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徐霞客的朴学思想

朴学，又称考据学。“朴学”一词，始见于《汉书•儒林传》，意思是“质朴的学问”。汉代儒生研习儒经，注重名物训诂考据，尤其是古文经学派，因而后世常称汉学中古文经学派为“朴学”。为了矫正宋明理学的空疏，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影响下，朴学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学术研究从以求实切理为帜志，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征不信”，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

在对大自然的探索中，徐霞客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注重吸收同时代人的新的研究成果，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收集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一是山海图经等传统文献、地方志；二是石碑、石刻；三是田野调查。

徐霞客生于名门望族，家中有众多藏书，他从小时候开始喜欢看地理方面的书籍，长大后又收藏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在《徐霞客游记》中，我们发现虽然在旅途中，他仍然携带了大量这方面的书籍，其中《大明一统志》一直随身相伴，《云南志》《名胜志》等书籍也陪伴他出游西南，而且每到一地，他不惜花费大量时间，搜集各地文献，有时无法购买时，还进行手抄，这些大量文献为徐霞客提供了丰富的知识，也为其开展地理探险活动奠定了基础，使得陌生的万重山水在他脑海中有了清晰的面目，徐霞客的“格物致知”，不再是面对自然的空思冥想，也不是对“心”中“真知”寻求，而是站在前人已有的认识基础之上，去加以实地对照，考察验证。

徐霞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十分重视的，在湘江遇盗时，他奋力将装着文献的一个木匣子扔进河中，强盗离去后，立即跳进河中搜寻，找到木匣子后，“手摹《禹碑》及《衡州统志犹未沾濡也”，他感到万分庆幸。徐霞客路过张宗琏的故乡，特意前往探访其后人，当听到张宗琏的《南程续记》一书被其后人珍藏了200多年，他“苦求得之”，成为他旅途中阅读的一部重要文献，但可惜也在此次遇盗时被毁了，他感到痛惜万分。在广西桂林，听人说在十字街东口有一个书店中有《桂故》《桂胜》《西事珥》《百粤风土记》等书籍出售，他不顾天将要下雨，和静闻一起前去购买。后来徐霞客在考察广西期间频繁使用这些文献。当然他对文献的运用抱持着一种科学的态度，他对各种文献的不同说法尤其谨慎，反复比较，实地考察，询问当地民众，运用多种方法以求得正确的答案，当没有得到正确答案时，他宁可把不同的说法并列呈现，而不轻易地采信其中的一家说法。

<>二、三、孔子在论语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但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一直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对普通的平民百姓很难当作知识的求教对象，他们认为不读圣贤书的人是没有知识的，是草民，愚民。徐霞客在30多年考察中，却坚持拜人民为师，无论乡间秀才，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汉族百姓，还是少数民族，徐霞客都不存偏见。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深入民间进行调查研究的知识分子，比坚守书斋，熟读经书的知识分子有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徐霞客对知识的获得不是抽象地从书本到书本，也不再是纠缠于各种对经典的注释中，他对撰写的东西立足于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事物形成理性认识，他的知识远远走出传统的“经典”领域，而以世界万物为认识的对象。这使他的游记具有了原创性，不仅填补了文献的空白，也开辟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如对岩溶地貌的描述和解释，对气候现象、动植物分布等记载和分析。

   回族在明朝初年才在中国形成的一个新兴族群共同体，但是由于在清代，清政府对回族的镇压，对回族的历史记载十分罕见。徐霞客在游记中对回族的描写，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资料。如马上捷是严守清真习俗的回族文学家，长期居住在昆明，徐霞客与他有过交往，马上捷的家乡族人在撰写他的生平事迹时，大多采纳了徐霞客的记载作为主要材料。  徐霞客出生于名门望族，但是他没有太多的门第观念，他交往的人中三教九流都有，对平民百姓，他没有高高在上，能够体贴他们的生活，感知他们的疾苦。跟随他多年的顾仆在鸡足山卷走他的财物，鸡足山的友人准备派人将其追回时，徐霞客谢绝了朋友的好意，让顾仆一人回到了家乡。

    从湖南祁阳冷水滩起，经广西、贵州到云南昆明，是我国西南地区主要喀斯特地貌区，徐霞客在他万里遐征中，对喀斯特地貌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些文字奠定了他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则界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界于二者之间”（《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P711）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徐霞客在对西南地区长期的考察基础上，对广西、贵州、云南的喀斯特地貌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述。

   在概括性论述的同时，徐霞客对喀斯特岩溶地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并开创地使用了一些名词，如石峰、石山、土山、坞、洼、飘峒、窞、石穴、眢井、天生桥、落水洞、崩坑、石城、石骨、石齿、石萼、石片、天池、潭、海子，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喀斯特地貌，对这些地貌的形成作出的解释在很多方面符合近代地貌学的原理。如对漏陷地貌的解释，《徐霞客游记》中有如此记述：“……岭头多漩涡成潭……是为九十九井。始知是山下皆石骨玲珑，上透一窍，辄水捣成井。”（《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P182)。对地形和石质间的关系，徐霞客认为地形分异变化主要是由土和石两种物质更替交接所引起的，在贵县的郁江两岸，徐霞客写下：其南支渐石化为土，峰化为岗。说明徐霞客对地形和岩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地分析，认识到了二者之间的转化关系。

    思想是时代之魂。徐霞客的朴学思想引领他走出了纯粹的书斋，开始把目光投向广阔的世界，在对现实世界的考察中，徐霞客发现大自然的无穷奥秘，寻找困惑自己多年的长江源头的答案，全新的生命体验使他收获了跨时代的成果，摘取了人类科学史上的桂冠。

    作为一位思想家，我们很难从游记中找到他对朴学思想的直接表述，只是从他留下的两篇著作中，可以找到他思想的脉络。  一篇是《致陈继儒书》，另一篇是《山中逸趣跋》。

     《致陈继儒书》是徐霞客在万里西征之前，写给陈继儒的，这篇不足千字的文章收录在《陈眉公先生集》中，是徐霞客一篇重要的遗文，这篇文章是徐霞客万里远征的策划书，也是徐霞客对自己人生使命的宣言书，可以说是徐霞客对自己一生所负使命的一个总结。徐霞客对仕途经济不感兴趣，对空泛的儒家义理也没有研究的热情。唯独对地理学有着强烈的冲动，他对历史上保留下的地理著作存在着不满足，认为：“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以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所以“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所蒙。”他从早期的科学探索中发现了传统地理学的错误和不足，而力求能通过实地考察，来了解山川河流的本来面目。      徐霞客怀着这样的使命，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获得了丰富而可靠的地理知识，纠正了《禹贡》对“岷山导江”说，以《溯江纪源》这篇伟大的科学考察报告，解答了自己从小存在的疑惑。也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上的许多错误。在我国历史上，地理学著述颇为丰富，但侧重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的记述，而对岩石、水文、植物、气候等作多方面观察记述，系统描述自然新方向的，徐霞客是第一人，这是他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杰出之处，也是《徐霞客游记》获得世界性声誉的科学价值所在。