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首游天台、雁宕之考辩
蔡崇武
2024年3月、7月，我应邀两次参加了靖江市徐霞客研究会举办的，该会高峰先生的《侧身回望台雁峰——徐霞客四上雁宕考》的学术研讨会。会上，高峰先生根据徐霞客的至交、曾任靖江县令陈函辉的论述，说徐霞客曾“四上雁宕”，并提出了考证依据。我深感到这是徐学研究中的一次重大发现，它不仅改写了著名徐学专家丁文江的徐霞客“三游雁宕”的定论，更重要的是为研究徐霞客游览台、宕提供了一个新天地，为之，我写了一首七律《庆贺歌》，给予歌唱。我之所以为高峰先生歌唱，主要是赞扬他的探索精神，至于他的某些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如他对徐霞客的“二上雁宕”的论述。因此，我在7月的会上，建议他阅读《徐霞客游记》（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中《游天台山日记（后）》第71页和《游雁宕山日记（后）》第78页，其中提到徐霞客二十年前游天台与雁湖的两段回忆，然后再研究徐霞客四上雁宕的问题。也许，当时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现今已两个多月过去了，未见高峰先生有任何反应。为了把徐霞客三上天台，四上雁宕的问题真正搞清楚，我深感到十分有必要把我对徐霞客首游天台、雁宕的观点提出来，供高峰先生以及一切徐学爱好者来共同研究。
一
高峰先生提出徐霞客曾“四上雁宕”，这是有历史依据的（见高峰《侧身回望台雁峰——徐霞客四上雁宕考》）。他在文章中先是列出了徐霞客三上雁宕的经过：“一上雁宕，时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徐霞客留下了《游雁宕山日记》。二上雁宕，时在明崇祯五年（1632）三月二十日至四月十六日。此行，徐霞客并无专门游雁宕日记，只在《游天台山日记（后）》中提及。‘三月二十日，抵天台县，至四月十六日自雁宕返，乃尽天台以西之胜。’三上雁宕，时在同年的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八，徐霞客留下的《游雁宕山日记（后）》，日记中说：余与仲昭兄游天台，为壬申三月，至四月二十八日，达黄岩，再访雁山。”这里高峰先生只提了徐霞客三次上雁宕，那么，还有一次呢，高峰先生显然是指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记载的，徐母王孺人去世（天启五年、乙丑1625）后，“至服阙”，“予（陈函辉）席上问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霞客听而色动。次日，天未晓，携双不借叩予卧榻外曰‘予且再往（雁山），归当语卿。’”“过十日而霞客来，言：‘吾已取间道，扪萝上。上龙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冢也。再攀磴往，上十数里，正德间白云，云外两僧团瓢尚在。又复二十里许，立其巅，罡风逼人，有麋鹿数百群，夜绕予宿。予三宿而下山。其果敢直前如此。’”高峰先生的“四上雁宕”，还有一次，就是指的这一次。因此，徐霞客“四上雁宕”，除了高峰先生所说的“二上雁宕”以外，我认为，另外三次有理有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为什么对高峰先生的“二上雁宕”的说法提出质疑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高峰先生列出的徐霞客“自雁宕返”一段话，它出自《徐霞客游记》中《游天台山日记（后）》，原文是这样的：“（三月）二十日，抵天台县。至四月十六日，自雁宕返，乃尽天台以西之胜。”从全段文字的内容看，交代的是徐霞客去雁宕近边的天台以西旅游的情况，重点是“乃尽天台以西之胜。”至于去雁宕的情况，整段文字里，除了一句“自雁宕返”，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自雁宕返”，可以理解为到达雁宕边界上就返回，这样，和游雁宕就没有关系。当然，也可能到达雁宕山上再回来，但这样可能极小，正因为这次仅仅只到达雁宕，但没有游雁宕，所以，才补了一句，说明这一次重点是“乃尽天台以西之胜”。作者也正因为这样，才把徐霞客这次旅游纳入《游天台山日记（后）》之中，因此，不能仅仅是一句“自雁宕返”，就断定徐霞客游了雁宕。二是从时间的承接来看，徐霞客此次旅游的主要目标是天台山。他是从“壬申三月十四日起”，接着是三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的旅游天台山的情况。二十日就去游天台县，至四月十六日，“自雁宕返”。由此可见，这次旅游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游天台。当他“自雁宕返”后，从四月十七日起，又接着游了天台。这充分说明，徐霞客安排接近雁宕的天台县之游，是他游天台山的计划之一，是整个天台之游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即使去天台县时，到了雁宕之地，也只是游览地域接近，不得不到达雁宕的边界上再打回，决不是穿插在天台之游中的一次完整的雁宕山之游。三是《徐霞客游记》在成书的过程中，是经过徐仲昭等亲自审校的。徐仲昭是熟悉徐霞客的旅游情况的。如果徐霞客那次确是游了雁宕山，决不可能只用“自雁宕返”一句话轻轻带过。因此，我认为徐霞客那时可能到过雁宕地区，不一定上过雁宕山，这才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硬说徐霞客上过雁宕山显然依据不足。
也许是巧合，著名的徐学专家丁文江先生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记述了徐霞客“于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初游台、宕”后，集中笔墨表述了徐霞客听了陈函辉的问话，而毅然去“一造雁山绝顶”，然后提了一句：“而游记载先生于三月二十日自天台再游雁宕。四月十五日返天台”，而后就直接写“四月二十八日三游雁宕”。很显然，他在这里，清楚地表明自己已关注到《游记》里这样的记述，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雁宕山之游，因此，只承认“万历四十一年四月”雁宕之游，在陈函辉的鼓动下徐霞客的“雁山绝顶”游，和壬申“四月二十八日”开始的雁宕之游。他称之为“三游”，即指这三次游览。我认为，丁文江先生未把徐霞客这次“自雁宕返”作为一次完整的雁宕之游看待，这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作为徐霞客的挚友陈函辉是否说过徐霞客曾“四上雁宕”呢？据高峰先生介绍，陈函辉在《书飞泉寺募缘十则》中的第八则中，这样写道：“江上徐霞客，其为人雅游，游三十年，两登五岳。尝与予言，四上雁宕，而两涉其巅，以大龙湫之上为雁宕，雁宕之上为上龙湫，上龙湫之顶，则群鹿数百家焉，见在殊不怪，亦不触。霞客露宿一夜，鹿环而远之。然则人知此山为雁宕，也何又知是鹿柴也。”这里，陈函辉说他亲自听过徐霞客说过曾“四上雁宕”，我认为这是真实可信的。因此，高峰先生根据陈函辉的历史记载，对徐霞客“四上雁宕”之事，刻苦钻研，积极探索，这种精神是十分值得敬佩的。既然陈函辉如此决绝地说徐霞客曾“四上雁宕”，高峰先生的探索，提出的“二上雁宕”的说法，又不能令人信服，那么，徐霞客是否真的“四上雁宕”呢？我认为，陈函辉说得没错，徐霞客确实应该是“四上雁宕”，下边说一说我与高峰先生不同的想法，也许能给大家一些新的启示。
二
我认为徐霞客“四上雁宕”，目前缺失的一次，是现今《徐霞客游记》中未曾记载，而确确实实发生在1612年的一次。这比现今《徐霞客游记》中的徐霞客1613年《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和《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还要早一年。这次是天台山和雁宕山同时游的，而不是单单的游雁宕山。
我研究徐霞客几乎每年要通读一次全部游记。就在通读游记的过程中，发现在《游天台山日记（后）》有这样一段文字：“忆余二十年前，同云峰自桃源来，溯其外涧入，未深究其窟奥。今始俯瞰于崖端，高深俱无遗胜也。”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游雁宕山日记（后）》中，同样有一段对二十年前的回忆：“余二十年前探雁湖，东觅高峰，为断崖所阻，悬绠而下，即此处也。昔历其西，今东出其上，无有遗憾也。”读了这两段文字，我开始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回忆二十年前的《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和《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的旅游经历。但是，多读了几遍，尤其是我把其内容与上述两篇游记仔细对照后，发现了问题，觉得这两段文字记述的内容，与《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和《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的内容完全不同。我突然意识到，这两段文字绝有可能是记载的另一次旅游的经历。
那么，这两段文字，与《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和《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两篇游记有哪些不同呢？一是关于“二十年前”的时间问题。在《游天台山日记（后）》和《游雁宕山日记（后）》这两篇文章中，回忆到以前游览天台山和雁宕山时，都在开头写了一句：“忆余二十年前。”一般的人都以为，这“二十年前”，肯定指的是1613年《游记》中的《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和《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那一次。实际上，并非这样。从《徐霞客游记》我们知道，徐霞客最后一次游历天台是在1632年（壬申）三月十四日开始，最后一次游雁宕是在1632年（壬申）四月二十八日开始。在这两篇游记中，他说“二十年前”，曾游过天台与雁宕，这二十年前是什么时间呢？我们逐年倒推，结论是明显的，那就是1612年，也就是说是1612年的春夏之交。《游记》中的首篇《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和第二篇《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那是1613年三月、四月的事，因此，这两次游天台、雁宕，肯定不是徐霞客的“首游”，应该在1612年春夏之交，这就是《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历史事实。可惜的是，那一次旅游，没有游记记载，连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里也没有提及，因此，这一段旅游经历就被沉没于时间的烟海中。
二是关于那两段“二十年前”的回忆，恰恰证明了徐霞客“二十年前”所游览的地方，不是《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和《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所记载的那一次，而是一个游记中未予记载过的一次天台与雁宕之游。在《游天台山日记（后）》中，徐霞客写道：“憶余二十年前，同云峰自桃源来……”这里，徐霞客说了三个要点，第一，那次旅游徐霞客的游伴是云峰。而在《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中也提到云峰，但不是同云峰同游。徐霞客这样写的：“从筋竹岭南行，则向国清大路。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言此抵石梁，山险路长，行李不便，不若以轻装往，而重担向国清相待。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这里清清楚楚地表明，徐霞客似乎是熟悉云峰的，而云峰并非是徐霞客这次旅游的游伴，只是因为一起吃饭，云峰提了个“重担向国清相待”的建议，才“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而这次的游伴是莲舟上人。这充分说明，徐霞客自桃源来的那次旅游和《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并不是同一次旅游。第二，徐霞客强调，那次，“自桃源来”，那么，“桃源”在哪里？徐霞客在游天台山的过程中，曾碰到云峰，云峰曾向徐霞客介绍过桃源。在四月初四日，“是日，余欲向桐柏宫，至琼台、双阙，路多迷津，遂谋向国清。……日暮，入国清，与云峰相见，知遇故知，与商探奇次第。云峰言：‘名胜无如两岩，虽远，可以骑行。先两岩而后步至桃源，抵桐柏，则翠壁、赤城，可一览收矣。’”徐霞客听了云峰的话，从初五日一直寻索到初六日，均没有找到桃源。因此，感概万分的说：“信桃源误人也”（见《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第4页）。从徐霞客“自桃源来”，到《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游记中无法找到桃源，很明显，那次“自桃源来”的旅游和徐霞客1613游天台山，并非是同一次。而且文中提及的“桃源”，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桃源。因为浙江称之为桃源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县级以下的景区，如杭州桃源风景区，就有88个之多，此外还有富春桃源景区、衢州桃源景区等，当然，古代没有现今发达，当时可能只有十个、八个桃源。因此，徐霞客在天台山未找到桃源，这再一次证明了徐霞客1612年“自桃源来”那一次旅游，决不是1613年《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的寻找桃源的那一次。既然不是同一次，那证明徐霞客在1612年曾到过浙江，而1612年那次游天台、雁宕是一次独立的《游记》中未予记载过的旅游。第三，徐霞客在“憶余二十年前”的一段话中，还描述了他当时去天台旅游时的大致情况，这就两句话：“溯其外涧入，未深窮其窟奥。”这两句话，十分明白地说明，那次游天台山中途没有停歇，直接顺着山上的外涧上去，进入山区，但没有去“窟窟奥奥”到处探索。这清清楚楚地表明，那次旅游比较简单，只是初探天台山。而1613年那次游天台山，绝不是那么简单，那次，徐霞客“自宁海出西门”，夜宿梁隍山。第二天，即四月初一起，先到松门岭，在筋竹庵吃过饭后，与蓬舟上人就石梁道，抵弥陀庵。初二，冒雨到天封寺。初三，至华顶庵，然后过上方广，至石梁一带，观石梁卧虹。初四，上昙花亭，入上方广寺，至国清。初五，五十里至步头，然后到明岩，观寒山、拾得。初六，至寒岩，复至坪头潭。初七，寻琼台双阙。然后从赤城还至国清。初八返回。十分明显，徐霞客“忆余二十年前”的那次游天台山，不是1613年的那一次。因为，1613年那次游天台山，不是“溯其外涧入”，而且不是“未深穷其窟奥”，而是沿途的窟窟奥奥的景点都参观了。因此，综合上述多种情况来看，那次游天台山，肯定是指1612年《游记》中未有记载的那一次。
值得关注的是，徐霞客在《游雁宕山日记（后）》中，也写了一段二十年前的回忆，这段文字是这样的：“余二十年前探雁湖，东觅高峰，为断崖所阻，悬绠而下，即此处也。”这段话，与《游天台山日记（后）》中的一段回忆二十年前游天台山，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开头一句：“余二十年前。”因为《游雁宕山日记（后）》与《游天台山日记（后）》同在1632年，一是在“壬申三月十四日”，一是在壬申四月二十八日，因此，这里的“二十年前”，显然与《游天台山日记（后）》中“忆余二十年前”是指的同一年，即1612年。这充分说明二十年前，徐霞客在游天台山时，同时游了雁宕山，那次游雁宕山时，想探雁湖，为此“东觅高峰，为断崖所阻，悬绠而下，即此处也”。这说明，那次虽然想“探雁湖”，但没有成功。为何“没有成功”？“为断崖所阻”，因此，不得不“悬绠而下”。这一描述，让我想到了徐霞客在《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一文中，徐霞客也曾为探雁湖，从悬崖处“悬绠而下”，但是，这一次的“悬绠而下”，没有成功。文章中对那次“悬绠而下”，作了详细描述：“踌躇崖上，不敢复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遂脱奴足布四条，悬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从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仅容足，无余地，望岩下斗深百丈，欲谋复上，而上岩亦嵌空三丈余，不能飞陡。持布上试，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出险，还云静庵，日已渐西。”（见《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第9页。）这次从悬崖上觅回归之路惊险异常，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在“持布上试”的过程中，“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于是不得不放弃“持布”下悬崖的努力，“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也就是说把布条重新结好后，拼命腾挽，重新回到“上岩”，这才得以“出险”。通过这一段记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徐霞客“二十年前”的回忆，与1613年徐霞客在雁宕山下悬崖的经历，虽然是同一地点，但具体经过有显著不同。这不同点就是二十年前，虽同“为断崖所阻”，也同是从悬崖上下来，但“二十年前”一次就成功，达到了“悬绠而下”的目的。而1613年的那次，在下悬崖的过程中，“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于是“复续悬之”，也就是说，把布条重新结了起来，然后“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这里明确地说明通过努力，重新爬上了岩顶。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二十年前那一次和这1613年的这一次，这两次虽是同一地点，同样是下悬崖，但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而是互不相关的两码事。看到这里，我们不难明白，徐霞客为什么在这里要插上这一段回忆，他的目的，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能把1612年与1613年两次在同一地点下悬崖之事混淆起来。同时，也表明了虽然1612年那次，徐霞客去探雁宕山，甚至没有游记，但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美好的。
因此，虽然《游天台山日记（后）》和《游雁宕山日记（后）》中只有短短的两段话，只是对“二十年前”游览的回忆，但它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二十年前”即1612年那一次，并非是1613年《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和《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的那一次，而是一次《游记》中未见记载的独立的旅游。上述大量的事实，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吗？
三
其实，我这一次能大胆提出新的见解，决不是偶然的，靖江高峰先生论文的两次研讨会，给了我探讨的勇气，尤其是徐霞客的挚友陈函辉的有关论述，给了我在学术上的深刻启示。前文曾提及陈函辉在《书飞泉寺募缘十则》第八则中，说过徐霞客“尝与予言，四上雁宕，而两涉其巅……”，这里只说了徐霞客上雁宕，未说徐霞客上天台，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陈函辉就记述得更为详尽了，他这样写道：“记在壬申秋，（徐霞客）以三游台宕，偕仲昭过余小寒山中，烧灯夜话，粗叙其半生游屐之概。”这里，陈函辉明确地说明，徐霞客在壬申秋天，去他小寒山庄时，曾说过自己“三游台宕”。那么，陈函辉记下的“三游台宕”和“四游雁宕”是否矛盾呢？这里没有矛盾，陈函辉的意思是，徐霞客有三次游览天台和雁宕，是同时进行的，还有一次游雁宕，是单独进行的，因此，他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特地交代了那次特殊的游览。那就是徐母王孺人去世后，已过“眼阙”，在一次酒席中，陈函辉问徐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徐霞客听了，次日就单独去雁山绝顶进行了探索，而这一次他看到了“麋鹿数百群”。这充分说明，陈函辉说的徐霞客曾“四游雁宕”和“三游台宕”，这是在不场合中的不同叙述，两者是没有矛盾的。因此说，徐霞客曾“三游台宕”，这是把游览天台和雁宕放在一起论述，如果单指雁宕，则是“四游雁宕”这两者在不同场合来论述，都是正确的。
但丁文江先生虽然是著名的徐学研究专家，然而毕竟不是徐霞客同时代人，因此对陈函辉的叙述产生了怀疑，并且对徐霞客曾“三游台宕”、“四游雁宕”的记述，始终没有搞明白，甚至作了错误的解读。他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这样写道：“陈记载‘壬申秋以三游台宕，偕仲昭过余小寒山中。’按先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初游台宕，故是年三月为第二次。观陈志似先生秋间曾再赴台者，然墓志又言，予席上问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霞客听色动。次日，天未晓，携双不借叩余卧榻外曰：“予且再往，归当语卿。”过十日而霞客来言：“吾已取间道扪萝上。上龙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冢也。……有麋鹿数百群，夜绕余宿。”而游记载先生于三月二十日自天台再游雁宕。四月十五日返天台。四月二十八日达黄岩，三游雁宕。五月三日上雁湖，四月由大龙湫登绝顶，遇骇鹿数十头。因知五月之游，即陈志所谓“壬申秋”“壬申春”之误。丁文江先生这段话，对照陈函辉的“三游台宕”之叙述，有多个错误。一是，他认为“先生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初游台宕，故是年三月为第二次。”这里的“是年三月”，就是指《游天台山日记（后）》所记的“壬申三月十四日”那一次。这明显不对，陈函辉明明说徐霞客曾“三游台宕”，而壬申三月十四日是徐霞客最后一次游天台山，如果那是第二次，那么何来“三游台宕”呢？二是壬申那年三月徐霞客游了天台山，接着在四月二十八日就游了雁宕山，但因为中间插了陈函辉席上问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徐霞客因之去游了雁宕山。丁文江认为，这是徐霞客二上雁宕，为此，他把徐霞客壬申年四月二十八日游雁宕，定为“三游雁宕”。而陈函辉明明说了徐霞客曾“四游雁宕”，如果壬申年四月二十八日，徐霞客最后一次游雁宕，还只是“三游雁宕”，那么，还有一次是何时去游的雁宕呢？三是，丁文江先生认为，徐霞客访陈于小寒山必在四月十八与二十八日之间，陈志所谓壬申秋必“壬申春”之误，这一点丁文江先生也是没有根据的臆断，靖江高峰先生已在《四上雁宕》一文中予以纠正，我赞成高峰先生的意见，这里不必再作论断。但是，丁文江先生在这段论述中，提到了徐霞客“于三月二十日自天台再游雁宕。四月十五日返天台。”虽然《游记》中只有一句“自雁宕返”，没有说徐霞客“再游雁宕”，但他没有把徐霞客这次“自雁宕返”，看作为徐霞客的一次正式的游雁宕来处理，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光凭“自雁宕返”一句话，什么游历也没有，就贸然地肯定徐霞客游了雁宕，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么，如何理解陈函辉说的“四游雁宕”和“三游台、宕”呢？这里“三游台、宕”中的三次游雁宕，与“四游雁宕”有重复，这是陈函辉在不同场合中突出不同重点的一种表达。那么，“三游台、宕”是指的哪三次呢？我认为，第一次，就是1612年的那一次。这就是徐霞客“忆余二十年前”的那次旅游。这次旅游，他是同云峰从桃源回来，然后一起游了天台和雁宕。那次旅游因为是初游天台、雁宕，整个过程比较简单，“未游穷其窟奥”。由于是初游，没有单独的游记。第二次，即1613年癸丑之三月与四月，徐霞客先后游了天台与雁宕，这次游历记载比较详尽，留下了《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和《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两篇游记。第三次，也是徐霞客游天台、雁宕的最后一次，那次是在1632年壬申三月与四月，先是游了天台，而后游了雁宕。这次游历，留下了《游天台山日记（后）》和《游雁宕山日记（后）》两篇游记。那么陈函辉不是讲徐霞客曾“四游雁宕”吗？这里只是三游，还有一次，就是徐母王孺人去世至“服阙”后，陈函辉在酒宴中问徐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徐霞客听了，次日就动身，单独爬上了雁宕山顶，前后花了“十日”才回来告诉孙函辉，他已去雁宕一游，并在山顶看到“有麋鹿数百群”。这一次，是徐霞客独游雁宕，加上徐霞客前边三次，陈函辉才说他曾“四游雁宕”。总之，我认为，徐霞客首游天台、雁宕的发现，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它不仅证实了陈函辉说的徐霞客曾“三游台宕”与“四游雁宕”的正确性，而且纠正了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相关论述的失误，从而还了历史的真相。
最后，我想由衷地表明，靖江市徐霞客研究会召开的高峰先生论文的两次研讨会，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与启示，同时在本文写作中，得到了资深的徐学专家唐汉章先生的热情关怀与指导，在此，我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2024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