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奚氏与徐学的历史缘源
刘徐昌
奚氏，即江阴北渚（原为“博潴”）奚氏，在徐学文化的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奚氏的历史文化及他们对徐学文化的重要作用进行详细的论述，旨在揭示两者之间的必然性。
一、北渚奚氏文化源远流长
北渚奚氏的一世祖是奚成，他是宋代进士奚世炎的五世孙。奚成于吴元年（1376）归附朱元璋，并跟着他进行南征，初任湖广沅州卫总旗（今湖南沅陵县）；洪武二十六年（1393），累功，实授贵州平越卫旗。他逝世后，于建文帝年间归葬于江阴县北渚。奚成的第三个儿子奚敏落籍北渚，此后不断繁衍、发展，遂成北渚一大族系。奚氏的发展史特点是，初以军功世袭，后以科举立业。奚成之军功由其子奚伦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世袭，其孙奚士钟又在宣德元年（1426）世袭。正统间（1436—1449），发生了思任发叛乱事件，朝廷派王骥领兵去讨伐，奚士钟随军从征，在麓川阵亡，于是荫赏百户之职。士钟无子，由其侄奚得世袭。由此而代代沿袭，共有十世，至奚光先止。光先于天启四年（1624）世袭，他“以计擒叛首，升云南参将”。十世相袭，前后230多年。不仅在《博潴奚氏宗谱》（以下均称《宗谱》）中有案可稽，《（康熙）江阴县志·荫袭》中也同样有记载。由此可知，奚氏的先祖文化是完全可信的。家谱、县志同样记载，这在江阴氏族史上是罕有的。
荫袭后，北渚奚氏与世人一样，转为“耕读传家”，开始走上了科举之路。据《宗谱》载，北渚奚氏明清两朝有48人中秀才、举人、进士。据《江阴青衿录》载，入清后，奚氏有34个秀才，其中有2人中举，1人中进士。奚氏入清后的第一位秀才是奚氏第12世孙奚弘德，他于康熙十四年（1675）入泮。科举功名最好的是第十三世奚又灏。奚又灏字倬云，号果轩，原名又汉，奉礼部之命改名又灏，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邑廪生；雍正元年（1723）拔贡，授宗人府教习；乾隆三年（1738）中顺天府乡试举人，第二年（1733）联捷进士。钦授江西临江府新淦县知县。乾隆三年（1738）、乾隆九年（1744）两科江西乡试同考官。署江西省清江县知县，有惠政。后调任江西抚州府临川县知县，敕授文林郎。《（光绪）江阴县志·政绩》有传，称奚又灏任新淦县令时，当地发生大饥荒，他奏请上级“拨帑以资接济”，救了许多受灾百姓。任临川县令时，他去除由百姓负担的烦重劳役，清理各种积案，修理城墙，疏浚护城河，最终因过度劳累而逝于县令任上。终年62岁。
科举功名其次是奚璞成。原名宏成，奉礼部命改名为璞成，字文采，号质斋。他是奚又灏的叔父辈。雍正四年（1726）中举，先授宗人府教习，后钦受江西吉安府永宁县知县。乾隆六年（1741）、九年（1744）连续两科任江西省乡试同考官。乾隆九年江西乡试奚氏叔侄两人同任同考官，这在科举史上是很少有的，由此可知奚璞成、奚又灏叔侄的德、才之美。奚璞成儿孙两代有三个秀才，其长子又洛、次子又濂都是郡庠生；三子又涵之长子朝瑞是县庠生。他祖孙三代均有功名，可谓是“书香门弟”。
以上史料可知，北渚奚氏比老暘岐徐氏先到马镇地区，老暘岐徐氏由徐霞客曾祖徐洽从梧塍“析居”至马镇地区的。徐洽生于弘治十年（1497），假设“三十而立”，他30岁时迁徙至老暘岐，那么徐洽约于嘉靖十五年（1536）到老暘岐，由此可知，奚氏比老暘岐徐氏早到了130多年。北渚在老暘岐西，两地相距三四里地，明代两地同属江阴县金凤乡，清代至今同属马镇乡，所以北渚奚氏与老暘岐是同乡、近邻（奚又溥以“同里”自称），且都是世家大族、明代至民国长期通婚的姻亲。
二、奚又溥与《徐霞客游记》
奚又溥，字天如，号仁夏，晚自号江野人。他是奚又灏的堂兄。其次子朝槐官至县佐，因此他“例赠登仕郎”。《宗谱》称奚又溥“博学嗜古，搜辑遗文，手录数百卷。当代名人题赠最富”。因为他有这些优点，“院举高士”，即被学政大人称为高士。有《闲闲集》存于《宗谱》内，他还写了自我写照式的文章《江野闲人序》，从此文中大致可知，他远离尘嚣，性喜幽静，不与世争；亲树园圃，“抱瓮灌畦”，教训子孙，其性耿介，不绝交，也不滥交，养花栽竹。有时与文友分韵联吟；有时“挹清风于茂林绿树间，仰听鹂音之圆冽”；“酒酣长啸，与嗷嗷鸿雁相应碧空”。总之，他是一个悠闲、博学、情趣高尚又喜搜集古籍的读书人。
奚又溥抄录《徐霞客游记》完全是出于他对霞客父子的崇敬及对游记的珍爱。他在《序言》中认为，徐霞客在写游记方面远远超过柳宗元，说“子厚（柳宗元字子厚）永州记游诸作，不过借一丘一壑，以自写其胸中块垒奇倔之思，非游之大观也”。他甚至将徐霞客出游与司马迁相比较，称司马迁“游迹亦壮矣”！司马迁之游“以助发其精神，鼓荡其奇气，为文章用，故《史记》一书，帙宕雄迈，独绝千古”，但是司马迁之游却没有写游记。两相比较，奚又溥认为“（徐霞客）先生之游过于子长（司马迁字子长）”，徐霞客“之才之气，直与子长埒”，意为徐霞客的才气与司迁相等同（埒，liè，等同，相等）。柳宗元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奚又溥却认为它非游之大观；从古至今，司马迁是史家之楷模，《史记》是“史家之绝唱”，而奚又溥认为他与徐霞客才气、著作均相等，由此可见，奚对徐霞客的评价何其高！
奚又溥抄的底本据陈泓《诸本异同考略》称“依李本”，即李介立的整理本。奚之所以要将李介立整理之本作底本，一是当时世间尚无其他抄本，二是出于对李介立的崇敬。其实奚又溥与李介立可称为“同时代人”。李介立卒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奚又溥生于康熙六年（1667年，奚卒于雍正七年<1729>，寿六十有三），就是说，李介立逝世时，奚已是24岁、知书达理的青年人了。奚虽没有与李介立直接交往（因现今还没有发现他俩交往之史料），但李之才学、为人，特别是李艰苦努力地整理其父遗作的事迹一定早有耳闻。再则，李是明代高士，奚是清代高士，高士敬高士，惺惺相惜。因为是“同时代人”，所以奚对游记之遭遇清楚明白，“几有玉毁珠沉”之虞。同时，对李整理其父遗作的经过和具体情况了如指掌。说“史夏隆本”经人“涂抹删改，非复庐山面目”。而“李翁（指李介立）从日影中照出原本，一一录之”。这不仅是事实的记述，而且是细节之描写，非“同时代人”不能为也。奚对李将其父遗作整理出来的意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不啻已毁之玉，复出昆山；既沉之珠，又还合浦”，使天下之奇书复能流传于人间。最后奚不禁发出庆幸之叹：“固亦不幸中之大幸矣！”
奚又溥的李介立抄本得之于徐霞客曾孙徐觐霞，说明此抄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很高，同时也为后人研究抄本流传史留下了珍贵的史实。奚抄本始于“壬午冬”，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天，成于康熙癸未（1903）四月，“五越月，始告竣”。康熙四十一年（1702），奚时年37岁。150天要抄录60余万字，每天平均要抄4000余字，而且要磨墨，用毛笔、小楷抄写，可谓是一大“工程”，对使用惯了电脑的现代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要完成每天4000余字的抄写任务，且冬天日短，非得“开夜工”，那时的照明工具，一般人有只豆油灯盏就不差了，一灯如豆，要认真抄写，实不容易。据说，要完成这样艰巨之任务必须少饮茶，方可少如厕，因为饮茶如厕不仅要浪费时间，还会使书气中断或紊乱，这对品性悠闲、喜爱饮茶的奚又溥来说也很为难。现代一般人已无法看到奚抄本了，就是其他抄本也很难看到，据陈泓《诸本异同考略》，奚又溥是依游记原样，按照一定规格如每页几行、每行几字逐日而抄，最后编订成册，共厘订为十册。这样的大工程，奚又溥虽年壮力富，也实在很不容易。奚克服种种困难，终成其事，这更反映了前文所称奚“博学嗜古”之品性。所抄录的六十万余字，十大册的《徐霞客游记》也一定包含在“手录数百卷”之内了。
陈泓对奚抄本评曰：“然较诸他本差胜。”意即与其他许多抄本相比较，颇为优胜。奚抄本的成功，为游记之传播于后世，又多开一渠道，据《诸本异同考略》称，梧塍徐氏本、邑中夏氏本、夏氏又一本的大部分内容与奚本相同。
三、奚忠源与《晴山堂石刻》
奚忠源，字宝忠，号绍敷，谱名光迪，忠源为其“试名”。所谓“试名”，应该是指其参加童生考试时用的名字，所以，他在江阴秀才的名录上是“奚忠源”。奚忠源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其曾祖奚树政是奚氏第十五代孙，太学生，议叙九品职员，例授登仕郎；其祖父奚德聿入郡庠生（即为常州府学庠生），庠名瀛吉。其父奚能建，庠名黼恩，邑庠附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因子忠源有一定功名，“诰授奉直大夫”。上三代都是庠生，且都是庠生中的优秀者，而且尚有一定封赠。奚忠源“幼承庭训，读书有宿好，弱冠补弟子员，试辄高等”。意思是二十岁左右（其实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中秀才，时年23岁）时就考中县学秀才，每次课试（秀才每年要参加县学训导组织的考试，并根据成绩优劣分成一至六等，其一、二等为高等），成绩总是高等。两次参加乡试，其试卷虽被房师推荐上送，却没有中举。光绪三十二年（1906）参加朝廷组织的“优贡”考试，“廷试一等”，“钦授知县”，不过没有直接任知县实职，只是证明可授知县资格而已，于是分配到安徽省候补。先承担办理赈饥等重要差事，不久就代理怀宁县、太湖县等处的具体事务。1911年，接到了任职安徽颍上县知县任命书，遇辛亥革命突发，他没能到任。民国建立后，又参加了当时任职文官的考试，成绩均优，仍以知县的资格分发在安徽省办事。在安徽省做事几年后，因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风气日异，不屑苟且就合，遂决然引去”。（奚景范：《绍敷先生传》，以下引用无注释的，皆引自此文）。
奚忠源“温文谨厚，行和而安，粹然见学者风度”。生平对声色马犬、博弈饮酒等世俗行为一概不齿，只与文学结缘，并浸淫其间，“凡经史子集以及历算舆地等书博览无遗”。其为文“词旨渊雅”，清秀高雅，其“诗与书冲和（恬淡平和）腴润”。回乡后“以讲学自任，四方后进之士问难析疑，奉之如泰斗”。乡里有事，有人相请，与人排解，开诚相与，温言相劝，将矛盾在潜移默化中化解。后又应族弟奚萼衔之请赴沪，其弟在上海发展，是江阴有名的民族实业家，他为族弟办理文书之类的事。后家庭有事，不得不回乡。回乡不及一年，发生“八·一三”日寇侵华事变。不久，江阴也为“虏骑蹂躏，先生蒿目时艰，频呼咄咄，竟抑塞拂郁以殁”。奚忠源著有《守仁堂文存》《潄润斋诗稿》《宦皖判牍》，惜没有刊印，今已不知存于何处。
“晴山堂石刻”其数量之多、名家之众，历来为世人视为珍宝，是徐霞客留给后人的又一大文化宝库。可惜的是，自清以降，晴山堂遭兵燹之灾，原嵌于晴山堂壁上的石刻散漫于地，清末民初时，“碑石移其宗祠，乱叠风檐下”（胡雨人：《晴山堂帖跋》），如再不整理、抢救，则“断碎日多”“或为牛羊砺角、户圈填湮，或缘兵燹频仍，付诸秦劫（也称“秦火”，指秦始皇焚书之事。这里泛指受战火的劫难）。”（奚忠源《晴山堂帖叙略》）民国六年（1917）无锡县堰桥人胡雨人，发起了整理、拓印、保护“晴山堂石刻”的活动，作为本土本乡的奚忠源也积极参与其事。此时奚忠源已回到家乡“讲学自任”，他对晴山堂石刻也敬重备致，见同为“秀才”出身、志趣相同的胡雨人开展这一活动，自然积极参与。这次活动，他们不仅整理，而且据说还请拓手拓印了“120部”广为赠送各图书馆，其间各文化名人竟相收藏，对石刻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胡雨人还于民国七年（1918）元旦为拓本写了篇《跋》，嗣后，这些珍贵的石刻乃收藏于徐氏宗祠。据江阴人王维屏《南阳岐访问记》称：“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始约同乡刘君谷孙专程前往凭吊先贤遗迹……梧塍徐氏宗祠两厅贮有木架，藏有晴山堂碑百余。”
民国十年（1921），图书馆之父、文化大家缪荃孙任总纂，编纂民国《江阴县续志》，设有“石刻记”条目，特设一子目“徐氏宗祠丛刻”（因此时的石刻还暂时收藏徐氏宗祠内，故称）收录了“晴山堂石刻”中16篇文章。一般的石刻只有一二篇，而“丛刻”竟收录了这么多，足见续志编纂者对晴山堂石刻的高度重视。而且时任该志分纂的张之纯还为之撰了《跋》，《跋》文中称晴山堂石刻“必与唐碑宋碣并重”。张的《跋》后，还特写了一大段文字，说明纂录这么多石刻的原因及评价，“帖之不足，重在碑帖之分，知者鲜矣。噫，从前墓志均出古墓，人多宝贵，前明忽照帖横刻嵌入祠堂所以至多，昔人不收明碑，良有以也。”而收录诸文是别人“寄来拓本”，这寄来之拓本，应该是胡、奚两人请人拓下而供之于《续志》编纂者的。
民国二十五年（1936），徐氏裔孙念曾要将收藏于徐氏宗祠内的石刻进行第二次整理，时胡雨人先生已逝世了八年（胡雨人生于1867年，卒于1928年），他请奚忠源写了篇《晴山堂帖叙略》，其时奚忠源已从上海回到家乡，年龄63岁（奚忠源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卒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所以他在《叙略》中自称“后学六十三叟”）。他为乡人写篇叙略是义不容辞的事。况且，他早年曾参与石刻整理之事。《叙略》还著有“本帖全部目次”，徐念曾请“梁溪文苑阁”将此《叙略》包括“目次”摹勒成石刻，这样使《晴山堂石刻》更臻完美。这篇《叙略》现在晴山堂内，不过此《叙略》与原文有所不同，如原文是“本帖全部目次”，而墙上之文只是“目录”而已，还有原文有“选石纯良，镌工精美”句，而墙上之文却没有此句，其他还有个别字也有所不同。从字迹看，墙上之文不是奚忠源的手笔，可能摹勒时请人另书，因为奚之书法气韵比较清秀、灵动，而墙上之书体比较凝重。所以奚的叙文与其他石刻相映衬，更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详见附后）。奚的二次整理与叙略文章的写作，是对《晴山堂石刻》的贡献。
纵观自清初至民国，北渚奚氏族人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及姻亲情谊，及时地作出努力，为徐学之传承、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1、本文写作得到了黄迈先生的大力支持。
2、奚忠源《晴山堂帖叙略》附后。
作者系江阴徐学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