所称的“畸人”，只是“一事”“一言”之畸，而“徐霞客之畸在游，游之畸未可一事一言尽也”。他称霞客“驰鹜数万里，踯躅三十年，遇名胜必披奇抉奥。”称读其书“如见其人，如历其地。”其书就与《职方图》《十洲记》《水经注》《皇华考》等历史经典著作一样。最后称“（游记）畸矣，而未已也。”意为对“游记”一书即使用一“畸”字进行评价还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对霞客其人其书崇敬不已，所以史氏当知道同乡曹骏甫（字学游）“购”得“游记”四册后，就想借阅或向他购买，可是曹骏甫同样将“游记”视为珍宝，非但不肯外借，而且秘不示人。曹骏甫越不肯外借，史氏越想一得为快，最终却“累索不得”。其实曹骏甫的“游记”不是“购”得的，而是从徐家塾师季会明处“借”后自己再抄录得的。陈泓《诸本异同考略》称：“季会明云：‘《滇游记》首册未失时，宜兴曹骏甫借去钞录，今当往求之。’”所谓“曹骏甫再抄录”之说，可从陈泓“李介立本”考略中可知：“（介立翁）访得曹本于宜兴史氏，则其仅四册耳，知是骏甫所录。”直至康熙五年（1666）丙午那年，史氏才从曹骏甫处得到了“游记”，此时，史氏已为55岁了。曹骏甫处的“游记”大概因为转展人手，多次转抄，已变得“草涂芜冗、殊难为观，须经抄订，方可成书。”
面对如此“游记”，史氏感到殊为可惜，于是决定再次抄订成书，可是，大概因为世事烦忧，仅“录其四之一”就搁笔停抄。不料这一搁笔，时间飞逝，就过了17年（史氏自己称“二十年”），史氏直到72岁，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才再次抄订余下的四分之三的“游记”。这17年中，每每翻阅“游记”就为自己未能完成全书的抄订而心中自责不快。偶有友人来访，与之谈及“游记”，并拿出来共同翻阅欣赏，既为能得到如此“珍籍”而感到高兴，又为未能抄订完成而感到内疚。并说明未能抄订完稿的原因是因年迈而眼昏、手懒（“计图完缮而眼愈昏，手愈懒，年愈迈。”）。友人见之乐为代抄，以臻“圆满”，而史氏则认为友人之意虽为善，但再借他人之手，则错误或为更多，于是只能婉言谢辞。面对这部“珍籍”，如果半途而废，日后或许再难有人能使之恢复“原貌”，如是，史氏或许自责——愧对古人，于是，鼓足勇气，决定再次抄订完成。史氏自己称“遂鼓腕拭目，日限一篇，凡九阅月而告竣。”由此可知，在古代，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抄订这样一部巨著，实属不易，其努力、艰辛现代人难以理解。
抄订成“新书”后，史氏又考虑到“游记”一书如何处置的问题。如不能永久保存，不仅自己的辛苦将付之东流，更严重的是畸人“霞客一生心血，走笔成书”就会湮灭于历史的烟海中。史氏称“人置之则废纸也；家存之，则世珍也。”也就说，这部书如果由普通人所得，久而久之，就成为废纸，如果“物归原主（回归徐家）”，那么，它就是徐家世代相传的珍宝。此时，“适儿辈赴试澄江，命访其子若孙而畀之，奈沦亡凋落，不可问。”所谓“儿辈赴试澄江。”应是指史氏之子到江阴参加学院大人主持的庠生（秀才）试，因为自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至清末，常州一府八县的童生，必到江阴参加院试，考取者方能称为“秀才”。这里所说的“子”应是史氏之次子嗣徵（1634年—1711年），因为其长子壎已于1677年逝世了（据邬秋龙所撰《史夏隆生平考述》称，史夏隆只有二个儿子），其时嗣徵已50岁。“（嗣徵）习《书经》，邑廪生。”嗣徵来江阴参加院试，可与八县童生广为交往，更可与江阴童生进行交往，所以儿子来江阴，考试之余，打听一下徐家信息是很为方便之事。可惜的是，其子嗣徵来江阴广为打探消息，却是徐家因朝代更替，已“沦亡凋落”。其子若孙已不可得了（要说明的是，这种消息不真实，徐家虽遭奴变，而其子孙尚大有人在）。面对这一信息，史夏隆浩叹，一片苦心，未完胜果！这部珍藏不知所归。
二、李介立寻觅《游记》而不得
“游记”，由于朝代变革及徐家奴变而散失，李介立作为徐霞客的嫡子，他知道这是他父亲一生心血结晶之所在，他将收集、整理父亲的遗作作为他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他在山居庵内、已开始着手收集、整理“游记”了。这可从陈泓《诸本异同考略》中的有关条目中证实。“史夏隆本”：“介翁，重请得其底本，从日影中照出曹氏原文，与季本互校成书。”“李介立本”：将“《游太华》《颜洞》《盘江考》三数记，以录入季本兼为订正讹误而已。”这两条中都提到“季本”，说明李介立早已收到了季会明本“游记”的资料了，只是他收集的季会明本也已残缺不全了。为了使“游记”尽量能恢复原貌，李介立当然要寻觅更多资料或补其缺、或订其讹误。至于宜兴曹骏甫从徐家借去季会明本“游记”的信息他一定早已知道，否则，他就不会到处打听宜兴曹骏甫的有关信息了。至于为什么说早已知道曹骏甫从徐家借去“游记”的信息，下文即会说明。
李介立虽知曹骏甫借去“游记”之事，或许因为时隔久远，或许因为曹骏甫已逝世（《史序》称“曹已亡”），或许因江阴、宜兴两地相隔较远（现在看来是很近的）所以，李介立对曹骏甫所借去“游记”的确切信息一无所知，他只能托朋友为之到处打听有关信息。在众多的朋友中，他遇到了一位至友吴天玉。
三、吴天玉交通，《游记》珠还合浦
吴天玉，宜兴人，以游医为业。这从《史序》中可知：“吴子天玉，以善青囊术游四方，归而过我。”青囊，本意是用青黛染色制作而成的青色布袋，古代医家常用来装书，故后人借以喻指医书，又衍义为医术。这一典故和华佗有关。据说华佗将自己行医用药的经验进行总结，写成了医学著作，因游走各地行医，为携带方便，他把自己的医学著作都装在青色的布袋，即青囊中。所以，后人将华佗的医书称为“青囊书”。后人又将医术称为“青囊术”。如靖江知县朱洛巨，曾为名医陈彬题写“业擅青囊”的匾额（《靖江550年》P210）；又，江阴留河桥树德堂刘氏的刘希宸就是个医生，谱载他“擅青囊”。古代医生有两种，一为座堂医生，一为四方游医。所谓“坐堂医生”，即坐在家中为人治病，当然也出诊为人治病；所谓“游医”，即离家远游从医，为病人诊治卖药。其实华佗就是游医，而沪剧《芦荡火种》中的陈天明也是游医，他为了传达革命指示，假扮游医来到沙家浜对阿庆嫂下达救护十八个伤病员的指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笔者年幼时尚见到过这种医生。他们身穿长衫，肩挑一对笆斗，笆斗中贮满各种草药、切药草的刀具等；右手腕耍一铜环，铜环耍起，当当作响，人们就知游医来了。乡下人称这种游医为“野路郎中”，又称“挑笆斗郎中”。据说这种“野路郎中”本领很大，每与人看病，他则称：“病家不用开口，就知病情三分。”即他只要观颜察色，把脉看舌，就能将病人的病因、病情大致解释出来，并且大多是正确的。舞台上的陈天明也是这种打扮，也有这种台词。所以，民间不少人对这种医生比较相信。这种“野路郎中”把脉、诊断后即施药，所谓“施药”就是将笆斗里的草药拿出来，并拿出一把小钢斧切断，往往要切上好多种草药交给病家，并嘱咐如何煮药，如何吃药等事宜。
这种游医游走四方，每到一乡镇，就暂驻客栈，然后下乡施医，今天到该乡南方，明天到该乡北方，每到一乡镇总要逗留少则三四天，多则七八天。中午吃饭时，他们走进农家求吃，一碗半碗，剩菜冷饭，随便将就，决不嫌弃。饭毕，拿出几味草药切而给予，作为回报。这些草药大都是“补药”，浸酒饮之，据说能滋补强身。在缺医少药的古代农村，农家能得到些“补药”也很欣慰。在吃饭逗留时，总会与人交谈、互相了解，有时会引来左邻右舍前来观看，进而求医者有之；游医则既吃饱了饭，又得到了休息，往往又增加了“营业”，一举三得。
吴天玉作为一名宜兴游医，自然会到江阴一带从业，他时不时来江阴，以江阴为中心游走四方。从业之时有意无意间结交“三教九流”。李介立隐居山林，不喜与官宦相交游，却很喜欢与贫民、下士、僧侣之流结交。他一定无意间结识了吴天玉郎中。当他知道吴天玉是宜兴人时，于是就托他在宜兴地区打听曹骏甫及“游记”等有关信息。吴天玉既然是游医，一定也是知书识字之人，他见到隐居山林的李介立高士以后，一定也乐意与之交游，并成为至交。这可从《史序》中证实：“吴子跃然曰：霞客尚有子也。幼遇乱出亡，冒李姓，有父风，素与相善。”这里吴天玉对李介立的介绍，与李的身世基本吻合，“有父风”一句说明吴对李相当了解。“素与相善”就可说明吴、李人确是至交。面对至交的嘱托，吴天玉慨然应诺。
吴天玉回宜兴后先找到了曹家。吴天玉说：“方遇江干，嘱往曹室访此书（即“游记”），曹已亡，曹家儿惘然（失意的样子；心里好像失掉了什么东西的样子）不知所答。”吴到曹家后，知曹骏甫已逝世，而曹家子孙可能不知其父生前所得什么“游记”一书，而无法回答其书的什么事情了。从“惘然”一词看，曹家儿是知其父有“游记”一书之事，而且他们也知道其书已为史夏隆所得，至于其书到了史家后怎样的“命运”，他们已“不知所答”了。曹家儿看到吴天玉追寻到他家，更知其书之“珍”，所以，他们有失落之感。
吴天玉走访曹家而不得，再循线索追到史家。“（吴天玉）归而过（拜访）我，问案头何抄？余示以书，且告书故。”吴天玉看到此书，并知道了其书的来龙去脉，高兴得跳起来说：“今日之来，正为此书！”吴天玉访得此书，并知道史夏隆极为乐意将此书“物归原家”。吴再返江阴，告诉李介立书在史家的信息，并带领李介立一起到史家拜访史氏。遂于“甲子年清和月，率其子拜授原书。”甲子年，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时史已73岁，李介立是66岁。“清和月”，农历四月的别称。这里史夏隆“拜授原书”，“原书”一词是指曹骏甫抄本呢，还是史氏自己的抄本呢，还是两本抄本都给了李介立呢？从其它有关资料看，李介立那次拿到的是曹、史两家之抄本。从情理看史氏一定会将两本抄本一并赠予李介立的，因为史早就有意愿将自己的抄本交还“原主”，自己的抄本已交还给李介立了，曹氏抄本留下来还有什么意思呢？再则，李介立苦苦追寻曹氏抄本，为的就是能更好地整理其父的遗作，作为整理，资料多多益善，这一点，史氏是非常明确的；再则，自己为寻找徐家后代用心良苦，今见霞客之嫡子，授书给他安得其所，乐意为之。
史氏还特意为自己的抄本写了篇《序》，其落款为“滆滨七十三老人史夏隆题”。史氏“七十三”岁时，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此可知，此“序”写于他将“游记”赠给李介立是同一年。这篇《序》或许是在赠予当时写就，或许是赠予几月后而写就，并托吴天玉顺便带至江阴交与李介立的。
宜兴史氏为自己年迈而无法将“游记”归还徐家后人而发出“浩叹”，为此“畸书”行将沦为废纸担忧。澄江李介立为整理父亲遗作寻觅到曹家之手的“游记”而毫无办法；宜兴吴天玉凭着职业之优势，努力在澄江、宜兴，李、史之间交往勾通，终使双方如愿以偿。奚又溥在自己的抄本《序言》中说：“不意鼎革时，原稿遭兵燹，誊本又缺，几有玉毁珠沉之慨。而先生妊妾李氏出嫁所生介立李翁，痛遗文缺残，访得于义兴（即现在的宜兴）之故家……翁从日影中照出原本，一一录之，虽其间不无少缺，然不啻已毁之玉复出昆山，既沉之珠又还合浦。”奚又溥称李介立本的行世，得益于“义兴之故家”。由此可知，吴天玉的交通对李介立整理遗作的成功，从某中角度看，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